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科书出版的“集体审查”，把番茄变成西红柿

番茄是番茄，还是西红柿？六四该不该写，该怎么写，该写多少？自2012年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以来，香港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大至内容篇幅，小至用字细节，不断成为媒体报导目标，甚至成为不少论者眼中的政治风向标。

今年四月，有传媒揭密一份中史高中教科书的教育局评审报告，质疑当中有不合理修改，包括把“中国收回香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内地”等字句评为“措辞不恰当”。同月，政治团体香港众志比较了一部小学常识教科书的新旧两版，发现在“传媒功能”的叙述上，新版教科书删去“监察政府和揭发社会问题”一句，新闻业界一片哗然。

“中史科变成国民教育科，这才是最强大的恐惧”，曾为中史教科书作者、现为教协监事会监事的陈汉森说。恐惧的背后，是对政府和机制的深深不信任，质疑政府透过保密评审机制筛选政治不正确的教科书内容，令中史科沦为洗脑教育。

那么，在香港现行的教科书出版机制中，是否真的存在政治审查？或者说，现行机制是否政治审查的合适土壤？香港出版社在出版一本教科书时，需要经过甚么程序，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枝节？

我们追根溯源，分别访问了资深教科书编辑、作者和其他教育界人士，呈现教科书的出版程序、细节和外在因素，尝试解答这个“审查问题”。

排除最大教师工会意见的课纲

现时香港的教科书出版社大多依照教育局课程大纲编制教科书。各科的课程大纲由教育局辖下课程发展议会内的“学习领域及通识教育委员会”编订及修改。而课程发展议会也会就课程发展向政府提供意见，议会成员名单公开，全由政府委任，包括校长、教师、大专院校学者等。

陈汉森在1997年前后曾两次担任课程发展议会委员，会内曾讨论应否在教科书提及六四事件。他指出，当时的教育署署长黄星华提出“不写二十年内发生的事”，遭教育界和社会强烈反对。不过，陈汉森指近年政府已没有再委任教协的成员（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香港最大规模教师工会，会员近10万人），故质疑政府“只找自己人”，忽视教协意见。

立法会议员、教协副会长叶建源也确认，近年政府并没有邀请教协成员担任委员。“教协是一个大规模的教师团体，教师亦是整个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持分者之一，那政府为什么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也忽略教协的意见呢？”

叶建源表示，现时教协只能透过民选机制加入政府架构内的委员会，而课程发展议会内负责编订课程大纲的专科成员，也是由政府官员邀请，“这等于是某一些官员做决定。”

不同立场背景的作者编辑，不同的内容

在编写教科书时，出版社一般会先邀请资深老师撰写教材，但写书人选并不多。曾分别任职两间大型出版社、现职中史科编辑的张雁衡指出，除了人脉和时间问题外，还要视乎该位老师有没有打算在考评局改卷，或担任其他工作。因为大多数老师为了让自己贴近和熟悉考试趋势，会选择改卷工作，而这个工作的前提是，不能和出版社有联系，意味他们将无法为出版社撰写教材。

张雁衡指出，现时愿意编写教科书的老师数量不多，即使编辑知道各老师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即使编辑本身也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但多数人会选择放下这包袱。“找到作者比较重要。”

作者撰写教材后，出版社编辑将根据课程大纲和公开试试题增减内容，以及作其他修改。“编辑才是真正的作者。”中史编辑张雁衡认为，虽然编辑改稿是基于作者的原稿，会受作者思维影响，但其实最后决定权仍在编辑手中。

不过，叶建源提到，出版社有机会聘请来自不同背景的编辑，他们可能会忽略考虑内容是否被香港社会接受，近年教科书内容出现一些争议字句，可能源自于此。有超过七年出版经验的中文科编辑黄美仪表示：“现时出版社聘请越来越多有内地教育背景的编辑，他们的写法比较贴近内地，因此如果其他编辑不够敏感，不修改他们的写法，就会出现‘好大陆的句子’。”

除作者和编辑之外，出版社通常也会邀请大学教授或专家担任教科书顾问，由顾问审阅编辑修改后的稿件。但叶建源指，一些出版社其实会找一些“挂名”顾问或专家，即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编写过程。编辑黄美仪则透露，顾问的参与程度有多有少，而出版社有时会同时找两个教育理念不一（例如一位倾向以普通话教授中文，一位倾向母语教学）的教授同为一部教科书的顾问。在实际编写时，主要采用符合该出版社立场的顾问意见，但同时也借助另一位顾问的名气宣传，吸引学校采用这部教科书。

