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清晨5時許,太陽剛浮出台東縣南田海面,香港人胡梓康已在岸邊等待許久。一個、兩個、三個,他細數一公尺以下的浪及其頻率,把握在海象最穩定時出海。身旁一艘22人座的自製龍舟和來自各地的划手,在瑰色天空下,安靜地等待他的指令。這天,他們要跨越黑潮,划向蘭嶼。
終於等到潮差趨緩,胡梓康指示搶浪出海。眾人將龍舟推向海中,再跳上船奮力划槳。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原先平穩的一公尺小浪,在他們一出海後,立即變身為二、三公尺高的「瘋狗浪」。下一刻,龍舟翻覆,全員落海,岸邊的人一邊大喊「人上岸!」一邊看着船體因撞擊岩岸而毀損。整個過程,僅有20秒。
因為龍舟尾部毀壞,且晚於預定出海時間太久,胡梓康一行人只好取消原計劃。事後胡梓康談起瘋狗浪,仍屢屢驚嘆其威力,但問他失望嗎?他卻說海本來就這樣的,我們不能勉強。況且,「相對於現今環境污染的困局,(這點挫折)是小巫見大巫了。」
過去幾個月,此項龍舟划渡計劃屢屢抓住港台媒體的目光。因為發起人胡梓康是一名來自香港的移民。而他之所以想從台東橫渡黑潮到蘭嶼,全是為了呼籲眾人,關注這座小島的垃圾污染問題。
用龍舟隊的方法撐「傻子」
在作家吳明益的小說《複眼人》中,人類製造的垃圾在流向海洋後,形成了巨大垃圾渦流,被漂流到其上的主角「阿特列」當作一座島,命名為「葛思葛思」。在一個突然降下冰雹的清晨,這座垃圾島撞上台灣東海岸,毀了整片海域。然而如同所有場面獵奇的災難,人們無能為力,也很快遺忘。
在現實中,位於台東外海90公里的蘭嶼,也正在與海飄垃圾及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漠然搏鬥。根據蘭嶼鄉公所指出,近年劇增的遊客,在旺季時帶來每月180噸的垃圾量,每年製造的寶特瓶(即香港所稱「膠樽」)數多達60萬個。對於垃圾回收制度及觀念都不完備的蘭嶼,不啻是一項沈重負擔。
2016年9月初,胡梓康與妻子一同到蘭嶼旅行,並在香港環保團體「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介紹下,認識了當地青年「阿文」林正文。為了家鄉的海飄垃圾及廢油污染等問題,阿文長年舉辦淨灘活動、自費購置貨車與回收設備,來處理廢油、寶特瓶等廢棄物。他還在自己的地瓜田上蓋了一間寶特瓶屋,作為環保教育中心,倡議「不讓垃圾比魚多」、「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
阿文的理念讓同樣在香港投入環保行動的胡梓康,像是遇見同路人般高興。但進一步了解他才發現,在蘭嶼,因垃圾處理成本高,民眾及業者缺乏垃圾分類及回收意願,阿文等於擔當起全島的資源回收鏈,並將自己搞到傾家蕩產的地步。為了籌措教育中心的建設經費,開機車行的阿文甚至打算賣掉供出租的機車,讓胡梓康趕緊勸他別斷了自己的生計。
「人家常說我是個傻子,但在我看來,阿文比我更傻」,胡梓康在香港擔任龍舟隊教練,秋冬時會與隊員一同到郊野撿拾垃圾,看見阿文把這事當做日常,讓他相當敬佩。未完工的寶特瓶屋,也使他想起在香港缺乏空間施展的環境教育夢,「我就是好希望阿文能成功」,他說。
回程路上,他與妻子蘇菲開始思索如何幫助阿文,造舟渡黑潮的想法因而浮現。「我們沒有什麼本領,龍舟隊就用龍舟隊的方法,造一條船、划到蘭嶼」。胡梓康說自己的想法很簡單,就像小時看人「賣武」,觀眾喜歡就投錢打賞。「我的想像是,全台灣2300萬人,只要有1成的人願意投出1塊錢,就能給阿文帶來230萬的經費。」
環境問題不分國界
