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亮談《自由行》：只要抵抗一直發生，我就是自由的，我就是異鄉

2012年獲盧卡諾影展最佳導演和最佳女演員兩大獎的故事長片《我還有話要說》，逼使應亮當上流亡香港「特區」導演。五年後另一部長片《自由行》（A Family Tour），從旁觀他人到自己當主角——《我還有話要說》中的殺警楊佳變成導演楊樞，媽媽從「有話說」到「Nothing to Say」⋯⋯所有這些，就像導演給現實中的未來自己撰寫劇本，電影與現實拉扯並行發展，8月初作為盧卡諾競賽單元開幕片世界首映後， 下一步流亡將如何上演？

《自由行》劇情

導演楊樞五年前因拍攝電影《孤僻者的母親》遭中國大陸處罰，滯留香港，至今無法回國。住四川的母親因胃癌復發，即將再動手術，四年來只通過網絡「認識」的外孫見面。楊樞導演與香港丈夫帶著四歲的兒子藉參加電影節，從流亡地香港到台灣，來實現這次家庭團聚。無奈媽媽不能脫離旅行團「自由行」，女婿訂了與媽媽相同的酒店、查好旅行團路線，協助全家在台灣的酒店和各風景區會面。

直接跟孩子講：爸爸回不了中國

導演「自我檢討」之時，也佈下棋局，一不經意把自己和家人推至未能預知境況，這是我五月看完《自由行》第一反應，特別當片中出現隨時會再次驚動「中央神經」的情節——電視新聞報導：「流亡女導演楊樞的三位投資人失蹤，懷疑被公安綁架。」既然劇情發展到這地步，那就該作好最壞打算：下一站流亡，應亮一家三口出走台灣？

現實版A Family Tour發生於三年多前，沒法回中國，岳父岳母來港不安全，唯有台灣見。拿臨時簽証的應亮和太太彭姍，抱著香港出世的小兒子飛抵高雄，全程坐計程車尾隨岳父岳母的旅遊巴。「自由行」之名也是假，因兩老來自四川三線城市，沒資格以「個人」身份出遊。螢幕上，編劇之一「三三」彭姍飾演中方「特派員」導遊，多次叮囑，不要讓團友發現「你們是一家人」。五年前拍攝《孤獨者的母親》被媒體罩以「流亡導演」光環的楊樞對著記者說：「所謂的政治，是個人選擇。」「當然，這是最重要的政治。」身後的台灣影展宣傳板上寫：No one can stay an outsider。

「每個中國人都一樣，因為上幾代的政治波動，致使我們的歷史，不管教科書或家庭內部，從不會被相對客觀公正地講下來。」

盧卡諾最佳女演員耐安，由歇斯底里楊佳媽媽變成白髪滄桑楊樞媽媽，手執拐扙的患病老媽把五年前「警察七次上門問話」錄音交給女兒，一邊提醒：「你還真當自己是香港人」。這段楊樞和丈夫家銘都不忍聽下去的錄音，指向應亮去年高雄電影節放映的片名《媽媽的口供》（I Have Nothing to Say），25分鐘黑白短片與107分鐘彩色《自由行》其實是同一故事，同時拍攝，前者純屬「媽媽角度」，後者由兩代人三雙眼睛講出，片尾字幕「送給我們的孩子」。

2016年夏天寫這個劇本有三個目的。「初心就是創造跟孩子對話的機會。」在香港新界東大埔林村老房子內，應亮邊吃菲傭姐姐做的簡便午飯邊跟我聊，採訪只能安排在孩子幼稚園放學之前。2013年出生的小孩，活在這片擁數千呎農莊的可愛家園，如何能理解「流亡」這抽象東西？「其實日常生活中，我也會直接跟他講，爸爸回不了中國，因為拍過一個片，有些人不喜歡。」

跟孩子有關的，就是一歲多時去台灣見外婆，把它拍成電影。應亮說，「每個中國人都一樣，因為上幾代的政治波動，致使我們的歷史，不管教科書或家庭內部，從不會被相對客觀公正地講下來。作為電影工作者，經歷過一點小小波折，就是上一部片子所造成生活上的變動，那就更有與下一代溝通的慾望。」

