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广州的东川路和中山一路，短短的一公里范围内一共集中了大大小小五家医院，其中全市最具实力的三甲医院就有两家，再走远一公里，还有一家专科医院和好几家社区医院。因为我住在附近，也经常要去医院，这条路对我来说是闭着眼睛也能走下来的。即使从来没有来过广州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这些医院。因为一出地铁站，沿路上坐在地上行乞的人就已经是最好的广告指引。如果说医院是身体博物馆，那么，医院外的这条路，就是残肢展览会。
在这人来人往的路上，坐了起码有十个行乞单位。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越靠近医院门口就越密集。和白领一样，他们上班可是风雨不改，朝九晚五，除了春节放假，其他时间都必定在自己的地盘上坐着。偶尔还有一些伪装的尼姑游击队在强行送祝福，然后问你要钱。这短短十五分钟的路程，可是一场蔚为壮观的身体展览会。有的行乞者装备很齐全，有三轮车、行李、挂着牌子讲明为何行乞、钱罐、还有，回圈播放的佛经金曲，甚至会上演户外卡拉OK秀，大唱流行励志金曲；有的行乞者则化繁为简，只要地上铺一张纸，然后躺在上面就可以了；有些会挂一个大牌子，大声控诉医院的医疗失误；还有一些发动群众力量，以家人的身份齐齐上阵，老人躺在地上裹着被铺，子女在一旁拿着钱罐，对着行人磕头如捣蒜，大喊，“老板，好人有好报”，甚至连医院内也有一些假扮聋哑人骗取病人捐款。
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文化震撼”，行乞者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断提高职业技巧。这是个骗取他人同情以获得财富的行当，为了显示自己真实地处于困窘的境地，比惨，比残，变本加厉地升级残疾带来的感官刺激，成了他们的杀手锏。有什么能比残缺的身体更吸引人的注意呢？当然，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假扮残疾，有些却是“被残疾”。
“怪胎”不低贱，常人的同情更不堪一击
某天早上八点左右，我如常到医院去覆诊，正走到十字路，看到前方地上有东西在蠕动，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没有左腿的男人趴在带轮子的木板上爬行，旁边还放了两支拐杖。过了马路，出现了新的三轮车母子，小孩子看上去只有十岁，脑袋却像电锅一样大，我心里一沉，只能加快速度向前走，结果在医院门口，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垃圾箱的对面坐了一个残疾的男人，他的四肢都被截短了，他脸也被毁容了，五官被腐蚀成五个空洞。如此震撼的视觉洗礼，绝不是任何人能抵挡。我发现走在这一路上的人都十分匆忙，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们一眼，即使偶尔有人会大发慈悲，施舍分文，也不会正眼看他们，就像是把钱丢了一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为何能如此冷静地记录下这一切，难道他们不值得同情吗？毫无疑问，在伪装与真实交织之下，的确存在身体残缺的行乞者，他们都有各自悲惨的经历，更加让人发指的是，有许多人居然利用人的同情心，在背后进行集团化操纵，让四肢健全的人致残，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生财工具。在中国，被诱拐的儿童甚至成年人大多都会被截断四肢，弄成残疾，或是被毁容，然后推到大城市繁华的路段行乞。伪造残缺的肢体来敛财，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然而，如果出于同情给了一分钱，并不能真正帮助到这些悲惨的人们，反而是等于支援了他们背后的恶人。退一步说，我们给出的一分钱，实质只是为自己买回富有同情心的名号，除了增加自我优越感之外，对于这世间的苦难并无帮助。甚至，正如耶鲁大学心理系教授保罗·布洛姆（Paul Bloom）所说，人作出许多看似无私的行为都是出自利己之心。再进一步说，就能回归到孟子与荀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中了。
当人们在控诉社会变得冷漠丑恶，为何这些恐怖的现象不能被制止时，我反而更想了解，当我们在谈论道德伦理之时，观者是如何面对残疾；残疾对于崇尚年轻、健康社会带来了何种文化价值冲击。首先，必须说明残肢展览会不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产物。“怪胎展览”（Freak Show）也曾是风靡欧美的一种生财方式，人们买入场券去看世界上收集回来的各种“怪胎”，变性人、侏儒、畸形人，还有泡在福马林中的婴儿死胎，一堆丑陋不堪的肢体散发着异常的诱人魅力，让人愿意花钱会观看。他们用钱买到了什么？买到了带着恐惧的兴奋，买到了确定自我正常的认同。残疾意味着异常，我们的社会从来容不下异类。
