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律師妻子的1000天：高高舉起紅水桶，笑著！

編按：本文為《709律師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尋夫路》的接續下篇。

曾經，對丈夫已經死亡的恐懼，讓李文足喘不過氣來。

2015年11月，當看到廣州的政治犯張六毛死在監獄裏的消息時，李文足哭了。她想到丈夫。想到他是不是已經死了。

這種恐懼，在天津大爆炸時就有。爆炸發生在8月，是丈夫被抓走的一個月。她不知道丈夫關在哪裏，內心充滿驚懼。

2016年的元月。那天，她們得到了一張逮捕通知書，告訴她們，她們的丈夫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接到逮捕通知書一般不是好事，但至少，這讓她們知道丈夫的下落。知道他們還活着。

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要改變心態，積極面對。不能天天哭。」

「從那天以後，我們知道，要好好地活着。為了丈夫能出來。」王峭岭說。「這也是一個節點，你會放棄幻想，知道，再不會比這個更糟糕了，這就是我的生活了。」

她告訴大家，要挺老公，大家首先要穿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的。 「即使你天天哭，也就這樣子，我們得熬啊，扛啊，要改變心態，積極面對。不能天天哭。」

但馬上有朋友反對。說，你們維權，尋找丈夫，出去要苦着臉，才能讓人同情。不能笑啊。王峭岭不以為然。

「其實我以前是很邋遢的。我在教會裏服侍，就和別人比誰能買到便宜貨。常常，穿個大T恤，短褲就出門了。」王峭岭說。

如今，為了丈夫，她們要上網絡，拍照片，還要去見國際上的人權官員。第一次去見人權官員，她們個個都穿得鮮亮，畫了妝，精氣神十足。 「一個人在困境中不低頭，人們才願意幫你。」這是王峭岭的理論。

她們以前都很少穿大紅色。李文足更是。她的風格文雅素淨，喜歡的就是灰黑色，甚至從來沒有一件大紅色的衣服。

從一開始不習慣，先穿點紅色元素，比如紅鞋子，紅包，再到穿上大紅的棉衣。李文足也突破了自己。有一次到最高法控告，她聽到一位接待的女法官在悄悄議論她的衣着品味。

穿紅衣的女人們彼此鼓勵着。 「你們這樣漂亮，讓他們（指警察）很崩潰，你們知道嗎？」一個朋友說。

但真正的轉折是紅桶的出現。在一張流傳於網絡的照片上，4個律師的妻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每人舉了一隻紅桶。上面寫着各自丈夫的名字。她們不是愁眉苦臉的，而是笑逐顏開，似乎剛剛開了Party回來。「她們那麼美。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政治犯家屬』的想像。」一位觀察者說。

紅桶的照片在網絡上不脛而走。此後每次的抗議現場，律師的妻子們都會人手一隻顏色鮮亮的紅桶。其中一張，原姍姍1歲多的小女兒，就坐在桶裏。孩子黑油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這個陌生的世界。

紅桶的創意完全出於偶然。

李文足記得那天。她們去天津第二看守所回來的路上，順便去批發市場轉轉。那天，她們幾乎買下了所有紅色的可以搭配的東西，紅圍巾、紅雨傘、紅布、皮包、墨鏡……

李文足是大家的「服裝設計師」，她挑選的東西時尚感十足。就在那一刻，她看到了一家商鋪門前放的紅桶。顏色特別鮮亮。經常要去上訪，或許能當作凳子用？就先買下來吧。

一人拎一個桶子，路過打印鋪，有人提議，把丈夫們的名字打印上去吧！四個家屬，把自己想說的話都寫上去。「全璋，我愛你，想你等你。」王峭岭讓李文足這樣寫。李文足覺得太肉麻，就寫了個「全璋等你。」

桶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場。在下一次上訪時，她們拿上了紅桶，在法院門口，站成一排，還擺出各種造型。

「我們又沒有舉牌，為什麼抓我們？」「你們舉桶子了。」

她們過去也舉牌抗議過。但在中國， 「舉牌」是有風險的。2013年，北京的丁家喜律師就因為在街頭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而被抓捕。而提着桶子，總不會有罪吧。

