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東北創作人

東北導演耿軍:我好奇為什麼這是一個「互害」的社會

「我為東北人給全國人民帶來的危害表示歉意」,耿軍說,但「東北特別需要故事,東北也產生故事」,於是他成為了那個講述東北故事的人。


從中國最北部小城的中專生,到台灣電影金馬獎獲獎導演,耿軍沒有出人頭地的決心,沒有成為中心的渴望。他不過是「大多數人」中的一個人。 攝:尹夕遠/端傳媒
從中國最北部小城的中專生,到台灣電影金馬獎獲獎導演,耿軍沒有出人頭地的決心,沒有成為中心的渴望。他不過是「大多數人」中的一個人。 攝:尹夕遠/端傳媒

編者按:東北,指中國大陸的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個省份。它面積廣闊,資源豐富,在20世紀初期便是東亞最先進的工業基地之一,在1949年之後因擁有煤炭、鋼鐵、石油等國有企業和軍事工業,一度成為計劃經濟時代的驕傲。但隨着中國經濟轉型,東北逐漸衰落。在90年代的「下崗潮」中,東北有大量工人被迫失去工作。近年來,東北更因高遷出率、低出生率和嚴重的老齡化而成為「失落之地」。這片黑土地上正在發生什麼?為什麼它會成為轉折時代的失落者?我們決定與數位從東北走出來的作家、導演和智識分子進行對談。上一篇的主角是來自東北瀋陽的80後作家雙雪濤。這一篇,我們的訪談對象是憑藉東北故事獲得台灣電影金馬獎的導演耿軍。

從中國最北部小城的中專生,到台灣電影金馬獎獲獎導演,耿軍的經歷很容易被講述成一個勵志故事。但事實上,他的成功缺少那些勵志故事慣有的橋段:沒有出人頭地的決心,沒有成為中心的渴望。他不過是「大多數人」中的一個人。

2017年,耿軍成為唯一入圍聖丹斯(Sundance Film Festival)劇情長片的中國導演,電影《輕鬆+愉快》也入圍了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導演獎。更早一點的2014年,他的作品《鐮刀錘子都休息》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

作為獨立電影導演,獲獎帶來了名氣,卻無法給他帶來任何票房回報。換句話說,耿軍並沒有從此變成一個有錢人。獲獎之前,他主要依靠拍廣告維持生活;獲獎之後,很多客戶覺得他肯定「變得很貴」,反而不敢請他。但獲獎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是讓耿軍的家鄉人——那些位於黑龍江省邊境小城鶴崗的親朋好友,在新聞裏看到了耿軍的名字,終於相信他「真的是個導演」。

耿軍對電影的好奇,始於小時候看的露天電影。那時候,電影在他眼裏像是一塊布製造出來的催眠術,「大家在那一刻被它感動,被它激怒,被它美好,被它陶醉」,而電影作者就像是造物主;再長大一些,他又被「香港錄像」裏的義氣、槍炮和荷爾蒙吸引,開始在圖書館裏大量閲讀《大眾電影》等雜誌。到了1995年,19歲中專畢業的耿軍在家鄉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家和父母一起養雞、賣雞蛋。閒着沒事,他就想着怎麼才能「幹電影」。他覺得自己憑長相肯定做不了演員,又不會攝影、錄音,但有一定的閲讀量,於是在家寫了幾個月的劇本,寫完之後瞞着父親跑到了北京,因為「很多搞電影的人都在這」。

到了北京之後,耿軍拿着劇本直接跑去中央戲劇學院,找到了內地知名演員夏雨的班主任梁伯龍。因為在那之前,耿軍看過夏雨主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編注:該片由姜文導演,曾在威尼斯電影節、台灣電影金馬獎等獲得大獎),就覺得夏雨讀的學校就是一個「搞電影」的地方。結果梁老師說,耿軍寫的是電影劇本,應該去電影學院。

在北京電影學院,耿軍見到了老師張丹。張老師覺得他寫的還不能算是劇本,但有一些情節寫得挺生動。於是耿軍從此開始了在電影學院的旁聽生活。旁聽不用交費,但他依然需要維持生計。

