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東歐紀實電影代表人物之一，Laila Pakalnina已成歐洲各大影展的常客，但對華語世界的觀眾來說，她的名字還相當陌生——一如她的母國拉脫維亞。談起大多數華語觀眾對「拉脫維亞電影」的形貌近乎毫無概念，Laila覺得：「這很正常，因為我們的國家實在太小了，而且我們就只有那麼幾部電影。」她完全能夠理解為什麼有時台灣人甚至根本搞不清拉脫維亞該算做北歐還是東歐。「因為我們在拉脫維亞，也經常會把台灣（Taiwan）和泰國（Thailand）搞混。」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與Laila的緣分其實可以追溯到2010年，當時她的短片《盧比克斯之路》正好入圍，而後Laila也幾乎每年都有報名參加TIDF。而今年TIDF請她來做焦點影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的作品恰好很符合本屆的策展構思：紀錄片並不一定要有議題導向——它可以是純粹的觀察、可以帶有劇情、甚至可以有天馬行空的奇想與實驗成分。
即使是政治隱喻強烈的事物，在Laila的鏡頭裏，同樣被呈現為生活中的尋常部分——就像《盧比克斯之路》裏那條以蘇聯時代的拉脫維亞共產黨領袖盧比克斯命名的腳踏車專用道。「他當政時修了那條路，而想拍那部片，是因為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時，圍繞他的名字發生了許多事。」
拉脫維亞脫離蘇聯後，人們其實普遍有反共情結，但盧比克斯這樣一位極左政黨的前領袖卻又在74歲時被拉脫維亞人選進歐洲議會去代表他們。「我就覺得那條以他名字命名的路（當然官方如今並不承認這名字）很適合被拍成電影，我想拍人們在盧比克斯之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即使歷史天翻地覆，生活卻不會停止——大家在這條路上騎腳踏車、騎機車、跑步、遛狗⋯⋯就這樣不斷循環。」
她沒有刻意去談任何政治與歷史，但人人都能從中感受到，政治與歷史語境的轉變，滲透在每一寸生活裏。
塔可夫斯基式的語言
即使一些有時效性的社會議題看起來很適合被拍成紀錄片，但我知道它們還是更適合出現在電視上。因為電影需要時間，不會立竿見影。
Laila說「所見之處即是電影」。懂得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電影，是紀錄片創作者獨有的天分。
不過儘管早在中學年代她已打定主意要拍紀錄片，卻在大學讀了新聞系。原因很簡單，「當時整個蘇聯只有一所電影專科學校，就是莫斯科電影學院。我想學的是怎麼拍紀錄片，但他們的紀錄片專業每隔幾年才招生一次，我不想等那麼久，就去讀了新聞。」
起初，Laila以為新聞製作和紀實電影至少有某些相似性，但她很快分清了新聞與紀錄片之間的分野，也確定自己想做的絕非新聞式的紀錄。大學一畢業她就去了塔爾科夫斯基的母校莫斯科電影學院。
「可能新聞專業的背景反而會讓我在後來的創作中，刻意不去使用訪問——我覺得那是太過新聞的方式。而且對題材的選擇上我也會很注意，即使一些有時效性的社會議題看起來很適合被拍成紀錄片，但我知道它們還是更適合出現在電視上。因為電影需要時間，不會立竿見影。」
既為塔爾科夫斯基的學妹，Laila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那種「雕刻時光」式的美學傳統之影響呢？
「我想我後來之所以真的會去拍電影，是因為在學校時看了塔爾科夫斯基的《潛行者》（Stalker）。看到那部電影的當下我就覺得，這就是我想使用的電影語言。當然不是說我要去拍『後塔爾科夫斯基』式的電影，但的確是因為他的作品，讓我下定決心拍電影。」