在法院門口，她們剛拍完照片，警察來了，把她們全部帶到了附近的掛甲寺派出所。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幾位律師。

「我們又沒有舉牌，為什麼抓我們？」李文足問警察。

「你們舉桶子了。」警察回答。

他們被留置在派出所將近24小時，紅桶作為作案工具，被沒收了。但這件事給了她們靈感。從那以後，紅桶成了她們的象徵。鮮亮的紅桶打破了「709」律師家屬維權的悲情形象。「國際社會的關注也是從紅桶開始的。」王峭岭說。

「苦情的東西看一次，兩次。第三次就不想看了。我們的紅桶照片，人一看，就會發現我們是戰鬥力很強的人。你老被說可憐，人家就會離你很遠。」王峭岭說。



紅色是有殺傷力的。王峭岭記得，有一次她們集體去天津圍觀一個案件，有好幾百警察，以及好幾輛警車嚴陣以待。她們就到一個朋友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門，先到最高檢旁邊的商場衞生間，換了大紅色的衣服，上面寫了字，昂首挺胸走過圍觀的人群，以及警察面前。

「只要你堅持，姐就陪伴你一天！」

生活是艱難的。尋找丈夫的過程中，愛哭的李文足，有時會在某一個瞬間淚崩。

她記得，有一次外出回到家，發現新換不久的門鎖被破壞了，家裏電也被停了。她請來開鎖公司才打開門。當打開冰箱時，發現父母臨走時專門給她包的餃子，全壞掉了。那一刻，壞心情完全攻陷了她。

「如果沒有峭岭姐的陪伴，我無法走到今天。」李文足說。在丈夫被抓走、杳無音信的三年多時間裏，她有很多次，覺得自己要堅持不下去了。當「709」律師一個個被釋放回家，只有王全璋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時，王峭岭依然在她身邊。

「很多時候，我們之間有默契。」王峭岭說。

在709發生之前，她們並不認識。王峭岭記得第一次見到李文足時，是2015年的8月份，在天津，她們一幫家屬去尋找丈夫。李文足一說話眼淚就掉下來。美麗，柔弱，讓人心疼。

但慢慢地，王峭岭發現，李文足雖然柔弱，卻是其中最堅韌最單純的一個。「很多人以為她好欺負，其實她骨子裏很倔強。」

她們情同姐妹。在很多次和秘密警察抗爭的時候，兩人並肩戰鬥。她們一起被扭着胳膊押走， 一起被帶進派出所，一起在派出所裏故意大呼小叫，給對方傳遞消息。2017年，在長沙，她們去長沙圍觀謝陽案，到看守所給謝陽存錢時，李文足親眼目睹王峭岭被警察打了一耳光。

峭岭是潑辣的。盯梢的流氓對她說下流話，她會直接罵回去。而文足不會。「她是一個年輕的小媳婦。不會罵人，罵不出口。而我，無所謂。」王峭岭說。

兩人又是互補的。峭岭不修邊幅，文足對時尚敏感，她們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2017年的3月，最艱難的日子，李文足搬到了王峭岭家住了七個月，她們朝夕相處。孩子也在一起相伴。那段在一起的日子，讓丈夫不在身邊的她們感到安全。

但她們也有矛盾。 那是有一次在河南。她們去陪伴着江天勇的妹妹去探監。在看守所門口，對 「要不要跨進去。」她們發生了爭執。王峭岭認為，既然來了就要進去；文足則認為，來了後進去也見不到，沒必要做更多的冒險。兩人為此爭吵了起來。 最終，文足被說服了。

2017年4月29日，王峭岭的丈夫李和平終於回來了。

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流淚了。王峭岭和跨進家門的丈夫緊緊擁抱。他在獄中被折磨的滿頭白髮，消瘦木訥，女兒佳美一開始都沒認出爸爸。

