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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亦凡粉絲美國刷榜,一場輻射出亞洲的中國飯圈應援輸出

實際上,這些粉絲群體並不是不知道刷榜行為本身的不正當性。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2018年11月6日,吳亦凡在美國紐約市出席新專輯《Antares》的發布派對。 攝:Cassidy Sparrow/Getty Images for Interscope Records
2018年11月6日,吳亦凡在美國紐約市出席新專輯《Antares》的發布派對。 攝:Cassidy Sparrow/Getty Images for Interscope Records

華語歌手、「國際巨星」吳亦凡終於在美國成為了話題人物。11月2日,他的新專輯《Antares(安塔爾,意為心宿二,也就是天蠍座α,一顆明亮而孤獨的恆星)》在北美發行,不到四天,就有7首歌曲登上iTunes音樂排行榜的前十名,壓制了同時發新歌的Lady Gaga和「A妹」愛莉安娜·格蘭德,推特上的樂迷們紛紛問起了「Kris Who?(吳亦凡是誰?)」。

當意識到這是中國歌迷在有組織地刷榜時,推友們甚至創建了#ChineseBots(中國機器人) 這個話題進行討論。作為回應,蘋果官方臨時從榜單上下架了吳亦凡的歌曲,清除了部分異常數據。但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

吳亦凡的支持者們正在試圖把這個話題從「作弊」轉向「種族歧視」。這次事件顯示出了中國的追星族文化的某些微妙變化。

「屠榜」

現在中國大陸的追星族已經變得高度組織化,甚至不遜於美國政治人物的選舉。

坦率地說,吳亦凡的這張新專輯風格還是很入時的,有濃烈的陷阱(Trap,起源自美國南方的一種嘻哈音樂)風格,合作藝人裏也包括了特拉維斯·斯科特(Travis Scott)這類美國當地頗有知名度的嘻哈歌手。但是了解音樂排行榜的人都能看出,同一張專輯上線後能瞬間佔據榜單前10名中的7個,是反常現象——數據異常情況之嚴重,甚至一度使得一家音樂網站推測吳亦凡《Antares》的主打歌《November Rain》在一天內售出1400萬份,相當於北美區年度神曲的總銷量。這與事實不符,更何況這是吳亦凡的第一張英語專輯,他在北美本土的聽眾基礎並不雄厚。

這些數據真的如同一些美國網友所說,是「機器人」在刷嗎?

並不是。

現在中國大陸的追星族已經變得高度組織化,甚至不遜於美國政治人物的選舉。在新浪微博、百度貼吧乃至豆瓣和知乎,活躍着許多吳亦凡「應援(來自日韓粉絲圈的詞語,特指對偶像的支持)」站點,它們負責吸引新粉絲、提升舊粉絲活躍度、組織各種線上線下活動;而Owhat、摩點等眾籌平台上,則有金額多寡不一的很多捐款項目,為應援活動提供資金支持。

以本次吳亦凡刷榜事件為例。各大吳亦凡應援站點發布了詳細的教程,說明瞭如何利用VPN切換多個國外賬號在美國iTunes購買數字版專輯、如何清除流媒體平台Spotify的緩存從而實現多次計入點播量,還準備了一組評論語模板,供英語不好的粉絲去各大網站留言使用。

一個粉絲一天之內可能操縱幾十上百個賬號,購買專輯的經費由前述的眾籌項目提供。無法想像這種操作方式的歐美網友,自然只能驚呼「機器人來了」。

在刷榜事件被揭露和處罰後,吳亦凡的粉絲在社交網絡採取的辯護方式大致有兩種:第一種是「我們花自己的錢給偶像刷榜沒什麼不對,任何指責我們的都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窮人」;第二種是「為什麼歐美社會不能尊重亞洲裔歌手,難道我們不應該和種族主義鬥爭嗎?」

這類言論顯然忽略了兩點:第一,音樂榜單有其公共屬性,反映的是音樂作品受歡迎的程度,這種程度不以聽眾個人的經濟實力而變化,並不是一個特別有錢或特別有閒的粉絲就應該被計算成一千票,正因為如此,各個榜單一直都在升級反作弊體系;第二,類似指責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並不是針對特定族裔,歷史上有不少唱片公司、經紀人和個人捲入過類似醜聞,只是東亞(尤其是韓國以及近年來的中國)歌手身上更容易發生而已。最近,國內如黃子韜、蔡徐坤、韓國如防彈少年團等,都引發過刷榜爭議。

