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还我客家话”运动30年后，“客家”的面貌清晰了吗？

今年是台湾“还我客家话”运动三十周年，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掀起的一股客家学热潮，除了让客语重新出现在台湾的公共领域，也让台湾人重新地认识了客家。但经过了三十年岁月，这股延续至今的客家热潮，是否还守著当年捍卫客语、延续客家文化命脉的初衷？

1949年之后，内战失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推动起“国语运动”，台湾本地语言，诸如台语和客语，在学校不要说教授，学生连下课休闲时间都不能使用，电视播出则有固定时间限制，种种行政措施，造成台湾本地母语的严重流失。“还我客家话”运动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抗议国民党政府以法令限制在公共领域里使用客家话。

1988年12月，“还我客家话”游行在台北市登场。当天有三千多人走上街头，游行过后，相关运动者在全台各地发起小型演讲，终于推倒了语言限制的高墙，促成广播电视法的修法，也逐渐在台湾掀起了对于母语、在地文化的热潮。

2001年，台湾政府成立了隶属行政院的“客家委员会”主管客家事务，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层级不同的客家行政单位；紧接著全球第一个以台湾客家话为主的客家电视台在2003年正式开播，201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客家基本法”中明文规定“客语为国家语言之一，与各族群语言平等”，也强调“人民以客语作为学习语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务及传播资源等权利，应予保
障。”

该怎么看待台湾近年来的“客家热潮”？如果是民众就此热衷于认识、学习客家语言文化，固然是美事一桩。但热潮中却也还包括一些有点突兀牵强，甚而错误附会的“客家认同”。

谁是“福佬客”？

前阵子，有位出身台湾嘉义县溪口乡的好友Ｋ跟笔者说，她从小家里讲的都是闽南语，却在长大之后，才赫然发现原来自己是所谓“福佬客”，也就是去客语能力、改以又称“福佬话”(闽南语)为母语，甚至根本不知道自身家族的客家身份的客家后裔。在台湾许多知名人物，例如前总统李登辉、现任总统蔡英文，都算是“福佬客”。

基于对于族群及文化的浓厚兴趣，笔者找了些资料阅读。但愈研究却觉得事有蹊跷，那位朋友的老家村子，会被当作“福佬客”村落，一开始是因为当地官员几年前听耆老说了当地有些客家渊源。而官员也觉得，既然耆老都这么说了，而且当地多数民众祖籍是在台湾被视为客家原乡之一的广东饶平，以祖籍地画分，则客属在当地占了超过百分之五十人口。至于为何当今大多数的溪口乡民都不会讲客语了呢？

对此，当地政府自有一套推论：当地客家人是因为在周遭乡镇都是较为强势的闽南村落，为了与外界沟通，渐渐失去使用客语的能力，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客家渊源，变成了“福佬客”。在几乎没有人讲客家话的溪口盖起了客家文化馆，然后办了一些热热闹闹的客家歌舞表演，用了些花花绿绿的所谓“客家花布”来布置活动现场、办了谓之“寻根”， 让诸多如Ｋ这样的乡民，都突然惊觉“啊！原来我其实也是客家人！”

事实上，在2000年左右客家热潮兴起，宣称自己是“福佬客”的人不少，包括前总统陈水扁，但后来有人到了陈水扁家族在福建的祖籍地去调查，才发现那根本是误传，陈水扁家族是闽南人，不是客家人。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一度也被认为是“福佬客”。

但事情真的如此单纯吗？恐怕不然。笔者的疑问，就从“如果客家人占了人口这么大多数，为何客家话会式微被闽南话取代”开始，从台湾一路追到了饶平。各项资料都直指，位于福建、广东两省交界的饶平县，并不是纯客家县，饶平县的大部分地区，从沿海地带一直到中部地区，主要都是讲闽南语系的潮州话的地区，唯有饶平县北部山区，约莫在一个叫新丰的地方以北，才开始进入客语区。而且，根据台师大地理系韦烟灶教授的的研究，饶平的语言分界虽在近两、三百年来有些许浮动，但是变化并不大。也就是说，过去三百年间，移民到台湾的饶平人里，本来就会有福佬与客家掺杂，单以“饶平”这个籍贯来断定族裔属于客家，并不严谨。

回到台湾，我们也可以从清宫档案里面耙梳出几百年前祖籍与语言/族裔的关系。例如1722年闽浙总督觉羅满保上书给康熙皇帝的《题义民效力议叙疏》里面就清楚提到(注)，潮州府潮阳、海阳、揭阳、饶平这几个县份在南台湾的移民与讲闽南话的漳州、泉州人语言是一样的；反而汀州虽在福建省，但因为汀州人讲的是客语，反而与潮州的客家人结盟，而不与同为福建省人的漳、泉两地移民同伙。

