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 Jenny Zhang:很多读者迷恋移民悲情故事,但我的人物最愤恨美国梦

Jenny 受到中美两种文化洗礼,常常感到困惑,但也因此相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
她相信“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如同她书中的每一个女孩与她们的家庭的故事,没有绝对的爱恨对错。成长正是如此说不清的一回事。
读书时间 风物

有人形容她是文坛新贵,是少数代表第二代华裔美国移民的声音,有人指她的文字露骨、夸张和令人反胃,叫人看不下去;有人从她的故事中看到女孩子在成长中的伤痛,有人看到“中二病”的讨厌少女;有人看到家庭中复杂的爱,有人看到当中的恨。以上的种种评价,也许通通都对,或通通都错,但作者本人似乎不太在乎,因她相信“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如同她书中的每一个女孩与她们的家庭的故事,没有绝对的爱恨对错。成长正是如此说不清的一回事。

酸涩的女孩 酸涩的故事

她叫 Jenny Zhang,生于上海,4岁半时到美国跟比她早两年移民当地的父母团聚。当她还是跟父母分隔两地时,会以录音带沟通,她会录一段又一段长达45分钟的录音寄给父母,父母又会录回一大段录音给她,她就是由那时候开始习惯讲故事。“我在我的幼稚园很不受欢迎,但我会编故事去告诉他们说大家我是班上最得人欢心的人。总之我会吹嘘一些完全无意义、无重点和虚构的东西。”

到了美国之后,她变得十分害羞和寡言,在学校几乎不说话,同学都以为她脑子有问题,这令她寄情于阅读和写作,“即使不用说话,我也可以讲故事。”虽然她话不多,但身边的一切她都记在心中,她中学时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她父亲离开上海到美国时的画面:“他搭火车从上海到深圳,再由深圳到香港,转飞机到美国。我很记得我们在火车站道别的情景,他用力地抱着我,然后听到笛子声一响,火车慢慢在视线消失,我父亲就这样突然之间离开了。我想我一直有一种冲动,甚至需要,把一些重要的回忆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

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和著名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2011年至2014年间,Jenny 一直为针对少女读者的网上杂志Rookie写虚构故事及文章,并于2012年出版诗集《Dear Jenny, We Are All Find》。去年,她首本短篇故事集《Sour Heart》由 Lenny 出版社出版,受到不少注目,并将会被翻译成中文。每个故事围绕一个由上海移民到美国纽约 的家庭,各人物之间互有关连。所有故事以第一身写成,叙事者都是青春期十多岁的女孩子,文字坦诚和直接得犹如在看一本少女日记,只是这是本分外沉重的日记。书中每一个女孩的成长都不容易,每一步都走得跌撞。一步伤害,一步甜蜜;一步怨恨,一步谅解;一步执拗,一步放下。 如同书名一样,不是最苦,也不是最甜,而是在两者之间的,很酸。

纵然 Jenny 是众人眼中的甜姐儿, 但她说自己其实是个酸(sour)女孩, 故事中的父亲经常叫她 sour apple, sour grape, Sour honeybee 等别名。英文中形容一个人 sour 指的是他/她经常经常抱怨、容易生气和不太友善的人。但中文的酸有很多不同用法,鼻子一酸、肌肉酸痛、辛酦……Jenny 笑言自己中文奇差,大概只看得懂150个中文字,因此她从来都是用英文去理解酸这个字。

纵然Jenny是众人眼中的甜姐儿, 但她说自己其实是个酸(sour)女孩。
纵然Jenny是众人眼中的甜姐儿, 但她说自己其实是个酸(sour)女孩。

她想了一想后,补充说:“我和母亲都喜欢吃酸,不嗜甜,而且我们都很享受劳动过后,肌肉酸痛得动弹不得的感觉,因为这代表我们付出过,并且之后会更强壮。这大概是很’中国’的思想。酸是一个复杂的字,是介乎痛与快乐之间。美国人把快乐看成十分重要的价值,彷佛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快乐,但中国人的价值观未必如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努力是很重要的价值,努力未必会令你快乐或舒适,但是一种带着快感的痛苦(pleasurable pain),一种你相信是有回报和有价值的痛苦。他们相信你这刻的确是在受苦,但假如没有经历这痛苦,将来会更后悔。这观念由我的父母和一起生活的中国人圈子灌输到我脑中。而这是对于生活在新的国家,但思想仍停留在原生国家的移民而言,是十分具象征性的一种情感。我不认为西方人对此价值有同等的推祟。 ”