實際上,這些粉絲群體並不是不知道刷榜行為本身的不正當性。很多眾籌項目都選擇用隱語表達,例如把「去iTunes刷榜」說成「摘蘋果(iTunes由蘋果公司運營)」。加入執行刷票的「打投組」也需要提交微博賬號,資深粉絲會審查微博內容,確認新人是不是吳亦凡長期粉絲。一切都是為了防止被其他明星粉絲或感到好奇的外來者滲透。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這些數據真的如同一些美國網友所說,是「機器人」在刷嗎? 並不是。現在中國大陸的追星族已經變得高度組織化。在網上平台活躍着許多吳亦凡「應援」站點,它們負責吸引新粉絲、提升舊粉絲活躍度、組織各種線上線下活動。

這些數據真的如同一些美國網友所說,是「機器人」在刷嗎? 並不是。現在中國大陸的追星族已經變得高度組織化。在網上平台活躍着許多吳亦凡「應援」站點,它們負責吸引新粉絲、提升舊粉絲活躍度、組織各種線上線下活動。攝:Imagine China

粉絲心態之變:從消費者到股東

在「類社會性親緣關係」下,粉絲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不僅僅是消費,還可以決定偶像明星乃至他們背後的經紀公司的命運。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追溯到90年代末,「韓流鼻祖」H.O.T.的年代。

這個五人男團最早是以美國的後街男孩(Backstreet Boys)為模板,但韓國的流行音樂工業很快就進化出了獨特的風格。歐美男團通常主打唱歌,但韓國男團更以整齊劃一的「刀群舞」著稱。在外形上,韓國男團通常青睞白皙瘦高、英俊到可能被認為「女性化」的外貌。

H.O.T.的一大特點是創立了「應援色」。只要有H.O.T.表演的地方,都能看到粉絲們穿着白色衣服,揮舞着白色氣球,女粉絲們會自稱「白家女人」,這是第一代既有外觀可見的標誌性顏色又有族群名字的明星粉絲群體。粉絲和偶像之間,粉絲和粉絲之間產生了一種「類社會性親緣關係(parasocial kinship)」,將彼此視為親人或伴侶,也就是所謂「親媽粉」、「女友粉」等心態。在H.O.T.之後,應援色和粉絲團專屬名稱幾乎成了韓國偶像團體的標配。

這種「偶像和粉絲是一家人」的身分塑造固然有經紀公司刻意運營的成分,但也有其時代因素。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和社交網絡的出現,經紀公司和電視台不再是粉絲群體了解偶像的唯一渠道,偶像也得以把在表演作品之外的私人生活(雖然可能是被精心策劃過的私人生活)展示在粉絲面前。

在「類社會性親緣關係」下,粉絲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不僅僅是消費,還可以決定偶像明星乃至他們背後的經紀公司的命運。粉絲看待偶像的眼光,慢慢從仰視變成了俯視。在「親媽」們的眼中,如果偶像的市場反應不好或者遭到大眾輿論惡評,粉絲往往會指責經紀公司辦事不力,虧待了「我家孩子」。

而韓國的流行音樂工業恰好是一個競爭極其慘烈的修羅場。大大小小的經紀公司幾乎每個月都會推出新的偶像團體,幾家大電視台舉辦的排行榜節目(打歌舞台)每週都會公布排名,只有拿到過冠軍單曲(一位)的人才會被記住,否則就是「糊穿地心」。

對於任何有共同體意識的群體來說,「戰勝敵人」永遠是提升凝聚力的第一法門。愛偶像心切的粉絲們選擇了踢開不爭氣的經紀公司自己上場。研究榜單幫偶像打榜自然不在話下,到社交媒體做搜索優化、控制熱門評論區也是常規操作,做得好的粉絲還會在偶像工作的現場向工作人員、媒體記者派發食物和小禮物,讓偶像不至於被刁難。

「歸國四子」的中國牌

精心打造的愛國主義人設給了「歸國四子」的粉絲一個避風港。

新世紀初,中國大陸沒有成熟的娛樂工業,但是港台的流行音樂最有統治力的時期已經結束。自H.O.T.以下,神話、東方神起、Big Bang等韓國男團在中國都有巨大市場。然而這些追星少女始終面臨多重困境:首先,「追星」這個行為本身就被視為「盲目衝動的少年行為」,被學校、父母反對;其次,身為中國女性卻「狂熱迷戀」外國男性(尤其還是與中國關係並不太和睦的韓國人),在民族主義和男權社會的雙重視角下都是值得「敵視」的行為。

