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上午，在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高新派出所，和陳建民一起從全國各地趕來報警的有一兩百人。警方沒有給個人立案，只是確定了每週案情通報會的時間和地點。

案情進展很慢，對陳建民來說，每週五的案情通報會更像是批鬥大會。負責案子的張副局長從不吝表達對P2P難民的嘲諷——「你們太貪了」、「你們活該被騙」、「你們投資的收益也沒有繳税，出事了就找警察」。

陳建民並不認為自己貪心，他是個謹慎的投資者。2014年開始，陳建民在江蘇一家互聯網金融平台工作，負責技術開發。也是這一年，他開始嘗試投資P2P平台。每次投資前，陳建民都會做足功課，調查平台的控股機構、公司股東、風投內容。

他不是不知道P2P有風險，但銀行存款的利息太低，錢放進去就是一種損耗；股市又陰晴不定，2015年熊市他折損了幾萬元；區塊鏈貨幣太耗費心神，他要養家糊口，沒有太多時間鑽研；至於樓市，他如今還在還現在住的這套房的月供，買第二套房對他來說遙不可及……P2P幾乎是陳建民的唯一選擇。

案情通報越來越沒有新進展，款項追回也看不到眉目，與此同時，爆雷的P2P平台每天都在新增，深圳是爆雷重災區，南山公安局要處理的P2P案多如牛毛。陳建民和「難友」在群裏商量：必須做出行動，讓政府重視他們的案件——這是不同平台的難民之間的博弈，把有限的警力資源爭取到自己的案子上。

7月23日，陳建民再赴深圳，早上10點，他和400位投之家的難友一起，舉着「珈偉股份還我血汗錢」的牌子，在深圳市委馬路對面的中信廣場靜坐。當天陰雨連綿，陳建民沒帶雨傘，蹲坐在廣場上，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一個月前，陳建民絕對無法想像自己有一天會戴着口罩、舉着牌子在政府門前請願。在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規劃裏，自己和妻子勤懇上班，每月不到2萬的家庭收入足以還房貸、承擔一家三口的開支。積蓄雖然不多，但穩健投資，跑贏通脹（通膨），也可保證即將上小學的女兒安心讀完大學。父母和岳父岳母也有一定的養老積蓄，無須他擔心。

「現在生活頓時沒有底氣了。孩子上學、父母養老，都指望着這筆錢。」陳建民放在投之家的65萬，其中20萬是自己和妻子的存款，15萬是父母的積蓄，20萬是岳父岳母的養老錢。他決定自己承擔這件事的後果，「現在還不敢告訴雙方父母，怕他們接受不了，需要用到錢的時候再獨自想辦法。」

在深圳的請願活動，最終以警察拘留10人、強行驅散人群為終點。8月5日，陳建民接到警察的電話，要求他理性維權，不要參與非法集會。陳建民知道，非法集會指的是全國難友正在組織中的8月6日進京上訪行動。

和陳建民一樣接到警察電話的，還有杭州的盧茜（化名）。

當天早上，盧茜突然被同事叫到會議室，兩名便衣民警向她出示了警察證。盧茜很驚訝，她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杭州工作，很少回家鄉，沒想到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會特地安排人從廣東一個小城市飛到杭州，並直接找到她單位。

盧茜今年5月份在P2P網貸平台人人愛家投資了15萬，7月6日，人人愛家發布了良性清盤公告，稱盤點完存量資產後會在兩年內兌付債權，「以40天為一期，逐期兌付」，之後就再也聯繫不上了。

負責人人愛家案件的杭州下城區潮鳴派出所的電話，盧茜從來沒有打通過，但監控、阻攔她參與維權活動的警察卻開始頻繁出現在她的生活裏。

「他們讓我寫保證書，保證不去北京上訪。我在電話裏說了不會去，他們還是不放心，來單位找我。」讓盧茜氣惱的是，警察還一直打電話給她父母，「我爸媽本來不知道這件事情，警察維穩直接去我們村裏，搞得很多親戚都知道了。他們連我有個親戚在北京工作都查出來了，怕我讓他去上訪。」

眾多爆雷受害者計劃發起「萬人行動」，於8月6日集體進京，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會）上訪維權。警方提前收到消息，部署各地警力阻攔潛在上訪者，盧茜就是維穩對象之一。她沒有去北京，在維權群組裏關注上京難友傳回的視頻，在視頻裏，北京金融街布滿警察，難友接連被警察拉上大巴帶走，場面混亂。

「萬人行動」無疾而終。盧茜非常氣悶：「維穩截訪快如閃電，案件卻全無進展，除了7月12日的立案公告，其他都是 『無可奉告』。」

杭州是P2P爆雷的重災區，6月開始，大大小小的網貸平台接連淪陷，從各地趕往杭州報案、上訪的受害者持續不斷，當地政府不得不將杭州黃龍體育中心、杭州市江干區體育中心設為臨時接待點。

