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印卡:洛夫給網絡時代的我們留下了什麼禮物?

二十年來台灣詩歌市場一直反對「晦澀」,但也許洛夫留給我們的禮物,可以讓我們再一次走進晦澀詩歌的大門⋯⋯


2018年3月19日洛夫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享壽91歲,這突然離世的消息當然震驚了臺灣詩壇。圖為2015年5月23日,洛夫參觀李白在四川綿陽的故居及李白紀念館。    攝:Imagine China
2018年3月19日洛夫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享壽91歲,這突然離世的消息當然震驚了臺灣詩壇。圖為2015年5月23日,洛夫參觀李白在四川綿陽的故居及李白紀念館。 攝:Imagine China

讀過
一再默誦過的
你那閃光的

用黃金薄片打造的封面
昨日
你被風翻到七十七頁
便停住了
且成為海內外的孤本
而你的血
又在我血中鑄成了新字
在我的肉中
再版

──血的再版,洛夫

3月19日,詩人洛夫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享壽91歲。這突然離世的消息當然震驚了台灣詩壇。洛夫早從《石室之死亡》即奠定「詩魔」地位,又於2001年出版3000行長詩《漂木》,同年被評為「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之首,並曾獲「國家文藝獎」等多項文學獎項。他與瘂弦、張默於1954年創辦的《創世紀》詩刊,至今仍舊為不少詩歌愛好者提供了發表的場域。這些都是詩歌讀者並不陌生的稱號與經歷。至今年3月初,他還發表了新詩集《昨日之蛇》。

這首〈血的再版〉,是洛夫替母親寫下的哀歌。而如今,當我們回望詩人創作七十多年的歲月,這首詩也講述了詩人的海外離散,以及在詩中追求的文化中國,彷彿替詩人一生留下了註解。而詩人在台灣所跨越的戰後歲月,卻又像〈血的再版〉裏頭描述的血緣問題,牽涉到了台灣戰後文學重新更換官方語言,文學史觀的重新建立,在族群政治或是文學中的中國因素,如今閱讀洛夫更為複雜了。

從「詩壇春秋三十年」談起

冷戰時代逝去已久,對於年輕讀者,如何再閱讀洛夫也是個挑戰。我想我們可以從《創世紀》的經典化談起。1982年,《中外文學》「現代詩三十周年回顧專號」刊載了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一文,此文重估了紀弦「現代派」的貢獻,並將台灣現代詩史的建立確定在現代詩的成立,即西元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洛夫透過藍星詩社的成立以及後來《創世紀》的創刊,確立了「創世紀詩歌集團」在台灣現代詩的系譜關係。在這個系譜中,洛夫以「超現實主義」張開旗幟,再次替1970年代台灣詩歌「晦澀」語言的論戰辯論,並且定位了余光中的反現代主義,批評《笠》詩刊(註,1960年代由12位臺灣本土詩人所創辦的詩刊)詩人白萩的「語言工具論」等問題,從而豎立了《創世紀》的正典位置。

時隔37年後,我們的確見到了戰後「超現實主義」在詩歌史中的正典地位,但由〈詩壇春秋三十年〉引發的白萩的回應,卻成了台灣接下來三分之一世紀中持續迴盪不已的詩論紛爭。在此特刊中,白萩特別針對洛夫的指責指出了洛夫將「詩的語言」視為特殊語言,有別於日常散文性的語言,並視詩語言與散文語言有本質上的差異,是問題很大的語言觀點。「詩用詩的語言寫就」的這個詩學誤謬,首先被白萩指出來,但「詩就是詩的語言」的套套邏輯,至今尚未被徹底釐清。「晦澀」與「反晦澀」,是台灣後來詩歌發展中一直未能面對的問題。

其次,1977年洛夫在〈詩與散文〉中以克羅其「詩與非詩」取代詩與散文的關係,將理論(報導)文與抒情散文與詩兩相對立,台灣抒情散文與詩歌的關係,1970年代末已然顯現。對洛夫來說,這一套理論唯心色彩濃厚,結合梵樂希(Paul Valéry)跟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詩學為基底,強調歧義與意象語言的必要,一直都是他論述的核心。但這種詩歌創作論,視詩歌從中心視境(vision)或心象發展為文字、化為意象的過程,始終都不能解釋何者為詩,這也是今天我們回看洛夫文學觀點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此時在詩歌翻譯與詩論資源減少的情況下,洛夫《石室之死亡》填補了一般人對於超現實主義的理解。洛夫詩歌的重點,提供了現代漢語自動書寫的成功案例。

