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张雍：“如果你有20小时都在镜子前看自己，就没有时间去看窗外的风景”

2003年，24岁的张雍，为自己做出一个出走欧洲的决定。行前每一天，他都在犹豫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日记中的反反复复、自我打气，如实记录下一名青年的徬徨。

“似乎正因为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想借由这样的逃离，把自己压迫到一个限制条件、却又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支持自己出走的最主要理由，是知道自己还年轻。24岁毕竟还是个可以犯错的年纪，我实在不想花六年的时间，努力工作、存钱，好买车子，买房子，fit in 一个 so ordinary 的平凡生活里。想用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去欧洲旅行，去试试看如何用有限的经费，尽可能地生活在异地，越久越好。”

“越久越好”的许愿一语成谶，从那一张台北飞往布拉格的单程机票开始，转眼间15个年头过去，张雍依然留在欧洲，以钟爱的摄影为业。他在东欧的斯洛维尼亚结了婚，有了一个幸福家庭，还多了两名宝贝女儿。

“你这辈子只会活这么一次”

“2003年对我就像是个止损点，那时我常常在日记里抱怨周围世界很伪善，充满负面情绪，出国像是为了避免自己在既有环境里持续被社会化、对生活投降，最后忘记了开心的感觉。”阖上日记后，2018年的张雍如是说。

先前的自助旅行经验推了一把，满怀梦想的青年选择远赴布拉格影视学院攻读摄影学位，这个地处中欧的波希米亚世界，曾经孕育出他喜爱过的作家卡夫卡、昆德拉、赫拉巴尔等人，或许更重要的是，欧洲文化对个人价值、权益的尊重，让张雍能够活得更加自在，以更缓慢的节奏，专心拍摄自己偏好的纪实摄影作品。

为了能在布拉格留得更久，张雍开始申请奖学金，陆续尝试教中文、进船务公司兼差、承接剧场工作，剩下的时间便四处旅行，或是蹲点拍摄精神病院、马戏团、A片工业现场、吉普赛村落等非主流题材。从原订的六个月延长到六年的中欧时光，张雍用摄影作品挑战人们的偏见，陆续在国际竞赛或展览中崭露头角，知名度渐渐打开。

尔后每隔一、两年，张雍便会定时回台举办讲座，他认为自己有份责任，要向同他当年一样困惑的年轻人说出实话：“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出去看一看，不要把工作当作唯一，因为你这辈子只会活这么一次。”也是在这样的场合中，张雍喜爱援引一句捷克谚语开场：“你要说实话，说完实话要马上跑掉。”那一张飞回欧洲的机票，宛如他为自己买的“实话保险”。


见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难民”

因为爱情的缘故，2010 年张雍移居东欧小国斯洛维尼亚，在那里结婚生子，组成一个多语并陈的家庭：他和女儿讲中文，和太太以英文聊天，至于太太的亲戚们，他则学著以不那么道地的斯洛维尼亚语夹杂其他斯拉夫语汇沟通。在一家子定居的斯国首都卢比安娜，别说台湾人，就连亚洲人、非洲人的面孔都很少见。

从台北到布拉格再到卢比安娜，张雍的青壮生命史看似漂泊，可是拉长到家族史看，“离乡背井”对他的家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太过稀奇的事。国共内战期间，经营两岸贸易的爷爷，想方设法弄到了船票，带著妻子和稚儿从上海逃来台湾；出身南京的外婆，年少更是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为了和任职空军的另一半团圆，逃难的夜里经常只能栖身山洞、寺庙之中，直到遇上一名好心的义大利神父收容，才奇迹般地结束奔波日子，辗转落脚台湾。

从小听著家族故事长大的张雍，对于被迫离家的“难民”角色并不陌生，只是孩提时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看到除了家人以外的“难民”，更没料到自己会为难民们拍出一整本摄影集《月球背面的逃离场景》。

这段和难民的相遇，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时苏醒，回头晃动张雍当年对欧洲价值的向往与信赖。

边境现场的东方脸孔

张雍还记得，2015年10月21日那一天，斯洛维尼亚各大电视台，紧急播出了上千难民顶著零度低温，摸黑涉水过河，突然抵达斯国边境的红外线空拍画面。那仿佛将他和家族里似曾相似的记忆接上线，他听见一阵幽微的声音在耳边呼唤：“你必须到现场跟这群人见见面！”

揹上相机，发动汽车，几个小时后，张雍赶到了斯洛维尼亚的边境管制区，凭借著同样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脸孔优势，顺利混入从中东前往西欧的难民群中。