无法偿还的父母债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当别人亲生女儿或儿子,如何当别人的子女,回应父母的爱,及偿还他们所作的牺牲,是书中不断重覆的主题。开首的故事 We Love You Crispina,主角 Crispina 的家庭初移民到美国时极度穷困,每天起床都要甩掉爬满身上的十多只蟑螂。她的父亲不忍浪费食物,吃掉女儿的呕吐物。她的母亲从二十条街以外为她拾来一张写上“FUCK YA MOMMA”的桌子。三人直到 Crispina 十岁仍然像三文治般睡在同一张床, 紧贴着大家的身体,讨论著谁当面包、热狗、沙律酱直到天亮。当她知道父母要把她送回上海, 她激动得因为要跟父母分离而跳进漂浮着粪便的河,因为她只想永远当父母的女儿,永远当三文治中间的一块夹心。

Jenny 一家初到美国时十分拮据,如同 Crispina 一样,她十岁仍跟父母睡在同一间房间,一部分的她很怨恨,但另一部分的她感到世上没有比每朝在父母身边醒来更安心的事。Jenny 曾于 Literary Hub 的访问中形容父母强烈的爱为“无以置信的礼物, 也是无以置信的负担。”她说:“但当你知道自己的父母童年时所受的苦时,怎能不为自己的存在感到尴尬? ”这也是成长对她而言最惧怕的一件事,“我害怕令人失望,害怕无法像我父母照顾我一样去照顾他们。”

她在书中写道: “每当我的父母以他们为何为我设想来击败我的时候(当然他们从来都不是故意的),我都感到十分尴尬。相比之下,我是何等自私,当他们每一天的每一秒都是想着如何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而牺牲自己时,我却永远只顾自己。而无论我多努力想追赶上他们,却永远有太多我看不见的牺牲。我很难追踪每一个细节,例如我的父母为了可以穿同一双鞋子,特地安排日程令到我爸可以在早上穿,我妈晚上穿,即使他们的脚差了足足四个尺码。这也是为什么我妈经常绊倒,而且身上总是布满伤痕的原因。(*注1)”

Jenny 的父亲在上海时修读英国文学,母亲的家族当中也有不少剧作家,可说是书香世家, 但父母却很不赞成她选择成为作家的决定。面对家人与自己的对立,她当时选择了为自己而活。“我想这是我很西化的一面。但我相信假如我为了成全别人的梦想而活,我会是一个更差的女儿、更差的朋友、更差的人,我会充满怨气和悔恨。同时,我亦十分幸运地有权选择所想过的生活,这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是非常矛盾的。我的父母千辛万苦想我有自由去选择过好的生活,但到头来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却不是他们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们至少不会希望我过一个最不快乐、最苦涩和悔恨的人生,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尝试走自己的路。”

“我的父母千辛万苦想我有自由去选择过好的生活,但到头来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却不是他们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们至少不会希望我过一个最不快乐的人生,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尝试走自己的路。”
“我的父母千辛万苦想我有自由去选择过好的生活,但到头来我心目中的好生活却不是他们所想的。但我亦知道他们至少不会希望我过一个最不快乐的人生,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尝试走自己的路。”

迷失在中西矛盾之中

书中故事的主角是移民美国的中国家庭,很多人认为她刻意地表现某种立场,但其实故事大多集中于讨论家庭中的角力和人际关系,对于很多人所期待的白人与非白人的拉扯没有太多着笔,即使是故事中一些女生面对的校园欺凌,那些恶霸也是“韩国帮”。但这不代表她只微观家庭和个人,对于种族歧视 、权力不平等这类耳熟能详的移民相关议题完然无知,相反,她明白到真正的暴力,往往是深藏不露,以至于已内化成自然的,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压迫与被压迫。

全本书只有一个白人角色,就是 Crispina 家其中一个房东,他们一家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两天去看房子,房东就幻想他们是被迫害的可怜中国人,出于同情而租给他们。故事中的母亲说:“他一定以为自己是那些捍卫美国民主的英雄,他不停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在这里会很安全。”(*注二) 只是一句对白,已把作家对于白人优越主义的批判和讽刺表露无遗。

