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 深度

金庸與香港人集體大願:離開香港,你便能「退隱」江湖了麼

比照而今「打壓港獨」與「本土化」兩端均不容思考辯論,金庸小說皆寫於1984《中英聯合聲明》之前,那尚可存在抉擇之糾結的時候。


金庸小說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就,我想還是在於把文化知識置於戲劇場景,以及加入想像變化成具體情節及物品。 攝:Imagine China
金庸小說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就,我想還是在於把文化知識置於戲劇場景,以及加入想像變化成具體情節及物品。 攝:Imagine China

當我們懷念金庸的時候,是在懷念什麼?這問題及答案都有點曲折。對作為大眾文化的武俠類型小說及電影,其所折射的集體慾望、心願、記憶、挫折與創傷,不能只作經典閱讀式的文本分析,筆者嘗試與當下現實對讀,望能讀解更多層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俠義

武俠小說現在真的少人看了,本來屬於大眾熟習的行文,現在已由於年輕一代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而變得疏遠。以前讀金庸太大眾了,要批判地讀;現在連引人讀金庸都變成要絞盡腦汁的事了。

龔鵬程早已在《俠的精神與文化史論》中考證分析,許多古書中「俠」一詞,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質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廣闊稱「健俠知名」(見《後漢書》)。「俠」也有搶劫行旅的,也有淫擄婦女的,甚至有販賣人口的「俠」,不一而足。《史記.游俠列傳》中為「俠」定下一個不走正規但重承諾、輕生死的正面形象,重點在「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董份,見《史記評林》)困頓之下的文學想像,份外有力——司馬遷帶著個人處境與文學想像為本「不入流」的「俠」賦予價值崇高感,跟隨對當下處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詮釋出新意義。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俠小說中的「俠」,也多尊《史記》為宗,同樣包含當下的折射。

論到「俠」,「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是郭靖:郭靖小時要去告訴拖雷有老虎來,韓小瑩問他怕不怕老虎連他也吃了,郭靖說「我怕」,韓小瑩問他還去不去,郭靖說「我去。」這一點重兄弟情誼、不怕危險的純樸俠義之心,長成將來守襄陽至城破以身殉的結局,是一條筆直的大俠之路,本是當年要把「任俠」提升到國民層次的意思。

然而金庸小說中另一更受歡迎的俠客形象卻是令狐沖:他非常的「弱」,學得獨孤九劍前,他一再出於俠義,抱打不平挺身挑戰武功比自己高的高手,以致身受重傷;後來又因體內有桃谷六仙的真氣亂走而飽受煎熬(竊以為這是一個人愈加年長,被多種不同價值觀衝擊而有內在混亂不能行動的隱喻),在小說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身受重傷的「不滿血」狀態,呼應小說著重描寫一統江湖的野心與陰謀之沉重、個人無力扭轉大局的主題。令狐沖、儀琳、藍鳳凰等形象,幽默不羈、天真爛漫、我行我素,又是政治權鬥刀光劍影之下令人愛惜的真性情——借助於西方荷里活(好萊塢)及名著等文化資源,金庸寫出了這些個人化的筆觸,突破了傳統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慣性直線套路。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