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科書出版的「集體審查」，把番茄變成西紅柿

番茄是番茄，還是西紅柿？六四該不該寫，該怎麼寫，該寫多少？自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以來，香港中小學教科書的內容，大至內容篇幅，小至用字細節，不斷成為媒體報導目標，甚至成為不少論者眼中的政治風向標。

今年四月，有傳媒揭密一份中史高中教科書的教育局評審報告，質疑當中有不合理修改，包括把「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等字句評為「措辭不恰當」。同月，政治團體香港眾志比較了一部小學常識教科書的新舊兩版，發現在「傳媒功能」的敘述上，新版教科書刪去「監察政府和揭發社會問題」一句，新聞業界一片譁然。

「中史科變成國民教育科，這才是最強大的恐懼」，曾為中史教科書作者、現為教協監事會監事的陳漢森說。恐懼的背後，是對政府和機制的深深不信任，質疑政府透過保密評審機制篩選政治不正確的教科書內容，令中史科淪為洗腦教育。

那麼，在香港現行的教科書出版機制中，是否真的存在政治審查？或者說，現行機制是否政治審查的合適土壤？香港出版社在出版一本教科書時，需要經過甚麼程序，有什麼我們看不到的枝節？

我們追根溯源，分別訪問了資深教科書編輯、作者和其他教育界人士，呈現教科書的出版程序、細節和外在因素，嘗試解答這個「審查問題」。

排除最大教師工會意見的課綱

現時香港的教科書出版社大多依照教育局課程大綱編製教科書。各科的課程大綱由教育局轄下課程發展議會內的「學習領域及通識教育委員會」編訂及修改。而課程發展議會也會就課程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名單公開，全由政府委任，包括校長、教師、大專院校學者等。

陳漢森在1997年前後曾兩次擔任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內曾討論應否在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他指出，當時的教育署署長黃星華提出「不寫二十年內發生的事」，遭教育界和社會強烈反對。不過，陳漢森指近年政府已沒有再委任教協的成員（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香港最大規模教師工會，會員近10萬人），故質疑政府「只找自己人」，忽視教協意見。

立法會議員、教協副會長葉建源也確認，近年政府並沒有邀請教協成員擔任委員。「教協是一個大規模的教師團體，教師亦是整個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持分者之一，那政府為什麼可以在很多情況下也忽略教協的意見呢？」

葉建源表示，現時教協只能透過民選機制加入政府架構內的委員會，而課程發展議會內負責編訂課程大綱的專科成員，也是由政府官員邀請，「這等於是某一些官員做決定。」

不同立場背景的作者編輯，不同的內容

在編寫教科書時，出版社一般會先邀請資深老師撰寫教材，但寫書人選並不多。曾分別任職兩間大型出版社、現職中史科編輯的張雁衡指出，除了人脈和時間問題外，還要視乎該位老師有沒有打算在考評局改卷，或擔任其他工作。因為大多數老師為了讓自己貼近和熟悉考試趨勢，會選擇改卷工作，而這個工作的前提是，不能和出版社有聯繫，意味他們將無法為出版社撰寫教材。

張雁衡指出，現時願意編寫教科書的老師數量不多，即使編輯知道各老師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即使編輯本身也有很強烈的政治傾向，但多數人會選擇放下這包袱。「找到作者比較重要。」

作者撰寫教材後，出版社編輯將根據課程大綱和公開試試題增減內容，以及作其他修改。「編輯才是真正的作者。」中史編輯張雁衡認為，雖然編輯改稿是基於作者的原稿，會受作者思維影響，但其實最後決定權仍在編輯手中。

不過，葉建源提到，出版社有機會聘請來自不同背景的編輯，他們可能會忽略考慮內容是否被香港社會接受，近年教科書內容出現一些爭議字句，可能源自於此。有超過七年出版經驗的中文科編輯黃美儀表示：「現時出版社聘請越來越多有內地教育背景的編輯，他們的寫法比較貼近內地，因此如果其他編輯不夠敏感，不修改他們的寫法，就會出現『好大陸的句子』。」

除作者和編輯之外，出版社通常也會邀請大學教授或專家擔任教科書顧問，由顧問審閱編輯修改後的稿件。但葉建源指，一些出版社其實會找一些「掛名」顧問或專家，即他們並沒有真正參與編寫過程。編輯黃美儀則透露，顧問的參與程度有多有少，而出版社有時會同時找兩個教育理念不一（例如一位傾向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一位傾向母語教學）的教授同為一部教科書的顧問。在實際編寫時，主要採用符合該出版社立場的顧問意見，但同時也借助另一位顧問的名氣宣傳，吸引學校採用這部教科書。

