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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談判第24年:氣候政治漸成主流,領導者卻身影模糊

氣候談判的前提是一份信任,信任政府間的合作可以帶領人類拯救自己的未來。今時今日,這份信任,亟需養分。


「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在波蘭西里西亞省的首府卡托維茨(Katowice)舉行,波蘭90%以上的煤都產自西里西亞省,是歐洲煤炭產業的心臟之一,圖為西里西亞省的Pawlowice,一名煤礦工人的臉被煤塵覆蓋。 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在波蘭西里西亞省的首府卡托維茨(Katowice)舉行,波蘭90%以上的煤都產自西里西亞省,是歐洲煤炭產業的心臟之一,圖為西里西亞省的Pawlowice,一名煤礦工人的臉被煤塵覆蓋。 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卡托維茨(Katowice)的最低温降到了零下。景色有些朦朧,空氣中帶着濃烈的燃煤味。

「這邊是波蘭的工業區,你聞聞這空氣就知道,跟波蘭其他地方不一樣」,2018年12月8日,在一場呼籲各國關注氣候變化的遊行上,來自華沙的幾個環保行動者扶着口罩對我說。「你們這霾的口味也太單一了,北京比這個層次豐富多了」,住在北京的我皺了皺眉頭。

波蘭南部的卡托維茨人口30萬,是波蘭第十大城市,西里西亞省首府。自19世紀以來,這裏就是歐洲煤炭產業的心臟之一,波蘭90%以上的煤都產自西里西亞省,從1990年代開始,這裏開始了從重工業轉型多元產業的漫長探索。卡托維茨的西里西亞博物館裏,掛滿了畫着礦坑、井下工人、冒着黑煙的煙囱的藝術作品,商店裏賣着煤球圖案和形狀的紀念品。

2018年12月的前兩週,第24次聯合國氣候大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簡稱COP)在卡托維茨舉辦。3萬多代表、觀察員和媒體,圍坐正在轉型的歐洲煤都,討論氣候變化的未來,是波蘭政府和世界各國都覺得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更加緊迫了嗎?至少,許多人來之前是這麼想的。

連續24年的國際間氣候協商坎坷難行,先是1997年第三屆大會上主張減排的《京都議定書》因美國其後退出效果大減,其後是第15屆2009年談判失敗沒有達成新協議的哥本哈根大會,然後是2015年成功簽署了《巴黎協定》的第21屆大會,經歷了這些節點之後,氣候談判走到了卡托維茨。

樂觀的氣氛沒能持續很久。

2018年12月15日,「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最終達成協議,大會主席庫爾提興奮得跳起。

2018年12月15日,「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最終達成協議,大會主席庫爾提興奮得跳起。攝:Janek Skarzynski/AFP/Getty Images

1.5度之爭

原定於12月14日結束的卡托維茨大會,「拖堂」到12月15日才通過了最終決議。這份決議案讓氣候變化關注者和環保運動人士很無奈:決議沒有「歡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於2018年10月發布的《全球升温1.5度特別報告》,而只是「歡迎其按時發布」。

在《巴黎協定》中,聯合國195個成員國政府達成共識,在2100年以前,要將全球變暖控制在不超過前工業化時代2度的範圍之內,並展望「1.5度的更大目標」。後者是應許多生態脆弱並缺乏應對能力的小國堅持而加入的條款。

自1988年開始專門研究人類活動對氣候影響的IPCC,在2018年的特別報告中指出,「2度」目標不足以避免災難後果,為了防止北極海冰消失,避免珊瑚礁走向滅絕,防止更多的災難天氣,有必要將人類控制氣温的目標調到只比工業化之前高1.5度的水平。這份報告,可以視為科學界向氣候大會發出的促請。

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Carlos Miguel Gutiérrez)在開幕式上把話說得很重:「我們已經處於極為急迫的狀態。」

2018年11月的G20峰會期間,「氣候透明」(Climate Transperancy)組織發布報告稱,按各國當前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減排方案,2030年的全球温室氣體排放仍會超過400億噸,要達到《巴黎協定》中的2度目標,屆時的排放必須控制在300億噸以下。要想達成更優的1.5度目標,這個數目還要再減少1/3。

各大環保組織因此希望各國能夠在2020年前,更新之前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設定更大規模的減排方案——直奔1.5度。但是,在現實操作中,這很有難度。它要求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快速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這涉及到能源轉型中的複雜利益,也涉及到國家間的關係。

