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張雍：「如果你有20小時都在鏡子前看自己，就沒有時間去看窗外的風景」

2003年，24歲的張雍，為自己做出一個出走歐洲的決定。行前每一天，他都在猶豫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日記中的反反覆覆、自我打氣，如實記錄下一名青年的徬徨。

「似乎正因為連自己也不瞭解自己，想藉由這樣的逃離，把自己壓迫到一個限制條件、卻又全然陌生的環境裡，知道自己會有什麼反應？……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支持自己出走的最主要理由，是知道自己還年輕。24歲畢竟還是個可以犯錯的年紀，我實在不想花六年的時間，努力工作、存錢，好買車子，買房子，fit in 一個 so ordinary 的平凡生活裡。想用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去歐洲旅行，去試試看如何用有限的經費，盡可能地生活在異地，越久越好。」

「越久越好」的許願一語成讖，從那一張台北飛往布拉格的單程機票開始，轉眼間15個年頭過去，張雍依然留在歐洲，以鍾愛的攝影為業。他在東歐的斯洛維尼亞結了婚，有了一個幸福家庭，還多了兩名寶貝女兒。

「你這輩子只會活這麼一次」

「2003年對我就像是個止損點，那時我常常在日記裡抱怨周圍世界很偽善，充滿負面情緒，出國像是為了避免自己在既有環境裡持續被社會化、對生活投降，最後忘記了開心的感覺。」闔上日記後，2018年的張雍如是說。

先前的自助旅行經驗推了一把，滿懷夢想的青年選擇遠赴布拉格影視學院攻讀攝影學位，這個地處中歐的波希米亞世界，曾經孕育出他喜愛過的作家卡夫卡、昆德拉、赫拉巴爾等人，或許更重要的是，歐洲文化對個人價值、權益的尊重，讓張雍能夠活得更加自在，以更緩慢的節奏，專心拍攝自己偏好的紀實攝影作品。

為了能在布拉格留得更久，張雍開始申請獎學金，陸續嘗試教中文、進船務公司兼差、承接劇場工作，剩下的時間便四處旅行，或是蹲點拍攝精神病院、馬戲團、A片工業現場、吉普賽村落等非主流題材。從原訂的六個月延長到六年的中歐時光，張雍用攝影作品挑戰人們的偏見，陸續在國際競賽或展覽中嶄露頭角，知名度漸漸打開。

爾後每隔一、兩年，張雍便會定時回台舉辦講座，他認為自己有份責任，要向同他當年一樣困惑的年輕人說出實話：「我希望他們一定要出去看一看，不要把工作當作唯一，因為你這輩子只會活這麼一次。」也是在這樣的場合中，張雍喜愛援引一句捷克諺語開場：「你要說實話，說完實話要馬上跑掉。」那一張飛回歐洲的機票，宛如他為自己買的「實話保險」。


見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難民」

因為愛情的緣故，2010 年張雍移居東歐小國斯洛維尼亞，在那裏結婚生子，組成一個多語並陳的家庭：他和女兒講中文，和太太以英文聊天，至於太太的親戚們，他則學著以不那麼道地的斯洛維尼亞語夾雜其他斯拉夫語彙溝通。在一家子定居的斯國首都盧比安娜，別說台灣人，就連亞洲人、非洲人的面孔都很少見。

從台北到布拉格再到盧比安娜，張雍的青壯生命史看似漂泊，可是拉長到家族史看，「離鄉背井」對他的家人來說，並不是什麼太過稀奇的事。國共內戰期間，經營兩岸貿易的爺爺，想方設法弄到了船票，帶著妻子和稚兒從上海逃來台灣；出身南京的外婆，年少更是嘗盡顛沛流離之苦，為了和任職空軍的另一半團圓，逃難的夜裡經常只能棲身山洞、寺廟之中，直到遇上一名好心的義大利神父收容，才奇蹟般地結束奔波日子，輾轉落腳台灣。

從小聽著家族故事長大的張雍，對於被迫離家的「難民」角色並不陌生，只是孩提時從沒想過，有朝一日會看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難民」，更沒料到自己會為難民們拍出一整本攝影集《月球背面的逃離場景》。

這段和難民的相遇，已經是2015年的事情了，卻在某種程度上不時甦醒，回頭晃動張雍當年對歐洲價值的嚮往與信賴。

邊境現場的東方臉孔

張雍還記得，2015年10月21日那一天，斯洛維尼亞各大電視台，緊急播出了上千難民頂著零度低溫，摸黑涉水過河，突然抵達斯國邊境的紅外線空拍畫面。那彷彿將他和家族裡似曾相似的記憶接上線，他聽見一陣幽微的聲音在耳邊呼喚：「你必須到現場跟這群人見見面！」

