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小猫闯进世界杯冠军赛，她们想让你看见怎样的俄罗斯？

2018年世界杯足球冠军赛场上，第53分钟，当克罗埃西亚球员正在全力反攻的时刻，场内突然出现几位身着警察装束的“闹场”群众，迫使比赛中断。很快地，俄罗斯异议庞克乐队Pussy Riot（暴动小猫）在社群媒体上承认了“犯行”，并对当局提出诉求，包括释放俄罗斯境内所有政治犯、停止在集会游行上从事非法逮捕、允许良性的政治竞争、停止编造假案、停止在缺乏正当理由和程序的情况下将人监禁于看守所、停止把公民在脸书上“按赞”当罪证等。

Pussy Riot及男性艺术家Petr Verzilov的行动遭驱离出场后，随即被带往警局制作笔录，不但立即被控告“违反正式体育活动观赛规则”等非刑事罪名，接下来可能必须面对刑事检控，他们委任的律师也无法立即会见当事人。

我们和您一样支持俄罗斯 —— 如果您支持俄罗斯的话。

其中，警员和Petr Verzilov在警局被录下来的一段对话值得节录并逐字翻译：

警员：手铐给我拿来，这两个人都给我铐上。这个畜生是哪位？报上姓名！

（沉默）

警员：你们是打定主意要拉屎在俄罗斯身上，是吧？

Verzilov：不，我们支持俄罗斯。

警员：是吗？你们知道，因为你们搞这一出，俄罗斯会被FIFA罚钱吗？

Verzilov：为什么？

警员：（高喊）为洨么啦！为什么！（译注：警员回话用的字源自俄语“（男性）自慰”的粗俗说法，正好和“为什么”押韵。）

Verzilov：我们和您一样支持俄罗斯 —— 如果您支持俄罗斯的话。

（中略）

警员：我有时候真觉得可惜，现在不是1937年。（指涉史达林统治下的“大恐怖”时期。）

这位警员及其所代表的统治思维，正是Pussy Riot与Petr Verzilov冒险在世界杯冠军赛冲入球场最主要的原因。早在世界杯开始之前，俄罗斯公民逐渐发现，自己在社群网路上对特定内容按赞、分享或留言，就有可能被以“极端主义”、“煽动仇恨”、“威胁现有国家体制”、“叛国”等罪名遭调查和起诉，而为了让起诉内容显得更有份量，检方通常会邀请特定“专家”作结果对被告不利的鉴定报告。

举例而言，当局可能会邀请语言学家，在程序中“证明”某人的言论足以引诱他人从事极端主义行动等。惩罚措施则包括罚款、监禁、甚至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相关成案机制及实际案例，俄罗斯维权组织已经搜集了许多资料。

对此，Pussy Riot在脸书公开贴文中做了非常生动的对比：

“天上的警察组织了美好的世界杯狂欢节，地上的警察则害怕节庆；天上的警察认真确保比赛按规则进行，地上的警察却加入战局视规则为无物。世界杯提醒我们，在未来的美好俄罗斯可能出现（犹如来自）天上的警察，但视游戏规则为无物的地上警察，却镇日破坏我们的世界”；“世界杯很好地展现了俄罗斯的警察可以怎样（好），但世界杯结束后，又会是什么光景。”

另一方面，幸而有Pussy Riot的抗议，让全世界更多人得以看见，自五月中以来，出身克里米亚的乌克兰籍电影导演Oleg Sentsov已在俄罗斯北方的监狱中绝食抗议超过60天了。他以“俄罗斯公民”的身分，遭俄国司法单位指控在“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境内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虽然Oleg本人从未接受俄罗斯国籍，其所有被列举的“罪证”也不堪一击，但由于他有一定的知名度，且曾参与乌克兰的『亲欧』抗争，因此2014年春，当俄方需要杀鸡儆猴，以平息克里米亚当地的反抗、反并吞活动时，这位导演就成了其中一位被逮捕、刑求的活跃分子。调查人员要求他提出对其他“亲欧反俄”分子不利的口供，否则就会被判20年重刑。由于拒绝合作，他后来果然被判20年重刑。

Oleg Sentsov的绝食抗议之所以引起国际关注，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不仅自己不屈服于强权，更要求当局释放其他乌克兰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多半因克里米亚及乌东事件而遭入罪，总人数超过60名，他们之中有人已绝食抗议超过100天。这些政治犯，包括Oleg Sentsov，往往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但所谓的极端主义活动，可以微小到只是在自家悬挂乌克兰国旗，或者从事一般维权运动，如果行动者的身分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会更容易成为当地司法单位关切的对象。