书中白人角色欠奉,也是因为现实中,由于白人优越主义和种族主义,大部分移民家庭都被区隔于白人社区之外。加上初到埗无人无物,自然会跟早些到埗的亲戚朋友生活在一起,所以很自然地,白人与非白人的互动其实很有限。Jenny 不讳言道:“彷佛在任何关于有色人种的艺术作品或创作中,都有一种压力要去呈现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互动,或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对我而言,在历史上西方文化每分每秒都在影响着全世界,这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的存在,我要如何写书空气如何影响人呢?”

然而在个人层面而言,于中西文化磨擦之间成长的她,却长期感到迷惑。她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中国人说发烧是因为身体受寒,所以当你发烧,更要穿十八件毛衣去保暖,一旦有半吋肌肤接触到冷空气便会死!西医却说,穿太多衣物会令人过热,要在额头上敷冰降温,否则便会死!两者都绝对地坚信自己的讲法,觉得对方的讲法不能接受。

当然这只是很鸡毛蒜皮的例子,但不难想像在各方各面都有着互不相容的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人很难去确定些什么。他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抱着自己的见解去生活,而看来他们都生存下来,至少暂时两个种族都未绝种。对于同时接受两种文化洗礼的我而言,经常感到很困感,但我更明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终极而绝对的真理,这不代表我停止去追寻,但我需要接受我必需同时兼顾两种价值。这是很困难的,也带给我很多烦恼的。”但也许正是这种无法轻易确定,令她不会,也不能对任何议题交出单一而简化的答案,并能写出更立体和复杂的状态。

令人无法得到快乐的 是“美国梦”这终极谎言

个人、家庭,与更大的文化、社经环境,从来都互相影响,无法割裂。Jenny 笔下控诉的,从来不是家人的无知和保守,而是更大的谎言和制度上的压迫。她曾经于 Buzzfeed 的文章大力批评白人优越主义(White supremacy),讽刺美国作者 Michael Derrick Hudson 为了取悦读者和提升知名度而采用一个女性中文笔名 Yi-Fen Chou。她指出很多白人优越主义者只看到有色人种的苦难(trauma),“对抗白人优越主义就是要呈现苦难以外的一面。”

然而她的故事也充满苦难和痛苦,如 Our Mothers Before Them 一章,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时一位老师如何被学生们折磨 — 绑在树上、被掷石头、被迫吃排泄物等…故事穿越1966年及1996年两个世代的家庭,书写上一代的痛苦和扭曲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延续到下几代人。那么她是如何讲述中国家庭之苦难,而不堕入取悦白人读者的境地?

“个人、家庭,与更大的文化、社经环境,从来都互相影响,无法割裂。Jenny
个人、家庭,与更大的文化、社经环境,从来都互相影响,无法割裂。Jenny笔下控诉的,从来不是家人的无知和保守,而是更大的谎言和制度上的压迫。

“西方读者迷恋并非指控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白人优越主义的苦难,我猜这是为什么西方读者喜欢看中国异见者的苦难故事,因为他们的愤怒是指向中国政府,而非白人,我相信如果那愤怒是指向美国或西方社会的话,他们会比较不喜欢。西方读者亦十分迷恋于移民的悲情故事(immigrant trauma porn),他们喜欢看到第二代的移民如何怨恨他们的父母的保守和严格,看那些家长如何糟蹋孩子的人生,不让他们拥抱自由开放等等。我十分理解这种说法,这也是真实的经验。但在我的创作中,书中人物最愤恨的,是“美国梦”这谎言。对他们而言,这完全是谎言和废话,这才是令他们无法快乐的原因,而并非因为他们来自中国。

这跟长期贫穷(entrenched poverty),以及吹捧美国是机会之地的『美国梦』谎言有关。很多人来到美国想闯一番,但到头来发觉一代接一代都只能做二等公民,而且永远无法得到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我也希望将来可以少写一点苦难,但我认为有必要让这些情绪和状况先释放和呈现出来,否则只是 elephant in the room(对问题视若无睹 )。”

