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胡梓康──在台東造龍舟的香港人，沿著黑潮的方向朝北走

2018年5月13日清晨5時許，太陽剛浮出台東縣南田海面，香港人胡梓康已在岸邊等待許久。一個、兩個、三個，他細數一公尺以下的浪及其頻率，把握在海象最穩定時出海。身旁一艘22人座的自製龍舟和來自各地的划手，在瑰色天空下，安靜地等待他的指令。這天，他們要跨越黑潮，划向蘭嶼。

終於等到潮差趨緩，胡梓康指示搶浪出海。眾人將龍舟推向海中，再跳上船奮力划槳。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原先平穩的一公尺小浪，在他們一出海後，立即變身為二、三公尺高的「瘋狗浪」。下一刻，龍舟翻覆，全員落海，岸邊的人一邊大喊「人上岸！」一邊看着船體因撞擊岩岸而毀損。整個過程，僅有20秒。

因為龍舟尾部毀壞，且晚於預定出海時間太久，胡梓康一行人只好取消原計劃。事後胡梓康談起瘋狗浪，仍屢屢驚嘆其威力，但問他失望嗎？他卻說海本來就這樣的，我們不能勉強。況且，「相對於現今環境污染的困局，（這點挫折）是小巫見大巫了。」

過去幾個月，此項龍舟划渡計劃屢屢抓住港台媒體的目光。因為發起人胡梓康是一名來自香港的移民。而他之所以想從台東橫渡黑潮到蘭嶼，全是為了呼籲眾人，關注這座小島的垃圾污染問題。

用龍舟隊的方法撐「傻子」

在作家吳明益的小說《複眼人》中，人類製造的垃圾在流向海洋後，形成了巨大垃圾渦流，被漂流到其上的主角「阿特列」當作一座島，命名為「葛思葛思」。在一個突然降下冰雹的清晨，這座垃圾島撞上台灣東海岸，毀了整片海域。然而如同所有場面獵奇的災難，人們無能為力，也很快遺忘。

在現實中，位於台東外海90公里的蘭嶼，也正在與海飄垃圾及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漠然搏鬥。根據蘭嶼鄉公所指出，近年劇增的遊客，在旺季時帶來每月180噸的垃圾量，每年製造的寶特瓶（即香港所稱「膠樽」）數多達60萬個。對於垃圾回收制度及觀念都不完備的蘭嶼，不啻是一項沈重負擔。

2016年9月初，胡梓康與妻子一同到蘭嶼旅行，並在香港環保團體「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介紹下，認識了當地青年「阿文」林正文。為了家鄉的海飄垃圾及廢油污染等問題，阿文長年舉辦淨灘活動、自費購置貨車與回收設備，來處理廢油、寶特瓶等廢棄物。他還在自己的地瓜田上蓋了一間寶特瓶屋，作為環保教育中心，倡議「不讓垃圾比魚多」、「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

阿文的理念讓同樣在香港投入環保行動的胡梓康，像是遇見同路人般高興。但進一步了解他才發現，在蘭嶼，因垃圾處理成本高，民眾及業者缺乏垃圾分類及回收意願，阿文等於擔當起全島的資源回收鏈，並將自己搞到傾家蕩產的地步。為了籌措教育中心的建設經費，開機車行的阿文甚至打算賣掉供出租的機車，讓胡梓康趕緊勸他別斷了自己的生計。

「人家常說我是個傻子，但在我看來，阿文比我更傻」，胡梓康在香港擔任龍舟隊教練，秋冬時會與隊員一同到郊野撿拾垃圾，看見阿文把這事當做日常，讓他相當敬佩。未完工的寶特瓶屋，也使他想起在香港缺乏空間施展的環境教育夢，「我就是好希望阿文能成功」，他說。

回程路上，他與妻子蘇菲開始思索如何幫助阿文，造舟渡黑潮的想法因而浮現。「我們沒有什麼本領，龍舟隊就用龍舟隊的方法，造一條船、划到蘭嶼」。胡梓康說自己的想法很簡單，就像小時看人「賣武」，觀眾喜歡就投錢打賞。「我的想像是，全台灣2300萬人，只要有1成的人願意投出1塊錢，就能給阿文帶來230萬的經費。」