美国摄影师戴安·阿尔比斯（Diane Arbus）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纽约街头，拍下了穷人、畸形人、流浪汉、变性人、同性恋者、裸体主义者、智障患者等的影像，镜头下的他们身处阴郁荒凉的地方，却停下来摆出姿势，胸怀坦荡、充满信任地凝视着观众。据说当她的作品展出时，展馆的工作人员还得忙着为作品擦去吐在上面的唾沫。桑塔格曾在《论摄影》中批评过她的作品只是在满足摄影者和观看者变态的猎奇心理，认为阿尔比斯“在展示了一些可怜、令人难过又令人厌恶的人，但却没有激起任何同情的感情，……暗示了一种既扭扭捏捏又阴险的天真，因为它建立在一种距离感，一种特权”。然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让人产生各种强烈的情绪，或恐惧、或厌倦、或谴责、或同情、或愤怒，在于他们已经坠入阿尔比斯作品的表像迷宫中，但阿尔比斯却始终保持冷漠的观看，没有同情，更没有愤怒，因为怪胎并不比正常人低贱，相较之下，更不堪一击的正是所谓常人的同情。她认为，“大多数的人们非常害怕在人生经历苦痛。怪胎却是从那苦痛中诞生的，并已经历了那苦痛，他们在我眼中是贵族。”
不得不说，能像阿尔比斯一样对人性有一番透彻领悟并不容易。她却逼着我们去承认举世欢腾的幸福生活只是一间纸糊的房子，一捅即破，里面除了阵阵寒风，什么也没有。如果说阿尔比斯镜头下的“怪胎”只为满足变态的猎奇心理而存在，那么，一如桑塔格口中所说，那些“与情感与伦理有牵连的公众恐惧事物和残疾人”，现实社会中的残肢展览会又形成了何种城市景观？
反思对苦难的形成
每当我们谈论身体，我们都在谈年轻、健康和活力，却把残疾、衰老、死亡忽略不计。在大众的观念中，身体的健全成为超越种族用于划分正常与否的深刻界限。每一次遇见残疾病人，巨大的心灵冲击在提醒着我们，所谓的正常、健全都只是自己制造的如梦泡影。但非常矛盾的是，为了展示出现代文明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我们绝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并要时刻压抑这种潜意识中的奇怪偏见和表达出众生平等的美好情操，我们不断反复告诉自己，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应因为其身体形态发生的变化而受到剥夺和忽视。
但事实却是，再强大的理性也抵不过根深蒂固的偏见，残肢展览会对人们带来的道德冲击实在难以承受，只能选择远离这些残疾病人，眼不见，心不烦，甚至无视或否认他们的存在：这些都是假扮的、打击诱拐团伙是国家的事儿，又不是我们造的孽。而后自然地将他们边缘化，如同这一切都发生在另外一个平行空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残肢展览会为了博得同情骗取钱财，上演得更加频繁、戏码更加逼真、受害的被拐者更多，这一城市景观也将更加壮观；然而，能换来的只是路上行人更加漠然的态度，所谓的同情，不是由金钱来表达，而更需要反思自己对这种苦难的形成之责任。
或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看到残肢展览会，但我相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身体残疾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病人。人们被残疾吸引，但关注的不是疾病，而是人如何从健全变成残疾。
我的外婆前段时间不小心摔伤了，大腿胫骨颈粉碎性骨折。在接受手术之后，她暂时还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路，必须坐在轮椅上。从那时开始，她就逃避出门，宁愿每天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躺在床上睡觉。甚至到了家人聚会，也宁愿让子女在外吃完再打包回来给她吃。其实她完全可以到外面去，阳光、空气和鲜活的生活比任何药物都灵验。可她依然不愿意，她害怕的是他人的目光。今年九十岁的她摔倒之前是一个身体绝对健康的人，没有任何基础疾病，也不知道医院长什么样，随意在茶楼和公园蹓跶，每天过得好不自在。如果现在要坐着轮椅出去，就等于要打破自己创造的健康神话，接受一些夹杂着同情、讥讽、好奇、责备的问候和眼光所包围，更有甚者，一些人也许会从以往热心的好友变成点头的陌生人。
比起残肢展览会，这种形式的残疾给身体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困扰和尴尬。人们都假装明白肢体的残缺不会影响双方的互动，但却不能不时刻留意如何才能不泄露这种假装的真相。
残疾，不是身体遭遇疾病的不幸，而是与社会主流价值发生冲突下的牺牲品。它使得我们对残酷的社会看得更透彻，自己是如何参与共谋，并成为绑架道德规范的伪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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