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东欧纪实电影代表人物之一，Laila Pakalnina已成欧洲各大影展的常客，但对华语世界的观众来说，她的名字还相当陌生——一如她的母国拉脱维亚。谈起大多数华语观众对“拉脱维亚电影”的形貌近乎毫无概念，Laila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小了，而且我们就只有那么几部电影。”她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有时台湾人甚至根本搞不清拉脱维亚该算做北欧还是东欧。“因为我们在拉脱维亚，也经常会把台湾（Taiwan）和泰国（Thailand）搞混。”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与Laila的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她的短片《卢比克斯之路》正好入围，而后Laila也几乎每年都有报名参加TIDF。而今年TIDF请她来做焦点影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作品恰好很符合本届的策展构思：纪录片并不一定要有议题导向——它可以是纯粹的观察、可以带有剧情、甚至可以有天马行空的奇想与实验成分。
即使是政治隐喻强烈的事物，在Laila的镜头里，同样被呈现为生活中的寻常部分——就像《卢比克斯之路》里那条以苏联时代的拉脱维亚共产党领袖卢比克斯命名的脚踏车专用道。“他当政时修了那条路，而想拍那部片，是因为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时，围绕他的名字发生了许多事。”
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后，人们其实普遍有反共情结，但卢比克斯这样一位极左政党的前领袖却又在74岁时被拉脱维亚人选进欧洲议会去代表他们。“我就觉得那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当然官方如今并不承认这名字）很适合被拍成电影，我想拍人们在卢比克斯之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即使历史天翻地覆，生活却不会停止——大家在这条路上骑脚踏车、骑机车、跑步、遛狗⋯⋯就这样不断循环。”
她没有刻意去谈任何政治与历史，但人人都能从中感受到，政治与历史语境的转变，渗透在每一寸生活里。
塔可夫斯基式的语言
即使一些有时效性的社会议题看起来很适合被拍成纪录片，但我知道它们还是更适合出现在电视上。因为电影需要时间，不会立竿见影。
Laila说“所见之处即是电影”。懂得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电影，是纪录片创作者独有的天分。
不过尽管早在中学年代她已打定主意要拍纪录片，却在大学读了新闻系。原因很简单，“当时整个苏联只有一所电影专科学校，就是莫斯科电影学院。我想学的是怎么拍纪录片，但他们的纪录片专业每隔几年才招生一次，我不想等那么久，就去读了新闻。”
起初，Laila以为新闻制作和纪实电影至少有某些相似性，但她很快分清了新闻与纪录片之间的分野，也确定自己想做的绝非新闻式的纪录。大学一毕业她就去了塔尔科夫斯基的母校莫斯科电影学院。
“可能新闻专业的背景反而会让我在后来的创作中，刻意不去使用访问——我觉得那是太过新闻的方式。而且对题材的选择上我也会很注意，即使一些有时效性的社会议题看起来很适合被拍成纪录片，但我知道它们还是更适合出现在电视上。因为电影需要时间，不会立竿见影。”
既为塔尔科夫斯基的学妹，Laila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那种“雕刻时光”式的美学传统之影响呢？
“我想我后来之所以真的会去拍电影，是因为在学校时看了塔尔科夫斯基的《潜行者》（Stalker）。看到那部电影的当下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使用的电影语言。当然不是说我要去拍‘后塔尔科夫斯基’式的电影，但的确是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下定决心拍电影。”
不过纵然使用相同的电影语言，不同语境之下的效果也截然不同。Laila觉得电影本身就是个很有趣的有机体。“电影语言虽然是无国界的，但你去拍拉脱维亚，就一定和拍苏联不同。就算我们不谈背后的历史，历史也摆在那。即使我们总说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难真正独立于他的‘来处’。”
即使我们总说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难真正独立于他的‘来处’。
这大概就像她曾代表拉脱维亚角逐奥斯卡的长片《黎明公社》——虽然灵感源自爱森斯坦那部未能完成的《白静草原》，但背景从1930年代的苏联变成了1960年代的拉脱维亚；所呈现的内核，也不再是那个前苏联家喻户晓的政宣故事。
少先队员莫罗佐夫（Morozov）为捍卫革命理想向苏维埃当局告发父亲，从而被家人报复杀害，苏联政府则将他宣扬为烈士大举歌颂。虽然后来被证明这个故事可能彻头彻尾是出于杜撰，却一直作为一个政宣神话，出现在苏联的诗歌、歌剧、传记等一切文艺作品之中。爱森斯坦曾试图将其拍成电影《白静草原》，不过被斯大林叫停，而Laila在莫斯科学电影时读到爱森斯坦当年的剧本，发现里面竟然有黑色幽默，她觉得相当有趣。
受到爱森斯坦的启发，《黎明公社》也用幽默与荒唐去表达反讽。Laila认为：“首先，生活本身就很可笑。其次，在特殊年代想要生存，就只能学会去笑。加之极权主义本身很荒唐，所以也很可笑。”
尽管处理的是历史题材，Laila却并无强烈企图心走入历史。“作为电影创作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下和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我愿意从历史中汲取一些素材，作为当下或未来的镜子。”她认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体制对人的操纵。“而那些人作为体制中的螺丝，甚至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被操控，他们只是照指令行事。一代人听著莫罗佐夫这个虚假的故事长大⋯⋯我想经历过独裁统治的国家大概都能理解这种荒唐——不只是苏联，也包括中国、希特勒统治的德国，这种经验是共通的。”