環境問題不分國界

於是胡梓康成為移居到花東的港人社群之一，目光投向的卻不是當地的好山好水，而是成堆的垃圾。為何一名香港人願意為一座小島，心繫着當地人都不一定願意面對的環境污染？胡梓康說，因為環境問題從來不只蘭嶼有。

出生於香港新界沙田的他，笑稱自己自小到大不是往海裡跑，就是到山裏去。但上了小學後，他親眼目睹家鄉在發展為衛星市鎮的過程中面目全非，「所有我喜歡的地方都毀了，很失落啊！」

胡梓康記得，恰好就在香港回歸的1997年，他的失落突然在某天就轉成了行動。那是一次平常的潛水，胡梓康帶着他的網袋，在海中尋寶：螃蟹、海螺、大眼雞（一種螺類）……以及處處令人難以忽視的海飄垃圾。當天胡梓康的網袋已近半滿，他卻突然決定把袋子清空，開始撿起垃圾，「其實也沒有什麼原因，就是一個衝動」。其後他繼續山海行，身上卻多了個垃圾袋。

一個人的環境行動，在他2009年開始擔任龍舟隊教練後，開始有了同伴。他號召龍舟隊員們發起「泛非龍 青山綠水行動」，在比賽及練習之餘，定期到郊野公園、海灘撿垃圾，足跡遍佈東龍島、城門水塘等地。後來，胡梓康體會到環境問題要從教育解決，也開始帶着龍舟校隊學生參與環保行動。

「其實從蘭嶼的污染問題，可以看到全世界也是一樣的」，胡梓康說，自己在香港淨灘時撿到的寶特瓶，近8成都是中國大陸品牌。因兩地相鄰，這或許不令人意外，但他在蘭嶼也見過從中國飄來的汽車冷凝劑，使他確信「海洋垃圾的問題是隨着洋流一起流動的，在黑潮上的我們，沒法置身事外」。

明朝武將張獻忠的「七殺碑」以血氣方剛的七個「殺」字流傳後世，但更讓胡梓康有感的，卻是這段碑文──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我就是一直遵循着這段話在想，我們究竟能回報大自然什麼？」就這樣，胡梓康一邊思索，一邊將步伐邁向台灣。

妻子蘇菲始終表示支持。她了解先生執著的脾氣，讓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麻煩製造者，但她相信先生的格言：「事情只要開始，改變就會跟著來」。況且此前，她與胡梓康早就計劃划船環島，「只從台東划向蘭嶼，應該比環台簡單得多吧！」她這麼想。

後來，他們才發現自己有多天真。

先有錢，才談公民責任？

在台東當地好友「水嫂」的鼎力相助下，胡梓康很快在發展為文化創意園區的「台東糖廠」裡，申請到一塊寬闊的工作區；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樣的空間有如老天恩賜。不僅如此，水嫂還幫他在附近找了一棟宿舍，月租只要1萬元台幣（約港幣2500元）。與其他香港退休移民不同，胡梓康不追下午茶和美食。每隔幾天，他會上超市一趟，採買他與鄰居兩隻狗的食材；不造舟的日子，他就採着單車，依舊往山海去。

有了空間與住所，胡梓康開始作業。自小碰水、玩船的他，認為造舟並不難，將所需要的數據算好、材料備齊，他預計約半年時間就能完工。沒想到，這艘龍舟最後竟花了他一年多的時間，甚至到出海前一天還在趕工。

造舟進度的延宕，背後是一連串香港與台灣民情的碰撞。同在台東糖廠的工藝師「瓦籟」鄧秀線與先生呂昌熾回憶，初次見到胡梓康時，他的宣傳黑板上條列了好幾個協辦單位，讓人以為胡梓康有很多支援人手，媒體報導也不乏「在地人情溫暖」、「志工相挺」的敘述。但他們表示，除了最後階段，這一年多來「其實很少人幫忙。」

