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王國：永遠走在康復路上的西西弗斯

【編者按】新專欄「疾病王國」從病患第一身感受出發，重新感知身體，理解生存意義。

鍾玉玲，人類學碩士。曾任職編輯，業餘參與文藝活動策劃。現為人類學研究員，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是一種很特別的動物。當身體健康的時候，很少會真正關注身體的存在，似乎它就是每個人理所當然的附屬品，不會跑到別人那兒去。於是，身體也自然而然地隱身在空氣中。但，只要出現疾病並感受到它帶來的痛苦，身體的存在感馬上就會重現了。疾病成了身體唯一的存在處所，只有身體的不在場才意味着健康。如果用人話來說，就是人都是犯賤的，失去過之後才懂得珍惜。看來，疾病，就是最好的修道院，走進去的人都會成為最虔誠的教徒。

當一個人生病了，特別是不能馬上恢復的大病，就會開始為過去揮霍無度的生活懺悔，求神拜佛，天天禱告，痛改前非，拿出所擁有的一切做交易，為的就是換回那個曾經不受重視的身體。我想，聽到這裏，連自己的身體都要冷笑了，誰讓你忽略我，這場病就是對你的懲罰！不錯，正如桑塔格所說，疾病的生物性事實往往隱含着很頑固的道德批判，疾病成了墮落的標誌。但在面對社會的道德價值取捨之前，我們往往首先會受到自我的審判。

我還記得從醫生口中得知患上重症肌無力的一刻，傷心、難過、恐懼、憤怒、無奈千百種情緒交雜在心中，特別是當我問及病因時，醫生只是給我一個「個體生活習慣差異」的答案時，我根本不能接受。

「家裏有人得這病嗎？」

「沒有。」

「之前有感染過什麼病毒嗎？」

「沒有。」

「平時生活有什麼不良習慣嗎？」

「……沒有吧。病因是什麼呢？」

「這可說不準了，個體不一樣吧，要有心理準備，需要長期治療的……這種病想得開才好得快。」

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中，（Agamemnon）搶走阿波羅神（Apollo）的女兒，觸怒了天神。於是阿波羅在希臘軍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了眾人的生命，以示懲罰。如果說因為希臘統帥一人的過失而禍及全軍，那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又是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惡？我只能首先審判過去生活中種種的劣跡：過馬路衝紅燈、坐車不讓座、隨手扔垃圾……，以此來合理化疾病的出現，這樣我才能欣然地接受疾病這個懲罰，但是我不能再深入地去挖掘，因為這種非他即我的邏輯本身有致命的錯誤。

醫生總是不明白

疾病，被視為超越生理性的事實，成為了對個人生活的批判。醫生總是把生物性事實和個人意志密切聯繫在一起，也許是為了安慰病人，但「犯罪-懲罰」的邏輯卻就再次把「錯誤」歸咎於病人，加重病人的自我愧疚，讓病人深信他們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自己，自己才是最該恨的人。

除了恨自己，毫無由頭的疾病不僅意味着受難，同樣意味它對正常生活的中斷。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研究生即將畢業，看上去擁有的是如此光明的未來，就連我在手術台上的時候，幾位麻醉師也悄悄在討論，這麼年輕的女孩身上要留着這樣的疤痕，太可憐了。

疾病的懲罰，將人從健康王國放逐到疾病王國的時候，身上就帶着疾病的枷鎖，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識別出來，相對於疼痛的折磨，讓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無期徒刑。它令正常的社交生活戛然而止，它吸引了常人一切的注意力，但不是關於疾病本身。病人很容易會感受到自己和健康人的差異，這種感覺在一次次的身體與自我的割裂中不斷放大。漸漸地，病人就被放逐得越來越遠。

為了避免洩露我是病人的身份，我只有隱瞞，甚至假裝成一個健康的人，我開始切斷社會交際的管道。不再參加聚會，不再出現在任何遇到熟人的活動場合，不再在社交媒體上更新近況，不主動聯繫任何人，不聽電話只回資訊，幾近從集體生活中消失。我把自己的行動空間縮窄到醫院與家的範圍之內，我企圖把自己邊緣化，放在一個絕緣的壓縮空間。身邊沒有人知道我生病，同學、朋友、師長都不知道，這種畫地為牢的生活滋生出的孤獨感讓我接近崩潰。最終，他們在各種媒體上得知我病重的消息時，必定非常驚訝。

躺在病床上，我對於身體失控的事實表現出一種極度的焦慮。儘管我不能說話，轉身也困難，但從來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再次掌握自己身體的機會。我會留意每天吃過的藥物名稱、時間、數量，暗自記下每天打過的各種針劑，頻率、劑量，每天接受過治療的時間、次數。我的腦袋在清醒地高速運轉，只要護士在護理過程中出現疏漏，我立馬提出抗議。連主治醫生，我也不放過，甚至曾經懷疑他的專業而對治療方案提出異議。所以他曾經對我說過：

「作為一個中山大學的學生，你的表現非常出色，但作為一名中山醫的病人，你卻表現得非常差勁。」

只好認真當個病人

醫生的權威從來不容挑戰，肉隨砧板上，一個合格的病人除了安靜地配合醫生治療似乎別無他法。這就是醫生對一個病人的期待。也許在醫生的眼中，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個個編號待完成的項目。但對於病人來說，醫生卻是將他們從疾病的泥潭中拉出來的稻草。可惜醫生總是不明白，治病和修理機器是不一樣的。人，不是一架由各種機器部件組成的，只要把壞的部件換掉就能再次運行。人，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哺乳類動物。疾病所褫奪的不只是健康，而是人對身體的自我控制。醫生對病人情緒的忽視、將疾病從身體中抽象出來，只會使得身體走向失控的邊緣。這種失控帶來不信任、懷疑只是放大的副作用。

可我也不得不醒悟，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大衛·列布雷頓（David Le Breton）所說的病人要付出「活着的代價」。認真扮演作為一個病人的角色，積極與醫生、護士配合，尋求康復。在迷茫中尋求康復的曙光，企圖回歸健康國度的戲碼一再上演，可惜總是缺少大團圓結局。

在這種持續的規訓之中，病人的身體和身份被一次又一次地強化，永遠走在康復的路上，但卻永遠達不到治癒的狀態。每一個病人都是被死神綁架的西西弗斯，為了接受讓死亡在世間消失的懲罰，不得不把身體當成巨石，在從疾病王國的山腳推上健康王國的山頂之際，就會滾回山腳，永無止境的勞動從來沒有成功的一天。

有一天晚上，年輕的護士照例為我做睡前吸痰護理，結束之後她突然正兒八經地對我說：

「雖然我來了這個科室不是很久，但你是我見過最堅強的病人了，我相信你很快會好起來的。」

儘管安慰劑療法從來未得到醫學承認而被視為偽科學，但不得不說，她的安慰劑讓我做了一個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