揹上相機，發動汽車，幾個小時後，張雍趕到了斯洛維尼亞的邊境管制區，憑藉著同樣黃皮膚、黑頭髮的東方臉孔優勢，順利混入從中東前往西歐的難民群中。

就像他向來秉持的拍攝原則一樣，在萬頭騷動的現場，張雍並不急著高舉鏡頭，他先沿著臨時搭起的帳篷，挨家挨戶用英文攀談，詢問對方「一切可好？」「我能幫上什麼忙嗎？」「願意聊聊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嗎？」獲得初步信任後，張雍才會試著按下快門，有些時候，他甚至寧可完全放下相機，花上長長時間傾聽難民們說話，抑或扮演起翻譯官兼外交官，指引對方如何就近取得所需物資。

走入現場後，張雍發現好多關於難民的事實，竟和媒體報導或民間刻板印象大相逕庭。

「大家以為難民全都來自敘利亞，但其實伊拉克或阿富汗人也不在少數，在所謂的巴爾幹路線難民潮高峰期間，偶爾也會見到來自埃及、摩洛哥的青年人，但因為輿論比較關心敘利亞，持有敘利亞護照成功入境西歐的機會比較高，導致敘利亞護照在難民營裡變得奇貨可居，成為被偷竊的目標。」
「並不是只有窮人才會成為難民，許多離鄉背井的家庭，本來在母國都是老師、醫師、建築師之類社經地位良好的階級，他們也得撒上大錢買通關卡、冒盡生命危險，才能站上歐洲的土地。」

陪同難民等待邊界關卡放行的期間，張雍親眼見到邊界警察對待難民的粗暴態度。接下來的日子裡，戰車和鐵絲網逐一出現，對外來者的恐懼在保守派媒體裡不斷蔓延，這些都讓張雍感覺彼時的歐洲，和從前傾心的自由歐洲不太一樣了。除此之外，張雍還意外發現自己「異鄉人」的身份，竟在這處特殊空間裡被無限放大了。

因為東方臉孔的外貌跟難民們相近，張雍在邊境現場，比起西方攝影師有了更多來去自如的餘裕，雖然這點在和難民聊天、拍照時是項優勢，但當難民們轉往下一站時，優勢瞬間成了麻煩事。仍然留在空盪現場的張雍，突然成了警方眼中的可疑份子，屢屢遭到攔阻盤查，擔心他是刻意脫隊，意圖滯留不歸的難民之一。旅居歐洲十多年，這是張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和當地人不同的外表特徵，竟然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而非一場有趣的交談。

把有生以來的一切全背著身上

也是在這段拍攝過程中，張雍發現自己體內依然流淌著某種「東方禮教」的血液，那是他年少時一度想抗拒，卻又一直如影隨形跟隨著，如今只能學習和它和平共處、找出平衡的獨特個人印記。

「我看到許多歐洲攝影師，來到現場二話不說，直接拿起相機就『砰砰砰』地猛拍，甚至還有斯洛維尼亞攝影師告訴我，為了讓自己專心，他會在拍照時將耳機戴上，邊聽音樂邊拍難民。」張雍搖搖頭道：「我發現自己沒辦法這麼做，我會不斷自省，『在瘋狂的現場，自己只是個不請自來的客人，眼前正忍受著煎熬的命運才是故事的主人』，看到有人在哭，我應該先遞出面紙，詢問他在煩惱些什麼，而不是劈頭舉起相機拍下去。我相信攝影師的功能或貢獻，應該是傾聽及陪伴，是打從心底想要和對方相處一段時間。也許我無法解決你的具體困難，但我願意靠近並試著分擔，最後拍出來的照片，只是兩條靈魂在某個時間點相遇的證據罷了。」

東方禮教的血液，源自於張雍的家庭教育，也源自於中學時期每天被班導師要求默寫的《論語》，在骨子裡淺移默化。有些人千里移民離開家鄉，是把為了把從前的一切拋得一乾二淨，可是張雍不管移居到哪裡去，彷彿都要把有生以來的一切全背著身上，沒有任何一樣捨得丟棄。有形、無形者皆是如此。

「看到那些孑然一身的難民時，我問自己，如果有天被迫離家的人換成是我，而且只能攜帶一個背包，我到底要裝什麼東西進去？太可怕了，我連想都不敢想！」張雍說。

把想家當成一件例行公事

在遙遠的斯洛維尼亞過生活，定時回台灣探望家人，似乎是張雍摸索出的一種平衡之道。他尤其希望兩個女兒能多與台灣的家人相處，同時有個聽、說中文的環境，在小小年紀就開始體驗兩地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推想背後可能的原因。他總是在斯洛維尼亞想著台灣的家，在台灣想著斯洛維尼亞的家，把想家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張雍喜歡斯洛維尼亞的簡單生活，在那裡，他可以光著腳ㄚ在院子的草地上走，多了許多時間陪伴在妻子身旁，和女兒一起長大、一起染復活節的彩蛋。雖然當年求學的布拉格，已經因為過度活絡的商業觀光而不復張雍記憶中的模樣，然而全國人口僅兩百多萬人的斯洛維尼亞，依舊保有純樸的鄉鎮風情。

