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影藝學院立刻修正規定，從此以後一律禁止得獎人派代表致詞，但仍然阻擋不了其他起而效尤的得獎者，加入這個政治表態的隊伍。

正式開第一「槍」、同時也穩坐震撼力第一名寶座的，是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1973年，他派阿帕契族印地安人代表自己上台，拒領《教父》（The Godfather）的影帝獎座，並當場宣讀公開信，譴責好萊塢未能公正呈現原住民形象，同時聲援當年傷膝谷抗爭活動中受到強勢警力鎮壓的印地安原住民。

白蘭度達到了100%的預期效果：不僅西部片醜化印地安人的議題開始受到好萊塢重視，美國警方也很快就放棄在傷膝谷抗爭中動用強勢武力的策略。雖然影藝學院立刻修正規定，從此以後一律禁止得獎人派代表致詞，但仍然阻擋不了其他起而效尤的得獎者，加入這個政治表態的隊伍。

社運女神珍芳達決定閉嘴

只是我們歌頌第一槍的同時，也得感念為這一槍鋪路的失敗嘗試者。往前推一年，1972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在場外已被反戰、同運、工運標語包圍；而也是這年，好萊塢這個長不大的幼稚鬼被評為轉為「大人」的開端。因為這一年，奧斯卡張開雙臂，擁抱曾經努力疏遠的家庭成員：被視為忤逆家國的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珍芳達（Jane Fonda）。

近年復出演出Netflix電視喜劇《同妻俱樂部》（Frankie And Grace）的女星珍芳達，一生熱衷社會運動，從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LGBT平權運動，前赴後繼的各種社會思潮，她幾乎無役不與。她甚至支持激進派的黑人民權運動團體黑豹黨，她說：「革命是愛的象徵，我們就是革命的子女，流著反叛者的血液。」

1972年，她因為《柳巷芳草》（Klute）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許多人預測她會因激進政治立場落榜。她自己原本也對出席頒獎典禮興趣缺缺，直到某位她未透露姓名的長輩勸她說：「妳是個很有想法的人，一個思想菁英。而奧斯卡對千萬藍領階級來說，則是電影從業人員的代名詞。妳如果能站出來為社會變革發聲，對我們這個行業的聲譽來說是無比重要的事。」

「當我們在這兒舉行盛大頒獎典禮的同時，不能忽視此時此刻印度支那（中南半島）正在經歷無止盡的謀殺。」

但這一年正是珍芳達個人爭議性的人生高峰：就在奧斯卡之前不久，她才飛往越共統治的河內訪問，並透過電台廣播向美軍心戰喊話，大力主張他們對越南人投彈轟炸是一種犯罪行為。愛國的美國人把珍芳達當成「叛國賊」的代名詞，甚至幫她取了河內珍（Hanoi Jane）、共產黨蕩婦（Commie slut）的難聽封號。

所以當她那天晚上，在掌聲與噓聲交錯中上台領獎時，讓全場觀眾跌破眼鏡地決定閉嘴不談社運：「今晚我原本可以談到很多重要議題。但這不是談這些議題的場合。所以我只能衷心謝謝各位。」她說完立刻火速下台。

但到了後台的媒體聯訪，她還是無法克制地多講了幾句：「雖然這個獎真的很重要，但當我們在這兒舉行盛大頒獎典禮的同時，不能忽視此時此刻印度支那（中南半島）正在經歷無止盡的謀殺。我知道有許多人都跟我一樣察覺此事，我知道每個人都跟我一樣衷心希望這個不幸可以趕快終止。所以我覺得今晚不需要特別把這個議題拿出來講。我認為我們都已經了然於胸。我認為每個人都和我一樣感同身受。」

