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智子之心》的背後

日前，慈濟大愛台的電視劇《智子之心》因為「媚日」內容，而遭到中國網友的抗議與國台辦的關切，上映兩集即腰斬，再次引起一波中國蠻橫干涉創作自由的爭論。這次事件引人注目的是，《智子之心》是在台灣的電視頻道播出，毋需經過任何中國的審批機制；所以很顯然地，這次的下架行為也帶有慈濟大愛台自我閹割的成分。此外，所謂《智子之心》的「媚日」內容，對台灣觀眾而言，只不過是很平實地呈現日治時期「看護婦」的史實，不解中國人何以如此失控。兩造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人對台灣歷史的不理解。

歸根究柢，部分中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懷念日治時代？」

站在中國的立場，對日本的國仇家恨之深，是非常直覺的。他們以己度人，台灣人還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豈不更應該恨入骨髓？再加上中國人很常擅自將台灣劃入自己的「想像的共同體」，因此看到台灣人對日治時期沒有那麼深的惡感時，又會多加上一重被背叛的感覺。

撇除中國人自說自話的共同體想像，這種「台灣人應該要仇日」的道德命令，其實就是沒有認真了解「殖民」實際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又為台灣社會帶來什麼變遷的後果。

殖民時代的傷口至今仍未有足夠的處理，成為集體意識中不斷發炎的患部。

「殖民」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本質上，它當然是一個族群以武力為後盾，佔有、掠奪另一族群的行為。在殖民過程中，由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懸殊，被殖民者不但會在政治、經濟層面受到傷害，也會產生文化、認同上的傷害。就此而論，台灣人確實有理由批判（甚至是「怨恨」）日本，從乙未割台以降的抗日戰役、原住民族的領域被佔領，到嗣後的各種歧視措施，都是應該批判的。在台灣文學史上，也有賴和、楊逵、吳濁流、鍾肇政等作家，寫出不少以批判日本殖民為主題的作品。這股批判的力道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存在於中國人誤以為最「親日」的獨派陣營。

然而除了負面因素之外，尷尬的是，1895年到1945年的日治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快速現代化的時期。在這段期間內，台灣首度擁有了現代化的教育體系，雖然仍有差別待遇，但還是培育出一批精英知識份子；識字率也來到史上最高，遠超過中日戰爭結束時的任一中國省份。日本政府引進了現代的法治體制，台灣人在此期間完成了從「衙門」過渡到「法院」的司法轉型。現代化的企業和科技進入台灣，完成了一次大幅度的產業轉型，即便日本殖民體制極力壓榨，生產力還是創下新高。完成鐵路建設後，交通條件大幅度提升，也刺激了產業發展。到了1930年代，台灣甚至有了歌舞昇平的都會景觀，都市中的服務業興盛，媒體、文化、思想、娛樂的活躍程度，也是台灣史上首見。

因此，「日治時期」對台灣人來說，其實是一段苦樂參半的回憶。所有訪談、回憶錄、文獻都會看到，活過日治時期的長輩們，從來都不會只批判或只稱讚日本人。日本人是殖民者，但確實帶來了一個上升的時代。這種複雜的糾葛，即台灣文學研究這幾年非常關注的「殖民現代性」——「殖民」與「現代」相伴，一同進入台灣時，這兩個因素便絞纏成一股互為表裏的歷史線索，只看一邊是不完整的。日本殖民令人咬牙切齒，但日本人也帶來了火車、百貨公司和博覽會；日本人讓台灣現代化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壓榨經濟成果，但台灣確實因此現代化了。

這種懷念當然是歪斜、詭異的。這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種沒有痊癒的殖民傷口上，又疊加了另一種傷口的複雜情結。

中國人之不懂《智子之心》，就是用了錯誤的框架來理解這部作品。《智子之心》描寫的是台灣最早幾代受過教育的女性，她們為了追求自主生活，努力在殖民社會及其帶來的新興職業（看護婦）中找到出路的故事。你若置換背景，同樣的故事也都在上海、北京、香港、倫敦、紐約、巴黎、新德里、東京發生過。差別只在，《智子之心》這個台南的版本多了一重日本殖民的因素。在這樣的故事裏，任何後見之明的政治教條都是很淺薄無聊的。對於智子的同代人來說，她們哪裡曉得幾年之後會有政權更替？活在當下，便全力找到當下的生存方式，這才是個人面對大時代的真實樣貌。試想，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十年之後滅亡，後世指責現在的中國人怎麼可以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也是一樣的荒謬？

除了「殖民現代性」之外，之所以台灣人對日治時期抱有懷念，還有一個更尷尬的原因：因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表現得比日本殖民政府更糟。在比較理想的狀態下，被殖民者脫離殖民狀態之後，應該要透過更多的討論、創作、各式各樣的言說，來釐清殖民時期留下的傷口。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找回文化與認同上的主體。然而，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來台、接著又於國共內戰中徹底失敗，這讓中華民國政府把台灣視為「反共復興基地」，成為一個恐懼民意的政權。他們扼殺了言論自由、也反對台灣人談論台灣的事物。於是，殖民時代的傷口至今仍未有足夠的處理，成為集體意識中不斷發炎的患部。

任何表面上對日治時期的懷想，其背景都是對戰後政治環境的不滿。這是弱小民族弔詭的悲傷。

而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上，中華民國政府也把這個「富庶的省份」當作支撐政權的資源來源，其壓榨行徑與殖民體制如出一轍。台灣人的高度期待在短短數年內全部幻滅，深感殖民時期並未結束，只是從日本人換成中國人而已。而最不堪的是，如果前後兩者都是殖民者，那在台灣人眼中，中華民國政府更是一個「次等的」殖民者。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看到的是：雖然都是殖民者，但日本人能夠帶來現代化，在各個領域都展現出一定的優越性；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帶來的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無論在任何層面上都與頗為現代化的台灣社會格格不入。而在戰後初期，即便日本在台灣留下了不少軟硬體建設，也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能力操作這些現代化的體制，而使台灣人感到生活有實質上的巨大倒退。比如日本人建立的公衛體系，本來已使瘧疾等熱帶疾病絕跡於台灣，但戰後數年立刻就因檢疫的廢弛而重新大流行。

於是，連台灣人自己都始料未及地，在戰後數年之內，台灣人竟然就開始懷念起日本殖民時代了。

這種懷念當然是歪斜、詭異的。這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種沒有痊癒的殖民傷口上，又疊加了另一種傷口的複雜情結。任何表面上對日治時期的懷想，其背景都是對戰後政治環境的不滿。這是弱小民族弔詭的悲傷，特別是那些活過日治時期、又經歷了戰後戒嚴體制的長輩來說，殖民時期，弔詭地，正是他們人生中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鮮烈的時期，新思潮、新科技、新社會一一湧入，有志的年輕人努力抗擊不公的社會體制，懷抱著還沒慘遭「二二八事件」屠殺而萎縮的夢想。

那是沒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不會了解的《智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