透過國際間合作來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給出了一份希望。卡托維茨大會最重要的議程,便是把《巴黎協定》的大框架落實成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則書」。落實這個規則書就像是「在空房子裏配傢俱」,規則書的具體細節決定着全球減排的力度如何?約束力如何?最重要的是,是否要認可1.5度的這個目標?這是卡托維茨大會最具象徵性的談判熱點。

2018年12月14日,「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期間,波蘭學生舉著標語牌和橫幅到場抗議。

2018年12月14日,「COP24」聯合國的氣候大會期間,波蘭學生舉著標語牌和橫幅到場抗議。攝:Omar Marques/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圍繞着如何評價IPCC的「1.5度報告」,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大會第一週,大多國家希望在決議中對這份報告表示「歡迎」(Welcome),但美國、俄羅斯、沙特和科威特組成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同盟,要求將「大會歡迎IPCC1.5度報告的出台」改為「大會注意(Noting)到IPCC1.5度報告的出台」。這種聯合國式的文法遊戲,是國際見合作進度不佳的寫照。

「1.5度目標」的議題,相當於是被「暫時擱置」了——畢竟,2度的目標都需要付出很大代價。就算大會認可了1.5度的目標,各國又是否能行動?在會場上,有國家代表認可這份報告的科學性,但對它給出的這個減排目標是否可行提出了諸多質疑。尤其是,各國有什麼動力和經濟能力去推動,承擔這個激進的減排方案?

「氣候變化是有十足科學證明的,一清二楚」,問及歐洲是否有美國那樣的氣候變化懷疑論,總部設在黎巴嫩的非政府組織「氣候行動網絡」的政策顧問杜富爾(Lucile Dufour)告訴我。

她說,歐洲人大多意識到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根據一份歐洲投資銀行的最新民調,在會議的東道主波蘭,就有高達72%的人表示關注氣候變化。可能,關注氣候的問題意識是一回事,行動起來,卻總有民意和科學都無法左右的挑戰。

日益模糊的「領導者」

2015年,當《巴黎協定》出台時,全世界一片歡呼。這份協定之所以在當時能夠達成,端賴三個因素:中美之間的合作、歐洲的配合,與當時主賓國法國的積極推動。

《巴黎協定》達成的一年前,2014年11月,習近平和奧巴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夜聊長談,話題之一便是如何在中美之間形成共識,解決長遠的氣候變化問題。次年,氣候大會的主賓國法國利用東道主之利,在議程上大力助推,在中美形成減排減碳的共識基礎上,達成了《巴黎協定》。

但是,2017年8月,特朗普上台5個月之後,旋即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美國的退出造成的國際「領導力」缺失,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未來打下了一個巨大的陰影。

在卡托維茨,美國代表團給人的普遍印象是「存在感低」:缺乏政府高層到場,代表團團長僅是國務院海洋、環境和科學代理助理部長加伯(Judith Garber)——相較而言,不少大國都會派出環境部長乃至更高級別領導人。

美國代表團如今還多了傳遞特朗普政府「信號」的任務。重啟煤礦業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綱,在會場上,美國召開了一次發布會,介紹如何讓煤炭變得「清潔、高效」。

北美原住民組織「全球草根行動網絡」的托斯卡諾(Jose Toscano)對我說:「美國代表團根本偏離了氣候問題的議題,他們還邀請污染者加入代表團,說什麼『清潔用煤』?我們都知道化石能源怎樣都不夠清潔。」在美國代表的發布會上,他們和其他組織發動了一場抗議,高喊「把化石能源留在地底下」。

2017年6月1日,法國巴黎,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巴黎市政廳亮起綠色燈光,表達對特朗普政府決定的不滿。

2017年6月1日,法國巴黎,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巴黎市政廳亮起綠色燈光,表達對特朗普政府決定的不滿。攝:Imagine China

儘管美國退出,但巴黎協定仍然有效,許多人仍然希望能通過巴黎協定的框架,避免更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問題是,誰來領導?