克里米亚鞑靼人

针对乌克兰及俄罗斯政治犯（意指在乌克兰从事政治活动的俄罗斯人）问题，两国各自派出的人权监察员日前已展开谈判，但俄方态度强硬，甚至对乌克兰监察员恶意爽约，也百般阻挠她入狱探视Oleg Sentsov。世界杯开踢后，也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在街上发放支持Oleg Sentsov的英文传单，希望引起外国球迷对相关议题的关注，但面对前来狂欢的各国球迷，相关行动效果不彰，行动参与者更被警方强力干扰、胁迫。当中最经典的案例，是多位长期关注政治社会议题、因此成为当局眼中钉的“记录剧”类型剧场Театр.doc成员。他们因为公开支持Oleg Sentsov，7月4日晚在莫斯科市区散步时，因“民众检举”，而被强制带往警局问话。办案警官公然表示，他可以自行捏造罪名。

心理状态有如生活在军事碉堡中的群众，多半清楚自己肩负“国民外交”任务，他们甚至不需上级下令，也懂得自我动员，使用适当的武装与彩妆。

赛事进行期间，俄罗斯媒体和网民间曾广泛流传几位外籍旅客对该国的高度好评，内容多强调当地居民热情好客，西方媒体实在不该“丑化”这个“风景美、人心更美”的“好客”国家。但，十分凑巧，这些广获宣传的“觉醒外国人”大多来自英国（例如Matt Maybury和Ogden父子）但事实上，英国才在今年三月初前间谍中毒案发生后，指控克里姆林宫涉案，个中关系，值得深思。

平心而论，无论当中有多少宣传成分，俄罗斯民众在世界杯期间的“好客”无庸置疑。但是，在当今俄罗斯政治和社会体制中，威权传统仍具有一定影响力，而民众对外展现的“好客”在特定脉络下往往也充满战斗性，其目的是让“世界走向我们”，而非“我们走向世界”；心理状态有如生活在军事碉堡中的群众，多半清楚自己肩负“国民外交”任务，他们甚至不需上级下令，也懂得自我动员，使用适当的武装与彩妆。如此一来，被“收编”、“攻下”的往往不是碉堡本身，而是那些期待国际体育活动促进“人民友谊”、位于碉堡以外的世界。

对于俄罗斯与其他许多国家而言，以国际体育赛事的绚烂花火掩盖国内问题并对外进行政治展演，并非本次世界杯才出现的独特现象。

举例而言，许多年纪超过65岁的俄罗斯人，或许对1957年夏天同样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有些记忆，与世界杯不同的是，当年的参加者仍主要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还是赫鲁雪夫执政、苏联对世界“解冻”的时期，纵使在节庆筹备阶段，少不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及清除“低端人口”、“可疑分子”等工作，但在当局监控下短暂释出的自由空气确实稍微松动了体制，其影响可见于后来渐次蓬勃发展的各类次文化、前卫艺术。

然而，一如历史上常见的，当权者让群众接收了一点新鲜空气后，下一步就是要他们重新戴回口罩、嘴套。赫鲁雪夫后来就多次召见艺文界代表，严厉提醒他们遵循党的路线，别“搞怪”、搞错意识形态方针与文艺创作的主从地位。确实，在当权者看来，“新鲜空气”太多，一定会带来不良副作用。

1980年，莫斯科主办了首次于“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夏季奥运，当时的官方宣传机器就要求民众必须有“身为主人”的自觉，务必让每一位客人在离境时对苏联体制有十足正面的印象。

该届奥运因为苏联于1979年出兵阿富汗，及其他国际政治因素，遭“西方民主阵营”抵制。然而，就活动的组织、规划而言，结果确实如苏联当局承诺国际奥委会的，“十分成功。”当然，纵使相关开支对当时已捉襟见肘的苏联而言，其实是一大负担，但对于主办国来说，既然已被西方国家抵制、杯葛，就更有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

对一个必须借由外敌巩固自身存在意义的“碉堡”体制而言，国际性的大型活动或赛事一向是对潜在或真实敌人展现力量的好舞台，而这舞台一旦设在自家，就更能掌握话语权。

长久以来，对一个必须借由外敌巩固自身存在意义的“碉堡”体制而言，国际性的大型活动或赛事一向是对潜在或真实敌人展现力量的好舞台，而这舞台一旦设在自家，就更能掌握话语权。在1957年，舞台的任务是证明“莫斯科是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者，若西方民主阵营反对我，就是反和平”；而1980年的工作，是证明苏联体制的优越性、经得起开放检视。

