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玉玲，人類學碩士。曾任職編輯，業餘參與文藝活動策劃。現為人類學研究員，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廣州的東川路和中山一路，短短的一公里範圍內一共集中了大大小小五家醫院，其中全市最具實力的三甲醫院就有兩家，再走遠一公里，還有一家專科醫院和好幾家社區醫院。因為我住在附近，也經常要去醫院，這條路對我來說是閉着眼睛也能走下來的。即使從來沒有來過廣州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到這些醫院。因為一出地鐵站，沿路上坐在地上行乞的人就已經是最好的廣告指引。如果說醫院是身體博物館，那麼，醫院外的這條路，就是殘肢展覽會。
在這人來人往的路上，坐了起碼有十個行乞單位。有的是團體，有的是個人，越靠近醫院門口就越密集。和白領一樣，他們上班可是風雨不改，朝九晚五，除了春節放假，其他時間都必定在自己的地盤上坐着。偶爾還有一些偽裝的尼姑遊擊隊在強行送祝福，然後問你要錢。這短短十五分鐘的路程，可是一場蔚為壯觀的身體展覽會。有的行乞者裝備很齊全，有三輪車、行李、掛着牌子講明為何行乞、錢罐、還有，迴圈播放的佛經金曲，甚至會上演戶外卡拉OK秀，大唱流行勵志金曲；有的行乞者則化繁為簡，只要地上鋪一張紙，然後躺在上面就可以了；有些會掛一個大牌子，大聲控訴醫院的醫療失誤；還有一些發動群眾力量，以家人的身份齊齊上陣，老人躺在地上裹着被鋪，子女在一旁拿着錢罐，對着行人磕頭如搗蒜，大喊，「老闆，好人有好報」，甚至連醫院內也有一些假扮聾啞人騙取病人捐款。
對於一個從未見過如此陣仗的人來說，絕對是極大的「文化震撼」，行乞者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不斷提高職業技巧。這是個騙取他人同情以獲得財富的行當，為了顯示自己真實地處於困窘的境地，比慘，比殘，變本加厲地升級殘疾帶來的感官刺激，成了他們的殺手鐧。有什麼能比殘缺的身體更吸引人的注意呢？當然，在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假扮殘疾，有些卻是「被殘疾」。
「怪胎」不低賤，常人的同情更不堪一擊
某天早上八點左右，我如常到醫院去覆診，正走到十字路，看到前方地上有東西在蠕動，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沒有左腿的男人趴在帶輪子的木板上爬行，旁邊還放了兩支拐杖。過了馬路，出現了新的三輪車母子，小孩子看上去只有十歲，腦袋卻像電鍋一樣大，我心裏一沉，只能加快速度向前走，結果在醫院門口，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垃圾箱的對面坐了一個殘疾的男人，他的四肢都被截短了，他臉也被毀容了，五官被腐蝕成五個空洞。如此震撼的視覺洗禮，絕不是任何人能抵擋。我發現走在這一路上的人都十分匆忙，沒有人會停下來看他們一眼，即使偶爾有人會大發慈悲，施捨分文，也不會正眼看他們，就像是把錢丟了一樣。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為何能如此冷靜地記錄下這一切，難道他們不值得同情嗎？毫無疑問，在偽裝與真實交織之下，的確存在身體殘缺的行乞者，他們都有各自悲慘的經歷，更加讓人髮指的是，有許多人居然利用人的同情心，在背後進行集團化操縱，讓四肢健全的人致殘，並把他們作為自己的生財工具。在中國，被誘拐的兒童甚至成年人大多都會被截斷四肢，弄成殘疾，或是被毀容，然後推到大城市繁華的路段行乞。偽造殘缺的肢體來斂財，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然而，如果出於同情給了一分錢，並不能真正幫助到這些悲慘的人們，反而是等於支援了他們背後的惡人。退一步說，我們給出的一分錢，實質只是為自己買回富有同情心的名號，除了增加自我優越感之外，對於這世間的苦難並無幫助。甚至，正如耶魯大學心理系教授保羅·布洛姆（Paul Bloom）所說，人作出許多看似無私的行為都是出自利己之心。再進一步說，就能回歸到孟子與荀子關於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爭論中了。
