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小貓闖進世界盃冠軍賽，她們想讓你看見怎樣的俄羅斯？

2018年世界盃足球冠軍賽場上，第53分鐘，當克羅埃西亞球員正在全力反攻的時刻，場內突然出現幾位身著警察裝束的「鬧場」群眾，迫使比賽中斷。很快地，俄羅斯異議龐克樂隊Pussy Riot（暴動小貓）在社群媒體上承認了「犯行」，並對當局提出訴求，包括釋放俄羅斯境內所有政治犯、停止在集會遊行上從事非法逮捕、允許良性的政治競爭、停止編造假案、停止在缺乏正當理由和程序的情況下將人監禁於看守所、停止把公民在臉書上「按讚」當罪證等。

Pussy Riot及男性藝術家Petr Verzilov的行動遭驅離出場後，隨即被帶往警局製作筆錄，不但立即被控告「違反正式體育活動觀賽規則」等非刑事罪名，接下來可能必須面對刑事檢控，他們委任的律師也無法立即會見當事人。

我們和您一樣支持俄羅斯 —— 如果您支持俄羅斯的話。

其中，警員和Petr Verzilov在警局被錄下來的一段對話值得節錄並逐字翻譯：

警員：手銬給我拿來，這兩個人都給我銬上。這個畜生是哪位？報上姓名！

（沉默）

警員：你們是打定主意要拉屎在俄羅斯身上，是吧？

Verzilov：不，我們支持俄羅斯。

警員：是嗎？你們知道，因為你們搞這一齣，俄羅斯會被FIFA罰錢嗎？

Verzilov：為什麼？

警員：（高喊）為洨麼啦！為什麼！（譯註：警員回話用的字源自俄語「（男性）自慰」的粗俗說法，正好和「為什麼」押韻。）

Verzilov：我們和您一樣支持俄羅斯 —— 如果您支持俄羅斯的話。

（中略）

警員：我有時候真覺得可惜，現在不是1937年。（指涉史達林統治下的「大恐怖」時期。）

這位警員及其所代表的統治思維，正是Pussy Riot與Petr Verzilov冒險在世界盃冠軍賽衝入球場最主要的原因。早在世界盃開始之前，俄羅斯公民逐漸發現，自己在社群網路上對特定內容按讚、分享或留言，就有可能被以「極端主義」、「煽動仇恨」、「威脅現有國家體制」、「叛國」等罪名遭調查和起訴，而為了讓起訴內容顯得更有份量，檢方通常會邀請特定「專家」作結果對被告不利的鑑定報告。

舉例而言，當局可能會邀請語言學家，在程序中「證明」某人的言論足以引誘他人從事極端主義行動等。懲罰措施則包括罰款、監禁、甚至強制送入精神病院。相關成案機制及實際案例，俄羅斯維權組織已經蒐集了許多資料。

對此，Pussy Riot在臉書公開貼文中做了非常生動的對比：

「天上的警察組織了美好的世界盃狂歡節，地上的警察則害怕節慶；天上的警察認真確保比賽按規則進行，地上的警察卻加入戰局視規則為無物。世界盃提醒我們，在未來的美好俄羅斯可能出現（猶如來自）天上的警察，但視遊戲規則為無物的地上警察，卻鎮日破壞我們的世界」；「世界盃很好地展現了俄羅斯的警察可以怎樣（好），但世界盃結束後，又會是什麼光景。」

另一方面，幸而有Pussy Riot的抗議，讓全世界更多人得以看見，自五月中以來，出身克里米亞的烏克蘭籍電影導演Oleg Sentsov已在俄羅斯北方的監獄中絕食抗議超過60天了。他以「俄羅斯公民」的身分，遭俄國司法單位指控在「俄羅斯領土」克里米亞境內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雖然Oleg本人從未接受俄羅斯國籍，其所有被列舉的「罪證」也不堪一擊，但由於他有一定的知名度，且曾參與烏克蘭的『親歐』抗爭，因此2014年春，當俄方需要殺雞儆猴，以平息克里米亞當地的反抗、反併吞活動時，這位導演就成了其中一位被逮捕、刑求的活躍份子。調查人員要求他提出對其他「親歐反俄」份子不利的口供，否則就會被判20年重刑。由於拒絕合作，他後來果然被判20年重刑。