正因她想指控的不是个人,因此即使故事中的女孩们受到多少委屈和挫败,或对于父母再不满,但都表现出对于父母为何如此的理解。她虽然批判,但总以极温柔的心去书写书中的女孩,每个故事的结尾,角色们总能看到丑恶以外的或多或少的美丽。“这也许是我的感性作怪,但我希望即使过程中有多少丑陋,但到最后人们仍能看到至少丁点的善良和美丽。最好的结局,是它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而在青春时期,我们正是不停地转换章节。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束或开始,这所谓的结束与开始可以是一个永远未完的过渡,正如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脱离过童年(childhood),或真正进入过成年(adulthood)一样,我们永远在两者之间游走、摆荡。”

不要在文字中隐藏自己

文学界古老的格言:write what you know。《Sour Heart》中文字的坦白,与故事的迫真程度,令很多人好奇这是否作者的亲身经历,虽然她指书中的故事某程度上揭露自己以及一同生活的家人和社群的事,但她坚持这是一本虚构的短篇故事集,而非自传式作品。与其去猜测书中情节是否真有其事,她更希望可以拓宽所谓自传式文学的定义,因每一个创作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至生活经验投放于其中,并必定会有作者的身影于其中。她认为,write what you know 所指的是要对自己诚实。

“有时候人们尝试在作品中隐藏自己,但这通常都行不通,亦无法创作出真正有趣的作品。在作品中对自己诚实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去书写纪实式的作品,基本上任何类型的创作,无论是虚构小说、科幻小说、奇情、推理,通通都可以用以展现自己。我想这教条纯粹是指忠于自己,而非为了取悦别人而写作。我跟很多作家一样,曾经历过一段时期,写作时很刻意去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家,我想跟他们一样伟大,但这令我很迷失,因我隐藏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和关注。所以,请写你真正感兴趣的事,很自然地你的兴趣会愈来愈深和广。”

*注1: 英文原文: "It embarrased me whenever my mom or my dad trumped me (although it was never on purpose) with how thoughtful they were, and by comparison, how thoughtless and selfish I had been in only thinking of myself when it seems like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my parents were planning to undergo yet another sacrifice to make our lives that much better, and no matter how diligently I tried to keep up, there was always so much that was indiscernible.It was so hard to keep track of every detail, like how my paretns shared the same pair of dress shoes, alternating their schedules so my father could wear them during the day and my mother at night even though were four sizes too big for her and that was why she tripped so often and so many scrapes on her body." P.7, Sour Heart, Jenny Zhang

注2: 英文原文: “He must have thought of himself as some kind of defender of Amercian democracy. He kept saying, You’re safe here. I’ll make sure of it.” P289, Sour Heart, Jenny Zhang

读者评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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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何在新世界帶著舊世界的傳統、文化、實踐,活下去是一個所有移民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每個群體的舊世界的遺產的價值都一樣嗎?
    我最近上一堂課講50s美國猶太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困惑,其中有一個作者Ben Halpern,討論了「美國是不同的」跟歐洲不一樣,猶太人帶著「美國夢」相信「人人平等」而來,但在日常生活發現這一個Protestant為主體的國家,在性質上就是恨猶太人的,經歷著「December Dilemma」,無法完全感到認同。
    我就在想,美國猶太人彷彿對自己的傳統、身份無比驕傲,很是一回事。可移民美國的中國人,舊世界的價值觀和美國衝突這麼大,為了逃離舊世界某些不能忍受的、不好的來到美國,還要把舊世界的價值帶給下一代嗎?但同時,如果完全拋掉舊世界,只成為一個美國人行不行呢。

  2. 移民二代成长过程困惑常常是他们的一代父母造成的。人家好好的美国人,爹妈非要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3. 虽然Jenny Zhang4岁时就去了美国,但是看她的照片,眼神和笑容还是中国人的样子,和ABC有很大不同,可能四岁半时,人的个性已经形成不少了吧。

  4. 其實不只美國,全世界的移民都面對同樣的境況,你看看在香港的小數族裔:南亞裔、印度裔、非洲裔,一直都飽受香港人歧視,在許多事情上都得不到同等待遇。在香港的華人/中國人就如在美國的白人,只是在自己地方,被歧視的不是自己而是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