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胡梓康──在台东造龙舟的香港人，沿著黑潮的方向朝北走

2018年5月13日清晨5时许，太阳刚浮出台东县南田海面，香港人胡梓康已在岸边等待许久。一个、两个、三个，他细数一公尺以下的浪及其频率，把握在海象最稳定时出海。身旁一艘22人座的自制龙舟和来自各地的划手，在瑰色天空下，安静地等待他的指令。这天，他们要跨越黑潮，划向兰屿。

终于等到潮差趋缓，胡梓康指示抢浪出海。众人将龙舟推向海中，再跳上船奋力划桨。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原先平稳的一公尺小浪，在他们一出海后，立即变身为二、三公尺高的“疯狗浪”。下一刻，龙舟翻覆，全员落海，岸边的人一边大喊“人上岸！”一边看着船体因撞击岩岸而毁损。整个过程，仅有20秒。

因为龙舟尾部毁坏，且晚于预定出海时间太久，胡梓康一行人只好取消原计划。事后胡梓康谈起疯狗浪，仍屡屡惊叹其威力，但问他失望吗？他却说海本来就这样的，我们不能勉强。况且，“相对于现今环境污染的困局，（这点挫折）是小巫见大巫了。”

过去几个月，此项龙舟划渡计划屡屡抓住港台媒体的目光。因为发起人胡梓康是一名来自香港的移民。而他之所以想从台东横渡黑潮到兰屿，全是为了呼吁众人，关注这座小岛的垃圾污染问题。

用龙舟队的方法撑“傻子”

在作家吴明益的小说《复眼人》中，人类制造的垃圾在流向海洋后，形成了巨大垃圾涡流，被漂流到其上的主角“阿特列”当作一座岛，命名为“葛思葛思”。在一个突然降下冰雹的清晨，这座垃圾岛撞上台湾东海岸，毁了整片海域。然而如同所有场面猎奇的灾难，人们无能为力，也很快遗忘。

在现实中，位于台东外海90公里的兰屿，也正在与海飘垃圾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漠然搏斗。根据兰屿乡公所指出，近年剧增的游客，在旺季时带来每月180吨的垃圾量，每年制造的宝特瓶（即香港所称“胶樽”）数多达60万个。对于垃圾回收制度及观念都不完备的兰屿，不啻是一项沈重负担。

2016年9月初，胡梓康与妻子一同到兰屿旅行，并在香港环保团体“绿惜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介绍下，认识了当地青年“阿文”林正文。为了家乡的海飘垃圾及废油污染等问题，阿文长年举办净滩活动、自费购置货车与回收设备，来处理废油、宝特瓶等废弃物。他还在自己的地瓜田上盖了一间宝特瓶屋，作为环保教育中心，倡议“不让垃圾比鱼多”、“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

阿文的理念让同样在香港投入环保行动的胡梓康，像是遇见同路人般高兴。但进一步了解他才发现，在兰屿，因垃圾处理成本高，民众及业者缺乏垃圾分类及回收意愿，阿文等于担当起全岛的资源回收链，并将自己搞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为了筹措教育中心的建设经费，开机车行的阿文甚至打算卖掉供出租的机车，让胡梓康赶紧劝他别断了自己的生计。

“人家常说我是个傻子，但在我看来，阿文比我更傻”，胡梓康在香港担任龙舟队教练，秋冬时会与队员一同到郊野捡拾垃圾，看见阿文把这事当做日常，让他相当敬佩。未完工的宝特瓶屋，也使他想起在香港缺乏空间施展的环境教育梦，“我就是好希望阿文能成功”，他说。

回程路上，他与妻子苏菲开始思索如何帮助阿文，造舟渡黑潮的想法因而浮现。“我们没有什么本领，龙舟队就用龙舟队的方法，造一条船、划到兰屿”。胡梓康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就像小时看人“卖武”，观众喜欢就投钱打赏。“我的想像是，全台湾2300万人，只要有1成的人愿意投出1块钱，就能给阿文带来230万的经费。”