來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餃子推銷員。他的工作就是揹着餃子去超市推銷,結果20天過去了,一包也沒賣出去,還把身上帶的幾百塊錢都買公交車票了。一籌莫展之際,同學的小姨介紹他去北京的西郊賓館做客房服務員,負責清理房間,比如鋪床單和刷馬桶。那是耿軍最喜歡的一份工作,因為「賓館管吃管住,有暖氣和風扇,開會議的地方還放電影和《還珠格格》,餐廳部的女服務員特別漂亮」、「還能去五道口去看演出,還能吃客人的水果,聽客人的CD」。但好景不長,賓館決定啟用北京郊區的人,辭退了外地臨時工。

之後耿軍成為了廣告業務員,打電話推銷廣告。這份工作他做了十年。因為工作時間靈活,他只要完成業務,就會去電影學院旁聽和寫作。2008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青年》,才從廣告公司辭職。在那之前,耿軍已經用DV拍攝完成了《山楂》、《燒烤》等短片,並一度入圍法國南特電影節(Festival of the 3 Continents)新電影單元。

《青年》講述了四個關於東北小鎮青年的故事,有的為女人服毒自殺,有的為友誼遍體鱗傷。這些故事都有原型,都是耿軍在離開家鄉之後聽說的熟人的境遇。用幽默的對白講述悲涼的故事,用「互害」的方式講述人性的複雜和柔軟——從《青年》開始,耿軍給出了他電影的某種「底色」。之後的他寫了更成熟的故事,但他的「底色」並沒有變,他還在講述着他所認識的大多數人的故事,過着大多數人都在過的生活。

關於東北,他回應着所有對東北的刻板印象,打趣說「我為東北人給全國人民帶來的危害表示歉意」,然後馬上又嚴肅地說:「遼寧人、吉林人幹的事我是不擔的,黑龍江人幹的事也代表不了我」。 但更重要的是,在耿軍眼裏,東北漫長的冬天讓大家靠講故事來打發時間。「東北特別需要故事,東北也產生故事」,於是他成為了那個講述東北故事的人。

獲獎之前,耿軍主要依靠拍廣告維持生活;獲獎之後,很多客戶反而不敢請他。但獲獎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是讓耿軍的家鄉人——那些位於黑龍江省邊境小城鶴崗的親朋好友,在新聞裏看到了耿軍的名字,終於相信他「真的是個導演」。

獲獎之前,耿軍主要依靠拍廣告維持生活;獲獎之後,很多客戶反而不敢請他。但獲獎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是讓耿軍的家鄉人——那些位於黑龍江省邊境小城鶴崗的親朋好友,在新聞裏看到了耿軍的名字,終於相信他「真的是個導演」。攝:尹夕遠/端傳媒

以下為端傳媒和導演耿軍的對談:

我為什麼離開東北呢?當我需要工作的時候,我在那找不到工作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對家鄉東北的態度有時候看上去是矛盾的。一方面覺得你很愛它,因為東北始終都是你的主題。但你片子中的東北人又偷、又搶、又壞。在喜劇背後是很大的悲劇。你自己對家鄉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拍了這麼多部了,你的感情有變化嗎?

耿軍(以下簡稱「耿」):我的電影全是悲劇,因為我骨子裏面是一個特別悲觀的人,這種悲觀的東西有很多是不可言說的。

我為什麼離開東北呢?當我需要工作的時候,我在那找不到工作。1995年,我19歲中專畢業的時候,我要找一個一天能掙錢15元、一個月掙450元的工作我是找不到的,我又不想在家裏和父親一起養雞、賣雞蛋。我就想出來幹點不一樣的事。

離開了那裏之後,我變成那裏的叛徒。說我熱愛我的家鄉,你熱愛它你離開它?這裏面有太多原因了,有很多是個人能力辦不到的事,就像官僚風氣,是我們這種平民磕不動的(編注:「磕不動」是東北方言,指無法改變)。之後我和家鄉保持着距離,每年又回去温習一下,發現我討厭的、我對這個環境不滿的那些事變本加厲地在發生。大家在這個環境裏面參與了什麼,我是不是其中一個呢?我也是,越來越多的人都會不滿,只是不滿而已。我是在最有力氣、最想有所改變又無計可施、無所適從的時候把這些不如意變成創作的一部分。

魯迅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時候我對着這個環境說出這樣的話。我也是其中一員,我不滿,那個環境裏面包括我自己的。

社會變成了制度作惡和人逐漸退讓的互動,所以越來越糟糕了

端:很多離開家鄉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和過去劃清界限,因為你需要最大的力氣融入當下的生活。