在黃龍體育中心，下城公安局經偵辦的警察向盧茜和其他受害者公布案件進展，強調的第一點是「人人愛家是非法的」，說的最多的話是「無可奉告」。「我實在無法理解，出借的時候也是看過人人愛家的資質的，證書營業執照都有的，上杭州税收紅榜，還有電視台主持人宣傳，B輪融資到位。現在雷了，政府說它是非法的，實在無法理解。」

P2P在中國的發展，本就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歷程。

十年「裸奔」、角色顛倒：中介平台做起了融資

P2P是peer-to-peer的簡寫，意即個人對個人，其角色是一種中介機構，把小額度的資金通過網絡平台聚集起來，再借給有資金需求的人。它的理念是打破銀行壟斷，創造更自由的借貸模式。

2007年6月18日，中國第一家P2P平台拍拍貸成立，以信息中介為主要業務。2009年，拍拍貸投資人周世平創辦紅嶺創投，開啟平台墊付本金的模式，打破了P2P作為信息中介的定位。緊接着，數家P2P平台相應落成。但彼時P2P並未受到政府和資本的關注，整個行業發展緩慢。

直到2013年，中國各大銀行開始收縮貸款，P2P平台憑藉高利息吸引到眾多投資人。與此同時，政府亦開始鼓勵發展互聯網金融，P2P平台像火一樣燒了起來，到年底，平台從240家增長至800家左右，交易規模突破千億。

陳建民便是從2014年開始嘗試投資P2P產品的。時值P2P行業野蠻生長階段，有些平台甚至提出30%的綜合年化收益，陳建民不敢冒險，但對其他投資者來說，30%是個難以抗拒的誘惑。

此後幾年，P2P行業一路高歌，至2017年，中國有2000餘家P2P平台，交易規模逼近2.3萬億（兆），註冊用戶逾5千萬。媒體驚歎：上世紀90年代發明P2P的英國，至今也只有不到10家公司。比起有健全信用體系的歐美國家，中國尚未建成一套公開、透明、完善的信用評分體系，如何篩選借款人資質？

從2007年到2017年，急速膨脹的P2P行業亦被調笑為「裸奔十年」，儘管各地相繼出台了一些P2P監管原則，但因指責不明，很多規則流於表面，直到2016年8月，全國性的監管法律《P2P網絡借貸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才出台。這份遲到10年的管理辦法規定：央行負責定調、銀保監會搭框架、地方銀保監會監管、金融辦監督……正如騰訊財經評論指出：「對於P2P行業的監管是典型的『多龍治水』，結果必然是監管真空。」

此前，中國P2P已多次爆雷。據媒體統計：2014年，爆雷265家；2015年更是達到867家；2016年，556家；2017年，217家……其中，2015年的e租寶爆雷的受害者有90多萬人，尚未追回的金額達700多億元。

在P2P網貸平台從業5年的黃長彥（化名）認為，這次的爆雷潮和2015年有着不同的原因：「2015年主要是龐氏騙局。那時只要有個P2P出來，年化收益特別高，17%、18%，就有用戶投資，他們也不想知道錢借給誰。這個時候很多騙子在裏面。」

「現在這波爆雷主要是因為擠兌，就是很多投資人同時提現，但平台沒那麼多錢。」

理論上，P2P平台是信息中介，將投資人（出借人）和借款人對接起來。先有借款人想借款，平台才能做出標的供投資人出借金錢，平台自身並不涉及資金的借貸。但實際操作中，平台為了吸引客戶，通常會進行「剛性兌付」——即當借款人逾期未還款時，平台會先墊資償還投資人。

在深圳從事P2P平台運營的蔣小川（化名）總結這輪爆雷原因：「按照P2P的本質，借貸關係應該是一一對應的，錢完全不會經過平台。如果一個網貸平台全都是這種正常借貸的話，根本不會出現 『爆雷』。但中國的P2P平台都不只是信息中介，平台都有自己的資金蓄水池。」

這個說法得到了黃長彥的贊同，他告訴端傳媒記者，所有的P2P網貸平台的廣告，都有意混淆了投資和理財的區別，造成許多人踩雷：「把P2P投資說成P2P理財，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投資是有風險的，你要有投資者的經驗、要對資產進行評級。但是理財，對老百姓來說就是默認是保本的。」

而平台的錢，往往來自於借新還舊，蔣小川稱之為「拆東牆補西牆」，發假標進行平台自融，或拆分標旳，拿新投資進來的錢去還舊的借款，都是常見的方式。

蔣小川還介紹了一種被稱之為「超級放貸人模式」的債權轉讓方式。網貸平台以某個自然人為「超級放貸人」（通常是平台的實際控制人）向借款人放款，取得債權，再把債權按金額、期限打包錯配，小額分散轉讓給投資人。換句話說，平台先借錢出去，再將債權分散轉讓給投資人。