於是胡梓康成為移居到花東的港人社群之一,目光投向的卻不是當地的好山好水,而是成堆的垃圾。為何一名香港人願意為一座小島,心繫着當地人都不一定願意面對的環境污染?胡梓康說,因為環境問題從來不只蘭嶼有。
出生於香港新界沙田的他,笑稱自己自小到大不是往海裡跑,就是到山裏去。但上了小學後,他親眼目睹家鄉在發展為衛星市鎮的過程中面目全非,「所有我喜歡的地方都毀了,很失落啊!」
胡梓康記得,恰好就在香港回歸的1997年,他的失落突然在某天就轉成了行動。那是一次平常的潛水,胡梓康帶着他的網袋,在海中尋寶:螃蟹、海螺、大眼雞(一種螺類)......以及處處令人難以忽視的海飄垃圾。當天胡梓康的網袋已近半滿,他卻突然決定把袋子清空,開始撿起垃圾,「其實也沒有什麼原因,就是一個衝動」。其後他繼續山海行,身上卻多了個垃圾袋。
一個人的環境行動,在他2009年開始擔任龍舟隊教練後,開始有了同伴。他號召龍舟隊員們發起「泛非龍 青山綠水行動」,在比賽及練習之餘,定期到郊野公園、海灘撿垃圾,足跡遍佈東龍島、城門水塘等地。後來,胡梓康體會到環境問題要從教育解決,也開始帶着龍舟校隊學生參與環保行動。
「其實從蘭嶼的污染問題,可以看到全世界也是一樣的」,胡梓康說,自己在香港淨灘時撿到的寶特瓶,近8成都是中國大陸品牌。因兩地相鄰,這或許不令人意外,但他在蘭嶼也見過從中國飄來的汽車冷凝劑,使他確信「海洋垃圾的問題是隨着洋流一起流動的,在黑潮上的我們,沒法置身事外」。
明朝武將張獻忠的「七殺碑」以血氣方剛的七個「殺」字流傳後世,但更讓胡梓康有感的,卻是這段碑文──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我就是一直遵循着這段話在想,我們究竟能回報大自然什麼?」就這樣,胡梓康一邊思索,一邊將步伐邁向台灣。
妻子蘇菲始終表示支持。她了解先生執著的脾氣,讓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麻煩製造者,但她相信先生的格言:「事情只要開始,改變就會跟著來」。況且此前,她與胡梓康早就計劃划船環島,「只從台東划向蘭嶼,應該比環台簡單得多吧!」她這麼想。
後來,他們才發現自己有多天真。
先有錢,才談公民責任?
在台東當地好友「水嫂」的鼎力相助下,胡梓康很快在發展為文化創意園區的「台東糖廠」裡,申請到一塊寬闊的工作區;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樣的空間有如老天恩賜。不僅如此,水嫂還幫他在附近找了一棟宿舍,月租只要1萬元台幣(約港幣2500元)。與其他香港退休移民不同,胡梓康不追下午茶和美食。每隔幾天,他會上超市一趟,採買他與鄰居兩隻狗的食材;不造舟的日子,他就採着單車,依舊往山海去。
有了空間與住所,胡梓康開始作業。自小碰水、玩船的他,認為造舟並不難,將所需要的數據算好、材料備齊,他預計約半年時間就能完工。沒想到,這艘龍舟最後竟花了他一年多的時間,甚至到出海前一天還在趕工。
造舟進度的延宕,背後是一連串香港與台灣民情的碰撞。同在台東糖廠的工藝師「瓦籟」鄧秀線與先生呂昌熾回憶,初次見到胡梓康時,他的宣傳黑板上條列了好幾個協辦單位,讓人以為胡梓康有很多支援人手,媒體報導也不乏「在地人情溫暖」、「志工相挺」的敘述。但他們表示,除了最後階段,這一年多來「其實很少人幫忙。」
胡梓康在一旁聽了靦腆地笑,但在受訪時仍難掩失望與不平。他說自己曾遇過許多年輕人,起初都滿腔熱血地表示想幫忙,但在得知此計劃除了募款外,並未申請其他贊助後,便消失無蹤;甚至有人因此批評他的計劃「沒有訴求、不合邏輯」。