作者的历史观是差异来源

教育局课程大纲是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最重要参考，但现行课程大纲只会简单列明每个年级学习的课题、各课题的学习重点和建议课时，不会仔细列出各个课题的内容和用字标准。

以六四事件为例，现时市面上的大多中史教科书，会在“改革开放”一章提及六四。但其实现行课纲并没有要求涵盖六四，在2015年更新的高中中史课程指引，只以“在此（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国力有长足的发展， 但亦产生不少政治及社会问题”说明。

今年5月公布的初中中国历史课程修订大纲，同样没有涵盖六四。教育局长杨润雄当时解释指，课纲向来毋须写出每件历史事件，很多教科书都会自行涵盖六四事件等，教师可按需要在课堂上提及。

中史教科书作者陈汉森指出，教科书的内容和用字视乎每一个作者本身的历史观，内容必然会反映作者的政治倾向，再加上出版社的编辑也有自己的立场，因此他认为，只要没有扭曲史实，用字、篇幅上的差异是无可避免的。

陈汉森以1934至1936年共产党领导红军北上一事为例，中共当时以“长征”描述事件，而国民党则用“流窜”一词。陈汉森也曾质疑“二万五千里逃跑”或较切合形容事件，但他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是向学生传递信息，而社会大多已接受“长征”一词，因此在选字时也会考虑以大众较容易明白、方便沟通为标准。

评审报告不一定亲北京

编辑除了负责编写课文外，也需为教科书加插图、课堂练习等内容。中史科编辑张雁衡透露，大多传媒通常只会关注不同教科书提及六四事件时的篇幅和用字，但其实行家通常会用六四事件的配图反映立场。“例如有些出版社会用镇压清场的图片，但有些会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图片，这分别会看到一个出版社会强调镇压的事实，另一出版社则是持平乱有功的立场。”

端传媒翻查三间香港大型出版社的中史教科书，发现对于六四内容的配图有著明显差异：

当重要的历史事件没被列入课纲作为教科书的撰写指引，写不写，如何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出版社。陈汉森认为当中存在自我审查的问题，例如在描写六四事件时，“要考虑能够成功过审，我们也知道有大中国的背景下，用字倾向太重时可能会有障碍”，故不会以“屠城”等字眼描述事件，以免减低送审成功的机会。

现时，教材在出版前都需送到教育局的评审小组作审核，机制规定，如教科书两次无法通过评审，该教科书就不能再送审，不能被列为“适用书目表”，等于很大机会不被学校采用，因此大多出版社不会冒险加入争议性内容。

编辑张雁衡和黄美仪同样提及，他们知道每一次的评审小组成员也不一样，因此也试过在用字或内容组织上遇到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时候，同一字眼或结构安排，未必每次都得到同样的评审结果。

不过，主管中文教科书的黄美仪强调，评审报告的建议并非每次都是亲北京立场的，曾经有评审报告建议她，把贴近内地用法的字眼改回香港惯常用字。而中史科编辑张雁衡也遇过评审意见指出，其送审教材在“大跃进”一节中“少了批评中共历史的说话”。

出版社除了考虑送审标准外，还会因市场考虑顾及社会对教科书的印象。中史科编辑张雁衡曾经在改版时，因为考虑到传媒曾批评该教科书的政治立场，担心如不修改会令传媒继续把焦点放在该出版社，影响教科书的声誉，故最终决定改版时删减引起争议的内容。

而在出版教科书后，出版社一般会就出版后发现的错误、专家或顾问意见和学校使用后的意见改版。中文科编辑黄美仪指，不少普教中学校曾向出版社反映教科书不太适合普教中，因为用普通话读以“香港中文”撰写的课文并不通顺，故希望课文的语法依照普通话用法。她指出，出版社考虑到现时普教中学校的数量不少，因此在出版新书或改版时，会按照普教中学校的意见修改课文用字，例如把“番茄”改为“西红柿”，“嫲嫲”改为“奶奶”等。

评审保密机制存在滥用风险？

在出版社完成编书后，就会把教科书送到教育局，由评审小组评审。每本送审教科书由约五位成员评审，评审员包括教育局该专科组的成员，以及专科组推荐的教育局外的专业人士，包括现职校长、教师、大学学者等。教育局外的评审员任期一般为两年，轮流义务加入评审小组。评审员会根据《优质课本基本原则》（如要求“内容不带偏见、以偏概全或见解过于典型化”等）和课程宗旨独立评审教科书，再由教育局综合评审员意见，制成评审报告。