2010年的「六九聖戰」事件就是這種情緒的完美註腳——當年,以青年男性用戶為主的百度魔獸世界吧向韓國男團Super Junior的貼吧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攻擊。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Super Junior在上海演出時出現的現場秩序問題,但真實的動機從活動的口號就能看出:「腦殘不死,聖戰不止。」前一個詞,就是指這些狂熱的粉絲。

陰差陽錯的是,韓國的娛樂公司在Super Junior時代已經嘗試加入中國籍隊員,雖然他們的初始動機可能不是對抗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只是希望擴大在中國的市場而已。這種嘗試不能算很成功:Super Junior唯一的中國隊員韓庚是第一個退隊的;他們的後輩、也是中國隊員最多的韓國男團EXO的四位中國隊員中,吳亦凡、鹿晗、黃子韜都離開了公司,張藝興也主要在中國活動。

這四位EXO(前)成員通常被追星族稱為「歸國四子」。他們有韓國公司嚴苛訓練造就的歌舞技能和一定的粉絲基礎,卻有中國人身份——「脱離韓國回到中國」的人設甚至能讓他們身上生出某種愛國主義的情感來。這幾位藝人的團隊對此心知肚明,黃子韜在微博自稱「C-Pop King」,C-Pop(中國流行音樂)就是仿照K-Pop(韓國流行音樂)造的詞;張藝興的微博頭像是五星紅旗配色的中國地圖;吳亦凡在《中國有嘻哈》和《中國新說唱》擔任評委時反覆強調「中國風」的概念。

精心打造的愛國主義人設給了「歸國四子」的粉絲一個避風港。在TA們受到的多種外部壓力中,至少民族主義視角的批判不再成為威脅,甚至反過來成為了武器。粉絲們在與其他粉絲攀比或者回應質疑時,通常會搬出「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報導了我家某某某,真是好樣的」之類說法。

新一代偶像的粉絲團們盯上了歐美的榜單:不僅是因為登上歐美榜單更有質量背書的意味;也因為這種活動暗合了一直以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官方意識形態話語。

有了吳亦凡幾人的模板,之後的中國飯圈(追星族的圈子)基本就接納並發展了韓國同類的遊戲規則:為偶像在微博「控評」;在百度手動搜索淨化自動聯想詞語列表;去知乎給質疑偶像的答案點反對;提前註冊豆瓣賬號在關鍵時刻給偶像的唱片或影視作品刷高分。

人口紅利曾讓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也讓中國的飯圈爆發了更大的威力。2016年,王俊凱過生日發的微博被轉發了42776438次,刷新了當時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不難想像他的「數據組」在背後付出了多少體力勞動。數據的浮誇令粉絲團之間進入了無休止的「軍備競賽」。筆者某一次點評一位明星的粉絲的刷微博數據行為後,一位粉絲評論說:「我們也不想做數據,但是別家都做,我們數據不好還要被笑話。」

除了數據和國內官媒的認可,飯圈還有一些約定俗成的用來攀比的工具:例如接到大品牌的代言、出演主流導演的影視劇、被重量級公益活動邀請。攀比軍備競賽越來越激烈,需要拿來撐場面的業績也就得越來越大,國內的榜單、獎項和代言已經不夠看,新一代偶像的粉絲團們盯上了歐美的榜單:不僅是因為歐美的流行音樂工業長期處於領先位置,登上榜單更有質量背書的意味;也因為這種活動暗合了一直以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官方意識形態話語。

明星的經紀公司對飯圈的數據注水和民族主義轉向都持支持態度,前者增加了商業價值(雖然最近兩年廣告商們逐漸意識到了表面數據和真實人氣間的差距),後者增加了追星這門生意的安全性。黨國也是一副樂見「民心可用」的樣子:自帶流量的明星出現在共青團的活動裏,出現在央視的節目中,出現在黨媒的網站裏。只有當他們捲入性醜聞或因為外貌過分解構了傳統的「男子氣概」時,才會被猛踩剎車。

像吳亦凡的專輯刷榜這樣的事件,既不是第一次,也遠遠不會是最後一次。

(比利小子,中國互聯網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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