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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作家 Jenny Zhang:很多讀者迷戀移民悲情故事,但我的人物最憤恨美國夢

Jenny 受到中美兩種文化洗禮,常常感到困惑,但也因此相信,世界上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真理。


她相信「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真理」,如同她書中的每一個女孩與她們的家庭的故事,沒有絕對的愛恨對錯。成長正是如此說不清的一回事。 攝:陳朗熹/端傳媒
她相信「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真理」,如同她書中的每一個女孩與她們的家庭的故事,沒有絕對的愛恨對錯。成長正是如此說不清的一回事。 攝:陳朗熹/端傳媒

有人形容她是文壇新貴,是少數代表第二代華裔美國移民的聲音,有人指她的文字露骨、誇張和令人反胃,叫人看不下去;有人從她的故事中看到女孩子在成長中的傷痛,有人看到「中二病」的討厭少女;有人看到家庭中複雜的愛,有人看到當中的恨。以上的種種評價,也許通通都對,或通通都錯,但作者本人似乎不太在乎,因她相信「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真理」,如同她書中的每一個女孩與她們的家庭的故事,沒有絕對的愛恨對錯。成長正是如此說不清的一回事。

酸澀的女孩 酸澀的故事

她叫 Jenny Zhang,生於上海,4歲半時到美國跟比她早兩年移民當地的父母團聚。當她還是跟父母分隔兩地時,會以錄音帶溝通,她會錄一段又一段長達45分鐘的錄音寄給父母,父母又會錄回一大段錄音給她,她就是由那時候開始習慣講故事。「我在我的幼稚園很不受歡迎,但我會編故事去告訴他們說大家我是班上最得人歡心的人。總之我會吹噓一些完全無意義、無重點和虛構的東西。」

到了美國之後,她變得十分害羞和寡言,在學校幾乎不說話,同學都以為她腦子有問題,這令她寄情於閱讀和寫作,「即使不用說話,我也可以講故事。」雖然她話不多,但身邊的一切她都記在心中,她中學時寫了一篇文章,關於她父親離開上海到美國時的畫面:「他搭火車從上海到深圳,再由深圳到香港,轉飛機到美國。我很記得我們在火車站道別的情景,他用力地抱着我,然後聽到笛子聲一響,火車慢慢在視線消失,我父親就這樣突然之間離開了。我想我一直有一種衝動,甚至需要,把一些重要的回憶以故事的方式呈現出來。」

她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和著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2011年至2014年間,Jenny 一直為針對少女讀者的網上雜誌Rookie寫虛構故事及文章,並於2012年出版詩集《Dear Jenny, We Are All Find》。去年,她首本短篇故事集《Sour Heart》由 Lenny 出版社出版,受到不少注目,並將會被翻譯成中文。每個故事圍繞一個由上海移民到美國紐約 的家庭,各人物之間互有關連。所有故事以第一身寫成,敘事者都是青春期十多歲的女孩子,文字坦誠和直接得猶如在看一本少女日記,只是這是本分外沈重的日記。書中每一個女孩的成長都不容易,每一步都走得跌撞。一步傷害,一步甜蜜;一步怨恨,一步諒解;一步執拗,一步放下。 如同書名一樣,不是最苦,也不是最甜,而是在兩者之間的,很酸。

縱然 Jenny 是眾人眼中的甜姐兒, 但她說自己其實是個酸(sour)女孩, 故事中的父親經常叫她 sour apple, sour grape, Sour honeybee 等別名。英文中形容一個人 sour 指的是他/她經常經常抱怨、容易生氣和不太友善的人。但中文的酸有很多不同用法,鼻子一酸、肌肉酸痛、辛醱⋯⋯Jenny 笑言自己中文奇差,大概只看得懂150個中文字,因此她從來都是用英文去理解酸這個字。