环境问题不分国界

于是胡梓康成为移居到花东的港人社群之一，目光投向的却不是当地的好山好水，而是成堆的垃圾。为何一名香港人愿意为一座小岛，心系着当地人都不一定愿意面对的环境污染？胡梓康说，因为环境问题从来不只兰屿有。

出生于香港新界沙田的他，笑称自己自小到大不是往海里跑，就是到山里去。但上了小学后，他亲眼目睹家乡在发展为卫星市镇的过程中面目全非，“所有我喜欢的地方都毁了，很失落啊！”

胡梓康记得，恰好就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他的失落突然在某天就转成了行动。那是一次平常的潜水，胡梓康带着他的网袋，在海中寻宝：螃蟹、海螺、大眼鸡（一种螺类）……以及处处令人难以忽视的海飘垃圾。当天胡梓康的网袋已近半满，他却突然决定把袋子清空，开始捡起垃圾，“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冲动”。其后他继续山海行，身上却多了个垃圾袋。

一个人的环境行动，在他2009年开始担任龙舟队教练后，开始有了同伴。他号召龙舟队员们发起“泛非龙 青山绿水行动”，在比赛及练习之余，定期到郊野公园、海滩捡垃圾，足迹遍布东龙岛、城门水塘等地。后来，胡梓康体会到环境问题要从教育解决，也开始带着龙舟校队学生参与环保行动。

“其实从兰屿的污染问题，可以看到全世界也是一样的”，胡梓康说，自己在香港净滩时捡到的宝特瓶，近8成都是中国大陆品牌。因两地相邻，这或许不令人意外，但他在兰屿也见过从中国飘来的汽车冷凝剂，使他确信“海洋垃圾的问题是随着洋流一起流动的，在黑潮上的我们，没法置身事外”。

明朝武将张献忠的“七杀碑”以血气方刚的七个“杀”字流传后世，但更让胡梓康有感的，却是这段碑文──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我就是一直遵循着这段话在想，我们究竟能回报大自然什么？”就这样，胡梓康一边思索，一边将步伐迈向台湾。

妻子苏菲始终表示支持。她了解先生执著的脾气，让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麻烦制造者，但她相信先生的格言：“事情只要开始，改变就会跟著来”。况且此前，她与胡梓康早就计划划船环岛，“只从台东划向兰屿，应该比环台简单得多吧！”她这么想。

后来，他们才发现自己有多天真。

先有钱，才谈公民责任？

在台东当地好友“水嫂”的鼎力相助下，胡梓康很快在发展为文化创意园区的“台东糖厂”里，申请到一块宽阔的工作区；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空间有如老天恩赐。不仅如此，水嫂还帮他在附近找了一栋宿舍，月租只要1万元台币（约港币2500元）。与其他香港退休移民不同，胡梓康不追下午茶和美食。每隔几天，他会上超市一趟，采买他与邻居两只狗的食材；不造舟的日子，他就采着单车，依旧往山海去。

有了空间与住所，胡梓康开始作业。自小碰水、玩船的他，认为造舟并不难，将所需要的数据算好、材料备齐，他预计约半年时间就能完工。没想到，这艘龙舟最后竟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甚至到出海前一天还在赶工。

造舟进度的延宕，背后是一连串香港与台湾民情的碰撞。同在台东糖厂的工艺师“瓦籁”邓秀线与先生吕昌炽回忆，初次见到胡梓康时，他的宣传黑板上条列了好几个协办单位，让人以为胡梓康有很多支援人手，媒体报导也不乏“在地人情温暖”、“志工相挺”的叙述。但他们表示，除了最后阶段，这一年多来“其实很少人帮忙。”