胡梓康在一旁聽了靦腆地笑，但在受訪時仍難掩失望與不平。他說自己曾遇過許多年輕人，起初都滿腔熱血地表示想幫忙，但在得知此計劃除了募款外，並未申請其他贊助後，便消失無蹤；甚至有人因此批評他的計劃「沒有訴求、不合邏輯」。

「在香港，我們是先有公民責任，再想辦法找人、找錢；但在這裡，是先找資助，才有公民責任」，胡梓康話說得直，他說台灣有種「小社會社區福利文化」──貪圖小恩小惠。他知道這話會得罪台灣人，也強調不是所有接觸過的人都自私，但談及來台後讓他感到落差最大的，便是這件事。

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也體現兩地的文化衝擊。瓦籟夫婦笑着描述，胡梓康做事急性子，口頭上要你慢慢來，自己手腳還是動得很快。「要他休息一下、吃個飯也不要，這就是他的『慢慢來』。」胡梓康則說自己曾向人打聽，裝修同樣大小的一間中餐廳，在台灣要耗時4個月到半年，在香港，業主只給你1個月的裝修期，「沒辦法，租金太貴了呀！」

但總有急也沒用的時候。在香港2天內能送達的造船材料，在台東得等上三週。於是，等待的日子，他就騎單車去玩。急性子的香港人，在台東學着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學着「慢活」。

不是將船造好就能出海

讓胡梓康更意外的是，在台灣，不是將船造好就能出海。過去他帶香港學生划船到外島露營、撿垃圾，從不需要申請。若是要到一些平時禁止下錨的海岸公園，往往也能在3小時內拿到核准批文。換句話說，上午申請，下午就能出發。

但在出海等同出國的台灣，申請程序繁複，胡梓康看着協助的夥伴們寫厚厚一疊計劃書、奔走於各公部門，「三個月都還跑不完程序」。基於安全考量，划渡計劃需有戒護及支援船，但因為台灣玩海的人少，除了船隻選擇有限、租借費用更是驚人。根據阿文的團隊「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統計，一天活動的戒護船租借支出高達27萬台幣，相較之下，租借同數量船隻，在香港只需花費約6萬台幣。

來台一年多，胡梓康漸漸發現，住在海島國家的台灣人民，對海洋卻十分陌生害怕。許多人聽到他的划渡計劃，都警告他黑潮很危險，將它形容得像是一匹怪獸，但當他問為何危險、有何具體例子，他們也說不上來。「沒有具體例子代表他們不了解它，不了解而只是害怕，那就有問題了」，胡梓康說。

進一步了解台灣歷史後，他認為台灣人與海的距離，源自過去國共對峙時代的海禁政策。當時國民黨政府為國土安全考量而封鎖海岸線，直到今日，即便海岸線已開放，一般人仍囿於種種限制而無法自由出海。胡梓康感慨，台灣人因此喪失了許多珍貴的海洋知識。愛船的他，向記者細數台灣從古至今在航運及造船領域的種種成就後，問了這麼一句：「這些成績，你們台灣人知道嗎？」

而即便能出海，大海彼端的蘭嶼民眾也不見得那麼歡迎他們。胡梓康說，不少人謠傳阿文藉着回收牟利、獲得許多贊助，但當他向這些蘭嶼居民求證時，對方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們就是一口咬定阿文賺很多錢，不然怎麼會有香港人來幫忙？」，胡梓康搖頭苦笑，沒想到自己因為港人的身份而成為牟利的共犯。

官方單位也曾找碴。他和阿文舉辦淨灘活動所蒐集的垃圾，一度傳出遭清潔隊拒收。阿文更曾被警告，若再亂丟垃圾，屆時將對他祭出罰款。這讓胡梓康感嘆，阿文一心希望為家鄉解決垃圾問題，「外人不支持就算了，自己人也不挺他。」

在一旁看顧的人們

困難一波接一波打上，卻也因此淬鍊出真心誠意。除了水嫂外，瓦籟夫婦後來因工作室暫時收起，且不忍心看胡梓康一個人埋頭苦幹，決定在最後一個月陪他衝刺。造船、網絡宣傳、號召志工、託朋友張羅出海作業……密集相處下來，如今已儼然將彼此視為家人。問起為何情義相挺，他們回：「要不然台灣人太沒面子了！」