耿:其實我在北京混得相當差。當然我自己沒認為混得多慘,一個來京務工人員,身上沒有外債,不給家裏增加負擔,偶爾會給家裏面打一點錢,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來京務工人員的狀態。

但在家鄉人的眼裏,我混的是很差的。尤其這幾年成了一種風氣,年齡長了之後,走仕途的,開始混到正科、副處、正處;做生意牛逼的,也掙着錢了。在酒局上就會蘋果手機底下壓一個三星,旁邊放一個奧迪的鑰匙。

耿軍呢?耿軍的諾基亞手機用了四五、年了。煙往這一放,那邊是軟中華,我這邊一盒長白山——在酒桌上檔次立現。怎麼樣?在北京買沒買房?我說買不起。

後來,我所謂地搞了一點文化,這是他們會肯定的一件事。比如說獲獎了,他們在手機裏的文化新聞會看到我。他們覺得我真的是個導演了。那個稱呼就變了——耿導,之前都是小名叫來叫去的。其實我聽「耿導」是非常刺耳的,有點兒像一個官稱,我對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感。

端:但你下一部電影的內容還是東北。你是不是最在意的還是東北?

耿:我的人生觀、世界觀,都是在東北建立的。我在東北長到20歲,我做夢一般都會夢到那裏,潛意識的東西其實都在那裏。當我寫劇本的時候,我的角色在什麼樣的環境裏,第一直覺會寫到一個寒冷的環境裏面。

端:那你覺得應該對家鄉揹負責任嗎?

耿:每個人都有責任。我作為一個導演拍出好的文藝作品,這個就是責任所在。大家各自幹好各自的事,這個環境就好了。

現在最噁心的是什麼呢?你想幹好自己的事,是不可能的。社會變成了制度作惡和人逐漸退讓的互動,所以越來越糟糕了。

端:你創作的驅動力是什麼呢?比如改變東北,你有這樣的想法或者責任嗎?

耿:沒有。完全出自於好奇。

端:你好奇什麼呢?

耿:我好奇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我好奇這裏為什麼這麼糟,我好奇為什麼這裏荒廢了,我好奇為什麼這是一個互害的社會,這都是我要提的問題。

端:之前你對媒體說過,善惡並用或者互害、互騙這樣一個狀態,就是電影《輕鬆+愉快》表現的這些主題,是你對這個時代的認識的寫照嗎?

耿:對,一個人的多面性。沒有什麼純正的壞人這個詞,因為我的頭腦裏面不是黑白論,不是非黑即白。 我們真的有太多東西是模糊的、灰色的。當電影塑造角色的時候,我沒有塑造那種一路壞到底的人物,都是在人物關係上來體現他的軟弱和他對友情的需要,儘管他在幹着互害的事。

2008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青年》。《青年》講述了四個關於東北小鎮青年的故事,有的為女人服毒自殺,有的為友誼遍體鱗傷。這些故事都有原型,都是耿軍在離開家鄉之後聽說的熟人的境遇。用幽默的對白講述悲涼的故事,用「互害」的方式講述人性的複雜和柔軟。

2008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青年》。《青年》講述了四個關於東北小鎮青年的故事,有的為女人服毒自殺,有的為友誼遍體鱗傷。這些故事都有原型,都是耿軍在離開家鄉之後聽說的熟人的境遇。用幽默的對白講述悲涼的故事,用「互害」的方式講述人性的複雜和柔軟。攝:尹夕遠/端傳媒

電影裏的角色和演員,都是真實的

端:你的電影裏,有很多來自你家鄉的業餘演員。其中兩位演員(一位叫勇哥,一個叫剛哥)幾乎出演了你近年所有的片子。你們怎麼認識的?他們分別是做什麼的?

耿:勇哥是我的鄰居髮小(編注:指從小一起長大的親密朋友)。他是1978年生的,我是1976年。因為他沒有兄弟姐妹,主要蹭在我們家。他父母都是上班的雙職工,家庭條件特別好,那些糖、小零食都有,我們家就沒有。

端:你的爸媽不是雙職工?