胡梓康在一旁听了腼腆地笑，但在受访时仍难掩失望与不平。他说自己曾遇过许多年轻人，起初都满腔热血地表示想帮忙，但在得知此计划除了募款外，并未申请其他赞助后，便消失无踪；甚至有人因此批评他的计划“没有诉求、不合逻辑”。

“在香港，我们是先有公民责任，再想办法找人、找钱；但在这里，是先找资助，才有公民责任”，胡梓康话说得直，他说台湾有种“小社会社区福利文化”──贪图小恩小惠。他知道这话会得罪台湾人，也强调不是所有接触过的人都自私，但谈及来台后让他感到落差最大的，便是这件事。

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体现两地的文化冲击。瓦籁夫妇笑着描述，胡梓康做事急性子，口头上要你慢慢来，自己手脚还是动得很快。“要他休息一下、吃个饭也不要，这就是他的‘慢慢来’。”胡梓康则说自己曾向人打听，装修同样大小的一间中餐厅，在台湾要耗时4个月到半年，在香港，业主只给你1个月的装修期，“没办法，租金太贵了呀！”

但总有急也没用的时候。在香港2天内能送达的造船材料，在台东得等上三周。于是，等待的日子，他就骑单车去玩。急性子的香港人，在台东学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学着“慢活”。

不是将船造好就能出海

让胡梓康更意外的是，在台湾，不是将船造好就能出海。过去他带香港学生划船到外岛露营、捡垃圾，从不需要申请。若是要到一些平时禁止下锚的海岸公园，往往也能在3小时内拿到核准批文。换句话说，上午申请，下午就能出发。

但在出海等同出国的台湾，申请程序繁复，胡梓康看着协助的伙伴们写厚厚一叠计划书、奔走于各公部门，“三个月都还跑不完程序”。基于安全考量，划渡计划需有戒护及支援船，但因为台湾玩海的人少，除了船只选择有限、租借费用更是惊人。根据阿文的团队“说兰屿环境教育协会”统计，一天活动的戒护船租借支出高达27万台币，相较之下，租借同数量船只，在香港只需花费约6万台币。

来台一年多，胡梓康渐渐发现，住在海岛国家的台湾人民，对海洋却十分陌生害怕。许多人听到他的划渡计划，都警告他黑潮很危险，将它形容得像是一匹怪兽，但当他问为何危险、有何具体例子，他们也说不上来。“没有具体例子代表他们不了解它，不了解而只是害怕，那就有问题了”，胡梓康说。

进一步了解台湾历史后，他认为台湾人与海的距离，源自过去国共对峙时代的海禁政策。当时国民党政府为国土安全考量而封锁海岸线，直到今日，即便海岸线已开放，一般人仍囿于种种限制而无法自由出海。胡梓康感慨，台湾人因此丧失了许多珍贵的海洋知识。爱船的他，向记者细数台湾从古至今在航运及造船领域的种种成就后，问了这么一句：“这些成绩，你们台湾人知道吗？”

而即便能出海，大海彼端的兰屿民众也不见得那么欢迎他们。胡梓康说，不少人谣传阿文借着回收牟利、获得许多赞助，但当他向这些兰屿居民求证时，对方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就是一口咬定阿文赚很多钱，不然怎么会有香港人来帮忙？”，胡梓康摇头苦笑，没想到自己因为港人的身份而成为牟利的共犯。

官方单位也曾找碴。他和阿文举办净滩活动所搜集的垃圾，一度传出遭清洁队拒收。阿文更曾被警告，若再乱丢垃圾，届时将对他祭出罚款。这让胡梓康感叹，阿文一心希望为家乡解决垃圾问题，“外人不支持就算了，自己人也不挺他。”

在一旁看顾的人们

困难一波接一波打上，却也因此淬炼出真心诚意。除了水嫂外，瓦籁夫妇后来因工作室暂时收起，且不忍心看胡梓康一个人埋头苦干，决定在最后一个月陪他冲刺。造船、网络宣传、号召志工、托朋友张罗出海作业……密集相处下来，如今已俨然将彼此视为家人。问起为何情义相挺，他们回：“要不然台湾人太没面子了！”

