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懷念金庸的時候，是在懷念什麼？這問題及答案都有點曲折。對作為大眾文化的武俠類型小說及電影，其所折射的集體慾望、心願、記憶、挫折與創傷，不能只作經典閱讀式的文本分析，筆者嘗試與當下現實對讀，望能讀解更多層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俠義
武俠小說現在真的少人看了，本來屬於大眾熟習的行文，現在已由於年輕一代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而變得疏遠。以前讀金庸太大眾了，要批判地讀；現在連引人讀金庸都變成要絞盡腦汁的事了。
龔鵬程早已在《俠的精神與文化史論》中考證分析，許多古書中「俠」一詞，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質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廣闊稱「健俠知名」（見《後漢書》）。「俠」也有搶劫行旅的，也有淫擄婦女的，甚至有販賣人口的「俠」，不一而足。《史記．游俠列傳》中為「俠」定下一個不走正規但重承諾、輕生死的正面形象，重點在「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董份，見《史記評林》）困頓之下的文學想像，份外有力——司馬遷帶著個人處境與文學想像為本「不入流」的「俠」賦予價值崇高感，跟隨對當下處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詮釋出新意義。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俠小說中的「俠」，也多尊《史記》為宗，同樣包含當下的折射。
論到「俠」，「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是郭靖：郭靖小時要去告訴拖雷有老虎來，韓小瑩問他怕不怕老虎連他也吃了，郭靖說「我怕」，韓小瑩問他還去不去，郭靖說「我去。」這一點重兄弟情誼、不怕危險的純樸俠義之心，長成將來守襄陽至城破以身殉的結局，是一條筆直的大俠之路，本是當年要把「任俠」提升到國民層次的意思。
然而金庸小說中另一更受歡迎的俠客形象卻是令狐沖：他非常的「弱」，學得獨孤九劍前，他一再出於俠義，抱打不平挺身挑戰武功比自己高的高手，以致身受重傷；後來又因體內有桃谷六仙的真氣亂走而飽受煎熬（竊以為這是一個人愈加年長，被多種不同價值觀衝擊而有內在混亂不能行動的隱喻），在小說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身受重傷的「不滿血」狀態，呼應小說著重描寫一統江湖的野心與陰謀之沉重、個人無力扭轉大局的主題。令狐沖、儀琳、藍鳳凰等形象，幽默不羈、天真爛漫、我行我素，又是政治權鬥刀光劍影之下令人愛惜的真性情——借助於西方荷里活（好萊塢）及名著等文化資源，金庸寫出了這些個人化的筆觸，突破了傳統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慣性直線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