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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智子之心》的背後

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十年之後滅亡,後世指責現在的中國人怎麼可以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也是一樣的荒謬?


台灣日治時代為背景的新劇《智子之心》,播出兩集後就被電視台腰斬。 網上圖片
台灣日治時代為背景的新劇《智子之心》,播出兩集後就被電視台腰斬。 網上圖片

日前,慈濟大愛台的電視劇《智子之心》因為「媚日」內容,而遭到中國網友的抗議與國台辦的關切,上映兩集即腰斬,再次引起一波中國蠻橫干涉創作自由的爭論。這次事件引人注目的是,《智子之心》是在台灣的電視頻道播出,毋需經過任何中國的審批機制;所以很顯然地,這次的下架行為也帶有慈濟大愛台自我閹割的成分。此外,所謂《智子之心》的「媚日」內容,對台灣觀眾而言,只不過是很平實地呈現日治時期「看護婦」的史實,不解中國人何以如此失控。兩造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人對台灣歷史的不理解。

歸根究柢,部分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

站在中國的立場,對日本的國仇家恨之深,是非常直覺的。他們以己度人,台灣人還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豈不更應該恨入骨髓?再加上中國人很常擅自將台灣劃入自己的「想像的共同體」,因此看到台灣人對日治時期沒有那麼深的惡感時,又會多加上一重被背叛的感覺。

撇除中國人自說自話的共同體想像,這種「台灣人應該要仇日」的道德命令,其實就是沒有認真了解「殖民」實際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又為台灣社會帶來什麼變遷的後果。

殖民時代的傷口至今仍未有足夠的處理,成為集體意識中不斷發炎的患部。

「殖民」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本質上,它當然是一個族群以武力為後盾,佔有、掠奪另一族群的行為。在殖民過程中,由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懸殊,被殖民者不但會在政治、經濟層面受到傷害,也會產生文化、認同上的傷害。就此而論,台灣人確實有理由批判(甚至是「怨恨」)日本,從乙未割台以降的抗日戰役、原住民族的領域被佔領,到嗣後的各種歧視措施,都是應該批判的。在台灣文學史上,也有賴和、楊逵、吳濁流、鍾肇政等作家,寫出不少以批判日本殖民為主題的作品。這股批判的力道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存在於中國人誤以為最「親日」的獨派陣營。

然而除了負面因素之外,尷尬的是,1895年到1945年的日治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快速現代化的時期。在這段期間內,台灣首度擁有了現代化的教育體系,雖然仍有差別待遇,但還是培育出一批精英知識份子;識字率也來到史上最高,遠超過中日戰爭結束時的任一中國省份。日本政府引進了現代的法治體制,台灣人在此期間完成了從「衙門」過渡到「法院」的司法轉型。現代化的企業和科技進入台灣,完成了一次大幅度的產業轉型,即便日本殖民體制極力壓榨,生產力還是創下新高。完成鐵路建設後,交通條件大幅度提升,也刺激了產業發展。到了1930年代,台灣甚至有了歌舞昇平的都會景觀,都市中的服務業興盛,媒體、文化、思想、娛樂的活躍程度,也是台灣史上首見。

因此,「日治時期」對台灣人來說,其實是一段苦樂參半的回憶。所有訪談、回憶錄、文獻都會看到,活過日治時期的長輩們,從來都不會只批判或只稱讚日本人。日本人是殖民者,但確實帶來了一個上升的時代。這種複雜的糾葛,即台灣文學研究這幾年非常關注的「殖民現代性」——「殖民」與「現代」相伴,一同進入台灣時,這兩個因素便絞纏成一股互為表裏的歷史線索,只看一邊是不完整的。日本殖民令人咬牙切齒,但日本人也帶來了火車、百貨公司和博覽會;日本人讓台灣現代化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壓榨經濟成果,但台灣確實因此現代化了。

這種懷念當然是歪斜、詭異的。這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種沒有痊癒的殖民傷口上,又疊加了另一種傷口的複雜情結。

中國人之不懂《智子之心》,就是用了錯誤的框架來理解這部作品。《智子之心》描寫的是台灣最早幾代受過教育的女性,她們為了追求自主生活,努力在殖民社會及其帶來的新興職業(看護婦)中找到出路的故事。你若置換背景,同樣的故事也都在上海、北京、香港、倫敦、紐約、巴黎、新德里、東京發生過。差別只在,《智子之心》這個台南的版本多了一重日本殖民的因素。在這樣的故事裏,任何後見之明的政治教條都是很淺薄無聊的。對於智子的同代人來說,她們哪裡曉得幾年之後會有政權更替?活在當下,便全力找到當下的生存方式,這才是個人面對大時代的真實樣貌。試想,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十年之後滅亡,後世指責現在的中國人怎麼可以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也是一樣的荒謬?

除了「殖民現代性」之外,之所以台灣人對日治時期抱有懷念,還有一個更尷尬的原因:因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表現得比日本殖民政府更糟。在比較理想的狀態下,被殖民者脫離殖民狀態之後,應該要透過更多的討論、創作、各式各樣的言說,來釐清殖民時期留下的傷口。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找回文化與認同上的主體。然而,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來台、接著又於國共內戰中徹底失敗,這讓中華民國政府把台灣視為「反共復興基地」,成為一個恐懼民意的政權。他們扼殺了言論自由、也反對台灣人談論台灣的事物。於是,殖民時代的傷口至今仍未有足夠的處理,成為集體意識中不斷發炎的患部。

任何表面上對日治時期的懷想,其背景都是對戰後政治環境的不滿。這是弱小民族弔詭的悲傷。

而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上,中華民國政府也把這個「富庶的省份」當作支撐政權的資源來源,其壓榨行徑與殖民體制如出一轍。台灣人的高度期待在短短數年內全部幻滅,深感殖民時期並未結束,只是從日本人換成中國人而已。而最不堪的是,如果前後兩者都是殖民者,那在台灣人眼中,中華民國政府更是一個「次等的」殖民者。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看到的是:雖然都是殖民者,但日本人能夠帶來現代化,在各個領域都展現出一定的優越性;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帶來的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無論在任何層面上都與頗為現代化的台灣社會格格不入。而在戰後初期,即便日本在台灣留下了不少軟硬體建設,也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能力操作這些現代化的體制,而使台灣人感到生活有實質上的巨大倒退。比如日本人建立的公衛體系,本來已使瘧疾等熱帶疾病絕跡於台灣,但戰後數年立刻就因檢疫的廢弛而重新大流行。

於是,連台灣人自己都始料未及地,在戰後數年之內,台灣人竟然就開始懷念起日本殖民時代了。

這種懷念當然是歪斜、詭異的。這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種沒有痊癒的殖民傷口上,又疊加了另一種傷口的複雜情結。任何表面上對日治時期的懷想,其背景都是對戰後政治環境的不滿。這是弱小民族弔詭的悲傷,特別是那些活過日治時期、又經歷了戰後戒嚴體制的長輩來說,殖民時期,弔詭地,正是他們人生中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鮮烈的時期,新思潮、新科技、新社會一一湧入,有志的年輕人努力抗擊不公的社會體制,懷抱著還沒慘遭「二二八事件」屠殺而萎縮的夢想。

那是沒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不會了解的《智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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