縱然Jenny是眾人眼中的甜姐兒, 但她說自己其實是個酸(sour)女孩。

縱然Jenny是眾人眼中的甜姐兒, 但她說自己其實是個酸(sour)女孩。攝:陳朗熹/端傳媒

她想了一想後,補充說:「我和母親都喜歡吃酸,不嗜甜,而且我們都很享受勞動過後,肌肉酸痛得動彈不得的感覺,因為這代表我們付出過,並且之後會更強壯。這大概是很『中國』的思想。酸是一個複雜的字,是介乎痛與快樂之間。美國人把快樂看成十分重要的價值,彷彿他們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快樂,但中國人的價值觀未必如此。對於中國人而言,努力是很重要的價值,努力未必會令你快樂或舒適,但是一種帶着快感的痛苦(pleasurable pain),一種你相信是有回報和有價值的痛苦。他們相信你這刻的確是在受苦,但假如沒有經歷這痛苦,將來會更後悔。這觀念由我的父母和一起生活的中國人圈子灌輸到我腦中。而這是對於生活在新的國家,但思想仍停留在原生國家的移民而言,是十分具象徵性的一種情感。我不認為西方人對此價值有同等的推祟。 」

無法償還的父母債

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機會當別人親生女兒或兒子,如何當別人的子女,回應父母的愛,及償還他們所作的犧牲,是書中不斷重覆的主題。開首的故事 We Love You Crispina,主角 Crispina 的家庭初移民到美國時極度窮困,每天起床都要甩掉爬滿身上的十多隻蟑螂。她的父親不忍浪費食物,吃掉女兒的嘔吐物。她的母親從二十條街以外為她拾來一張寫上「FUCK YA MOMMA」的桌子。三人直到 Crispina 十歲仍然像三文治般睡在同一張床, 緊貼着大家的身體,討論着誰當麵包、熱狗、沙律醬直到天亮。當她知道父母要把她送回上海, 她激動得因為要跟父母分離而跳進漂浮着糞便的河,因為她只想永遠當父母的女兒,永遠當三文治中間的一塊夾心。

Jenny 一家初到美國時十分拮据,如同 Crispina 一樣,她十歲仍跟父母睡在同一間房間,一部分的她很怨恨,但另一部分的她感到世上沒有比每朝在父母身邊醒來更安心的事。Jenny 曾於 Literary Hub 的訪問中形容父母強烈的愛為「無以置信的禮物, 也是無以置信的負擔。」她說:「但當你知道自己的父母童年時所受的苦時,怎能不為自己的存在感到尷尬? 」這也是成長對她而言最懼怕的一件事,「我害怕令人失望,害怕無法像我父母照顧我一樣去照顧他們。」

她在書中寫道: 「每當我的父母以他們為何為我設想來擊敗我的時候(當然他們從來都不是故意的),我都感到十分尷尬。相比之下,我是何等自私,當他們每一天的每一秒都是想着如何為了我們有更好的生活而犧牲自己時,我卻永遠只顧自己。而無論我多努力想追趕上他們,卻永遠有太多我看不見的犧牲。我很難追蹤每一個細節,例如我的父母為了可以穿同一雙鞋子,特地安排日程令到我爸可以在早上穿,我媽晚上穿,即使他們的腳差了足足四個尺碼。這也是為什麼我媽經常絆倒,而且身上總是佈滿傷痕的原因。(*註1)」

Jenny 的父親在上海時修讀英國文學,母親的家族當中也有不少劇作家,可說是書香世家, 但父母卻很不贊成她選擇成為作家的決定。面對家人與自己的對立,她當時選擇了為自己而活。「我想這是我很西化的一面。但我相信假如我為了成全別人的夢想而活,我會是一個更差的女兒、更差的朋友、更差的人,我會充滿怨氣和悔恨。同時,我亦十分幸運地有權選擇所想過的生活,這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擁有。這是非常矛盾的。我的父母千辛萬苦想我有自由去選擇過好的生活,但到頭來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卻不是他們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們至少不會希望我過一個最不快樂、最苦澀和悔恨的人生,所以我還是選擇了嘗試走自己的路。」

「我的父母千辛萬苦想我有自由去選擇過好的生活,但到頭來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卻不是他們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們至少不會希望我過一個最不快樂的人生,所以我還是選擇了嘗試走自己的路。」