耿:我父母就是養雞、賣雞蛋,所以家庭條件挺一般。勇哥在家裏有點嬌生慣養,我在八九歲的時候開始自己洗衣服了,他就不用。當我知道他不自己洗衣服的時候說,你都這麼大了,還讓你媽給你洗衣服,真不要臉。

勇哥是電大的中專(編注:電大是廣播電視大學的簡稱,是通過網絡面向全國開展的遠程教育;中專指中等職業教育學歷,類似於台灣的職校),相當於沒學歷;我是糧食中專學俄語,相當於也沒學歷。到了青春期,他成了在社會上混的人,做生意。做生意這個概念特別模糊,其實在胡混,又去烏魯木齊,又加入傳銷組織,包括帶小姐。這些我都不在場,我那時來了北京。

他混了很多年,一文不名。在社會上混,當小弟不值錢的,來一次給你200元,或者一個月給你1500元。他就非常衰落地回到家鄉,開個網吧,娶個媳婦,生個小崽子,就過日子。

2006年我30歲,他28歲,我拿一個小DV機開始拍東西。DV機有點像卡拉OK:歌星在舞台唱歌,你很羨慕他,你沒法登那個台,你去卡拉OK唱歌,DV有點像影像的卡拉OK。我自己寫一個小劇本拍,拿着DV機拍,找誰來演呢?就是身邊的人。

端:你想到他了?

耿:我其實平時是有留意的。怎麼留意呢?因為那個時候卡拉OK特別便宜,就是那種窮鬼大樂園,唱卡拉OK裏面有三六九等:有的跑調,有的不跑調;還有能一邊唱、一邊跳的;還有一邊唱、一邊跳,同時還即興改歌詞的。一邊唱一邊跳能改歌詞的是高手,要重用;能唱能跳的是二等貨,可以演二號;唱歌不跑調的沒問題,能演三號;我發現這個東西特別準。其實勇哥就是不跑調的。

我拍的時候,他幫着運東西。到了短片《散裝日記》的時候,有一個段落讓他演,讓他演了一個小角色。

後來我拍《青年》的時候,有一個虛構的角色叫小廣。那個時候我都是給他寫的,那個人物在外面虛無縹渺,在家裏牛逼轟轟。

直到來北京,我的那幫朋友還管勇哥叫小廣。他演的那麼自然,大家都認可他。再就是《錘子、鐮刀都休息》,包括《輕鬆+愉快》。《輕鬆+愉快》剛哥和勇哥是雙主角,我覺得他幾乎能完成預期,能不負重望,能不掉鏈子,在導演和演員的溝通裏面沒有障礙,他聽話,很聽話,而且他理解力強。

他現在是一個公務員,他在我們家鄉的殘聯(殘疾人聯合會)。因為他有殘疾,也給其他的殘疾人辦一些公務上的事,誰要換假腿、誰需要新的拐、誰的低保、殘聯有什麼福利……他負責這些事。所以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對各路人馬都有自己的見識,社會上最混亂的角落和正常秩序,他都有觀察、有理解,所以他是聰明的、在這個社會上是有洞察的。但這些他自己不自知,我跟他溝通、聊角色的時候,他其實理解很快的。

端:剛哥呢?剛哥是怎麼認識的?

耿:剛哥是通過我小學同學認識的,他是我小學同學的同事,都在我們當地的第八中學。剛哥是搞體育的,搞射擊的,他在學校當體育老師。他也是1976年生的,我們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認識,我跟他見面時我發現他腦袋上全是疤。這人戾氣比較重,有點狠那種感覺,但是人非常仗義,而且特別天真。

端:我看你的電影《青年》,發現這是你的底色。後面的作品當然更成熟了,製作更大了,美學的東西更多了,但是《青年》是你的底。

耿:其實那個東西對於我來說叫第二經驗。那裏面三個人物都是真實的人物,就是我回到家裏一起喝酒,一起聊天,大家說起這幫20多歲的人,這幾個哥們出的這些事。之後還有給他們抬棺材、去火葬場、包括搶救的途中說的最後一句話,這些細節全是他們給我講的。

當然這是非常難過的,因為第一個人物就是我的鄰居,跟我一起長大,在煤礦上班。所有的青春期關於性的事情,全是他告訴我的。那年我20歲,他22歲,22歲就死了。

端:第二個人物呢?

耿:第二個是我的中學同學,他的父親是上海知青,到了黑龍江插隊,生了他,就沒回去。這個人是一個特別倔強的人,對朋友特別好,認死理那種。他去參加聚會,喝完酒跟人幹仗(即打架),讓人幹了一下頸椎,直接致殘了,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差不多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面,從醫院的樓上折下去了,特別悲壯。

端:最後那個角色呢?也是真實的人物?