李文足和兒子泉泉也站在一旁。看到佳美撲到爸爸懷裏。泉泉呆呆站着，給媽媽說，媽媽，你能陪我到房間裏躺會兒嗎？李文足知道，兒子是想爸爸了。那一刻，她很難過。

事實上，在內心裏，她也有一絲擔心，她們的丈夫都回來了，峭岭姐還會陪着我嗎？

王峭岭沒有辜負這份姐妹的期待。在當天，她就聯絡家屬們，一起發聲：709，一個都不能少！

在接下來的日子，她們繼續奔波。王峭岭堅持為丈夫李和平律師維權，她控告丈夫在獄中遭受酷刑。李文足則繼續尋找丈夫。

每個週末，她們依舊出現在最高法院門前。契而不捨地去反映和控告。

王峭岭必須小心。秘密警察把她視作危險的人，視作鼓動李文足繼續維權的危險分子。但他們其實也知道，經歷過這麼長時間的陪伴，兩個人已是姐妹情深，她一定會為她出頭。

「只要你堅持，姐就陪伴你一天！」王峭岭告訴李文足。

「有時我會想，上帝為什麼會讓她戰鬥到最後？」王峭岭說。她也慢慢發現，最柔弱的李文足，其實也是最單純，最堅定的。

「很多時候，一個人和兩個人就不一樣。當你走在路上，回頭一看，身邊有一個人在的時候。那時候，你會多一分力量。」蘇楠說。

「如果不是有上帝，我也不會去付出那麼多。」 王峭岭在教會12年。她把這一切歸結為自己有信仰。在每一個軟弱的時刻，她會向上帝禱告。她說她曾想過自己是最後一個，但沒想到是李文足。「我想，上帝是讓我有機會陪你。」她對李文足說。

「不要再跟王峭岭聯繫了。她已經踩了紅線了，而且把紅線已經踩成紅絲帶了。」

在丈夫失蹤後的1000多天裏，曾經有一次，李文足真實地感到了死亡的迫近。

那是2017年冬天。那天很冷，在長沙市中級法院門前，她再次被4個警察拖走。

這原本是家常便飯了，但那天，當她被警察拖走時，她身上穿的羽絨服的裏子，突然蒙到了臉上。那一瞬間，她就要窒息了，但卻沒法喊出聲來。出於本能，她拼命地掙扎着，扭動着身體，直至終於能夠呼吸。

大多數時候，她站在秘密警察的面前，是勇敢而堅定的，不讓對方看到深藏自己心中的恐懼。

「其實在我最開始尋找丈夫時，無知無畏，還沒有這麼恐懼。後來經歷了很多的時刻，看到峭岭姐被搧耳光，我自己被推撞到車門上，頭上撞了個大包。又看到二敏姐被暴打，這些反而都讓我越來越害怕。」她說。

最恐懼的，還是被軟禁在家中時，她要推門出去，發現怎麼都推不開，眼前是一個醜陋的、粗野的大光頭，那是被僱來看管她的流氓。2017年的11月8日，美國總統川普訪華，她被軟禁在家裏。當她要抱着孩子去下樓時，就是這個大光頭將頭湊過來，不讓她和孩子出去，並且謾罵她。

或許是那張兇惡的面孔嚇着了孩子。那些天，泉泉連續做噩夢，說媽媽在樓梯口被鬼抓走了。

無可名狀的恐懼，被她堅強勇敢的外表掩蓋着。但還是常常會在不經意的時刻襲擊她。
而圓圓臉、短髮、嘴角總是掛着平和微笑的王峭岭，看起來無所畏懼，其實也只是表象。「人總是有恐懼的。但現在畢竟比剛開始的時候，好了很多。」她說。

曾經，恐懼也攫住了王峭岭。那是2016年，有一天，她出門，發現自己家所在的樓道，以及車庫出口，都突然增加了三、四個攝像頭。

「這麼多密集的攝像頭，我不得不承認，我很恐懼。」王峭岭說。尤其是那段日子，不斷有家屬、律師、朋友們告訴她：你現在很危險。她也知道國保在恐嚇別的家屬：「不要再跟王峭岭聯繫了。她已經踩了紅線了，而且把紅線已經踩成紅絲帶了。」這些話語的威脅，和盯着她、尾隨她的，膀粗腰圓的壯漢一樣。讓她的心不由自主地緊縮。