這樣做的風險是：一旦出現大量投資人提現的情況，平台無法兌付，就會爆雷。

黃長彥以杭州為例，分析了爆雷的原因：杭州房地產搖號限購，搖號需要凍結大量資金，很多人把P2P到期的資金全部提現，新的資金沒有進來，平台就沒辦法開展業務了。「一家公司如果有資產又賣不掉，肯定會死。就跟多米諾骨牌一樣，投投資人的信心被一下打擊掉了，集中提現，資金鏈斷裂，就真的會出現了擠兌危機。」

本應做中介，卻自己融資，成為中國P2P平台的「原罪」。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這也是不得不犯的「罪」。

「讓它（P2P）像蝗蟲一樣增長是對老百姓極度地不負責」

對P2P平台來說，只當信息中介，為「點對點」的借貸關係進行匹配效率太低，債權轉讓有利於它們批量生產業務，擴大經營。這意味着P2P平台實際上是以自身信用作擔保的信用中介，而不僅僅是信息中介了。

官方對P2P的定位卻不是這樣。2016年8月，銀監會（現銀保監會）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將P2P網貸機構定義為「專門從事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業務活動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規定網貸平台「得直接或間接歸集資金」。2017年12月，銀監會也下發文件禁止「剛性兌付」。

黃長彥認為，P2P的問題並不是出在它們不肯老實地扮演信息中介的角色，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國家對P2P的定位十分矛盾。

「國家把P2P定義為信息中介，因為做信用中介就是跟銀行競爭了，P2P只能做銀行不做的業務。但現實是，P2P平台要麼跟銀行搶業務，要麼就沒有業務可做。如果一個企業能在銀行6個點利率借到100萬，P2P平台12個點的利率借給他150萬，在銀行的基礎上提高利率，提高額度，這是P2P生存之道。但是國家不允許。」

「所以P2P平台只能借錢給那些從銀行貸不到款、或是拿不出抵押物、沒有優質資產的企業。這些都是高風險的用戶，他們是不應該從P2P這裏借到錢的，因為很大概率是還不起。但現在國家逼得平台只能借錢給這些企業，只能做這些銀行不要的業務。」

而在一些經濟學家眼裏，P2P本就不該發展至今天的規模。「從借款方資質、投資標的質量、承諾剛性兌付和高收益這幾個方面來看，P2P的最終崩潰似乎是一件命中註定的事情。」財經作家吳曉波在評論中寫道。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亦對媒體表示：P2P實際是偏離了金融基本原則和規律的情況下，在做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差不多的借貸業務。

「讓它像蝗蟲一樣增長是對老百姓極度地不負責。」黃奇帆說。

旅居南亞的銀行理財師羅家慶認為，很多投資受害者將矛頭指向政府，並非沒有道理：2013年，李克強總理提出「全民創業、萬眾創新」運動。中國P2P頭部平台也在這個階段紛紛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都為之站台。

羅家慶指出，P2P平台固然有很大的責任，比如從業人員沒有足夠的專業性為不良資產評級、在廣告中強調平台的安全性、未標註風險等，但政府的監管方式更有問題——從非常放鬆、混亂的狀態，急劇轉變為一刀切。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居民財富在四萬億的刺激下泡沫性擴張，導致了P2P行業的急速興盛和由盛轉衰，只留下了一地雞毛。」（編注：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以拉動經濟增長）

2016年以來，中國推出一系列「去槓桿」（槓桿指用很小的啟動資金，通過借錢的方式，放大投資結果，比如按揭買房、買車）舉措，企業融資難度加大，很多需求流向了P2P，這些企業一旦未能如預期發展就很難按時還款，導致整個P2P行業風險陡增。

去槓桿的同時，一直鬆散的監管也突然變得強硬起來。在遲來的一系列專項整治中，已有超過5000家機構從業內退出。

當然，哪怕是遲來的監管，對於想要長期從事這個行業的平台和陳建民這樣的投資者來說，並不是壞事。但靴子遲遲不落地，成為壓倒一些平台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8年4月，陳建民投資P2P平台的3個月回款標的剛好到期，他把本金和13%的年化利息提現，決定暫緩投資，持幣觀望，因為「大環境不好」，傳聞6月底要完成的網貸備案又將延期。

根據2017年12月銀監會下發P2P網貸整治的57號文件——《關於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金融辦必須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轄內主要P2P機構的備案登記工作，並對債權轉讓、風險備付金、資金存管等關鍵性問題作出進一步的解釋說明。