作者的歷史觀是差異來源

教育局課程大綱是教科書編寫過程中的最重要參考，但現行課程大綱只會簡單列明每個年級學習的課題、各課題的學習重點和建議課時，不會仔細列出各個課題的內容和用字標準。

以六四事件為例，現時市面上的大多中史教科書，會在「改革開放」一章提及六四。但其實現行課綱並沒有要求涵蓋六四，在2015年更新的高中中史課程指引，只以「在此（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國力有長足的發展， 但亦產生不少政治及社會問題」說明。

今年5月公布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修訂大綱，同樣沒有涵蓋六四。教育局長楊潤雄當時解釋指，課綱向來毋須寫出每件歷史事件，很多教科書都會自行涵蓋六四事件等，教師可按需要在課堂上提及。

中史教科書作者陳漢森指出，教科書的內容和用字視乎每一個作者本身的歷史觀，內容必然會反映作者的政治傾向，再加上出版社的編輯也有自己的立場，因此他認為，只要沒有扭曲史實，用字、篇幅上的差異是無可避免的。

陳漢森以1934至1936年共產黨領導紅軍北上一事為例，中共當時以「長征」描述事件，而國民黨則用「流竄」一詞。陳漢森也曾質疑「二萬五千里逃跑」或較切合形容事件，但他認為歷史教科書的目的是向學生傳遞訊息，而社會大多已接受「長征」一詞，因此在選字時也會考慮以大眾較容易明白、方便溝通為標準。

評審報告不一定親北京

編輯除了負責編寫課文外，也需為教科書加插圖、課堂練習等內容。中史科編輯張雁衡透露，大多傳媒通常只會關注不同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時的篇幅和用字，但其實行家通常會用六四事件的配圖反映立場。「例如有些出版社會用鎮壓清場的圖片，但有些會用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圖片，這分別會看到一個出版社會強調鎮壓的事實，另一出版社則是持平亂有功的立場。」

端傳媒翻查三間香港大型出版社的中史教科書，發現對於六四內容的配圖有著明顯差異：

當重要的歷史事件沒被列入課綱作為教科書的撰寫指引，寫不寫，如何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編輯和出版社。陳漢森認為當中存在自我審查的問題，例如在描寫六四事件時，「要考慮能夠成功過審，我們也知道有大中國的背景下，用字傾向太重時可能會有障礙」，故不會以「屠城」等字眼描述事件，以免減低送審成功的機會。

現時，教材在出版前都需送到教育局的評審小組作審核，機制規定，如教科書兩次無法通過評審，該教科書就不能再送審，不能被列為「適用書目表」，等於很大機會不被學校採用，因此大多出版社不會冒險加入爭議性內容。

編輯張雁衡和黃美儀同樣提及，他們知道每一次的評審小組成員也不一樣，因此也試過在用字或內容組織上遇到標準不統一的問題，有時候，同一字眼或結構安排，未必每次都得到同樣的評審結果。

不過，主管中文教科書的黃美儀強調，評審報告的建議並非每次都是親北京立場的，曾經有評審報告建議她，把貼近內地用法的字眼改回香港慣常用字。而中史科編輯張雁衡也遇過評審意見指出，其送審教材在「大躍進」一節中「少了批評中共歷史的說話」。

出版社除了考慮送審標準外，還會因市場考慮顧及社會對教科書的印象。中史科編輯張雁衡曾經在改版時，因為考慮到傳媒曾批評該教科書的政治立場，擔心如不修改會令傳媒繼續把焦點放在該出版社，影響教科書的聲譽，故最終決定改版時刪減引起爭議的內容。

而在出版教科書後，出版社一般會就出版後發現的錯誤、專家或顧問意見和學校使用後的意見改版。中文科編輯黃美儀指，不少普教中學校曾向出版社反映教科書不太適合普教中，因為用普通話讀以「香港中文」撰寫的課文並不通順，故希望課文的語法依照普通話用法。她指出，出版社考慮到現時普教中學校的數量不少，因此在出版新書或改版時，會按照普教中學校的意見修改課文用字，例如把「番茄」改為「西紅柿」，「嫲嫲」改為「奶奶」等。

評審保密機制存在濫用風險？

在出版社完成編書後，就會把教科書送到教育局，由評審小組評審。每本送審教科書由約五位成員評審，評審員包括教育局該專科組的成員，以及專科組推薦的教育局外的專業人士，包括現職校長、教師、大學學者等。教育局外的評審員任期一般為兩年，輪流義務加入評審小組。評審員會根據《優質課本基本原則》（如要求「內容不帶偏見、以偏概全或見解過於典型化」等）和課程宗旨獨立評審教科書，再由教育局綜合評審員意見，製成評審報告。