Oleg Sentsov的絕食抗議之所以引起國際關注，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不僅自己不屈服於強權，更要求當局釋放其他烏克蘭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多半因克里米亞及烏東事件而遭入罪，總人數超過60名，他們之中有人已絕食抗議超過100天。這些政治犯，包括Oleg Sentsov，往往被控從事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活動，但所謂的極端主義活動，可以微小到只是在自家懸掛烏克蘭國旗，或者從事一般維權運動，如果行動者的身分是克里米亞韃靼人，會更容易成為當地司法單位關切的對象。

克里米亞韃靼人

針對烏克蘭及俄羅斯政治犯（意指在烏克蘭從事政治活動的俄羅斯人）問題，兩國各自派出的人權監察員日前已展開談判，但俄方態度強硬，甚至對烏克蘭監察員惡意爽約，也百般阻撓她入獄探視Oleg Sentsov。世界盃開踢後，也有文化、藝術界人士在街上發放支持Oleg Sentsov的英文傳單，希望引起外國球迷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但面對前來狂歡的各國球迷，相關行動效果不彰，行動參與者更被警方強力干擾、脅迫。當中最經典的案例，是多位長期關注政治社會議題、因此成為當局眼中釘的「記錄劇」類型劇場Театр.doc成員。他們因為公開支持Oleg Sentsov，7月4日晚在莫斯科市區散步時，因「民眾檢舉」，而被強制帶往警局問話。辦案警官公然表示，他可以自行捏造罪名。

心理狀態有如生活在軍事碉堡中的群眾，多半清楚自己肩負「國民外交」任務，他們甚至不需上級下令，也懂得自我動員，使用適當的武裝與彩妝。

賽事進行期間，俄羅斯媒體和網民間曾廣泛流傳幾位外籍旅客對該國的高度好評，內容多強調當地居民熱情好客，西方媒體實在不該「醜化」這個「風景美、人心更美」的「好客」國家。但，十分湊巧，這些廣獲宣傳的「覺醒外國人」大多來自英國（例如Matt Maybury和Ogden父子）但事實上，英國才在今年三月初前間諜中毒案發生後，指控克里姆林宮涉案，箇中關係，值得深思。

平心而論，無論當中有多少宣傳成分，俄羅斯民眾在世界盃期間的「好客」無庸置疑。但是，在當今俄羅斯政治和社會體制中，威權傳統仍具有一定影響力，而民眾對外展現的「好客」在特定脈絡下往往也充滿戰鬥性，其目的是讓「世界走向我們」，而非「我們走向世界」；心理狀態有如生活在軍事碉堡中的群眾，多半清楚自己肩負「國民外交」任務，他們甚至不需上級下令，也懂得自我動員，使用適當的武裝與彩妝。如此一來，被「收編」、「攻下」的往往不是碉堡本身，而是那些期待國際體育活動促進「人民友誼」、位於碉堡以外的世界。

對於俄羅斯與其他許多國家而言，以國際體育賽事的絢爛花火掩蓋國內問題並對外進行政治展演，並非本次世界盃才出現的獨特現象。

舉例而言，許多年紀超過65歲的俄羅斯人，或許對1957年夏天同樣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有些記憶，與世界盃不同的是，當年的參加者仍主要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當時還是赫魯雪夫執政、蘇聯對世界「解凍」的時期，縱使在節慶籌備階段，少不了必要的社會動員及清除「低端人口」、「可疑份子」等工作，但在當局監控下短暫釋出的自由空氣確實稍微鬆動了體制，其影響可見於後來漸次蓬勃發展的各類次文化、前衛藝術。