這晚的發言之後，珍芳達隨即被業界列入黑名單，連續六、七年，只能在一些歐洲獨立製作演出。直到後來才重新被好萊塢接納，甚至獲邀主持奧斯卡。

被放逐的卓别林回到傷心地

「我從來都沒有想要發動什麼革命，我一心只想拍更多電影啊！

1972年的奧斯卡政治爭議讓珍芳達登上黑名單，但另一份殺傷力更高的政治黑名單的受害者——卓别林，則是在這一年的奧斯卡與好萊塢握手言和。

整個1940、1950年代，作為一個美國人所能犯下的最罪大惡極的罪行，就是和共產黨有牽連。總是在電影中關懷小人物、揭露貧窮家庭處境的卓别林，在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愛國獵巫行動中竟被指為共產黨員。在受盡屈辱的國會聽證中，卓别林為自己辯護：「我從來都沒有想要發動什麼革命，我一心只想拍更多電影啊！」

1948年FBI聯邦調查局局長J. Edgar Hoover最終還是將卓别林加入那份惡名昭彰的好萊塢黑名單，和他並列在名單上的300多名導演、編劇、作家、演員，都因此先後失去工作。

1952年，卓别林帶著妻子和四個小孩搭乘伊麗莎白女王號郵輪離開美國訪問自己的家鄉英國，美國司法部長James McGranery立刻趁機撤銷他的再入境許可，並對移民局下令他下次試圖再入境時，必須當場扣押等待訊問。已經在美國居住了40年的卓别林再也無法回到他的第二故鄉，並在惱怒中立誓「就算耶穌基督本人來當美國總統，我都不想再進入這個國家。」

被美國放逐近20年後，1972年83歲的他終於獲得一次性入境簽證，再度回到美國領取奧斯卡榮譽獎，卓别林複雜而激動的情緒在典禮中充分表露。五年後，卓别林過世。

用不著講話的政治表態

至於奧斯卡歷史上最令人坐立難安的一次政治表態，甚至用不著開口講話。

1999年《慾望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的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上台領取終身成就獎時，台下有Nick Nolte、Ed Harris和Amy Madigan三位演員雙手抱胸、拒絕鼓掌，來表示對這位高齡90歲的好萊塢前輩的強烈抗議。

1950年代四次入圍奧斯卡的伊力·卡山是那個年代好萊塢最偉大的導演，但讓他名聲毀於一旦的關鍵一刻，同樣是1950年代的紅色獵巫行動。

當年許多好萊塢專業人士被傳喚出席參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被質問那個知名的提問：「你現在或以前曾經是共產黨員嗎？」向來左傾的伊力·卡山本來被預期會像之前被傳喚的其他人一樣以沉默方式表示抗議，然後會以「藐視國會」罪名被判徒刑。出人意料的是，伊力·卡山不僅全盤認罪，還連名帶姓地指認了多位老同事是共產黨人。

比語言更能鑑別人性的是行為。伊力卡山賣友求生的行為使他未能像珍芳達或是卓别林一樣得到救贖。四年後，伊力卡山過世。

阿瑟·米勒的寓意就是：在高溫考驗中一個人能不能堅守立場、抗拒熔解，完全就看個人品德。

值得一提的，是Daniel Day-Lewis和Winona Ryder主演的《激情年代》（The Crucible），劇本出自伊力·卡山的劇作家好友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劇作家用17世紀血流成河的麻塞諸塞獵巫事件來借古諷今，批判伊力·卡山。劇名「Crucible」是實驗室常見到的坩堝，經常被用來加熱熔解物質，阿瑟·米勒的寓意就是：在高溫考驗中一個人能不能堅守立場、抗拒熔解，完全就看個人品德。

金馬獎主席李安導演說：「影展是開放的，他們愛講什麼講什麼。」因為言論自由就宛如一方菜市場，只有讓市場上的攤販大鳴大放、叫賣觀點，才能排除外力，真正鑑別出真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有段台詞，或許可以當成這些被政治話語變為「菜市場」的頒獎典禮的最佳註解：

「大人，請您去找一處地方好好安頓這一班伶人。聽著，他們是不可怠慢的，因為他們是這一個時代的縮影。寧可在死後得到一首惡劣的墓銘，也不要在生前受他們一場刻毒的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