但他們也清楚，在一旁觀望其實才是常態。瓦籟坦承，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起初自己看見一個香港人造龍舟，雖然會好奇，但也覺得麻煩、不想惹事。然而，對他們而言，「怕麻煩」的心態背後，其實是看重承諾、不輕易放棄，「因為我們一幫忙就是要幫到底。」

胡梓康也知道，自己其實默默地被周遭的人看顧着。他回憶去年夏天由於白天氣溫高，他總是晚上才到工作間一人工作到午夜，鄰居們看了，就要鄰居「珍姊」提醒他，不要太晚回家，一個人在糖廠工作危險。而縱使出不了力，珍姊也號召自己的親朋好友出錢支持，最後憑她一個人的人脈，就貢獻了近20萬台幣，約總募款金額的三成。

為了支持划渡計劃，阿文的舅舅張馬群師傅及表弟阿凱，也決定造舟回禮。他們從蘭嶼來台東糖廠駐紮數月，親自建造蘭嶼達悟族最著名的「拼板舟」，作為龍舟的領航船。話不多的他們，總是安靜地進行着手上的工作，但胡梓康心裡明白，達悟族是全台最了解海洋的族群，有當地人帶領，這趟「回家」之旅才能順利。此外，對達悟族而言，拼板舟是承載人與神的神聖載具，在外造舟須背負來自族人的壓力，更讓胡梓康十分感念他們的情義相挺。

出海的那天早晨，胡梓康記得清清楚楚，這些來自各地，出錢、出力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到他身旁攀談。「他們都知道我在盤算，所以待在一邊不過來騷擾我。這是比較感人、比較深刻的」，停頓了一下，他補充：「這些，都是好朋友。」

不能出海也是好事

划渡計劃如承載着眾人理想的龍舟，花了一年多克服如同大浪般的重重阻礙，前進有時，停滯有時，等到終於能出發，卻瞬間遭真正的巨浪擊沉。媒體紛紛以「難掩失落」形容划手們，胡梓康卻很平常心。他說，海況本來如此，勉強不來。當初決定以最原始的方式造舟划渡黑潮，便是希望呼籲大眾順應自然，所以在他看來，「知道我們沒法百分百掌控大自然，這個經驗也是好的。」

他也不願用成敗來論定此次行動，因為一帆風順並非好事，那會讓人忘了划渡計劃作為一項環保倡議行動，其本質終究是一場長期的鬥爭，沒有成功的一天。他用《明天過後》及宮崎駿的第一部動畫電影《高立的未來世界》，描述自己所想像的未來，認為世界無論在自然環境或是政治環境上，都處在崩潰的臨界點上。微小的個人只能看着，如同出海那天他在海邊靜靜觀察一樣，「我們阻止不了風浪會來，也阻止不了世界大戰再次發生。」

那麼誰能停止呢？胡梓康認為，責任在各國當權、執政者身上。他們理應發揮自身影響力，集結個人的能量來阻止環境變得更惡劣，卻為了一己之私或維護政權而讓情況變得更糟。於是動員的工作，最後仍舊回到公民自身。

也因此，他們沒有悲觀的權力，手上的槳還要繼續划。「今次過不了、爬不過，我們只是還未完成任務而已，這些經驗都不會白費的，」胡梓康說，明年五月，他們還要再挑戰一次蘭嶼，下一步他們要順着黑潮繼續往北方航行，拜訪與那國島、石垣島、沖繩等地，「因為垃圾是這樣移動的，我們就跟着垃圾一起走。」

「經驗越來越多，儲備越來越厚。敢於樂於冒險的人，並非雀躍於登陸彼岸，是享受將至未至的興奮！」採訪胡梓康那天，記者在他的筆記本上看見這句話，隔頁，是2018年至2019年的工作時間表，逐月條列着代辦事項。採訪過程中，胡梓康談的都是過去的事，但他的心，早就已經在未來盤算着。等風浪一停，就要再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