就像他向来秉持的拍摄原则一样，在万头骚动的现场，张雍并不急著高举镜头，他先沿著临时搭起的帐篷，挨家挨户用英文攀谈，询问对方“一切可好？”“我能帮上什么忙吗？”“愿意聊聊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吗？”获得初步信任后，张雍才会试著按下快门，有些时候，他甚至宁可完全放下相机，花上长长时间倾听难民们说话，抑或扮演起翻译官兼外交官，指引对方如何就近取得所需物资。

走入现场后，张雍发现好多关于难民的事实，竟和媒体报导或民间刻板印象大相迳庭。

“大家以为难民全都来自叙利亚，但其实伊拉克或阿富汗人也不在少数，在所谓的巴尔干路线难民潮高峰期间，偶尔也会见到来自埃及、摩洛哥的青年人，但因为舆论比较关心叙利亚，持有叙利亚护照成功入境西欧的机会比较高，导致叙利亚护照在难民营里变得奇货可居，成为被偷窃的目标。”
“并不是只有穷人才会成为难民，许多离乡背井的家庭，本来在母国都是老师、医师、建筑师之类社经地位良好的阶级，他们也得撒上大钱买通关卡、冒尽生命危险，才能站上欧洲的土地。”

陪同难民等待边界关卡放行的期间，张雍亲眼见到边界警察对待难民的粗暴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里，战车和铁丝网逐一出现，对外来者的恐惧在保守派媒体里不断蔓延，这些都让张雍感觉彼时的欧洲，和从前倾心的自由欧洲不太一样了。除此之外，张雍还意外发现自己“异乡人”的身份，竟在这处特殊空间里被无限放大了。

因为东方脸孔的外貌跟难民们相近，张雍在边境现场，比起西方摄影师有了更多来去自如的余裕，虽然这点在和难民聊天、拍照时是项优势，但当难民们转往下一站时，优势瞬间成了麻烦事。仍然留在空荡现场的张雍，突然成了警方眼中的可疑份子，屡屡遭到拦阻盘查，担心他是刻意脱队，意图滞留不归的难民之一。旅居欧洲十多年，这是张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当地人不同的外表特征，竟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而非一场有趣的交谈。

把有生以来的一切全背著身上

也是在这段拍摄过程中，张雍发现自己体内依然流淌著某种“东方礼教”的血液，那是他年少时一度想抗拒，却又一直如影随形跟随著，如今只能学习和它和平共处、找出平衡的独特个人印记。

“我看到许多欧洲摄影师，来到现场二话不说，直接拿起相机就‘砰砰砰’地猛拍，甚至还有斯洛维尼亚摄影师告诉我，为了让自己专心，他会在拍照时将耳机戴上，边听音乐边拍难民。”张雍摇摇头道：“我发现自己没办法这么做，我会不断自省，‘在疯狂的现场，自己只是个不请自来的客人，眼前正忍受著煎熬的命运才是故事的主人’，看到有人在哭，我应该先递出面纸，询问他在烦恼些什么，而不是劈头举起相机拍下去。我相信摄影师的功能或贡献，应该是倾听及陪伴，是打从心底想要和对方相处一段时间。也许我无法解决你的具体困难，但我愿意靠近并试著分担，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只是两条灵魂在某个时间点相遇的证据罢了。”

东方礼教的血液，源自于张雍的家庭教育，也源自于中学时期每天被班导师要求默写的《论语》，在骨子里浅移默化。有些人千里移民离开家乡，是把为了把从前的一切抛得一干二净，可是张雍不管移居到哪里去，仿佛都要把有生以来的一切全背著身上，没有任何一样舍得丢弃。有形、无形者皆是如此。

“看到那些孑然一身的难民时，我问自己，如果有天被迫离家的人换成是我，而且只能携带一个背包，我到底要装什么东西进去？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张雍说。

把想家当成一件例行公事

在遥远的斯洛维尼亚过生活，定时回台湾探望家人，似乎是张雍摸索出的一种平衡之道。他尤其希望两个女儿能多与台湾的家人相处，同时有个听、说中文的环境，在小小年纪就开始体验两地的相似与相异之处，推想背后可能的原因。他总是在斯洛维尼亚想著台湾的家，在台湾想著斯洛维尼亚的家，把想家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张雍喜欢斯洛维尼亚的简单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光著脚ㄚ在院子的草地上走，多了许多时间陪伴在妻子身旁，和女儿一起长大、一起染复活节的彩蛋。虽然当年求学的布拉格，已经因为过度活络的商业观光而不复张雍记忆中的模样，然而全国人口仅两百多万人的斯洛维尼亚，依旧保有纯朴的乡镇风情。