直到最近的2014年，冬季奥运在俄罗斯南部的索契举行。这次，莫斯科当局照样抱持“必胜”的决心，尤其在2011至2012年国内的一波政治抗议潮〈注一〉、2013年又有乌克兰的所谓“亲欧”示威后，更得加紧巩固既有的权力与利益体系、促进“社会团结”，在这方面，历史经验显示，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就是“爱国心”——而我们也看到了，当年在国家队取得辉煌奥运成绩后，俄罗斯民众如何顺势支持政府“收复历史固有疆域”克里米亚半岛了。

上述历史回顾或许有助我们了解2018年世界杯开踢前后，发生在俄罗斯的某些现象及争议事件，包括为何某些知识分子会呼吁抵制在当地举行的会内赛。体育当然不可能和政治无关，尤其在俄罗斯更是如此。在这点特色上，与俄罗斯一样走过集权道路、同样有强国／帝国情结，并习于拿历史服务当代、崇尚“古为今用”的中国，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发生过类似的现象。

在这点基础上，便可以理解俄罗斯政府为何于近年来有意炒作“苏联战胜纳粹”的光辉历史、打造人民的爱国心，其主要目的包括增进民众的敌我意识、在一致对外的氛围下减少对内部问题的关注、让集体动员更容易、提高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支持度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思维和语言很容易往军事化、狭隘国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足球场上的“历史课”：战争与球队胜负影像交叠

因此，世界杯开踢后，就有论者指出，这次赛事给了俄罗斯民众一个复习历史课的好机会：看到法国队就想到1812 年与拿破仑的战争；自家队伍胜西班牙后，俄举国欢腾的景况堪比每年5月9日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狂喜；德国队之所以输，则当然是因为飘摇在俄罗斯土地上的纳粹枪下冤魂集体大复仇，和两造瓜分欧洲势力范围的1939年“德苏密约”自是无关；至于英国，它不但曾和俄帝国争夺克里米亚，还“诬指”莫斯科毒杀不只一位英籍公民，自然是敌人。

在世界杯即将进入尾声时，克罗埃西亚队员的一句“荣耀归于乌克兰”，不但引发俄罗斯网民和媒体对球员个人大力挞伐，在接下来的赛事中不断被嘘，还害全体克罗埃西亚人被批判：大抵是“民族自尊心”受伤的俄罗斯人称，历史早已证明克罗埃西亚人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的叛徒”，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与俄罗斯长期支持的塞尔维亚为敌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

平心而论，“荣耀归于乌克兰”这句话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意涵，它可以只是一位曾长期为乌克兰Dinamo队效力的外籍球员对昔日伙伴的善意表示，更何况他并非在球场上说这句话。俄罗斯球迷如此愤怒，高调向FIFA抗议，其实间接证明了一个俄罗斯官方至今仍未正面肯认的事实：俄罗斯与其“斯拉夫兄弟”乌克兰正处于交战状态。

俄乌交战的战场不只在乌克兰东部，也在俄罗斯自行划入行政版图的克里米亚。事实上，一位俄罗斯军官近日在法庭上间接承认，于乌克兰东部其实有俄罗斯正规军参与作战，这也等于承认正规军在“在邻国领土上、对外『号称没有俄军』的地方”其实仍有派兵。而俄罗斯空降突击部队成员在乌东殉职，也间接证实了此事。这长期以来都是当地公开的秘密，但殉职成员家属被迫噤声。此外，在乌东和叙利亚，其实也有俄罗斯佣兵参与作战，而使用佣兵作战，事实上根本违反俄罗斯现行法律。

在世界杯于6月中开踢前，俄罗斯国内外就有人呼吁抵制，其主要论点包括世足赛对莫斯科当局而言可谓形象工程重大项目，附和之就是支持该国政府平时容许的种种轻贱法律、残害人权、军警特务治国等现象。乌克兰有位艺术家就设计了视觉效果强烈的“反俄罗斯世界杯”图腾。

然而，公权力扩张的程度与它遭遇的公民抵抗有正相关。滥权违纪的统治阶级不是俄罗斯特产，当地民众普遍对权力暴力的无感和高度适应力，甚至认可，才是真正的关键。从这一点看来，所谓的“平凡老百姓”往往也直接、间接参与了国家暴力的共犯结构，直到自己某天也无端受害，才有可能认清事实。今天在球迷区享受自由开放氛围的任何一位俄罗斯居民，若平日对当局兼具铁腕与流氓风格的“硬派作风”、“高效管理”不置可否，甚至视之为正当，那他们也同样必须承受政府趁着世界杯造成的非常状态。