「我的父母千辛萬苦想我有自由去選擇過好的生活,但到頭來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卻不是他們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們至少不會希望我過一個最不快樂的人生,所以我還是選擇了嘗試走自己的路。」攝:陳朗熹/端傳媒

迷失在中西矛盾之中

書中故事的主角是移民美國的中國家庭,很多人認為她刻意地表現某種立場,但其實故事大多集中於討論家庭中的角力和人際關係,對於很多人所期待的白人與非白人的拉扯沒有太多著筆,即使是故事中一些女生面對的校園欺凌,那些惡霸也是「韓國幫」。但這不代表她只微觀家庭和個人,對於種族歧視 、權力不平等這類耳熟能詳的移民相關議題完然無知,相反,她明白到真正的暴力,往往是深藏不露,以至於已內化成自然的,令人在不知不覺中壓迫與被壓迫。

全本書只有一個白人角色,就是 Crispina 家其中一個房東,他們一家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兩天去看房子,房東就幻想他們是被迫害的可憐中國人,出於同情而租給他們。故事中的母親說:「他一定以為自己是那些捍衛美國民主的英雄,他不停說: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在這裏會很安全。」(*註二) 只是一句對白,已把作家對於白人優越主義的批判和諷刺表露無遺。

書中白人角色欠奉,也是因為現實中,由於白人優越主義和種族主義,大部分移民家庭都被區隔於白人社區之外。加上初到埗無人無物,自然會跟早些到埗的親戚朋友生活在一起,所以很自然地,白人與非白人的互動其實很有限。Jenny 不諱言道:「彷彿在任何關於有色人種的藝術作品或創作中,都有一種壓力要去呈現白人與非白人之間的互動,或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但對我而言,在歷史上西方文化每分每秒都在影響着全世界,這是像空氣一樣自然和不言而喻的存在,我要如何寫書空氣如何影響人呢?」

然而在個人層面而言,於中西文化磨擦之間成長的她,卻長期感到迷惑。她舉了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中國人說發燒是因為身體受寒,所以當你發燒,更要穿十八件毛衣去保暖,一旦有半吋肌膚接觸到冷空氣便會死!西醫卻說,穿太多衣物會令人過熱,要在額頭上敷冰降溫,否則便會死!兩者都絕對地堅信自己的講法,覺得對方的講法不能接受。

當然這只是很雞毛蒜皮的例子,但不難想像在各方各面都有着互不相容的矛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成長,人很難去確定些什麼。他們(中國人和美國人)各自抱着自己的見解去生活,而看來他們都生存下來,至少暫時兩個種族都未絕種。對於同時接受兩種文化洗禮的我而言,經常感到很困感,但我更明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個終極而絕對的真理,這不代表我停止去追尋,但我需要接受我必需同時兼顧兩種價值。這是很困難的,也帶給我很多煩惱的。」但也許正是這種無法輕易確定,令她不會,也不能對任何議題交出單一而簡化的答案,並能寫出更立體和複雜的狀態。

令人無法得到快樂的 是「美國夢」這終極謊言

個人、家庭,與更大的文化、社經環境,從來都互相影響,無法割裂。Jenny 筆下控訴的,從來不是家人的無知和保守,而是更大的謊言和制度上的壓迫。她曾經於 Buzzfeed 的文章大力批評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諷刺美國作者 Michael Derrick Hudson 為了取悅讀者和提升知名度而採用一個女性中文筆名 Yi-Fen Chou。她指出很多白人優越主義者只看到有色人種的苦難(trauma),「對抗白人優越主義就是要呈現苦難以外的一面。」

然而她的故事也充滿苦難和痛苦,如 Our Mothers Before Them 一章,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時一位老師如何被學生們折磨 -- 綁在樹上、被擲石頭、被迫吃排泄物等...故事穿越1966年及1996年兩個世代的家庭,書寫上一代的痛苦和扭曲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延續到下幾代人。那麼她是如何講述中國家庭之苦難,而不墮入取悅白人讀者的境地?