每人身上都有難看的東西

另外兩個目的，一是對過去五年做小小回顧反思。寫作劇本時，應亮一直在「自我批評」。我告訴應亮，看完《自由行》我覺得楊樞很自私自傲——因為理想的執著，就可無視「普通人」甚或令家人受苦？現實中的導演應該沒有女主角那麼自私吧？「有呀，我一定有這樣的特質。每個人身上都有難看的東西，這人物很大部份是我的投射。其次是藝術問題，人物個性即使讓人反感，但她有沒讓人認同的部份？」

第三目的關乎「未來想像」——自己的身份和家庭關係。「我跟父母，以後會怎麼辦？」關於「自我身份的思考」，還記得《九月二十八日．晴》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後，應亮回答媒體：「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個香港人了。」《自由行》來到結尾，記者再問一次，「上次你說香港是你家，那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楊樞給出最終答案：異鄉人。

香港人支持六四那麼多年，可是當事情真正發生自家身上如銅鑼灣事件，香港人才真正明白，呀，這個國家，原來是這樣。

至於電影會否再次觸發「政治事件」，應亮還沒想過。「拍部電影，不至於就要把人推到另一個不能抵抗的環境吧？如果真到這個程度，那就說明更該繼續拍電影。」電影與現實最關鍵的分別或「逆轉」，在於把丈夫家銘設定為「香港人」（雖然演員Pete Teo來自馬來西亞），這是另一編劇陳慧建議。「他在政治上的權利跟大陸人不一樣，但他們又是一家人，這樣才能反襯出楊樞的所謂流亡是什麼意思，她的流亡不完全被丈夫所理解。」家銘不時強調「我是香港人」，又對太太說「我們都在台灣了，你跟媽媽還有什麼不能說？」

在應亮後來發給我四萬字「《自由行》（文本資料）」人物背景小傳中，可能因參考了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叛逆文青」家銘來自典型「獅子山下」中產屋苑家庭。戲中的丈夫更扮演「超級聯絡人」角色，五年間往來香港和四川之間，「作為中國跟國外之間一個特殊地區，香港人對中國有感情，可是不會真的理解中國，即使是他的妻子。」「就像香港人支持六四那麼多年，可是當事情真正發生自家身上如銅鑼灣事件，香港人才真正明白，呀，這個國家，原來是這樣。丈夫角色，就是一個關於『香港』的描述，為正義事情挺身而出，儘管裏頭也有很多你認為的『天真』，這些都是香港可貴可愛的特質，失去就很可惜。」

異鄉人，在不是「以前」的香港

港人或會因應亮的「香港本土認同」而高興，甚至有媒體認為他比不少港人「更本土」。那麼流亡導演怎麼從中國人「異化」成香港人，終究認清自己是「異鄉人」？

「即使在自己國家，一樣會有流亡。」Stranger還是香港人，應亮認為本質沒變，關鍵在於「自由」。「香港人這身份本來就是移動的，是變化、反對、尋找自由的。戴耀廷說2023年香港議會就會完全失守。按他的算法，因更多別的地方人口過來，選民比例已徹底改變。那時憲制下的香港人，不也是異鄉人？」傘運數年下來，流亡本土的異鄉人看見，「原本大家都認為，我們的堅持是對的，一定有很多人認同的。其實，我們是少數，我們是異鄉。」

如何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繼續行動，由此應亮認為香港人或異鄉人已沒太大區別，重要是「你是否認為自己身上有足夠的責任，去對抗這個荒誕社會？不停去推那塊石，推上去掉下來你又再推。這是一種抵抗。只要抵抗一直發生，我就存在，我就是自由的，我就是異鄉，我就是奇怪的。」

尋找流動，才是應亮的本能常態。落地香港七年之前，異鄉人曾經也算半個「四川人」。四川七年，短片《回家看看》主角即來自四川自貢的少年犯，2005年與彭姍創立「九十分鐘電影工作室」，前後三部長片四部短片都是四川話對白。而在此前，終歸還是「上海人」，一個糾結身份，與生俱來，沒權選擇的母語。上海跟香港一樣本來也是殖民地，移民的城市。「上海出產的鐘或盤子，都會寫著『上海』。」Made in Shanghai、Made in Hong Kong，就沒聽過Made in Beijing，城市的「主體性」透過物質工業史建構。父親和爺爺都是上海人，應亮自小跟公安局工作的外婆在「幹部大院」長大，這種抗拒連帶對地理身份的逃逸。「因為我不喜歡被標籤，包括人家看似誇獎你的『不像上海人』，所以為了這種排斥，我把自己變成一個『不像什麼地方的人』，這個可能是我長期的狀態。」