不過縱然使用相同的電影語言，不同語境之下的效果也截然不同。Laila覺得電影本身就是個很有趣的有機體。「電影語言雖然是無國界的，但你去拍拉脫維亞，就一定和拍蘇聯不同。就算我們不談背後的歷史，歷史也擺在那。即使我們總說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每一個人其實都很難真正獨立於他的『來處』。」
即使我們總說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每一個人其實都很難真正獨立於他的『來處』。
這大概就像她曾代表拉脫維亞角逐奧斯卡的長片《黎明公社》——雖然靈感源自愛森斯坦那部未能完成的《白靜草原》，但背景從1930年代的蘇聯變成了1960年代的拉脫維亞；所呈現的內核，也不再是那個前蘇聯家喻戶曉的政宣故事。
少先隊員莫羅佐夫（Morozov）為捍衛革命理想向蘇維埃當局告發父親，從而被家人報復殺害，蘇聯政府則將他宣揚為烈士大舉歌頌。雖然後來被證明這個故事可能徹頭徹尾是出於杜撰，卻一直作為一個政宣神話，出現在蘇聯的詩歌、歌劇、傳記等一切文藝作品之中。愛森斯坦曾試圖將其拍成電影《白靜草原》，不過被斯大林叫停，而Laila在莫斯科學電影時讀到愛森斯坦當年的劇本，發現裏面竟然有黑色幽默，她覺得相當有趣。
受到愛森斯坦的啟發，《黎明公社》也用幽默與荒唐去表達反諷。Laila認為：「首先，生活本身就很可笑。其次，在特殊年代想要生存，就只能學會去笑。加之極權主義本身很荒唐，所以也很可笑。」
儘管處理的是歷史題材，Laila卻並無強烈企圖心走入歷史。「作為電影創作者，我更感興趣的是當下和未來發生的事情。但我願意從歷史中汲取一些素材，作為當下或未來的鏡子。」她認為這部電影講述的是體制對人的操縱。「而那些人作為體制中的螺絲，甚至根本感覺不到自己在被操控，他們只是照指令行事。一代人聽著莫羅佐夫這個虛假的故事長大⋯⋯我想經歷過獨裁統治的國家大概都能理解這種荒唐——不只是蘇聯，也包括中國、希特勒統治的德國，這種經驗是共通的。」
Laila拍《黎明公社》的劇本也並非只想諷刺來自獨裁統治的「操縱」，她關心各種形式的控制。「沒有了獨裁政權，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受操控。至少在兩個維度上我們從未遠離操控：一個是政治選舉，另一個是包圍我們的各種廣告。政客和商家都在試圖操控我們，而我覺得重要的是，無論身處任何一個社會，我們都不能允許別人利用我們。」
故而她拍政治題材，其實并非源於前蘇聯年代的歷史基因，而只因「即使你不想去談政治，它也會一直影響我們的生活。」
「首先，生活本身就很可笑。其次，在特殊年代想要生存，就只能學會去笑。加之極權主義本身很荒唐，所以也很可笑。」
個人經驗中的超現實奇想
Laila真正關心的始終是生活，是當下。她的靈感，皆從生活的奇遇與荒誕中得來。
譬如《瘋雪》（Snow Crazy）就反諷了拉脫維亞境內並無高山而拉脫維亞人卻極度狂熱於滑雪的滑稽景象：人們都在找高處滑雪，甚至從自己家屋頂上跳下來。這讓Laila覺得「人們為了滑雪這麼瘋狂，你看我們生活的國家到底有多荒唐。」她在片中用了一首很有名的拉脫維亞民歌，「歌詞講的是山，但我們沒有山，我們住在平原上，所以我們幻想有山。我們在生活中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山，因為我們每天都想滑雪。」
而短片《靜》（Silence）與《水》（Water）則都是生發於她個人經驗的超現實奇想。事實上，生活中的各種聲音和畫面都能讓Laila湧現巧思。
「《靜》的靈感其實源於兩件小事。一次是在布拉格為電影做聲音時，我們拖著行李箱走在全是由小碎石鋪成的路面上，發出極為引入注目的噪音。另外一次是在博物館，有位女士坐在角落裏，只要年輕人進來看展覽時相互交談，她就會發出『噓』的聲音去制止他們。一開始我根本不知道那奇怪的聲音從哪裏來，後來才發現是她。」
Laila覺得那位女士的工作內容應該並不包括發出聲音去提示參觀者保持絕對的安靜。「她對她的工作太偏執了，其實她只需要坐在那裏，而不用那麼認真地去維持一個安靜的環境⋯⋯而這兩個畫面，很吵的行李箱，和一位希望人們安靜的女士，讓我寫出了這個劇本。」