耿:對,最後那個角色是我隔壁班的,我們住的地方比較近,大家特別熟。上完中學就不上學了,打點零工;到煤礦上班,想多掙點,進入工地就受傷了。因為他體質好,中學時是體育委員,逐漸在恢復,從一種半傻的狀態,到稍微有點木的狀態,到恢復的狀態。他恢復之後娶了媳婦,再過一年,他媳婦抱着一個小孩,再過一年,這哥們在麻將室跟一幫老娘們打麻將,生命力旺盛。

2017年,耿軍成為唯一入圍聖丹斯電影節劇情長片的中國導演,電影《輕鬆+愉快》也入圍了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導演獎。更早一點的2014年,他的作品《鐮刀錘子都休息》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

2017年,耿軍成為唯一入圍聖丹斯電影節劇情長片的中國導演,電影《輕鬆+愉快》也入圍了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最佳導演獎。更早一點的2014年,他的作品《鐮刀錘子都休息》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攝:尹夕遠/端傳媒

能把懦弱演好才是最大的強大

端:你的文藝啟蒙在什麼時候?跟小時候的經歷也有關係嗎?

耿:很小的時候有那種露天電影。其實那是催眠,是一個巫術,大家在那一刻被它感動、被它激怒、被它美好、被它陶醉……那是織一塊布,弄黑了之後給你創造一個世界,大家跟着那個世界喜怒哀樂。

青春期的時候就是香港錄像:義氣,然後是槍炮、荷爾蒙。90年代初,上學的時候班級裏面有一台錄像機。那是什麼時代?是周潤發、周星弛的時代,《大話西遊》的時代。

我覺得小說作者和電影作者其實都有點像造物主,他們怎麼會幹成這樣的事,怎麼這麼有意思?我們那一群人裏面,我對電影的好奇心最大,我就奔着那個去了。

端:好奇心到底哪來的?是天生的嗎?還是因為特別壓抑?

耿:我是從小就膽子特別大的人。《西遊記》不太適合小孩看,裏面有妖魔鬼怪,還有《八仙過海》、《聊齋》,都與鬼怪有關。我都喜歡。因為那個世界不是現在這樣的,不都是這幫凡夫俗子,而是有神仙和妖怪的,有的妖怪有的人罩着,有的妖怪沒有人罩着的,男的叫妖怪,女的叫妖精,特別有趣。它描繪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個全知世界,就差外星人了,連殭屍在裏面都是小兒科了。

我們那的煤礦,那個時候治安不太好,有一些刑事案件發生,我都是衝在第一排去看現場。看完了,晚上走夜路,害怕得一邊走一邊嗷嗷地喊,給自己壯膽。我不但對電影有好奇心,對這些不太知道的事都有好奇心。

生活就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往前一步粉身碎骨,其實都挺慫的。

端:你說自己膽大,但你在一個採訪裏卻說自己挺慫的。

耿:對。因為大家對東北人或者說對中國男性的一些讚美之詞……我覺得水分特別大,比如善良、勇敢,比如「中國人我們站了起來」。

我在青春期的時候,特別看不慣父親他們那一輩人為了一點利益爭來爭去。我覺得那些都不值得爭。之後他們為了一點事就得低頭,我覺得那些東西都不值得低頭。我聽搖滾樂,我需要那種假剛強;他們聽鄧麗君和李玲玉,軟化心靈。

那個時候形成兩代人的巨大矛盾,完全是敵意的。長大了之後我會理解他們,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往前一步粉身碎骨,其實都挺慫的。

我沒遇到過牛x的人。無論現在的商業英雄、體育英雄,我都不覺得牛x。我覺得有一些抗爭者牛x,有些敢說話的人牛x。

端:你最看中演員的品質是「他能不能演懦弱」,是嗎?

耿:對,能把懦弱演好才是最大的強大。

端:為什麼?

耿:人就是懦弱的。牛x了一輩子,歲數大了之後,你幹不過歲月的。當然這是物理性的衰老。當一個人真的能夠克服恐懼去對抗不公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時候他是勇敢的。

但是這個時刻我看到的太少了,反正我是那個慫的一份子。

端:所以慫也好,懦弱也好,它們的背後是什麼呢?是生存嗎?