另一条线的查证同时进行。由于根据相关资料，Ｋ老家村子的“福佬化”可能是在19世纪中晚期完成，因此，追查过去Ｋ家族的语言使用状况或许有帮助。笔者原本以为，如果能追查到20世纪初的资料就已经很好，不过Ｋ到户政事务所调出了日本时代家里的户籍誊本，居然一路到19世纪的资料都有。从Ｋ开始往上数四代人，种族注记都是“福”！日本时代的户口调查包括种族的调查，而在每个家庭的户口名簿里，都会纪录上每个人的种族。注记里，“福”原意是“福建”，而“广”指的是“广东”，但根据学者叶高华的研究，在当时的实务操作上，“福”、“广”之别主要在语言上而非祖籍地之分，也因此，这样的资料显示，对照该份户籍资料上的生卒年，可以推断出，Ｋ的家族，至少在有资料可循的过去一百五十年间，都是一个讲闽南语的家庭。

在有更进一步详细资料前，笔者或许无法百分之百断言Ｋ家族是否是“客底”，但至少可以做出一种合理推断，数百年前Ｋ家乡的汉人移民，有许多是来自饶平以及潮州（饶平县过去属潮州府，今属潮州市） 的人，而这些人里面，有客家人也有福佬人，而且可能以福佬人为多数，以至于数百年过去后，占少数的客家话在该地区消失，让该地成为纯福佬语区。

看到客家就沾光

我朋友的案例只是其一。台湾有句俗谚说：“看到黑影就开枪”，意思是说还未看到全貌就依照一点点印象做出反应。近十多年来，这种笔者称之为“黑影式”的福佬客认同越来越多，例如在中台湾的彰化、云林，还有南台湾的嘉义、屏东，都有因为一些没有经过完整调查、考证的“证据”，忽略这个题目的复杂性而擅自认为某个村落、某个乡镇、某群人是“福佬客”，进而举办一些可能连祖先在天之灵看到都会啼笑皆非的客家文化活动来“找回自己的根”。

事实上，除了抽象的文化认同之外；另一个导致“客家认同”此起彼落的现实因素，恐怕是法令所规定，对“客庄”建设经费的挹注。

根据“客家委员会补助地方政府推动客家文化生活及产业环境营造计划作业要点”规定，客委会可以挹注经费“补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整体规划客家聚落，保存传统客庄社区公共生活场域，强化客属文化资产特色，落实在地住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与环境营造，促进客庄产业繁荣兴盛”。补助范围五花八门，从客庄人文的调查研究，一直到客庄传统建筑，乃至街道、公园、堤防、产业设备等等的改善都可以列入补助。

要成为“客庄”，自然要是有客家人居住的村落，但怎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客家人呢？根据客家基本法第二条的定义，客家人是“指具有客家血缘或客家渊源，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者”。于是，当一个村子已不再有人使用客语了，甚至多数人不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时，发现原来自己原来是“福佬客”，原来自己也是客家人，这样，应该算是某种“客家渊源”，某种“自我认同为客家人”了吧？

但在各级政府内的客家部门呢？负有保存及发扬客家文化的各级客家事务机构，难道没有做好相关的把关工作吗？很遗憾地，笔者必须说，从中央的客委会到地方的客家事务局都没有做到他们应有的保存、传承客家文化的使命，反而是对于刻板的客家印象推波助澜。

花布、土楼都是“客家传统”？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办的客家活动，必出现所谓各式的“客家花布”，导致很多民众一看到花布，就联想到客家。但所谓“客家花布”它并非那么客家。花布确切出现的时间固然可能难以考证，但台湾大量开始使用花布，源于1960年代，因为新的印染布技术出现，让纺织厂可以大量产出。而当时台湾一家远东纺织，使用新的技术大量生产了喜气的花布图案，推出后大受欢迎，因此，有一个世代的台湾人，不分族群，家里都可以看到花布做的衣服、棉被、窗帘等布制品，在布行，这样的花布也被冠上“远东仔花”的暱称。而这样一种全民记忆，却在政府单位的推波助澜下，被硬生生贴上“客家”标签。在行销上，这算是很成功的品牌形象建立，但对于负有保存与推广客家文化责任的行政单位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职。