「香港早就不是以前的香港了」，連《自由行》媽媽也曉得。但原來什麼叫「以前」，與大部份看／聽港產流行文化長大的大陸人有別，他篩選接觸的香港很「積極」。「我其實跟你們的八十後社運文化同步。」2011年，應亮策劃最後一次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邀請《人在皇后》的導演林森和《那年．春夏之後》的盧鎮業到內地放映交流。此前一年，他為栗憲庭創辦的北京獨立影像展在宋莊教學，就認識了當時帶著11位同學來京上課的香港演藝學院舒琪。

「我的香港脈絡，有點奇怪。2010年左右接受了同步的本土運動。到香港後，參加「香港粵語片研究會」看五十年代老粵語片。所以楊樞媽媽說『香港早就不是以前的香港』，指的『以前』，可能就是這些，由本土運動開始往前推，更早期的香港，就像楚原《七十二家房客》，還是比較講究義氣，有很強的市民階層力量。」他在演藝學院教中港台電影史以至拍戲寫作，翻看的舊片和學習本地歷史，大都是移民和社運有關，譬如許鞍華《千言萬語》裏水上人家爭取權利。「現在的問題也是老話題，就是『中國化』的日常，包括演藝學院。因已離開一年，我只是聽聞有中聯辦副主任參與學校活動。這種『中國化』，應該是『不是以前香港』最大的部份。」

因為我不喜歡被標籤，包括人家看似誇獎你的『不像上海人』，所以為了這種排斥，我把自己變成一個『不像什麼地方的人』，這個可能是我長期的狀態。

香港的一些東西，一定要守住

楊樞在《自由行》經常揹個印有「雲之南」的布袋，應亮說，包括她的衣服，「都是遺物」。他給每個人物寫四五千字成長背景和家庭歷史，楊樞作品參加過的中國四大獨立影展——北京、重慶、南京和昆明（雲之南紀錄映像展），「2012年已徹底結束，跟我的schedule一致。」其實也跟十八大改朝換代一致。前年由中國電影資料館牽頭，與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和萬達院線等發起 「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放映首部外國片竟是《Manchester by the Sea》，還剪走一個鏡頭。即使電影、音樂或什麼，中國新一代創作人再無「獨立」二字，跟敏不敏感無關。

「什麼是『中國獨立電影』，我比較認同的是，中國獨立電影首先一定是政治概念。這條很硬的界定叫『龍標』——你是不是主動去尋求公映和拍攝許可證，能否接受審查，就界定這件事情，它是被政治化的。」自從各地民間影展被拆，獨立影人只能變成手機上的圈子，網絡討論不好問私事，大家生活可還好嗎？

至於香港，自《十年》開始中國化，官方對「獨立」兩字超過敏。獨不獨立本不本土對應亮來說，首先還是關乎言論自由。「我作為一個來自沒有香港這些獨特價值的地方的人，很清楚為了這些價值值得去奮鬥去保衛的。」最近一兩月，他在葵青某社區生活館教中年婦女手機拍攝。他很看重這份「落區學習」的工作。

從由社運切入到演藝，再「搭著電影的傘」落地社區基層，應亮終於可以從少數非主流走近大眾人群。以前在演藝學院教紀錄片，他可透過同學的功課看香港也看本地青年，現在透過她們在地眼光看這個有不少南亞裔的公屋社區狀態，並且有機會看到，做義工的公屋婦女如何協助更基層的劏房戶。「我跟社工和學員講，你們知道嗎，你們正在做的事情在我眼裏特別寶貴。因為在大陸NGO都關了，都是非法機構或被政府化，NGO的人都被抓光了。所以你們能自主自覺做的事情，很有生命，對自己住了幾十年的社區仍很有情感。我說，我只是來幫你們創造一些條件拍照片，更重要是你們自己能量太強，所以拍出來的東西這麼好看。」這位落區本土異鄉人更不時提醒香港人：「這些東西，一定要守住，失去就太可惜了。因為中國沒有，因為我是從中國來的。」