但他们也清楚，在一旁观望其实才是常态。瓦籁坦承，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起初自己看见一个香港人造龙舟，虽然会好奇，但也觉得麻烦、不想惹事。然而，对他们而言，“怕麻烦”的心态背后，其实是看重承诺、不轻易放弃，“因为我们一帮忙就是要帮到底。”

胡梓康也知道，自己其实默默地被周遭的人看顾着。他回忆去年夏天由于白天气温高，他总是晚上才到工作间一人工作到午夜，邻居们看了，就要邻居“珍姊”提醒他，不要太晚回家，一个人在糖厂工作危险。而纵使出不了力，珍姊也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出钱支持，最后凭她一个人的人脉，就贡献了近20万台币，约总募款金额的三成。

为了支持划渡计划，阿文的舅舅张马群师傅及表弟阿凯，也决定造舟回礼。他们从兰屿来台东糖厂驻扎数月，亲自建造兰屿达悟族最著名的“拼板舟”，作为龙舟的领航船。话不多的他们，总是安静地进行着手上的工作，但胡梓康心里明白，达悟族是全台最了解海洋的族群，有当地人带领，这趟“回家”之旅才能顺利。此外，对达悟族而言，拼板舟是承载人与神的神圣载具，在外造舟须背负来自族人的压力，更让胡梓康十分感念他们的情义相挺。

出海的那天早晨，胡梓康记得清清楚楚，这些来自各地，出钱、出力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到他身旁攀谈。“他们都知道我在盘算，所以待在一边不过来骚扰我。这是比较感人、比较深刻的”，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这些，都是好朋友。”

不能出海也是好事

划渡计划如承载着众人理想的龙舟，花了一年多克服如同大浪般的重重阻碍，前进有时，停滞有时，等到终于能出发，却瞬间遭真正的巨浪击沉。媒体纷纷以“难掩失落”形容划手们，胡梓康却很平常心。他说，海况本来如此，勉强不来。当初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造舟划渡黑潮，便是希望呼吁大众顺应自然，所以在他看来，“知道我们没法百分百掌控大自然，这个经验也是好的。”

他也不愿用成败来论定此次行动，因为一帆风顺并非好事，那会让人忘了划渡计划作为一项环保倡议行动，其本质终究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没有成功的一天。他用《明天过后》及宫崎骏的第一部动画电影《高立的未来世界》，描述自己所想像的未来，认为世界无论在自然环境或是政治环境上，都处在崩溃的临界点上。微小的个人只能看着，如同出海那天他在海边静静观察一样，“我们阻止不了风浪会来，也阻止不了世界大战再次发生。”

那么谁能停止呢？胡梓康认为，责任在各国当权、执政者身上。他们理应发挥自身影响力，集结个人的能量来阻止环境变得更恶劣，却为了一己之私或维护政权而让情况变得更糟。于是动员的工作，最后仍旧回到公民自身。

也因此，他们没有悲观的权力，手上的桨还要继续划。“今次过不了、爬不过，我们只是还未完成任务而已，这些经验都不会白费的，”胡梓康说，明年五月，他们还要再挑战一次兰屿，下一步他们要顺着黑潮继续往北方航行，拜访与那国岛、石垣岛、冲绳等地，“因为垃圾是这样移动的，我们就跟着垃圾一起走。”

“经验越来越多，储备越来越厚。敢于乐于冒险的人，并非雀跃于登陆彼岸，是享受将至未至的兴奋！”采访胡梓康那天，记者在他的笔记本上看见这句话，隔页，是2018年至2019年的工作时间表，逐月条列着代办事项。采访过程中，胡梓康谈的都是过去的事，但他的心，早就已经在未来盘算着。等风浪一停，就要再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