耿:是真實。能把慫、懦弱演好了,他才能接近真實。我覺得這才是人。

我喜歡小孩,也喜歡有所畏懼的小孩,什麼都不怕的小孩我特別討厭。你在家裏面什麼都不怕?你出去什麼都不怕才牛。沒有這樣的人。那種所謂的老炮兒,裝什麼牛x,你見到上級或者見到領導都什麼樣了?隨便一個小科長、小處長,為所欲為;隨便來一個閻王派來的小鬼,你都嚇得尿褲子了。都是權力帶來的膨脹和這種危害力的火藥味。這個火藥也會潮的,都是假的。

東北為什麼不可以揭傷疤呢?

端:你怎麼看外面的人對於東北人的刻板印象,愛吹牛也好,講義氣也好,說話特溜也好。

耿:我對東北人給全國人民帶來的危害表示歉意。但我覺得我們和其它地方差別不太大吧,哪裏都有那種不地道的人。四川人吹牛不厲害嗎?擺龍門陣不厲害嗎?我們東北人有點懶,我們有點好面子。我還挺喜歡那些怕老婆的人,在家裏面一手遮天的人我特別討厭,我不喜歡東北的牛x人物,都是假的,在虛構自己。

端:你怎麼看待媒體把東北作為一個話題來討論?你覺得這個有意義嗎?

耿:我覺得是可以的。東北為什麼不可以討論呢?東北為什麼不可以揭傷疤呢?

我覺得哪都可以揭傷疤,北京大學這幾天在揭傷疤,我覺得揭得還不夠,傷還沒揭開。我覺得東北的傷疤也沒揭開,我覺得他們寫的還不夠,他們可以再往深了挖,但再往深了挖會有危險的,他們能克服這個危險嗎?

我作為東北人完全是開放的心態,可以表揚,也可以辱罵,可以抬高它,也可以把它踩在腳下。我覺得東北如果沒有這個寬容的話,就別吹東北牛x。

端:說到東北的沒落,作家雙雪濤會寫到他父母下崗的時候給生活造成巨大的改變,很明顯。你經歷過那樣明顯的沒落嗎?

耿:太明顯了。那些下崗潮,那些工業能源的枯竭,這些東西都是在我面前發生的,都眼睜睜看到的。自然環境能恢復嗎?如果要慢慢恢復最好了。經濟問題怎麼解決?經濟越來越不景氣,大家的教育支出費用那麼多,醫療支出費用那麼高,這些東西還在持續地、惡性地循環。

端:但是東北曾經發展得那麼好,那麼輝煌?很多人會願意書寫和表現那種反差和劇變,但是你為什麼直接表現荒蕪?

耿:其實跟年齡感有關(耿軍出生於1976年)。一個現在20歲的人也看不到這些東西。

端:他們看不到這種荒蕪嗎?

耿:他們的注意力不在這兒。因為我們那也有時代廣場,大的Shopping mall,還有戛納影城,也有消費的地方、歌舞昇平的地方,可能他們的注意力在那。

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我對每個城市都有一個萬達廣場這件事特別不在乎,它確實能帶來很多便利,但市中心旁邊的那些地方呢?長期被忽略的、大片的地方呢?我到這個年齡對那些地方更感興趣吧,因為我就是那個地方的人。

我覺得東北的傷疤也沒揭開,他們可以再往深了挖,但再往深了挖會有危險的。

端:你覺得你自己始終是一個邊緣人嗎?

耿:我沒覺得我是邊緣人,我覺得我是大多數。我當過賓館服務員、我推銷餃子、我當業務員,我覺得我是大多數勞動者之一。

端:我知道一些東北的創作者,比如雙雪濤、二手玫瑰。你覺得東北是一個出創作人的地方嗎?雙雪濤甚至曾說東北人是天生的語言學家?

耿:我覺得肯定是的。為什麼呢?東北有半年多是冬天。比如水稻,南方產兩茬,南方的水稻味道就一般,北方只長一茬,所以長的結實。在那個寒冷的環境裏,大家靠說話、扯淡和講故事來打發時間。東北特別需要故事,東北也產生故事。需要故事就會產生故事。因為寂寞的時候,冷寂的時間更長,更需要語言、文學、藝術這些東西來填補那些冷卻的、寂寞的時間。

我對冷的地方更有好感。我會覺得東北人是山珍,是蘑菇。秋天九、十月份下完雨之後從雨裏面拱出來的蘑菇。我願意褒揚他們是蘑菇,是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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