她記得，李春富律師被抓走的那天，她去安慰了春富的妻子後回來，越接近小區，心裏越緊張，害怕回家，索性就停車在路邊。

放下座椅，她躺着。路邊不停的有車呼嘯而過，走過的人們說笑着。已經快深夜12點了。她甚至覺得在陌生的路邊，也比在家中安全……那一刻，她意識到了自己的恐懼，也決定把恐懼說出來。她寫下一段話，告知網友，並作為遺言：這一年我為自己的丈夫，為自己的家庭所做的一切，從沒有後悔過。如果被抓，就是成全了我，讓我從一個不動腦不思考的家庭婦女，徹底成為了一個公民。到時我會說：謝謝黨和國家！

「今天我們若放棄自己的丈夫，明日我們會愧對兒女的質疑。」

2016年6月，李文足和王峭岭決定駕車，從北往南，跑700多公里，去看望住在北京之外的「709」家屬們。其中一站是長沙，那裏有陳桂秋，她是律師謝陽的妻子。謝陽和李和平在同一天被警察抓走。

她們見面，聚會，討論衣服和美食，去大吃大喝。正是因為這樣的彼此扶助，當共同站在一起時，她們慢慢戰勝了恐懼，並終於成長起來。

「今天我們若放棄自己的丈夫，明日我們會愧對兒女的質疑……我們無法打開監獄的大門，救出來自己的親人。但我們必不停止呼籲，不停止控告，不停止一切我們能做的！」

「時至今日，709成了良知尚存的中國人心頭的一簇火苗。所以，回憶披露過去的經歷，不是要在痛中駐足仇恨，而是我們發現在痛中，我們活出了愛。」

2018年6月，原姍姍的丈夫謝燕益律師回家了。他很快完成了一本叫《709記事及和平轉型500問》的書，王峭岭在應邀為這本書寫序言時，這樣寫道。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我在北京見到王峭岭。當我問她，為什麼會選擇抗爭而不是沉默時，她笑嘻嘻地說：「本能啊。」「其實現在這種情況，我們家屬只要在一起玩、吃飯，就是在抗爭了。」

她們包彩色的餃子，邀請曾經在「709」發生的這3年中，傾力幫助過她們的律師或其他朋友來吃。她們發起「709的禮物——三週年感恩行」，去探訪那些還在獄中的人，例如被關押在河南的江天勇律師，和被關押在徐州的余文生律師，即使並不能真正見到他們。她們每到一處，都要在網上曬出「709美食吃喝團」的鮮豔照片。把「飯醉」也當作一種抗爭。

在丈夫被抓走3年多後，李文足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過去的那個自己」。在帶淚的笑中，她說，「王全璋要出來了，估計都認不出我了。」 她不再是過去那個文靜羞澀的女性了。「我都被國保罵做瘋女人、潑婦了！」

6月6日，是王全璋失蹤的1062天，李文足和兩個姐妹去天津一看給他存錢送物。碰巧遇到看守所大門開合的那一刻：高聳的鐵絲網、排列整齊的警車、攔阻視野的另一堵高牆，敞開暴露在眼前。那一刻，她心裏萌生了衝進去的念頭。但還是克制住了。

「三年來的經驗證明，只有家屬堅定地站在最前面，律師更有空間有所作為。而家屬只要在法律的框架裏面，是可以依法維權的。」王峭岭曾這樣寫到。

但她並不是得到每個人的支持，包括朋友們。她說，在身邊，始終有兩個聲音。一個是妥協，一個是不妥協。總是有朋友勸她們，為了讓王全璋早日出來，她們可以和當局妥協，不用再這樣堅持抗爭。

但王峭岭和李文足有自己的主張。 「你讓我用妥協換取應有的權利，我心裏很難受的。我不能拿人的尊嚴，和生命的貴重去和他們交易。」

「你本來有的，被搶走了。要你妥協，你怎麼能做到？」王峭岭說。

李文足堅持為丈夫控告，同時還要求官方追究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的事情。她狀告公安局在自己遭到「朝陽群眾」圍攻時不作為，也起訴官媒誣陷自己為「賣國賊」，是侵害了她的名譽權。王峭岭則起訴北京市公安局不讓他們一家出境，並要求歸還護照。她倆各自提起了六、七個訴訟。