在现行机制下，教科书的评审报告内容及评审员身分必须保密。在2012年七月开始，规定出版社送审时需依照“双盲设计”，即局外评审员评审时不会知道他所评审的出版商和作者的资料。政府多次公开指出，保密机制的作用在于“确保评审员能在不受干扰、没有压力和成见下，公平、公正、专业地进行评审工作，并为一重要防贪措施”。

早在2000年，当时的教育署曾提出取消中央评审教科书机制，改由教育署提供教科书评审指引，由学校自行选用教科书。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指，当时社会意见认为中央审书机制成效不大，因为机制等同由资深老师为出版社仔细校对，未能真正提升教科书质素。

2009年，教育局重新检讨教科书评审机制，当时的专责小组认为，评审机制一方面能保证所有列入书目表的教科书皆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认为教师的工作量太大，不足以应付自行评审教科书，因此建议保留机制。当时专责小组亦提出应公开评审报告的意见，但教育局为避免评审报告被用作宣传或令出版社利益受损，坚持不公开。

曾任“修订初中中国历史及历史课程专责委员会”（即负责检讨中史课程的小组）成员及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副系主任霍秉坤博士曾在2010年发表论文《香港课本编选机制：教育局的角色》，指“现时评审课本的透明度低”，因此认为应研究增加透明度的方法，包括“评审建议可考虑按准则评分，以匿名方式公开评分、评审意见、评审过程”和“经常检讨评审员的人数、背景及评审纪录”。

不过，叶建源和陈汉森也认为，保密机制可取，能够保障评审员和各出版商。

叶建源表示，“问题不在于保密，而是整个制度中有没有其他因素以致出现自我审查的问题，包括特区政府的官员，可能为了猜度中央的意思，‘做过晒龙’（做得过火）。”陈汉森则认为保密机制是合理方式，但可能被黑箱作业，质疑有人会以保密机制作为借口，由其他背景的人评审教科书。编辑黄美仪则认为，即使为了防止贪污而不公开评审员身分，也应该公开评审报告，令出版社和社会知道明确的评审标准。

游戏规则在改变？

中文科编辑黄美仪指，虽然评审报告内的评语分为“必须修改”和“建议修改”，但试过因为出版社没有完全依照评审报告修改，而遭教育局警告。之后出版社也按照评审报告修改，“因为不想过审失败”。中史科编辑张雁衡也曾觉得评审报告有“比较主观、难以理解的要求”，但一贯做法也是尽量修改，也未遇到任何一间出版社会不按评审报告修改。

曾为中史教科书编写教材的教师陈志华指出，评审报告的内容大多能指出教科书问题，例如错误的史实，用字错误等，也有一些较少见的建议，例如说书中岳飞的图片样貌太奸诈，建议换一张表情较忠诚的。

中史科编辑张雁衡曾见过有评审报告列明，所有提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字眼，都需要加上引号。端传媒翻查两间较多学校选用的中史教科书，发现现代教育研究社的中史教科书全都有使用引号，而龄记出版有限公司的初中教科书，2006年初版的《新简明中国史3下》里，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上加上引号，但在2013年第二版的《新简明中国史3下》中，则有加上引号。

另外，张雁衡亦称评审报告要求出版社在中国全图加上钓鱼岛。翻查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2004年修订版的《中国历史3下》，书后的中国地图并没有钓鱼岛，但在2009年初版的《中国历史3下》则加上钓鱼岛。而龄记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初版的《新简明中国史3下》，有标明钓鱼岛，在2013年第二版的《新简明中国史3下》中，则在台湾附近加插“台湾省包括台湾本岛及钓鱼岛等附属岛屿”的字句。

陈汉森表示，他在2000年担任教科书作者时，从未见过评审报告要求修改敏感字眼，不需要在写台湾总统时，在“总统”一词加上引号，评审报告也不会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上加上引号，因为以前中国国内的文件也是用“文化大革命”；而中史科编辑张雁衡回想，自己2011年入行的时候，“总统”一词已需要加上引号。

近日有传媒揭发评审报告，披露送审教材中的“中共一党专政”字眼被评为“用字不当，概念不清”，陈汉森认为是近乎荒谬的修改。他指自己以往收到的评审报告内容都是同行的意见，很少是政治取态上的分别，但现在“可能是游戏规则改变，而这规则像政制一样，一定要接受的”。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教育局公布了初中中史科最终课程大纲，最快会在2020年九月在全港中学开始实行，大多出版社会赶在这一年出版最新的初中中史教科书。两年后，这些教科书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香港的学生面前？现时大众对教育审查的忧虑与恐惧，到时会一扫而空，还是板上钉钉？

（尊重受访者意愿，张雁衡、黄美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