2014年10月11日,詩人洛夫出席新書《唐詩解構:洛夫的唐韻新鑄藝術》的分享兼朗誦會。

2014年10月11日,詩人洛夫出席新書《唐詩解構:洛夫的唐韻新鑄藝術》的分享兼朗誦會。攝:Imagine China

重新丈量台灣戰後的超現實主義

對台灣詩歌來說,洛夫的貢獻首先是超現實主義與禪的結合。1950年代的台灣氛圍,充滿了對中西文化的焦慮,這不僅僅發生在詩歌領域,也在其他比如繪畫領域中。李仲生的弟子於1956年成立「東方畫會」,蕭勤、夏陽、吳昊、歐陽文苑、霍剛等人在吸收抽象繪畫的過程中,也警覺到了文化本質建歷的必要性;更晚些到1962年,在台灣由李敖等人爆發了中西文化論爭,論爭爆發的更大時代原因當是冷戰格局初期的鄉愁以及民族焦慮。目前,關於洛夫將超現實與中國古典詩歌、禪意相融合的論述,多集中在民族、文化論上;然而對於今日年輕的讀者來說,東亞接受法國詩歌並且將之與東方系統相結合,這更值得我們去思考這個迴路上的多樣性。

東方世界在19、20世紀一直環繞在歐美中心的困惑中,與其討論是不是西方的超現實主義,不如思考時代氛圍中所產生的文化焦慮。同樣對日本超現實主義詩歌有影響的詩人西脇順三郎,在戰後出版的詩集《近代的寓言》、《第三的神話》中,也因為戰敗因素,發展出由「有」到「無」的象徵詩觀。西脇順三郎將象徵哲學中追求「絕對」與「無限」的戰敗感所產生的矛盾,推向禪的「大空」,以尋求一種新的和解。在他1968年出版的《詩學》一書中,他更直接地將象徵系統與禪相比。另一方面,在韓國半島上,戰後詩歌的再復興中,與超現實主義有關的則是韓國詩人全鳳健(전봉건)。他利用超現實主義手法,表達了對韓戰的感受。

當我們把洛夫放在東亞戰後詩歌的脈絡中,會看到是不同詩人因應不同的內在危機而產生了超現實主義與國族之間不同的組合,產生了禪與超現實的不同功能。

當我們把洛夫放在東亞戰後詩歌的脈絡中,會看到是不同詩人因應不同的內在危機而產生了超現實主義與國族之間不同的組合,產生了禪與超現實的不同功能。如此,在洛夫身上,我們就會看到不僅僅是對法國超現實主義認識的正確與否這個層次上的問題,而是法國象徵詩的傳統或是自動書寫本身對於文化符號的擾動;並直面正視整個東亞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緊接而來的西方世界將冷戰戰場放在亞洲所產生的主體焦慮。翰林大學學者朴思琦(박슬기)就指出,全鳳健書寫韓戰的詩歌就是意識形態保護者的姿態。這個觀點正是現在華語讀者除了民族、文化觀點外得以重新走進上個世紀冷戰格局詩歌閱讀的路徑。一如台灣近日出版阮清越的《同情者》所揭櫫的敵對意識,將洛夫在1959年開始花了四年寫就的〈石室之死亡〉系列(共64 首)放在時空尺度下閱讀,則更有意義。

例如〈石室之死亡〉之二:

「凡是敲門的,銅環仍應以昔日的煊耀
弟兄們俱將來到,俱將共飲我滿額的急噪
他們的饑渴猶如室內一盆素花
當我微微啟開雙眼,便有金屬聲
叮噹自壁間,墜落在客人們的餐盤上
其後就是一個下午的激辯,諸般不潔的顯示
語言只是一堆未曾洗滌的衣裳
遂被傷害,他們如一群尋不到恒久居處的獸
設使樹的側影被陽光劈開
其高度便予我以面臨日暮時的冷肅」

這個詩段中敘事者在時貌中預視一場將來的盛宴,但語調中卻強調了已不如是往昔的狀態。換句話說,這種哀傷的氣息來於死亡,來於時間的中斷,讀者可以感受到盛宴前夕的孤寂,〈石室之死亡〉是洛夫1959年被派赴金門擔任新聞聯絡官的經驗的反響,無論是戰爭還是感受到東亞分斷體系的形成,目睹戰爭的可怖,在今日依舊可找到類似的場景。