這都是她們不肯妥協的一種表現。而這種堅決的態度得到的並非全是支持，有一些原本支持她們的朋友，也批評他們「不知妥協」，「太過激。」「如果能讓王全璋先出來，即使和官方做一些妥協，也不丟人。」一位資深的律師抗爭者就這樣認為。

但王峭岭不認可這樣的說法。 「過去的政治犯家屬，家人出來，可能事情就完結了。但對我們來說，可能才剛剛開始。」她說。她會堅持為丈夫在獄中可能遭受的酷刑而控告，也會陪伴着李文足，和她一起等待王全璋歸來。

她說，自己最初並不懂得「發聲」的含義。直到「709」發生，她才認識到，政治其實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而抗爭，是沒有低調的。舉個例子，當你回家發現房子被拆，火燒到了門口。你能怎麼樣？」她說。

「我們的原則，是不妥協。但我們也不虛假。被警察打一下就是一下，絕對不會說三下。拖走就是拖走。我不說你打我鼻青臉腫。這些基本的東西不能造假。」

蘇楠對她們的堅持表示欣賞。她認為，在為丈夫維權，也為自己維權的過程中，她們很重要的一點，是找到了自己維權的節奏和原則。這個原則，最關鍵的就是「不能受制於人」。

「很多人對過『不受制於人』的人生，是很難理解的。但她們的故事，能給人啟發。」蘇楠說。

她認為，在中國的環境下，維權的關鍵，是當事人是否願意為公平正義付出一定的代價。對一些人來說，所謂的正義是可以拿來交易的，但李文足、王峭岭她們不是。 她們抱着這樣的原則和理念，堅持不和當局做任何妥協。她們確實始終「不受制於人」，既不受制於敵人，也不受制於朋友。

她也認為，「在王全璋這個案子中，想和稀泥，想做和事佬（勸王全璋認罪，以換取早日出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其實很多事情原本就是這麼簡單。你沒罪，他們讓你認罪。憑什麼？其實這是最簡單的問題。但在我們的環境裏，就特別困難。」

「當你不惜一切追求公平正義，傷害你的人就會後退。」蘇楠說。

但李文足顯然並不是一直那麼堅強。她經常會夢見丈夫回來了。

「上次夢見他，很難受。我在樹林裏找到他，像乞丐一樣，又瘦又髒又亂，吃爛掉的檸檬，特別可憐。每次都是夢見他回來了，一眨眼又找不到了，很着急的感覺。」她說。

她承認，自己有時會想，我為什麼會這麼慘？把我留在最後一個？

「我想，是上帝要考驗你。一個人把石頭推上去，又被上帝推下來，你會問，上帝你是在耍我嗎？但你同時會發現自己變得強壯。」王峭岭對她說。李文足覺得是對的。

「上帝是把我們放在一個環境，擠呀擠呀。橄欖不擠壓是不出油的。聖經上說，有用的東西，美好的東西，環境擠壓才能出來。」王峭岭又用聖經裏的話來比喻。

但她也知道，她是因為有信仰，可以依靠上帝。而李文足，在這樣艱險的環境裏，在沒有信仰支撐的情況下，已表現出了最大的勇氣和堅強。

2018年10月15日，李文足、王峭岭等人再次到位於紅寺村的中國最高法院接待中心遞交督促函。她們穿着黑色的衞衣，背後印着「困難群眾」的字樣，胸前印着王全璋的頭像，寫着「釋放王全璋」。遞交完後，大家一起再次在紅寺村的汽車站牌前合影。

李文足回到了位於回龍觀附近新租的房子。上了一年級的泉泉，不知道是最近搬了新家的緣故，還是他長大了，有好幾次，泉泉都問媽媽，爸爸是不是不在了，死了。

「爸爸快回來了。現在怪獸還沒打完呢，我們還要加油。」李文足抱起兒子，輕輕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