然而，一如歷史上常見的，當權者讓群眾接收了一點新鮮空氣後，下一步就是要他們重新戴回口罩、嘴套。赫魯雪夫後來就多次召見藝文界代表，嚴厲提醒他們遵循黨的路線，別「搞怪」、搞錯意識形態方針與文藝創作的主從地位。確實，在當權者看來，「新鮮空氣」太多，一定會帶來不良副作用。

1980年，莫斯科主辦了首次於「社會主義國家」舉行的夏季奧運，當時的官方宣傳機器就要求民眾必須有「身為主人」的自覺，務必讓每一位客人在離境時對蘇聯體制有十足正面的印象。

該屆奧運因為蘇聯於1979年出兵阿富汗，及其他國際政治因素，遭「西方民主陣營」抵制。然而，就活動的組織、規劃而言，結果確實如蘇聯當局承諾國際奧委會的，「十分成功。」當然，縱使相關開支對當時已捉襟見肘的蘇聯而言，其實是一大負擔，但對於主辦國來說，既然已被西方國家抵制、杯葛，就更有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

對一個必須藉由外敵鞏固自身存在意義的「碉堡」體制而言，國際性的大型活動或賽事一向是對潛在或真實敵人展現力量的好舞台，而這舞台一旦設在自家，就更能掌握話語權。

長久以來，對一個必須藉由外敵鞏固自身存在意義的「碉堡」體制而言，國際性的大型活動或賽事一向是對潛在或真實敵人展現力量的好舞台，而這舞台一旦設在自家，就更能掌握話語權。在1957年，舞台的任務是證明「莫斯科是世界和平運動的領導者，若西方民主陣營反對我，就是反和平」；而1980年的工作，是證明蘇聯體制的優越性、經得起開放檢視。

直到最近的2014年，冬季奧運在俄羅斯南部的索契舉行。這次，莫斯科當局照樣抱持「必勝」的決心，尤其在2011至2012年國內的一波政治抗議潮〈註一〉、2013年又有烏克蘭的所謂「親歐」示威後，更得加緊鞏固既有的權力與利益體系、促進「社會團結」，在這方面，歷史經驗顯示，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就是「愛國心」——而我們也看到了，當年在國家隊取得輝煌奧運成績後，俄羅斯民眾如何順勢支持政府「收復歷史固有疆域」克里米亞半島了。

上述歷史回顧或許有助我們了解2018年世界盃開踢前後，發生在俄羅斯的某些現象及爭議事件，包括為何某些知識份子會呼籲抵制在當地舉行的會內賽。體育當然不可能和政治無關，尤其在俄羅斯更是如此。在這點特色上，與俄羅斯一樣走過集權道路、同樣有強國／帝國情結，並習於拿歷史服務當代、崇尚「古為今用」的中國，也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發生過類似的現象。

在這點基礎上，便可以理解俄羅斯政府為何於近年來有意炒作「蘇聯戰勝納粹」的光輝歷史、打造人民的愛國心，其主要目的包括增進民眾的敵我意識、在一致對外的氛圍下減少對內部問題的關注、讓集體動員更容易、提高民眾對統治階級的支持度等。在這樣的環境中，思維和語言很容易往軍事化、狹隘國族主義的方向發展。

足球場上的「歷史課」：戰爭與球隊勝負影像交疊

因此，世界盃開踢後，就有論者指出，這次賽事給了俄羅斯民眾一個複習歷史課的好機會：看到法國隊就想到1812 年與拿破崙的戰爭；自家隊伍勝西班牙後，俄舉國歡騰的景況堪比每年5月9日紀念「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狂喜；德國隊之所以輸，則當然是因為飄搖在俄羅斯土地上的納粹槍下冤魂集體大復仇，和兩造瓜分歐洲勢力範圍的1939年「德蘇密約」自是無關；至於英國，它不但曾和俄帝國爭奪克里米亞，還「誣指」莫斯科毒殺不只一位英籍公民，自然是敵人。