網路時代的洛夫印象

對文學史中的洛夫,人們最典型的認識大概是如何從官方文藝政策的體制逃離走向前衛的詩歌實驗。五年級詩人劉正忠(唐捐)的博士論文《軍旅詩人的異端性格》就討論了1960年代洛夫、商禽、瘂弦這些從軍旅生活中逐步走向不同於官方宣傳的、晦澀的詩歌創作。唐捐詩歌中大膽的意象結合,或多或少也吸收部分了洛夫的養分。對於六年級詩人來說,洛夫的前衛相較1980年代羅智成、夏宇、陳黎等人來說,已有所不同。隨著經典化,洛夫被視為台灣現代詩歌的開拓者,對於年輕的創作者來說,主要是補足了中國式的超現實主義並且接續了象徵詩歌與夏宇之間的鴻溝。

1990年代末,洛夫的影響力也隨著平面出版市場與網際網路的出現,產生了不同的經典化面貌。由於解嚴發生以及社會風氣的變化,《創世紀》與《笠》詩刊在社會史中的對立與張力削弱了不少。此時在詩歌翻譯與詩論資源減少的情況下,洛夫《石室之死亡》填補了一般人對於超現實主義的理解。洛夫詩歌的重點,提供了現代漢語自動書寫的成功案例。以我的經驗來說,大學時期因緣際會參與了一次台大現代詩社的社課,當時社員嘗試用自動書寫寫作,除了舉出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之外,談到的台灣詩人例子就是洛夫。

除此之外,洛夫句法上的驚奇,以及意象視覺性上的誇大,是常被學詩者奉為圭臬的模仿對象。楊佳嫻第一本詩集《屏息的文明》便提到了楊牧與洛夫的影響。早逝的詩人廖經元的詩歌中,對於熱帶意象綿密的張力,也是洛夫意象論的後裔。現代創作仍豐的詩人羅毓嘉也常多次提過洛夫對他的影響。對於詩歌鍊句,在台灣浸淫BBS與《明日報》時期追求風格的詩人群來說,洛夫是避不開的話題。隱題詩在1980年代末的出現,也一同加熱了羅青的後現代詩歌對形式上的挑戰與突破,而這個隱題詩的文化,屢次在台灣BBS的鄉民文化中出現。

此外,洛夫《因為風的緣故》由於節奏感十足,在台灣的詩歌BBS文化中,是愛詩者常推薦的詩集。又有洛夫在本世紀初出版的詩集《漂木》,更形塑了台灣的長詩想像,台灣國藝會在世紀初就曾有一段時間的長詩專案補助。

隨著經典化,洛夫被視為台灣現代詩歌的開拓者,對於年輕的創作者來說,主要是補足了中國式的超現實主義並且接續了象徵詩歌與夏宇之間的鴻溝。

文學史的構造再讀洛夫

洛夫對台灣詩歌創作者有深遠的影響,只不過洛夫的詩觀側重在詩歌的生成,而強調「意象」之必要的說法,事實上縮限了詩歌認識的可能。由於洛夫強調意象與內容的張力,以及使用文白交錯的語法,洛夫詩歌難以歸類進口語詩。如今我們要閱讀這樣的詩歌,可以換種方式走進現代漢語與近現代漢語的時代張力。這種特色既可以視為我提及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保衛,也可以進一步重新再將洛夫的詩歌置於無聲的、漢字文化圈中「文」的系譜裏頭。兩種不同時代的書寫放在詩中,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這種從內容出發、而非音聲文化出發的文論,也是洛夫的特點,有著更深的理論潛力。

除此之外,洛夫整個世代對於「晦澀」的辯護,即是台灣這二十年來詩歌市場反對的對象,例如現在讀者熟悉的《衛生紙+》詩刊在這個十年,就是對於晦澀詩歌的反動。在要求明朗詩風的刊物文化中,對於晦澀的歷史演化或許值得創作者、編輯重思。比如超現實主義詩歌常仰賴借喻手法,在詩段中將兩種不同的敘事連結一起以產生蒙太奇、全面啟動之效。這些晦澀的詩歌實則是需要討論、需要迂迴的理解,才能被察覺及更動閱讀者的邏輯習慣,但並非不能理解。這種讀詩的樂趣在台灣目前流行詩歌的浪潮下,是比較少被認識的,當然台灣詩歌基礎知識的匱乏也是主因。

也許洛夫意外殞世留下的這些禮物,足以讓我們重思這些問題。對洛夫詩歌感到好奇的讀者,也可以再一次走進晦澀詩歌的大門,並且理解當時詩歌批評與創作的合作,如何產生理解的可能。而從東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除了國族主義之外,洛夫的詩歌足以重新丈量台灣詩歌與東亞的關係,從而重新看待被壓抑的文學觀點,也可以逃離西方詩史凌駕線性的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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