在現行機制下，教科書的評審報告內容及評審員身分必須保密。在2012年七月開始，規定出版社送審時需依照「雙盲設計」，即局外評審員評審時不會知道他所評審的出版商和作者的資料。政府多次公開指出，保密機制的作用在於「確保評審員能在不受干擾、沒有壓力和成見下，公平、公正、專業地進行評審工作，並為一重要防貪措施」。

早在2000年，當時的教育署曾提出取消中央評審教科書機制，改由教育署提供教科書評審指引，由學校自行選用教科書。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當時社會意見認為中央審書機制成效不大，因為機制等同由資深老師為出版社仔細校對，未能真正提升教科書質素。

2009年，教育局重新檢討教科書評審機制，當時的專責小組認為，評審機制一方面能保證所有列入書目表的教科書皆能達到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認為教師的工作量太大，不足以應付自行評審教科書，因此建議保留機制。當時專責小組亦提出應公開評審報告的意見，但教育局為避免評審報告被用作宣傳或令出版社利益受損，堅持不公開。

曾任「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即負責檢討中史課程的小組）成員及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副系主任霍秉坤博士曾在2010年發表論文《香港課本編選機制：教育局的角色》，指「現時評審課本的透明度低」，因此認為應研究增加透明度的方法，包括「評審建議可考慮按準則評分，以匿名方式公開評分、評審意見、評審過程」和「經常檢討評審員的人數、背景及評審紀錄」。

不過，葉建源和陳漢森也認為，保密機制可取，能夠保障評審員和各出版商。

葉建源表示，「問題不在於保密，而是整個制度中有沒有其他因素以致出現自我審查的問題，包括特區政府的官員，可能為了猜度中央的意思，『做過晒龍』（做得過火）。」陳漢森則認為保密機制是合理方式，但可能被黑箱作業，質疑有人會以保密機制作為藉口，由其他背景的人評審教科書。編輯黃美儀則認為，即使為了防止貪污而不公開評審員身分，也應該公開評審報告，令出版社和社會知道明確的評審標準。

遊戲規則在改變？

中文科編輯黃美儀指，雖然評審報告內的評語分為「必須修改」和「建議修改」，但試過因為出版社沒有完全依照評審報告修改，而遭教育局警告。之後出版社也按照評審報告修改，「因為不想過審失敗」。中史科編輯張雁衡也曾覺得評審報告有「比較主觀、難以理解的要求」，但一貫做法也是盡量修改，也未遇到任何一間出版社會不按評審報告修改。

曾為中史教科書編寫教材的教師陳志華指出，評審報告的內容大多能指出教科書問題，例如錯誤的史實，用字錯誤等，也有一些較少見的建議，例如說書中岳飛的圖片樣貌太奸詐，建議換一張表情較忠誠的。

中史科編輯張雁衡曾見過有評審報告列明，所有提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字眼，都需要加上引號。端傳媒翻查兩間較多學校選用的中史教科書，發現現代教育研究社的中史教科書全都有使用引號，而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的初中教科書，2006年初版的《新簡明中國史3下》裏，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上加上引號，但在2013年第二版的《新簡明中國史3下》中，則有加上引號。

另外，張雁衡亦稱評審報告要求出版社在中國全圖加上釣魚島。翻查現代教育研究社出版2004年修訂版的《中國歷史3下》，書後的中國地圖並沒有釣魚島，但在2009年初版的《中國歷史3下》則加上釣魚島。而齡記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初版的《新簡明中國史3下》，有標明釣魚島，在2013年第二版的《新簡明中國史3下》中，則在台灣附近加插「台灣省包括台灣本島及釣魚島等附屬島嶼」的字句。

陳漢森表示，他在2000年擔任教科書作者時，從未見過評審報告要求修改敏感字眼，不需要在寫台灣總統時，在「總統」一詞加上引號，評審報告也不會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上加上引號，因為以前中國國內的文件也是用「文化大革命」；而中史科編輯張雁衡回想，自己2011年入行的時候，「總統」一詞已需要加上引號。

近日有傳媒揭發評審報告，披露送審教材中的「中共一黨專政」字眼被評為「用字不當，概念不清」，陳漢森認為是近乎荒謬的修改。他指自己以往收到的評審報告內容都是同行的意見，很少是政治取態上的分別，但現在「可能是遊戲規則改變，而這規則像政制一樣，一定要接受的」。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教育局公布了初中中史科最終課程大綱，最快會在2020年九月在全港中學開始實行，大多出版社會趕在這一年出版最新的初中中史教科書。兩年後，這些教科書會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在香港的學生面前？現時大眾對教育審查的憂慮與恐懼，到時會一掃而空，還是板上釘釘？

（尊重受訪者意願，張雁衡、黃美儀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