在公眾印象中,歐洲一直是能源轉型的倡導者與氣候議題中最「政治正確」的一員。其實,歐洲的自顧不暇遠遠超出想像。根據氣候透明組織的報告,歐洲的排放控制力度也遠遠不夠。按照現有趨勢,歐盟難以完成2030年的減排標準。尤其歐盟雖然作為一個整體制定排放計劃,但西歐國家和東歐國家之間存有分歧。

主辦國波蘭便是對氣候問題曖昧不清的歐洲國家之一。波蘭長期依賴煤炭,與化石能源相關的利益集團龐大而不易撼動。來自華沙農夫市集組織的尼金斯基(Nizinski)對我說:「波蘭政府掌控着很多能源公司,以保證財政收入,所以政府不願意採取必要的行動。事實上,波蘭的煤質量差,我們還要從俄羅斯等國家進口很多煤炭,劣質散煤就由人們買來取暖,導致嚴重的空氣污染,這對我們的健保系統也構成了很大壓力。」

主辦國掌握着會議主席團的位置,可掌控會議流程,挑選發言代表,處理代表們擬定的文件,需要的時候還可以適當「越俎代庖」,對代表們的爭議,主席團可以居中調解,給出解決方案,把會議「逼」向某個方向。但是,對今年波蘭主席團的表現,坊間評價不佳。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法國代表團成員告訴我:「他們就是做程序上的事情,程序之外不做什麼,沒有很強的推動解決問題的決心」。

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托佛·博萊斯塔(Krzysztof Bolesta)在一篇大會通訊中寫道:「(在這次大會中)聯合國秘書長在會議前後和各國領導人聯繫奔走……他這麼活躍的角色毋寧是讓主賓國尷尬,因為這些工作,本來應該是主賓國的外交部來做的。」

大會期間,氣候行動網絡組織設置了一個「化石獎」,相當於氣候行動領域的「金酸梅」,每天頒給那些最拖談判後腿的國家。主賓國波蘭前後兩次贏得這一「殊榮」。遊走在談判邊緣的NGO,氣候行動者對這個獎項津津樂道,然而中彩的代表團們,並沒怎麼在意。

2015年11月28日,在COP21聯合國的氣候大會前夕,戴上世界領袖肖像的請願者,在巴黎舉行早餐會。

2015年11月28日,在COP21聯合國的氣候大會前夕,戴上世界領袖肖像的請願者,在巴黎舉行早餐會。攝:Eric Feferberg/AFP/Getty Images

帶領市場刺激減排?

自從《京都議定書》在執行層面的節節敗退,觀察者對單單利用國家間合作的政治機制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法,也逐漸失去了信心。這其中最大的掣肘,便是各國擔心減少排放對經濟發展帶來太大影響。

近些年來,人們將目光投向一種更加市場化的方案:不要把應對氣候變化看成是人類紮緊褲腰帶共克時艱,而是要有一種互惠多贏的思維——政策引領資本進入減排領域,用市場的力量應對氣候變化。

簡而言之,温度降下去,經濟搞上來,不影響大家發財。這也許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

幾年來,氣候大會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市場」聲音。在卡托維茨的會場中,這邊是代表們在談判,那邊便是企業家在與政府官員、NGO行動者們一起舉辦活動;這邊是投資銀行宣講討論綠色投資策略,那邊便是政府官員和金融機構的互動。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都在大會上設立了自己的展台,熱烈討論如何將公營基金和私營部門結合起來投入綠色能源領域。

《金融時報》在卡托維茨大會期間發表的一篇題為「如何宣傳綠色理念」的文章這樣評論:「綠色理念應該這樣講述:讓我們實現經濟現代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更清潔的空氣。」

氣候政治正在逐漸主流化,變成「氣候經濟」,或許說將會變成「氣候產業」。這一過程給很多環境運動者帶來了希望。綠色和平中國首席代表李雁告訴我,她前後參加了十多年的氣候大會,一開始,氣候問題主要是一些科學家、文化精英和社會團體在推動,如今它慢慢地從一件非常「科學」而不夠「主流」的事情,變成了越來越和主流商業精英相聯繫的議程。

這一變化是樂觀的。而且,應對氣候變化、經濟轉型與國家發展,在當前的情境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許多人對這種力量的效果抱有懷疑。尤其是在當前,許多國家的銀行機構仍然在投資不可再生的能源,很多場外抗議者聲討這種「騎牆」行為。

就在卡托維茨大會進行的同時,因法國總統馬克龍為促進環保而採取的燃油税政策,法國爆發了要求社會公平、反對現行政治的「黃馬甲」運動。面對巴黎的狀況,大會上許多環保人士感到氣憤,不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不願意為地球犧牲多一些。而另一方面,清潔能源和金融、商業的結合,也令另一些關注氣候變化的人士警惕。「全球草根行動網絡」的托斯卡諾說:「我們要的是系統的變革,氣候變化不應該只是資本和政府的事情,也要有草根,有我們原居民的聲音。」

離開卡托維茨,我在12月15日在巴黎遇到了又一輪「黃馬甲」運動的現場。在這裏,人們舉着要求對税收進行公投的牌子。示威者們對我說:「我們關注環境問題,但是馬克龍的政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的。」