短片《水》中的游泳池同樣來自她的個人經歷。有一次她開車去公共泳池打算游泳，驚訝發現平時根本排不到位的停車場，那天卻只有她一輛車。「我進了游泳池之後，有位女士告訴我，如果你想游泳的話，你可以去游，但水很冷。我覺得很莫名其妙：什麼叫水很冷？我既然來了，當然想游泳的呀。」一個人在偌大而空無旁人的公共泳池中游泳的經歷，不但怪異，還略帶恐怖感。Laila一回到家就將其寫成了短片劇本。
儘管電影中的靈感源於生活，但她認為：「事實上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激發了我們的靈感，我有時甚至覺得，爛片都能啟發我。因為在你看到爛片時，你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比電影啟發Laila更多的，其實是龐雜的閱讀。一如她既拍紀錄片也拍劇情片，她所讀的題材既有非虛構也有小說，最近在讀的就是一本芬蘭通俗小說。
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策展人認為，雖然Laila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短片，但每部短片都令人很有想像空間。「你會發現她觀察人的角度非常有趣。」而這種想像空間，恰恰源於她的閱讀習慣。
Laila說：「當觀看一部電影時，你作為觀眾，可以自行去做的想像其實很有限。但在閱讀一本書的過程裏，你卻可以體驗『在頭腦中去看一場電影』的感覺：你的想象可以天馬行空地上演。」
「事實上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激發了我們的靈感，我有時甚至覺得，爛片都能啟發我。」
藝術畢竟不是對症下藥的處方，它具有「治愈」的作用，卻不可能「直接治愈」那些受傷的人和那些支離破碎的現實。
危機：失去電影語言
而作為東歐最重要的紀實電影創作者之一，Laila認為當下的東歐電影——或者可以擴展到整個歐洲的電影——都在面臨著失去「電影語言」的危機。
「不只是東歐，其實很多歐洲電影現在都是合拍片。我認為它們在變得越來越商業化，因為大家都想拍觀眾喜歡的電影，可一般大眾的確會更喜歡肥皂劇，而不是相對有藝術風格的電影。」而如果對比東歐與西歐電影，Laila認為過去西歐在題材上會有視野局限。「因為他們太富有了，他們熱衷於挖掘自己的思想，卻好像不太環顧四周，因為他們真的有太多錢。」但她認為這種狀況目前已經有所變化，因為整個歐洲都在變得問題重重：難民衝擊、人口問題、經濟困局⋯⋯用Laila的話說就是「如今，生活本身變得更瘋狂了。」
然而擅長紀實題材的她，卻並不打算讓這些現實議題出現在自己未來的作品裏。
「我確定我不會拍直接與難民有關的電影，這一類的紀錄片已經足夠多。而且因為你看到周圍那麼多人在受苦，你甚至會去創造更多矯飾的痛苦。我認為我們已經不需要再拍更多關於難民的紀錄片了，但當然，任何電影如果能夠為我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一些幫助，都是好的。」
但在她看來，藝術畢竟不是對症下藥的處方，它具有「治愈」的作用，卻不可能「直接治愈」那些受傷的人和那些支離破碎的現實。
目前，Laila正在籌劃一部劇情片，據她透露，故事基於家喻戶曉的仙杜瑞拉童話，但將背景搬到了現代，顯然又會被她玩轉成瘋狂奇想。事實上，她很喜歡使用流行的、通俗的素材去延展發揮。「因為這樣一來，你就可以直接去搬挪改寫它，做各種實驗，而不用再花心思去解釋故事背景。」
儘管我們對拉脫維亞電影頗為陌生，但Laila對華語電影卻有所涉獵。她表示自己幾乎看過王家衛的全部電影，更不吝給予「不朽之作」的高度讚譽。「我想，是他電影中傳達的那種強烈的情緒吧，讓人印象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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