「在香港,我們是先有公民責任,再想辦法找人、找錢;但在這裡,是先找資助,才有公民責任」,胡梓康話說得直,他說台灣有種「小社會社區福利文化」──貪圖小恩小惠。他知道這話會得罪台灣人,也強調不是所有接觸過的人都自私,但談及來台後讓他感到落差最大的,便是這件事。
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也體現兩地的文化衝擊。瓦籟夫婦笑着描述,胡梓康做事急性子,口頭上要你慢慢來,自己手腳還是動得很快。「要他休息一下、吃個飯也不要,這就是他的『慢慢來』。」胡梓康則說自己曾向人打聽,裝修同樣大小的一間中餐廳,在台灣要耗時4個月到半年,在香港,業主只給你1個月的裝修期,「沒辦法,租金太貴了呀!」
但總有急也沒用的時候。在香港2天內能送達的造船材料,在台東得等上三週。於是,等待的日子,他就騎單車去玩。急性子的香港人,在台東學着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學着「慢活」。
不是將船造好就能出海
讓胡梓康更意外的是,在台灣,不是將船造好就能出海。過去他帶香港學生划船到外島露營、撿垃圾,從不需要申請。若是要到一些平時禁止下錨的海岸公園,往往也能在3小時內拿到核准批文。換句話說,上午申請,下午就能出發。
但在出海等同出國的台灣,申請程序繁複,胡梓康看着協助的夥伴們寫厚厚一疊計劃書、奔走於各公部門,「三個月都還跑不完程序」。基於安全考量,划渡計劃需有戒護及支援船,但因為台灣玩海的人少,除了船隻選擇有限、租借費用更是驚人。根據阿文的團隊「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統計,一天活動的戒護船租借支出高達27萬台幣,相較之下,租借同數量船隻,在香港只需花費約6萬台幣。
來台一年多,胡梓康漸漸發現,住在海島國家的台灣人民,對海洋卻十分陌生害怕。許多人聽到他的划渡計劃,都警告他黑潮很危險,將它形容得像是一匹怪獸,但當他問為何危險、有何具體例子,他們也說不上來。「沒有具體例子代表他們不了解它,不了解而只是害怕,那就有問題了」,胡梓康說。
進一步了解台灣歷史後,他認為台灣人與海的距離,源自過去國共對峙時代的海禁政策。當時國民黨政府為國土安全考量而封鎖海岸線,直到今日,即便海岸線已開放,一般人仍囿於種種限制而無法自由出海。胡梓康感慨,台灣人因此喪失了許多珍貴的海洋知識。愛船的他,向記者細數台灣從古至今在航運及造船領域的種種成就後,問了這麼一句:「這些成績,你們台灣人知道嗎?」
而即便能出海,大海彼端的蘭嶼民眾也不見得那麼歡迎他們。胡梓康說,不少人謠傳阿文藉着回收牟利、獲得許多贊助,但當他向這些蘭嶼居民求證時,對方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們就是一口咬定阿文賺很多錢,不然怎麼會有香港人來幫忙?」,胡梓康搖頭苦笑,沒想到自己因為港人的身份而成為牟利的共犯。
官方單位也曾找碴。他和阿文舉辦淨灘活動所蒐集的垃圾,一度傳出遭清潔隊拒收。阿文更曾被警告,若再亂丟垃圾,屆時將對他祭出罰款。這讓胡梓康感嘆,阿文一心希望為家鄉解決垃圾問題,「外人不支持就算了,自己人也不挺他。」
在一旁看顧的人們
困難一波接一波打上,卻也因此淬鍊出真心誠意。除了水嫂外,瓦籟夫婦後來因工作室暫時收起,且不忍心看胡梓康一個人埋頭苦幹,決定在最後一個月陪他衝刺。造船、網絡宣傳、號召志工、託朋友張羅出海作業......密集相處下來,如今已儼然將彼此視為家人。問起為何情義相挺,他們回:「要不然台灣人太沒面子了!」
