鍾玉玲，人類學碩士。曾任職編輯，業餘參與文藝活動策劃。現為人類學研究員，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疾病，在身體裏發芽，卻在社會和文化中開花，盤根錯節，形成一張巨大的意義之網。儘管它本身是一個中性詞，但自誕生之日開始就無可避免地附帶上豐富的隱喻。或與一切陰森恐怖的想像聯繫，對身體的折磨，對精神的摧殘，它打破了生命美好的虛構、讓死亡恣意褻瀆高貴的靈魂，它身體和精神關在一個絕望的孤島上，自生自滅；但它也可以是羅曼蒂克的、富有詩意的，可以將人的生命得到昇華。啟蒙時期，盧梭（Rousseau）超脫了前人把疾病視為懲罰的宗教意義，而是把它作為一種自我激情的展現，肯定疾病與過度激情緊密相連的積極因素。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也曾詳細地論述了歐洲在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早期短短的幾十年間，結核病是如何逐步在浪漫主義文學的推動下走上詩意化、浪漫化的神台。疾病一躍成為一種代表個性的審美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