Laila拍《黎明公社》的剧本也并非只想讽刺来自独裁统治的“操纵”，她关心各种形式的控制。“没有了独裁政权，并不意味著我们就不受操控。至少在两个维度上我们从未远离操控：一个是政治选举，另一个是包围我们的各种广告。政客和商家都在试图操控我们，而我觉得重要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不能允许别人利用我们。”
故而她拍政治题材，其实并非源于前苏联年代的历史基因，而只因“即使你不想去谈政治，它也会一直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生活本身就很可笑。其次，在特殊年代想要生存，就只能学会去笑。加之极权主义本身很荒唐，所以也很可笑。”
个人经验中的超现实奇想
Laila真正关心的始终是生活，是当下。她的灵感，皆从生活的奇遇与荒诞中得来。
譬如《疯雪》（Snow Crazy）就反讽了拉脱维亚境内并无高山而拉脱维亚人却极度狂热于滑雪的滑稽景象：人们都在找高处滑雪，甚至从自己家屋顶上跳下来。这让Laila觉得“人们为了滑雪这么疯狂，你看我们生活的国家到底有多荒唐。”她在片中用了一首很有名的拉脱维亚民歌，“歌词讲的是山，但我们没有山，我们住在平原上，所以我们幻想有山。我们在生活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山，因为我们每天都想滑雪。”
而短片《静》（Silence）与《水》（Water）则都是生发于她个人经验的超现实奇想。事实上，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和画面都能让Laila涌现巧思。
“《静》的灵感其实源于两件小事。一次是在布拉格为电影做声音时，我们拖著行李箱走在全是由小碎石铺成的路面上，发出极为引入注目的噪音。另外一次是在博物馆，有位女士坐在角落里，只要年轻人进来看展览时相互交谈，她就会发出‘嘘’的声音去制止他们。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那奇怪的声音从哪里来，后来才发现是她。”
Laila觉得那位女士的工作内容应该并不包括发出声音去提示参观者保持绝对的安静。“她对她的工作太偏执了，其实她只需要坐在那里，而不用那么认真地去维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这两个画面，很吵的行李箱，和一位希望人们安静的女士，让我写出了这个剧本。”
短片《水》中的游泳池同样来自她的个人经历。有一次她开车去公共泳池打算游泳，惊讶发现平时根本排不到位的停车场，那天却只有她一辆车。“我进了游泳池之后，有位女士告诉我，如果你想游泳的话，你可以去游，但水很冷。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什么叫水很冷？我既然来了，当然想游泳的呀。”一个人在偌大而空无旁人的公共泳池中游泳的经历，不但怪异，还略带恐怖感。Laila一回到家就将其写成了短片剧本。
尽管电影中的灵感源于生活，但她认为：“事实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激发了我们的灵感，我有时甚至觉得，烂片都能启发我。因为在你看到烂片时，你会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比电影启发Laila更多的，其实是庞杂的阅读。一如她既拍纪录片也拍剧情片，她所读的题材既有非虚构也有小说，最近在读的就是一本芬兰通俗小说。
今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策展人认为，虽然Laila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短片，但每部短片都令人很有想像空间。“你会发现她观察人的角度非常有趣。”而这种想像空间，恰恰源于她的阅读习惯。
Laila说：“当观看一部电影时，你作为观众，可以自行去做的想像其实很有限。但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里，你却可以体验‘在头脑中去看一场电影’的感觉：你的想象可以天马行空地上演。”
“事实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激发了我们的灵感，我有时甚至觉得，烂片都能启发我。”
艺术毕竟不是对症下药的处方，它具有“治愈”的作用，却不可能“直接治愈”那些受伤的人和那些支离破碎的现实。
危机：失去电影语言
而作为东欧最重要的纪实电影创作者之一，Laila认为当下的东欧电影——或者可以扩展到整个欧洲的电影——都在面临著失去“电影语言”的危机。
“不只是东欧，其实很多欧洲电影现在都是合拍片。我认为它们在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因为大家都想拍观众喜欢的电影，可一般大众的确会更喜欢肥皂剧，而不是相对有艺术风格的电影。”而如果对比东欧与西欧电影，Laila认为过去西欧在题材上会有视野局限。“因为他们太富有了，他们热衷于挖掘自己的思想，却好像不太环顾四周，因为他们真的有太多钱。”但她认为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有所变化，因为整个欧洲都在变得问题重重：难民冲击、人口问题、经济困局⋯⋯用Laila的话说就是“如今，生活本身变得更疯狂了。”
然而擅长纪实题材的她，却并不打算让这些现实议题出现在自己未来的作品里。
“我确定我不会拍直接与难民有关的电影，这一类的纪录片已经足够多。而且因为你看到周围那么多人在受苦，你甚至会去创造更多矫饰的痛苦。我认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拍更多关于难民的纪录片了，但当然，任何电影如果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一些帮助，都是好的。”
但在她看来，艺术毕竟不是对症下药的处方，它具有“治愈”的作用，却不可能“直接治愈”那些受伤的人和那些支离破碎的现实。
目前，Laila正在筹划一部剧情片，据她透露，故事基于家喻户晓的仙杜瑞拉童话，但将背景搬到了现代，显然又会被她玩转成疯狂奇想。事实上，她很喜欢使用流行的、通俗的素材去延展发挥。“因为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直接去搬挪改写它，做各种实验，而不用再花心思去解释故事背景。”
尽管我们对拉脱维亚电影颇为陌生，但Laila对华语电影却有所涉猎。她表示自己几乎看过王家卫的全部电影，更不吝给予“不朽之作”的高度赞誉。“我想，是他电影中传达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吧，让人印象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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