再以所谓“客家土楼”为例，不管是苗栗后龙花了1.2亿新台币建造的“客家圆楼”，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圆楼造型建筑、或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方楼造型建筑，在在都显示了政府单位欲以“土楼”作为客家意象的想法。但所谓“客家土楼”跟台湾客家的关联在哪？“土楼”又真的是客家文化的独特产物吗？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土楼与台湾客家的关连并不大。由于种种历史、经济与环境的因素，目前为止在台湾并没有任何客家人曾在台湾建立土楼的相关纪录与遗迹。也许有人会说，但就算台湾没有土楼，土楼也是客家文化象征啊！土楼是不是客家文化的产物我们等一下来探讨，但以在台湾不存在的建筑象征台湾客家，本身就是一种吊诡。难道我们要说，由于南洋的客家人祭祀因为当地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土地神拿督公，拿督公信仰就可以成为台湾客家的象征？

接下来，笔者想探讨，土楼是否为客家文化的独特产物这件事。土楼在闽南地区，以及与闽南交界的广东部分地区存在由来已久，相关的地方志中至少在1558年漳州地区就出现土楼了。不过，土楼开始广为外界所知，是约莫在1950年代开始，而由于当时被“发现”的土楼建筑，多是在闽西永定客家地区，故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土楼被当作客家文化里特殊的建筑，而被称作“客家土楼”。

中国研究土楼的权威学者黄汉民，从1981年开始就地毯式地在闽南地区进行土楼的研究，发表了多篇的论文及专书。在《福建土楼》一书中，黄汉民提到，在1982年发表关于福建传统民居的硕士论文由于调查范围局限于永定、南靖一带，曾把土楼称为“客家土楼”，但在日后他的研究调查范围扩大到整个闽南地区，他才发现原来不只在漳州辖下十个县区不分福佬或客家聚落都有土楼的存在，甚至在泉州地区也有土楼。根据他的统计，以圆楼、方楼来计算，福佬人居住的土楼数量甚至比客家人还多。

在交叉比较语言、历史资料之后，黄汉民认为，土楼最早是闽南沿海福佬人村落在十六世纪时，为了防御海盗侵扰而建立起来，而后这样的建筑才慢慢传入山区，而其实福佬人建土楼的历史，可能比客家人还久远，因此闽南、闽西山区一些客语地区关于土楼建筑的一些词汇，使用的是来自闽南语的借词。

其实，许多文化与生活都是因应环境而产生。福佬人与客家人在中国福建与广东地区本来就是比邻而居，客家人会畏惧盗匪侵扰而盖起具有防御功能的土楼，身处同样环境、面临同样威胁的福佬人，自然也会有相同的担忧与因应方法。而身为权威信息来源的政府单位，在推广、保存客家文化之际，若不能将最真实、准确的信息传达给民众，而是以模棱两可的态度任意贴上“客家”的标签，抑或是对于推广、保存客家文化的预算补助，没有以严谨态度来审核提出需求单位的申请基础，绝对是最不负责任的作法。

身为一个关注文化发展的人，笔者对于近年来客家文化发展的状况有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这一、二十年来，台湾社会上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对于在地文化表现出的兴趣与支持令人的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民间对于客家文化一头热的同时，不求甚解的态度，加上官方不明究理的推波助澜，不但无助于让一般普罗大众理解什么是“台湾客家”，反而创造出一种“想像的客家”。

“福佬客”确实是存在的，而在民间发现了一个村庄、一群人可能是福佬客的蛛丝马迹之后，应该再更深入加以研究调查。其实证实某个村落、某群人是否是福佬客的过程，可以是很有趣的一场推理游戏。祖籍地可能是最先的线索，其他的线索还有史书、地方志中记载的过去当地的族群关系、当地宗教信仰的类型、当地祖先祭祀的仪式、当地民众记忆中的风俗、当地民众的语言习惯......等等，抽丝剥茧之后，才能获得较为接近事实的结果。如果民间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做这样的调查研究，相对资源较为丰富的政府单位可以投入资源协助相关的研究。

前面提到的客委会的补助要点里面，不就明文规定了吗？文化调查也是属于可以补助的范围之一。所谓调查，并不一定要硬朝著“这地方是客家庄”的方向去做，政府作为一个中立的单位，如果最后研究结果发现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客庄，或是这个地方客家人的比例其实只占很少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在推动客家意象方面，当然以行销的角度来讲，政府单位营造出“客家土楼”、“客家花布”作为客家意象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毕竟政府不是民间企业，政府的工作也不是不顾一切地推动一个品牌意象。

笔者期望中的政府客家单位的责任，是该穷尽一切所能，来保存并发扬最接近事实的客家文化，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族群多元的社会。

注：原文为“查台湾凤山县属之南路淡水，例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垦田居住。潮属之潮阳、海阳、揭阳、饶平數县与漳、泉之人语言相通；而潮属之镇平、平远、程乡三县， 则又有汀州之人自为守望，不与漳、泉之人同伙相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