另一個讓他喜歡斯國的理由是，這裡在教育環境上，比較尊重個人本來的樣貌。長輩們願意放手讓孩子自己做選擇，除非必要，不然不會刻意干涉、教訓；學校裡沒有排名，也沒有榮譽榜，老師鼓勵孩子問問題而非背答案。習慣了斯洛維尼亞的單純生活後，反而是在回到台北後，張雍更常感覺自己像名精神上的「異鄉人」。

「我和女兒在台北的公園裡頭玩時，一直聽到有家長呼喊『不可以！』『慢一點！』『不要過去！』『不要撞到別人！』，我常常覺得這些爸媽其實不是講給孩子聽，而是講給旁邊別的父母聽，他們只是不想被當成不負責任的父母罷了。」張雍說：「可是斯洛維尼亞的情況不是這樣，大家不會在公園的溜滑梯旁圍成一圈，家長們會找地方聊天、喝咖啡，讓小朋友自己玩自己的，孩子有事自己就會過來找爸媽。我感覺那裡的環境比較把孩子當『人』看，願意重視孩子的個人價值。」

張雍翻出了一張服兵役時的結訓紀念照，近百人的合照中，完全分辨不出誰是誰，不管是誰想要找出自己，都比從《威利在哪裡？》的童書中找出威利還困難。對張雍身邊許多歐洲朋友來說，這張找不出個人價值的照片，幾乎喪失了「攝影作為紀錄」的意義，偏偏卻是年少時張雍成長的日常。

不要漠然於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

可是台灣畢竟是無從否認的家鄉，是他的親族繁衍生息之處，張雍還是珍惜能和爸媽與弟弟好好吃頓飯的每一天，期望自己能夠時常帶著妻女回台陪伴家人，行有餘力，更要扮演信使般的角色，把在歐洲親眼見聞的點點滴滴，一五一十地透過展覽、書籍和講座傳遞給家鄉的人們。

「只不過，隨著回台的次數越來越多，座談會上有件事情讓我愈發恐懼：從2009年到今天，不同聽眾發問的問題，幾乎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我一直被頻繁問道：『你都是怎麼靠近別人？』『這麼靠近被攝者真的沒問題嗎？』大家都好奇我怎麼跨出第一步？可是我能給的答案再簡單不過——『你必須離開並試著自己去找答案』。很可能只消一張單程機票與一個睡袋就夠了，重點在於你究竟有沒有勇氣脫離舒適圈與早已習慣的生活型態，信任好奇心的引領，透過他人或者他方的故事，反思既有的價值觀，替自己的故事找到一種更深刻的存在感。」張雍說。

現況讓張雍很難樂觀起來，他感覺家鄉的人們好像自己把自己絆住了，困在某種小確幸的安逸裡、少了對於世界其它角落的關心甚或關懷。最近幾次回到台灣，觀察到人們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方式後，張雍更是憂心忡忡。

「我在公共空間看到太多人跟手機黏在一塊，一直在玩遊戲或逛網拍，即便拿來拍照，多數也只是在自拍，挑些開心體面的照片上傳社交媒體。我擔心的是，一天24小時，如果你有20小時都在鏡子前面看自己，就沒有時間去好奇窗外的風景了。」張雍說：「當然東歐不是沒有這樣的現象，可是比起台灣少非常多，大家對手機的依賴沒有那麼強。我太太的親戚週末喜歡到山上走走，出門前還會刻意把手機留在家裡面。」

網路的普及，看似讓人們與全世界相連，無論是取得新知或是規劃旅行，都比以前方便許多，但如果因為這樣的便利性，就喪失對生命根本的好奇心、遺落與他人面對面的勇氣，在張雍看來，無疑就成了一種「鎖國」。「我希望人們記得，我們連上的是網際網路，不要把它使用得像是北韓的內部互聯網，漠然於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

飛回斯洛維尼亞的家之前，張雍特地去了一趟區公所（指台灣的區一級行政機關），幫大女兒辦理退保事宜。附近有家超過二十年歷史的麥當勞，「一直記得那是小時候媽媽帶我與弟弟第一次拜訪的速食店」。這一天，他走進麥當勞對面新開的咖啡館，望著窗外那道金色拱門，開始有些回憶咕嚕咕嚕湧上心頭。張雍想起來，自己已經好久沒寫日記了，在這個手機氾濫的年代，攝影師不合時宜地拿出一支筆，在筆記本上刷刷留下了長串墨痕。

他是這樣寫的：「坐在對街遙望著童年記憶，期待看到穿著小學制服的那個我，就那樣通過那扇門走向自己，迫不及待想要與他分享後來這三十年來所經歷的故事，更想要告訴他，對於生活裡的各式安排 ，不論是我所擁有或我錯過的，始終打從心底感激並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