但他們也清楚,在一旁觀望其實才是常態。瓦籟坦承,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起初自己看見一個香港人造龍舟,雖然會好奇,但也覺得麻煩、不想惹事。然而,對他們而言,「怕麻煩」的心態背後,其實是看重承諾、不輕易放棄,「因為我們一幫忙就是要幫到底。」
胡梓康也知道,自己其實默默地被周遭的人看顧着。他回憶去年夏天由於白天氣溫高,他總是晚上才到工作間一人工作到午夜,鄰居們看了,就要鄰居「珍姊」提醒他,不要太晚回家,一個人在糖廠工作危險。而縱使出不了力,珍姊也號召自己的親朋好友出錢支持,最後憑她一個人的人脈,就貢獻了近20萬台幣,約總募款金額的三成。
為了支持划渡計劃,阿文的舅舅張馬群師傅及表弟阿凱,也決定造舟回禮。他們從蘭嶼來台東糖廠駐紮數月,親自建造蘭嶼達悟族最著名的「拼板舟」,作為龍舟的領航船。話不多的他們,總是安靜地進行着手上的工作,但胡梓康心裡明白,達悟族是全台最了解海洋的族群,有當地人帶領,這趟「回家」之旅才能順利。此外,對達悟族而言,拼板舟是承載人與神的神聖載具,在外造舟須背負來自族人的壓力,更讓胡梓康十分感念他們的情義相挺。
出海的那天早晨,胡梓康記得清清楚楚,這些來自各地,出錢、出力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到他身旁攀談。「他們都知道我在盤算,所以待在一邊不過來騷擾我。這是比較感人、比較深刻的」,停頓了一下,他補充:「這些,都是好朋友。」
不能出海也是好事
划渡計劃如承載着眾人理想的龍舟,花了一年多克服如同大浪般的重重阻礙,前進有時,停滯有時,等到終於能出發,卻瞬間遭真正的巨浪擊沉。媒體紛紛以「難掩失落」形容划手們,胡梓康卻很平常心。他說,海況本來如此,勉強不來。當初決定以最原始的方式造舟划渡黑潮,便是希望呼籲大眾順應自然,所以在他看來,「知道我們沒法百分百掌控大自然,這個經驗也是好的。」
他也不願用成敗來論定此次行動,因為一帆風順並非好事,那會讓人忘了划渡計劃作為一項環保倡議行動,其本質終究是一場長期的鬥爭,沒有成功的一天。他用《明天過後》及宮崎駿的第一部動畫電影《高立的未來世界》,描述自己所想像的未來,認為世界無論在自然環境或是政治環境上,都處在崩潰的臨界點上。微小的個人只能看着,如同出海那天他在海邊靜靜觀察一樣,「我們阻止不了風浪會來,也阻止不了世界大戰再次發生。」
那麼誰能停止呢?胡梓康認為,責任在各國當權、執政者身上。他們理應發揮自身影響力,集結個人的能量來阻止環境變得更惡劣,卻為了一己之私或維護政權而讓情況變得更糟。於是動員的工作,最後仍舊回到公民自身。
也因此,他們沒有悲觀的權力,手上的槳還要繼續划。「今次過不了、爬不過,我們只是還未完成任務而已,這些經驗都不會白費的,」胡梓康說,明年五月,他們還要再挑戰一次蘭嶼,下一步他們要順着黑潮繼續往北方航行,拜訪與那國島、石垣島、沖繩等地,「因為垃圾是這樣移動的,我們就跟着垃圾一起走。」
「經驗越來越多,儲備越來越厚。敢於樂於冒險的人,並非雀躍於登陸彼岸,是享受將至未至的興奮!」採訪胡梓康那天,記者在他的筆記本上看見這句話,隔頁,是2018年至2019年的工作時間表,逐月條列着代辦事項。採訪過程中,胡梓康談的都是過去的事,但他的心,早就已經在未來盤算着。等風浪一停,就要再啟航。
漏字:「拜訪那國島」應為與那國島(与那国島)。
我認為這已經不是風行草偃的時代了,當權者要是跟多數人眼下的利益對著做,難以成事。讓這些價值自然而然根植於每個人心中看似是最佳解,但環境未必有時間等待;更別說環境價值在每個人心中順位排到哪去。
感謝指正,錯誤已修改,謝謝!
錯字:戒護傳租借支出,應該是「船」?
感謝指正,錯誤已修改,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