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每一次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傳播，都是一場「雙重抗爭」。受害者和她們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熱心參與者，不僅僅要從施害者那裏討還公道，往往還要與校方、甚至相關輿情部門的維穩策略較量。
2018年4月，因申請北京大學對一起性騷擾舊案的處理結果進行信息公開，在校生岳昕受到校方持續的壓力。而在7月上旬曝光的張鵬事件中，中山大學同樣沒有直面問題，而是一方面召集「維穩」會議，要求學生「家醜不可外揚」，強調學生的相關轉發，學校均可以追蹤，並表示學校的態度「一般是從輕處理」。另一方面對張鵬做停課處理，停止其任教資格，取消其碩博指導教師資格，終止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聘任合同，但即便如此，在對外公告中仍然全文不提「性騷擾」，僅以「師風師德」含混帶過。
醜聞曝光後，張鵬作為當事人發聲，承認其在與學生相處過程中存在「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行為，但他同時強調已經接受黨紀處罰，認為相關曝光文章存在污衊及誇大。而作者黃雪琴也立即回應張鵬，願通過法律渠道對質。耐人尋味的是，張鵬的辯護聲明仍在，而黃雪琴的回應卻在微博被刪除。
即使這已經不是校園性騷擾第一次被曝光，媒體報導、公眾關注的重點依然會或多或少集中在「明星學者」個人光環與性騷擾之間的巨大反差：為什麼那些學術突出、教學優秀、被眾多其他學生和同事所認可、敬重的學者會有如此陰暗的一面，他們為何「需要」如此？甚至，對這一問題的不解還會進一步發酵成一種「被害者有罪論」——如果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問題（自願的迎合、不懂得拒絕、懦弱的默許），性騷擾本來可以不發生，或者很容易擺脱。即使近年來「蒼蠅不叮無縫蛋」的粗鄙觀念引發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更為隱蔽地歸因於「受害者不夠強大、堅韌」的精巧論調卻越發受到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