在世界盃即將進入尾聲時，克羅埃西亞隊員的一句「榮耀歸於烏克蘭」，不但引發俄羅斯網民和媒體對球員個人大力撻伐，在接下來的賽事中不斷被噓，還害全體克羅埃西亞人被批判：大抵是「民族自尊心」受傷的俄羅斯人稱，歷史早已證明克羅埃西亞人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的叛徒」，在南斯拉夫內戰中與俄羅斯長期支持的塞爾維亞為敵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平心而論，「榮耀歸於烏克蘭」這句話並沒有明顯的政治意涵，它可以只是一位曾長期為烏克蘭Dinamo隊效力的外籍球員對昔日夥伴的善意表示，更何況他並非在球場上說這句話。俄羅斯球迷如此憤怒，高調向FIFA抗議，其實間接證明了一個俄羅斯官方至今仍未正面肯認的事實：俄羅斯與其「斯拉夫兄弟」烏克蘭正處於交戰狀態。

俄烏交戰的戰場不只在烏克蘭東部，也在俄羅斯自行劃入行政版圖的克里米亞。事實上，一位俄羅斯軍官近日在法庭上間接承認，於烏克蘭東部其實有俄羅斯正規軍參與作戰，這也等於承認正規軍在「在鄰國領土上、對外『號稱沒有俄軍』的地方」其實仍有派兵。而俄羅斯空降突擊部隊成員在烏東殉職，也間接證實了此事。這長期以來都是當地公開的秘密，但殉職成員家屬被迫噤聲。此外，在烏東和敘利亞，其實也有俄羅斯傭兵參與作戰，而使用傭兵作戰，事實上根本違反俄羅斯現行法律。

在世界盃於6月中開踢前，俄羅斯國內外就有人呼籲抵制，其主要論點包括世足賽對莫斯科當局而言可謂形象工程重大項目，附和之就是支持該國政府平時容許的種種輕賤法律、殘害人權、軍警特務治國等現象。烏克蘭有位藝術家就設計了視覺效果強烈的「反俄羅斯世界盃」圖騰。

然而，公權力擴張的程度與它遭遇的公民抵抗有正相關。濫權違紀的統治階級不是俄羅斯特產，當地民眾普遍對權力暴力的無感和高度適應力，甚至認可，才是真正的關鍵。從這一點看來，所謂的「平凡老百姓」往往也直接、間接參與了國家暴力的共犯結構，直到自己某天也無端受害，才有可能認清事實。今天在球迷區享受自由開放氛圍的任何一位俄羅斯居民，若平日對當局兼具鐵腕與流氓風格的「硬派作風」、「高效管理」不置可否，甚至視之為正當，那他們也同樣必須承受政府趁著世界盃造成的非常狀態。

足球夢赫然成為理想的「都市更新」及不動產炒作標的。

這些非常狀態，包括順勢企圖提高退休年齡〈註二〉、提高貨物增值稅，並以維安為藉口，禁止民眾在賽事舉行城市公開表達對政治社會議題的個人意見、緊縮本國及外國人旅行及居住登記規定等〈註三〉，如果平常對此不表達抗議、「包容力」十足的民眾，此刻就算不滿，或許也不該驚訝。

在莫斯科徒步區狂歡的本地球迷大概也忘了，2011至2012年的公民政治運動熱潮後，俄羅斯的集會遊行法遭修惡，賦予警察單位權力，得以驅趕、逮捕任何未經報備或許可即同時在同一公共空間中聚眾活動的一群人，相關規定被戲稱為「三人成群法」 ，而即便公眾活動已事先取得政府權責單位許可，若活動調性、內涵與體制「主旋律」不甚符合，也有可能被迫臨時取消。而在俄羅斯一流學府莫斯科大學內，竟也發生因學生抗議市政府和FIFA在校區設立球迷專區影響學習，不但引來警察特務單位的騷擾、更試圖以「極端主義」相關名義入學生於罪，校方也配合演出，以成績考核威脅潛在的「公共事務活躍份子」。