“個人、家庭,與更大的文化、社經環境,從來都互相影響,無法割裂。Jenny

個人、家庭,與更大的文化、社經環境,從來都互相影響,無法割裂。Jenny筆下控訴的,從來不是家人的無知和保守,而是更大的謊言和制度上的壓迫。攝:陳朗熹/端傳媒

「西方讀者迷戀並非指控歐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白人優越主義的苦難,我猜這是為什麼西方讀者喜歡看中國異見者的苦難故事,因為他們的憤怒是指向中國政府,而非白人,我相信如果那憤怒是指向美國或西方社會的話,他們會比較不喜歡。西方讀者亦十分迷戀於移民的悲情故事(immigrant trauma porn),他們喜歡看到第二代的移民如何怨恨他們的父母的保守和嚴格,看那些家長如何糟蹋孩子的人生,不讓他們擁抱自由開放等等。我十分理解這種說法,這也是真實的經驗。但在我的創作中,書中人物最憤恨的,是「美國夢」這謊言。對他們而言,這完全是謊言和廢話,這才是令他們無法快樂的原因,而並非因為他們來自中國。

這跟長期貧窮(entrenched poverty),以及吹捧美國是機會之地的『美國夢』謊言有關。很多人來到美國想闖一番,但到頭來發覺一代接一代都只能做二等公民,而且永遠無法得到他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我也希望將來可以少寫一點苦難,但我認為有必要讓這些情緒和狀況先釋放和呈現出來,否則只是 elephant in the room(對問題視若無睹 )。」

正因她想指控的不是個人,因此即使故事中的女孩們受到多少委屈和挫敗,或對於父母再不滿,但都表現出對於父母為何如此的理解。她雖然批判,但總以極溫柔的心去書寫書中的女孩,每個故事的結尾,角色們總能看到醜惡以外的或多或少的美麗。「這也許是我的感性作怪,但我希望即使過程中有多少醜陋,但到最後人們仍能看到至少丁點的善良和美麗。最好的結局,是它既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而在青春時期,我們正是不停地轉換章節。但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結束或開始,這所謂的結束與開始可以是一個永遠未完的過渡,正如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脫離過童年(childhood),或真正進入過成年(adulthood)一樣,我們永遠在兩者之間游走、擺盪。」

不要在文字中隱藏自己

文學界古老的格言:write what you know。《Sour Heart》中文字的坦白,與故事的迫真程度,令很多人好奇這是否作者的親身經歷,雖然她指書中的故事某程度上揭露自己以及一同生活的家人和社群的事,但她堅持這是一本虛構的短篇故事集,而非自傳式作品。與其去猜測書中情節是否真有其事,她更希望可以拓寬所謂自傳式文學的定義,因每一個創作或多或少都會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至生活經驗投放於其中,並必定會有作者的身影於其中。她認為,write what you know 所指的是要對自己誠實。

「有時候人們嘗試在作品中隱藏自己,但這通常都行不通,亦無法創作出真正有趣的作品。在作品中對自己誠實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以自己的親身經驗去書寫紀實式的作品,基本上任何類型的創作,無論是虛構小說、科幻小說、奇情、推理,通通都可以用以展現自己。我想這教條純粹是指忠於自己,而非為了取悅別人而寫作。我跟很多作家一樣,曾經歷過一段時期,寫作時很刻意去模仿自己喜歡的作家,我想跟他們一樣偉大,但這令我很迷失,因我隱藏了自己真正的興趣和關注。所以,請寫你真正感興趣的事,很自然地你的興趣會愈來愈深和廣。」

*註1: 英文原文: "It embarrased me whenever my mom or my dad trumped me (although it was never on purpose) with how thoughtful they were, and by comparison, how thoughtless and selfish I had been in only thinking of myself when it seems like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my parents were planning to undergo yet another sacrifice to make our lives that much better, and no matter how diligently I tried to keep up, there was always so much that was indiscernible.It was so hard to keep track of every detail, like how my paretns shared the same pair of dress shoes, alternating their schedules so my father could wear them during the day and my mother at night even though were four sizes too big for her and that was why she tripped so often and so many scrapes on her body." P.7, Sour Heart, Jenny Zhang

註2: 英文原文: "He must have thought of himself as some kind of defender of Amercian democracy. He kept saying, You're safe here. I'll make sure of it." P289, Sour Heart, Jenn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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