越來越走進主流的氣候議題,遭遇到變得反感建制、反感政商精英主導各國政治的選人群。這個趨勢走向未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2015年10月17日,中國北京的一個霧霾的早上, 由於工業,煤炭的使用和汽車排放,中國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往往比世界衛生組織製定的標準差很多倍。

2015年10月17日,中國北京的一個霧霾的早上, 由於工業,煤炭的使用和汽車排放,中國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往往比世界衛生組織製定的標準差很多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國的「綠色領導力」

氣候談判24年來,中國的作用和地位從來沒有這麼重要過。在談判席上,美國的缺席讓中國陷入一種「要不要領導世界」的兩難之中,缺乏領導力的大會各方開始嘗試推動中國往領導者的方向前進。據《衞報》報導,在會議結束前數日,當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時,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曾計劃給習近平打電話,看能不能由中國幫助推動進程。

在中國,氣候變化從來不是最熱議的話題。關於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討論,還常會被冠上「白左」的嘲諷。但是,隨着近年來,中國國內政治對環保的高度強調,中國在氣候大會上博得了大量支持。須知,2018年年底時,中國就已經宣布提前完成了本應在2020年才落實的碳減排目標。

對中國外交而言,氣候議題是一件正向意義極大的事情。在面臨貿易戰和人權問題等領域持續攻防的狀態下,由氣候行動引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張好牌。氣候大會也成了中國展示大國的國際責任的又一舞台。如今,綠色產業正逐漸被用作「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形象突破口,面對一帶一路受到的環保、融資問題的批評,中國也試圖以「綠色一帶一路」的承諾予以化解。

另一重優勢是,近年來,中國利用政策引導,布局,孵化了一大批綠色企業。對一些國家,尤其是對那些依賴傳統能源產業的國家,比如沙特和俄羅斯,大力推動全球減碳經濟,對經濟發展很可能形成巨大的影響。中國卻似乎越來越沒有這個焦慮,反而,依靠近年來的綠色產業,中國有機會在低碳轉向的全球經濟中站取更多位置。

不過,中國也在小心提防「獨立領導世界氣候政治」的誘惑。畢竟,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意味着一旦中國投身領導地位,就要有更多承諾和更多妥協,靈活的餘地將大大減少。另一方面,中國若是投身領導行列,將把中國進一步推向「發達國家」的身份,名義上就要承擔更大的道德壓力。

這種變化不僅意味着出資壓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中國一貫以來幫助發展中國家說話的形象。中國顯然希望繼續維持介於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身段,更靈活,更遊刃有餘。

對中國來說,需要應對的不止是國際談判場,而是來自國內的壓力。在經濟不景氣壓力下,環境轉型能否持續?民間聲音會如何對日益嚴格的減排作出反應?真正的難題,還會不斷出現。

2018年12月1日,德國柏林的環保人士舉著標語並高喊口號,反對德國政府的能源政策。

2018年12月1日,德國柏林的環保人士舉著標語並高喊口號,反對德國政府的能源政策。攝:Michele Tantussi/Getty Images

等不起

雖然在1.5度的問題上沒有實現許多國家對加強減排力度的倡議,卡托維茨大會最終還是出台了如何操作《巴黎協定》的規則書,算是頂着巨石邁出的一小步。不過,距離《巴黎協定》具體落實的2020年,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國際政治難免會有變數。事到如今,場內外的人們早已清楚,氣候變化永遠也不可能只是一個至上而下,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政策問題。

「海平面在變化, 珊瑚礁在死亡……而我們必須要在一個變暖的世界中盡一切努力生存下去」,馬爾代夫前總統納西德(Mohamed Nasheed)在一場呼籲各國提高減排和援助力度的新聞發布會上情緒激動地說,「氣候變化對馬爾代夫來說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在納西德任內的2009年,馬爾代夫和許多氣候變化中脆弱的國家組建了「氣候脆弱國家論壇」。每年,他們都會在氣候大會上敦促各國關注氣候脆弱國家的困境——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排放,正是小島嶼國面對極端氣候和海平面不斷上漲的最主要原因;而氣候變化帶來的困境,又使他們需要其他國家的援助來求生存。

十年過去,應對氣候變化的議程儘管緩步推進,卻仍遠未滿足這些國家的需要。「我們談減排,談(幫助小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談了那麼久了。我女兒都21歲了,」這位馬爾代夫前總統歎道,「我們的努力依然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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