除此之外，在賽事舉行城市之一的頓河畔羅斯托夫市，大約400位居住在簡陋木造房的民眾，因為2017年夏天的一場火災失去房產；而在此之前，不斷有看似「來頭不小」的男士和壯漢軟硬兼施地要求他們盡速遷出、低價賣房，否則就得去住「火災受害者專用宿舍」。後來，這句預言果然一語成讖，當地發生了原因至今不明的火災，而受災戶因失火獲得的政府補助，當然遠少於因公共建設迫遷依法應得的補償。火災發生地點就在為世界盃新建的足球場館 “Rostov-Arena”、球迷專區和商業區附近，足球夢赫然成為理想的「都市更新」及不動產炒作標的。

更不幸的是，自六月初起，俄羅斯內務部轄下單位（包含警察機關）均遵照內部的特別命令避免公開負面資訊，增加「正面報導」，例如尋獲失蹤犬貓等溫馨新聞。但與此同時，根據維權組織調查的資料，執法人員刑求、威逼牟利的頻率不降反升。

綜上所述，就算我們不參與俄羅斯所謂「自由派」或「進步知識份子」圈內的辯論，諸如：「是否可以不支持國家隊？」「支持本屆世界盃是否等於支持普亭體制？」「支持國家隊或世界盃是否就落入當權者愚民圈套？」先不談這些問題，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說：同樣的體育活動對不同的體制及人民而言，意義絕對不同。即便本世界盃的花費高達140億美金、刷新世界盃歷史紀錄，但綜合各種政治社會情勢來看，當地民眾其實早已為了「讓世界走向我們」，付出比140億美金更高的代價。那些曾期待透過短暫租賃民宅體驗「道地俄式生活」的外國球迷，恐怕也不會想知道，作為「天降肥羊」的他們，是否為此付出了較平日貴十倍以上的學費。

在絢麗的煙火秀過後，總得面對不那麼光彩的現實：在世界盃賽事舉行城市下諾夫戈羅德市、伏爾加格勒市，許多耗費數百億盧布新建的公共和體育設施，已開始因暴雨而毀壞；但仍有大量遭惡意欠款的工人和包商，遲遲領不到應得的報酬。隨著世界盃的歡樂氣氛煙消雲散，世界也漸漸將目光移開，俄羅斯境內的異議份子和或許曾因世界盃帶來的自由氛圍而鬆一口氣的公民，仍要面對荒謬殘酷的現實。

註一：2011-12年的政治抗議潮，指俄羅斯國會（2011）及總統（2012）選舉引爆的一系列群眾運動，訴求為政治改革開放、反假選舉、反貪污、反普亭體制、釋放政治犯等。單次行動參與人數，一度高達10至15萬人。

註二：提高俄羅斯退休年齡的修法工作，正逐步進行中。男性退休年齡，在2028年前將由60歲提高到65歲；女性退休年齡，在2034年前，將由55歲提高到63歲。但，俄羅斯統計部對公民至2035年的平均壽命做出三套預測 : 低度樂觀，中度樂觀，高度樂觀。根據低度樂觀的預測，屆時男性平均壽命將是67.5歲，女性77.4歲。意指新法通過後，勞工的退休年齡將相當逼近於平均壽命，實質可享受的退休時光所剩無幾。

註三：緊縮本國及外國人旅行及居住登記規定的新法，牽涉到非常多細節，除了造成俄羅斯公民及外籍人士（主要是低階勞工）生活上的不便，最大問題就在於警方將有更多濫權、牟利空間。例如因為外籍勞工在法律上的弱勢處境，「依法」恐嚇驅逐之，不肖員警便有機會從中取得不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