足球梦赫然成为理想的“都市更新”及不动产炒作标的。

这些非常状态，包括顺势企图提高退休年龄〈注二〉、提高货物增值税，并以维安为借口，禁止民众在赛事举行城市公开表达对政治社会议题的个人意见、紧缩本国及外国人旅行及居住登记规定等〈注三〉，如果平常对此不表达抗议、“包容力”十足的民众，此刻就算不满，或许也不该惊讶。

在莫斯科徒步区狂欢的本地球迷大概也忘了，2011至2012年的公民政治运动热潮后，俄罗斯的集会游行法遭修恶，赋予警察单位权力，得以驱赶、逮捕任何未经报备或许可即同时在同一公共空间中聚众活动的一群人，相关规定被戏称为“三人成群法” ，而即便公众活动已事先取得政府权责单位许可，若活动调性、内涵与体制“主旋律”不甚符合，也有可能被迫临时取消。而在俄罗斯一流学府莫斯科大学内，竟也发生因学生抗议市政府和FIFA在校区设立球迷专区影响学习，不但引来警察特务单位的骚扰、更试图以“极端主义”相关名义入学生于罪，校方也配合演出，以成绩考核威胁潜在的“公共事务活跃分子”。

除此之外，在赛事举行城市之一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大约400位居住在简陋木造房的民众，因为2017年夏天的一场火灾失去房产；而在此之前，不断有看似“来头不小”的男士和壮汉软硬兼施地要求他们尽速迁出、低价卖房，否则就得去住“火灾受害者专用宿舍”。后来，这句预言果然一语成谶，当地发生了原因至今不明的火灾，而受灾户因失火获得的政府补助，当然远少于因公共建设迫迁依法应得的补偿。火灾发生地点就在为世界杯新建的足球场馆 “Rostov-Arena”、球迷专区和商业区附近，足球梦赫然成为理想的“都市更新”及不动产炒作标的。

更不幸的是，自六月初起，俄罗斯内务部辖下单位（包含警察机关）均遵照内部的特别命令避免公开负面资讯，增加“正面报导”，例如寻获失踪犬猫等温馨新闻。但与此同时，根据维权组织调查的资料，执法人员刑求、威逼牟利的频率不降反升。

综上所述，就算我们不参与俄罗斯所谓“自由派”或“进步知识分子”圈内的辩论，诸如：“是否可以不支持国家队？”“支持本届世界杯是否等于支持普亭体制？”“支持国家队或世界杯是否就落入当权者愚民圈套？”先不谈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同样的体育活动对不同的体制及人民而言，意义绝对不同。即便本世界杯的花费高达140亿美金、刷新世界杯历史纪录，但综合各种政治社会情势来看，当地民众其实早已为了“让世界走向我们”，付出比140亿美金更高的代价。那些曾期待透过短暂租赁民宅体验“道地俄式生活”的外国球迷，恐怕也不会想知道，作为“天降肥羊”的他们，是否为此付出了较平日贵十倍以上的学费。

在绚丽的烟火秀过后，总得面对不那么光彩的现实：在世界杯赛事举行城市下诺夫戈罗德市、伏尔加格勒市，许多耗费数百亿卢布新建的公共和体育设施，已开始因暴雨而毁坏；但仍有大量遭恶意欠款的工人和包商，迟迟领不到应得的报酬。随着世界杯的欢乐气氛烟消云散，世界也渐渐将目光移开，俄罗斯境内的异议分子和或许曾因世界杯带来的自由氛围而松一口气的公民，仍要面对荒谬残酷的现实。

注一：2011-12年的政治抗议潮，指俄罗斯国会（2011）及总统（2012）选举引爆的一系列群众运动，诉求为政治改革开放、反假选举、反贪污、反普亭体制、释放政治犯等。单次行动参与人数，一度高达10至15万人。

注二：提高俄罗斯退休年龄的修法工作，正逐步进行中。男性退休年龄，在2028年前将由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退休年龄，在2034年前，将由55岁提高到63岁。但，俄罗斯统计部对公民至2035年的平均寿命做出三套预测 : 低度乐观，中度乐观，高度乐观。根据低度乐观的预测，届时男性平均寿命将是67.5岁，女性77.4岁。意指新法通过后，劳工的退休年龄将相当逼近于平均寿命，实质可享受的退休时光所剩无几。

注三：紧缩本国及外国人旅行及居住登记规定的新法，牵涉到非常多细节，除了造成俄罗斯公民及外籍人士（主要是低阶劳工）生活上的不便，最大问题就在于警方将有更多滥权、牟利空间。例如因为外籍劳工在法律上的弱势处境，“依法”恐吓驱逐之，不肖员警便有机会从中取得不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