另一个让他喜欢斯国的理由是，这里在教育环境上，比较尊重个人本来的样貌。长辈们愿意放手让孩子自己做选择，除非必要，不然不会刻意干涉、教训；学校里没有排名，也没有荣誉榜，老师鼓励孩子问问题而非背答案。习惯了斯洛维尼亚的单纯生活后，反而是在回到台北后，张雍更常感觉自己像名精神上的“异乡人”。

“我和女儿在台北的公园里头玩时，一直听到有家长呼喊‘不可以！’‘慢一点！’‘不要过去！’‘不要撞到别人！’，我常常觉得这些爸妈其实不是讲给孩子听，而是讲给旁边别的父母听，他们只是不想被当成不负责任的父母罢了。”张雍说：“可是斯洛维尼亚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家不会在公园的溜滑梯旁围成一圈，家长们会找地方聊天、喝咖啡，让小朋友自己玩自己的，孩子有事自己就会过来找爸妈。我感觉那里的环境比较把孩子当‘人’看，愿意重视孩子的个人价值。”

张雍翻出了一张服兵役时的结训纪念照，近百人的合照中，完全分辨不出谁是谁，不管是谁想要找出自己，都比从《威利在哪里？》的童书中找出威利还困难。对张雍身边许多欧洲朋友来说，这张找不出个人价值的照片，几乎丧失了“摄影作为纪录”的意义，偏偏却是年少时张雍成长的日常。

不要漠然于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

可是台湾毕竟是无从否认的家乡，是他的亲族繁衍生息之处，张雍还是珍惜能和爸妈与弟弟好好吃顿饭的每一天，期望自己能够时常带著妻女回台陪伴家人，行有余力，更要扮演信使般的角色，把在欧洲亲眼见闻的点点滴滴，一五一十地透过展览、书籍和讲座传递给家乡的人们。

“只不过，随著回台的次数越来越多，座谈会上有件事情让我愈发恐惧：从2009年到今天，不同听众发问的问题，几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一直被频繁问道：‘你都是怎么靠近别人？’‘这么靠近被摄者真的没问题吗？’大家都好奇我怎么跨出第一步？可是我能给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你必须离开并试著自己去找答案’。很可能只消一张单程机票与一个睡袋就够了，重点在于你究竟有没有勇气脱离舒适圈与早已习惯的生活型态，信任好奇心的引领，透过他人或者他方的故事，反思既有的价值观，替自己的故事找到一种更深刻的存在感。”张雍说。

现况让张雍很难乐观起来，他感觉家乡的人们好像自己把自己绊住了，困在某种小确幸的安逸里、少了对于世界其它角落的关心甚或关怀。最近几次回到台湾，观察到人们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方式后，张雍更是忧心忡忡。

“我在公共空间看到太多人跟手机黏在一块，一直在玩游戏或逛网拍，即便拿来拍照，多数也只是在自拍，挑些开心体面的照片上传社交媒体。我担心的是，一天24小时，如果你有20小时都在镜子前面看自己，就没有时间去好奇窗外的风景了。”张雍说：“当然东欧不是没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比起台湾少非常多，大家对手机的依赖没有那么强。我太太的亲戚周末喜欢到山上走走，出门前还会刻意把手机留在家里面。”

网路的普及，看似让人们与全世界相连，无论是取得新知或是规划旅行，都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如果因为这样的便利性，就丧失对生命根本的好奇心、遗落与他人面对面的勇气，在张雍看来，无疑就成了一种“锁国”。“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们连上的是网际网路，不要把它使用得像是朝鲜的内部互联网，漠然于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

飞回斯洛维尼亚的家之前，张雍特地去了一趟区公所（指台湾的区一级行政机关），帮大女儿办理退保事宜。附近有家超过二十年历史的麦当劳，“一直记得那是小时候妈妈带我与弟弟第一次拜访的速食店”。这一天，他走进麦当劳对面新开的咖啡馆，望著窗外那道金色拱门，开始有些回忆咕噜咕噜涌上心头。张雍想起来，自己已经好久没写日记了，在这个手机泛滥的年代，摄影师不合时宜地拿出一支笔，在笔记本上刷刷留下了长串墨痕。

他是这样写的：“坐在对街遥望著童年记忆，期待看到穿著小学制服的那个我，就那样通过那扇门走向自己，迫不及待想要与他分享后来这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故事，更想要告诉他，对于生活里的各式安排 ，不论是我所拥有或我错过的，始终打从心底感激并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