當人們在控訴社會變得冷漠醜惡，為何這些恐怖的現象不能被制止時，我反而更想瞭解，當我們在談論道德倫理之時，觀者是如何面對殘疾；殘疾對於崇尚年輕、健康社會帶來了何種文化價值衝擊。首先，必須說明殘肢展覽會不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產物。「怪胎展覽」（Freak Show）也曾是風靡歐美的一種生財方式，人們買入場券去看世界上收集回來的各種「怪胎」，變性人、侏儒、畸形人，還有泡在福馬林中的嬰兒死胎，一堆醜陋不堪的肢體散發着異常的誘人魅力，讓人願意花錢會觀看。他們用錢買到了什麼？買到了帶着恐懼的興奮，買到了確定自我正常的認同。殘疾意味着異常，我們的社會從來容不下異類。
美國攝影師戴安·阿爾比斯（Diane Arbus）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紐約街頭，拍下了窮人、畸形人、流浪漢、變性人、同性戀者、裸體主義者、智障患者等的影像，鏡頭下的他們身處陰鬱荒涼的地方，卻停下來擺出姿勢，胸懷坦蕩、充滿信任地凝視着觀眾。據說當她的作品展出時，展館的工作人員還得忙着為作品擦去吐在上面的唾沫。桑塔格曾在《論攝影》中批評過她的作品只是在滿足攝影者和觀看者變態的獵奇心理，認為阿爾比斯「在展示了一些可憐、令人難過又令人厭惡的人，但卻沒有激起任何同情的感情，……暗示了一種既扭扭捏捏又陰險的天真，因為它建立在一種距離感，一種特權」。然而，這些作品之所以能讓人產生各種強烈的情緒，或恐懼、或厭倦、或譴責、或同情、或憤怒，在於他們已經墜入阿爾比斯作品的表像迷宮中，但阿爾比斯卻始終保持冷漠的觀看，沒有同情，更沒有憤怒，因為怪胎並不比正常人低賤，相較之下，更不堪一擊的正是所謂常人的同情。她認為，「大多數的人們非常害怕在人生經歷苦痛。怪胎卻是從那苦痛中誕生的，並已經歷了那苦痛，他們在我眼中是貴族。」
不得不說，能像阿爾比斯一樣對人性有一番透徹領悟並不容易。她卻逼着我們去承認舉世歡騰的幸福生活只是一間紙糊的房子，一捅即破，裏面除了陣陣寒風，什麼也沒有。如果說阿爾比斯鏡頭下的「怪胎」只為滿足變態的獵奇心理而存在，那麼，一如桑塔格口中所說，那些「與情感與倫理有牽連的公眾恐懼事物和殘疾人」，現實社會中的殘肢展覽會又形成了何種城市景觀？
反思對苦難的形成
每當我們談論身體，我們都在談年輕、健康和活力，卻把殘疾、衰老、死亡忽略不計。在大眾的觀念中，身體的健全成為超越種族用於劃分正常與否的深刻界限。每一次遇見殘疾病人，巨大的心靈衝擊在提醒着我們，所謂的正常、健全都只是自己製造的如夢泡影。但非常矛盾的是，為了展示出現代文明人的智慧和豐富的情感，我們絕不能承認這個事實，並要時刻壓抑這種潛意識中的奇怪偏見和表達出眾生平等的美好情操，我們不斷反覆告訴自己，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不應因為其身體形態發生的變化而受到剝奪和忽視。
但事實卻是，再強大的理性也抵不過根深蒂固的偏見，殘肢展覽會對人們帶來的道德衝擊實在難以承受，只能選擇遠離這些殘疾病人，眼不見，心不煩，甚至無視或否認他們的存在：這些都是假扮的、打擊誘拐團夥是國家的事兒，又不是我們造的孽。而後自然地將他們邊緣化，如同這一切都發生在另外一個平行空間。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殘肢展覽會為了博得同情騙取錢財，上演得更加頻繁、戲碼更加逼真、受害的被拐者更多，這一城市景觀也將更加壯觀；然而，能換來的只是路上行人更加漠然的態度，所謂的同情，不是由金錢來表達，而更需要反思自己對這種苦難的形成之責任。
或者不是每個人都會有機會看到殘肢展覽會，但我相信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身體殘疾或者其他行動不便的病人。人們被殘疾吸引，但關注的不是疾病，而是人如何從健全變成殘疾。
我的外婆前段時間不小心摔傷了，大腿脛骨頸粉碎性骨折。在接受手術之後，她暫時還是不能像以前那樣走路，必須坐在輪椅上。從那時開始，她就逃避出門，寧願每天坐在家裏看電視或者躺在床上睡覺。甚至到了家人聚會，也寧願讓子女在外吃完再打包回來給她吃。其實她完全可以到外面去，陽光、空氣和鮮活的生活比任何藥物都靈驗。可她依然不願意，她害怕的是他人的目光。今年九十歲的她摔倒之前是一個身體絕對健康的人，沒有任何基礎疾病，也不知道醫院長什麼樣，隨意在茶樓和公園蹓躂，每天過得好不自在。如果現在要坐着輪椅出去，就等於要打破自己創造的健康神話，接受一些夾雜着同情、譏諷、好奇、責備的問候和眼光所包圍，更有甚者，一些人也許會從以往熱心的好友變成點頭的陌生人。
比起殘肢展覽會，這種形式的殘疾給身體和社會關係帶來了更加直接的困擾和尷尬。人們都假裝明白肢體的殘缺不會影響雙方的互動，但卻不能不時刻留意如何才能不洩露這種假裝的真相。
殘疾，不是身體遭遇疾病的不幸，而是與社會主流價值發生衝突下的犧牲品。它使得我們對殘酷的社會看得更透徹，自己是如何參與共謀，並成為綁架道德規範的偽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