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峻：十四年來，北京聲音藝術空間漂流記

但演出可以發生在任何空間。我們也可以在停車位、客廳、真正的下水道裏演出⋯⋯

我想，其實，清除低端人口的運動才剛剛開始，最終要清除的，是這些人，和所有人的低端狀態：太低，以至於無法換算和編碼。

一

我對面坐了一個女的。亞裔。可能是華裔，江浙或者福建廣東。也可以是越南人。她穿着牛仔褲，樣式老舊，鞋子是新的，也是那種可以在美麗城的市場上買到的雜牌。淺棕色和黑色橫條的毛衣。左手戴着一塊小小的表，銀色的，也許鑲了鑽石，或者假的鑽石。她的頭髮，簡單地紮成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圈，就是那種最常見的，外面纏了一圈黑線的那種。

剛才我低着頭看手機，她拖着一個紅灰相間的登機箱過來，把黑色的羽絨外套脱下來，放在箱子上，然後掏出手機、充電器，插在我右邊牆上的插座裏，然後才搬了個椅子，坐下，靜靜地看着周圍。椅子和地面摩擦、磕碰，發出拉絃樂器和打擊樂器的聲音。她的充電器是歐標的。

我跟她說，麻煩照看一下衣服和行李，我去趟洗手間。她有一點慌亂，應該是不懂英語。她並不能和我對視，眼睛躲閃着，笑了笑，擺着手，又指着我的衣服和行李，做出一種含糊的表情。我說謝謝，然後就去了洗手間。

二

現在是7點31分。去杜塞爾多夫的飛機是12點20分。我已經在這間咖啡坐了兩個小時。轉機大廳的其他店舖也陸續開了門。一個免税店。一個賣牛角麪包和意式咖啡的小舖。一個雜誌店。一個賣馬卡龍的攤位。不知不覺的，到處都坐滿了人，拖着呼嚕呼嚕響的行李的人、雙手捏着報紙的人、頭髮全白而且圍着圍巾的人、在小本上寫字的人、對着IBM電腦敲字的人、電視裏的激動的人⋯⋯法語像一種黑色的碎屑，也許是黑圍巾上掉下來的線頭，在輕微然而持續的冷風裏，四處飄舞着。

我可能應該再買點什麼。服務生並沒有特意盯着我看，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再花一點錢才好。現在桌子上只有半瓶氣泡水，一張紙巾，怎麼看都太簡潔，而簡潔是奢侈的。

2002到2003年，後八九時代結束了。禁忌有所鬆動，甚至變得色情起來，一種資本主義民主的幻覺開始瀰漫，人們覺得自由指日可待了，貨真價實的壓抑和對抗瓦解了，有的人跳上了時代的列車，有的人沒有。

2007年，我也策劃過在汽車裏的演出。當然那是一個錯誤。那是一次領導潮流的活動，「為了理想而屈辱地活着」的商業合作。

三

吃完一份沙拉的時間，對面的女人已經走了。她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現在，只留下一把空椅子。斜着擺在對面，在桌子角上，斜對着電源插座。向它後面望去，是一道空地，兩邊各有一排桌椅，因此它顯得格外的空。咖啡天花板上的燈是暖色的，地板是實木。我坐在咖啡靠外邊的角落，左邊的地面是白色的60釐米見方的瓷磚，這是通道。再往左，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成排的黑色座椅。那裏要顯得更冷一些。

我看着空椅子上的光，椅背投下來的陰影和燈光，把椅子面斜着分成兩半。我看見包着椅子面的人造革破了一小塊，露出白色，或者淺黃色的內容，和人造革白色的截面。

這椅子是獨一無二的。它靠背的弧度，那弧度上反射的光，它背後的空地，都是獨一無二的。它保留了剛才那個女人的安靜，它偶爾形成的這個角度，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角度，它讓這整個空間，在剛剛離開了的夜幕的告別下，也變得獨一無二。電視裏傳來一段鋼琴的旋律，就像是在為它配樂。

四

我剛剛在微信上發了演出消息。12月10號，時差空間，密集音樂會第51回。

這是最後一次在「時差空間」（註：北京聯合不同文化創作人的非盈利創意組織Meridian時差所屬的空間）安排「密集音樂會」（註：由實驗藝術組織Sub Jam策劃的一系列聲音實驗音樂會）了。從2014年7月開始，我們在這裏辦了33次演出，包括一次「密集音樂節」。

幾個月前，「時差空間」一樓咖啡的負責人李波說，其實我們早就不想做你們的活動了。我有一點吃驚。我想，我當時應該是目露兇光了。

每次演出前，李波會把音箱搬上樓，還有電源接線板、音頻線。演出後再搬回去。關燈，鎖門。但他從沒有看過一場演出。也許看過一分鐘。我記不清了。以前有位助理，靜怡，她在的時候，會幫我們賣票，她離職後就我們自己賣。說賣票也不準確，因為沒有許可，我們和其他國家的許多活動一樣，是請觀眾捐助的。捐助50塊，場地拿三成，樂手拿七成。