陳建民覺得備案是個好消息。一旦備案完成，相當於有了一份銀保監會、金融辦認證過的P2P機構白名單。但3月28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再次下發文件，要求「加大整治力度」，在陳建民等業內人士看來，這意味着將有大批平台無法通過審核，也意味着P2P機構的備案登記工作又將延遲，6月底是見不到白名單的了。出於慎重考慮，陳建民暫緩了投資。

不僅是投資者，蔣小川這樣的從業者也一直在等待網貸備案驗收通過，只要成為持牌機構，就相當於進入金融體系，不必擔心一朝睡醒公司就變成非法機構。

銀監會57號文件中規定：「活期、定期理財產品的形式對接債權轉讓標的，由於可能造成資金和資產的期限錯配，應當認定為違規。」

為了通過驗收，從今年3月份開始，蔣小川公司停止了活期業務的資金注入，並逐步引導投資人把活期轉為定期。「很多投資人只願意投活期的標的，我們只能通過做活動、發加息券的方法，引導他們把錢轉為定期。經過3個月的處理，10多個億的活期資金，轉化了6、7個億。」

蔣小川特別向記者說明，P2P行業的「活期」並不是銀行存款意義上的「活期」，而是平台通過債券轉讓和期限錯配做出來的「活期」，但這些區別他們並不會向投資人解釋。

危機也隨之而來，活期業務是網貸平台吸引投資人的重要業務，也是平台構建資金池的重要資金來源，停止活期的資金注入，加上大環境不好，許多人都像陳建民一樣撤資觀望了。

備案為什麼一再延期？銀行理財師羅家慶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平台的不良資產太多，而政府又不願意惹火上身。

「本來銀監會、行業協會是要求今年6月30日前各地完成備案的，到了3月又變成無限延期了。延期的原因是，如果按照標準，很可能有上千家平台拿不到備案，需要清盤。政府不願擔負因平台無法備案而導致清盤的責任，所以備案就無限延期了。」

這一延期，讓不少原本就捉襟見肘的P2P平台徹底坍塌了。「從3月開始，每個月的資金淨流出都是1個億以上的。」蔣小川說。平台缺少了資金注入，到期提現的投資人日漸增多，自身的資金池又大幅縮水，資金鏈很快就斷裂了。

6月的一天，蔣小川的老闆召集了管理層，說沒錢還了，要清盤、自首。

尾聲

爆雷永遠地改變了一群人的生活。

「我以前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覺得我們國家變強大了，我們的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我不相信有政府紅頭文件證書的平台會跑路，不相信受害者上訪維權會被打壓，不相信警察會蠻橫暴力地對待普通人，但是這些都發生了。」

陳薇薇（化名）是杭州一所大學的學生，去年12月開始，她把父母為她準備的11萬學費和生活費悉數放在人人愛家平台上，每次都只投1個月回款、年收益率10%左右的標的，以此賺點零用錢。7月6日，距離回款時間還有一天，她等來了平台爆雷的消息。

陳薇薇最初加入了幾個維權微信群和QQ群，但這些群很快就被封了。群裏的成員都接到了警察的電話，陳薇薇也接到了：「警察說我散播謠言，是犯法的，要我不要在群裏討論維權的事情。」在難友的指導下，她第一次使用了翻牆軟件，第一次知道了微信之外的通訊軟件，看到了鋪天蓋地的P2P受害者發布的信息，她覺得自己來到了另一個國家。

在群組裏，有群友買了泉州去北京的高鐵票被警察將票取走，有群友發了警察強行拖走上訪者的視頻，還有群友住在北京的賓館裏被警察踢開房門帶走。

「兩個月了，一個股東都沒抓，一分錢都沒有退。等着吧，維權不會停止，真正聰明的政府不會總把老百姓當傻子。」陳薇薇說。「我一定會維權到底的，這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了，這麼鉅額資金的詐騙案發生，這裏一定有監管瀆職的問題，有貪污腐敗的問題，有司法公正的問題。」這些宏大詞彙是她每天在維權的群聊裏看來的。朋友說，陳薇薇變得憤世嫉俗了，但她覺得自己是長大了。

爸媽向親戚借了兩萬塊給陳薇薇交學費。陳建民和妻子則開始節衣縮食。女兒要上一年級了，他不希望女兒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任何影響。在父母和岳父岳母面前，陳建民編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謊言，告訴他們錢及時取出了，放在了另一個可信的平台裏。

在爆雷風捲雲湧之際，監管方「祭出」一系列整治手段，包括開啟新一輪合規檢查、要求各省市上報逃廢債借款人名單等。據網貸天眼研究院統計，截至2018年8月31日，全國在運營平台為1875家。而這些平台中有多少能笑到最後？

據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報告預計，P2P退潮將持續2-3年。三年後，正常運轉的平台預計不超過200家，僅為目前的一成。這其中，還有多少個陳建民的家當，要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