「一定要守住，失去就太可惜了。因為中國沒有，因為我是從中國來的。」

等待風的季節

當初拍《我還有話要說》之前半年的香港生活經歷，將來自中國「不能自由說話的恐懼」磨掉一部份，致使應亮寫劇本時再無所顧忌。五年後寫這個台灣之旅，原本只有短片梗概，沒想到台灣院線規格和製作成本非常高，最後集資約兩百萬港幣拍成，由台灣「公共電視」主力出資，其他五六個部份的錢，也有香港私人的、匿名的，不公開名字的。

最意外倒是再見耐安——《我還有話要說》飾演楊佳的媽媽，也是與婁燁20年合作無間的製片（不過《推拿》後，婁燁兩部新作已不再由她監製）。原本，應亮不想耐安再演悲情媽媽，只請她物色演員。從一開始耐安就放棄找內地的，因為大家都擔心，只能推介有大陸背景的台灣和香港老演員，後因各種原因沒演，有人明確跟應亮說「我不能參與，因為我在中國有工作。」直至開機前一刻，曾表示願意做Plan B的耐安終於上場。「她只跟我講『沒事』。而我知道當年《頤和園》已很嚴重，警察以至各種行政機關上門『執法』，她和婁燁成立的電影公司基本上處於關掉狀態，她都挺得過來。拍《我還有話要說》時，她跟我分享過，她的家庭、父母經歷的各種政治運動。我猜，這些遭遇，是她願意幫忙的原因。」

「理想和信心自我掌握，自由和人權公安掌控。」應亮媽媽在2012年警察七次上門情況的文字節錄中如是想，這是應亮發給我「《自由行》文本資料」的參考附件。在最後一次的記錄中，曾因「支持學生」被剝奪人身自由五年的應亮爸爸，把家門鑰匙交給媽媽、交代日常生活瑣事、叮囑種種家務細節後，安然等待公安上門。作為「烈士後人」被領導提醒「不要讓祖輩江山毀在下一代手上」的媽媽寫道，在主意已定，一切清澈透底後，「我們沒有絲毫猶豫和膽怯，想到底無非是再經受一次人生的波折，續寫我們祖孫三代的不平家事吧！」「山兩欲來，風滿樓。是福是禍，既定的『人治』早安排了，想躲也沒用。」媽媽知道。

六年後，楊樞的「投資人失蹤」，《自由行》的香港資金也只能匿名，難保應亮真的要流放到台灣？「如果有一天，我離開香港去其他地方參加活動，不排除我可能回不了家。即使簽證有效，海關仍可不讓我進來。從官方角度，香港不歡迎我了。儘管我對這個地方有情感，願意為守住本地價值做一些事。」

「理想和信心自我掌握，自由和人權公安掌控。」

8月初《自由行》在盧卡諾影展競賽單元開幕禮首映後，不知道現實的劇本將如何變掛？丈夫，這個代表香港人的身份，最終會怎樣消失？即將到台灣教學的陳慧，能否與應亮完成傘運長片《風的季節》劇本？至於片中的導遊——彭姍，多年來於幕前幕後百搭擔當，丈夫應亮說，「我不得不感謝我的太太，在我失去學校工作，忙於製作新片時，她很努力地在外工作養家。如今大半年來，我和孩子成了非常要好的玩伴，這也是天賜的和她賜的機會。」

從東方升起的太陽來到午後仍很暴烈。新界林村瀑布下有個Totoro Farm，種植明媚劍蘭、肥滿荔枝黃皮、有機紅蘿蔔的小小樂園，正等待快樂地腳踏小單車回家的孩子來灌溉。孩子正在學習多國語言：在學校講廣東話，跟菲傭姐姐學說英文聽菲律賓話，跟爸爸說普通話亦開始學一點上海話，不要忘記還有媽媽的方言——四川話。至於哪種才是孩子的母語？異鄉爸爸說，等他自己決定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