「時差空間」是幾個人合夥開的，包括咖啡、共享辦公、展覽空間，不時辦些文藝活動，或者親子活動。後來一樓的大空間出租給了一個自行車店，我想是因為創辦人之一是做騎行的。另一個創辦人是做兒童繪本的。還有一個法國人，叫道暘，是作家。他喜歡我們。

這是在77文創園裏。77文創園，北京市東城區政府的地方。以前是個印刷廠。和其他的「文創園」相比，這裏的商業氣息要淡一點。據說「時差空間」還得到了租金上的優惠。園區裏還有一個小劇場，幾家和文化有關的互聯網公司，一家賣茶和書的設計店，也可能是傢俱店，一家賣牛仔靴或者牛仔帽的店，一個舞蹈排練場。園區外面有一家蒙古菜館，我們常常帶外國樂手去吃羊肉燒麥。還有一家陝西人開的廣西螺螄粉，據說是北京排名第二，已經在「砌牆」的運動中關門了。現在，那整條街的店鋪也都拆了。

也許是2015年，「時差空間」辦過一次電影活動，被取消了。停業整頓，據說是因為策劃人之一在黑名單上，又據說是因為策劃同性戀電影節而上的黑名單。總之，從那以後，每次活動都要去派出所報批一下。確切地說是打招呼，因為派出所並沒有這樣的職能。我們會替每位樂手準備一段音頻，很難想像，一位民警坐在電腦前，聽着滋啦作響的電子噪音。他會夢見電子羊嗎？

是啊沒有那樣的俱樂部。沒有隱喻。每一件東西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但並不借用別的東西的名字。甚至有的東西根本沒有名字。

五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在衰落，在敗壞，在失去。

我想這大概是一種錯覺。事實上世界從未變化過，而我稍微清楚了一點自己想要什麼，不想再湊和，不同意那些以前也並不同意的。對那些仍然為了尋找停車位而痛苦的人，我也開始感動了，他們本來可以和我一起，聽一些滋啦作響的噪音啊。

六

停車位總歸是有限的，但演出可以發生在任何空間。我們也可以在停車位上演出。2007年，我也策劃過在汽車裏的演出。當然那是一個錯誤。那是一次領導潮流的活動，「為了理想而屈辱地活着」的商業合作。而且，過後沒有多久，參加過的多數樂手都修改了自己的簡歷，管自己叫「聲音藝術家」。

一起辦「密集音樂會」的幾個朋友中，有朱文博。2015年，「XP俱樂部」（註：北京繼D-22後的一個酒吧演出場所，一個開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實驗平台）關門了，他曾經在那裏辦了幾年的「星期二實驗音樂」演出。很快，他在自己家附近找到一個地下通道，開始在那裏辦演出。牆上貼着二維碼，可以捐助。有時候還用自行車推幾瓶啤酒來賣。我還記得，去年四月的一天，陪大友良英（註：日本實驗音樂人）去那裏演出，他在車上說，效果器的電池應該不用帶了吧，可以接電。我說沒有電啊，那裏是地下通道啊。他突然明白過來：是真的地下通道，不是一家名叫「地下通道」的俱樂部啊。

是啊沒有那樣的俱樂部。沒有隱喻。每一件東西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但並不借用別的東西的名字。甚至有的東西根本沒有名字。

那天的演出，也並沒有事先宣布表演者的名字。日本樂手會有麻煩。有一個人，花很多時間搜索日本樂手的演出預告，蒐集他們的經歷、唱片封套，翻譯他們的歌詞，然後寫信給各地文化局，要求查辦這些「反政府、暴力、色情、宣揚毒品和邪教的犯罪分子」。在他，或者她的努力下，很多巡演取消了，很多場地被查封和罰款，或者關門一段時間。也許還有另外的告密者，因為重金屬演出也常常被取消，有的是因為觀眾人數可能太多，會有安全隱患，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海報設計。XP俱樂部還在的時候，聽說有些外國樂手要把名字改成中文的，不然就是「涉外」，這需要文化局的特別批准。

那些因為興趣而存在的空間，無照酒吧、俱樂部、郊區飛地、小書店，正處在消亡之中，要麼就得到鉅額投資，升級為自身的擬像。怪逼和神經病也在消亡之中，他們變得安靜，要麼就跳樓自殺。

七

2004年，我在東京拜訪了 Off Site，那個因為「聲響系」即興音樂而聞名的小空間。二樓是咖啡，大概有三張桌子。一樓是演出空間，大概能坐15個觀眾。

那時候我剛開始做音樂，北京也不大有人做這樣的演出，我們會在搖滾樂俱樂部演出，比如「豪運」、「13」、「無名高地」，甚至「河」酒吧。有時候是和搖滾樂隊拼場。要麼就是在藝術空間，像是「藏酷小空間」、「鬧俱樂部」、各種曇花一現的藝術中心或者藝術餐吧。我想應該有一個自己的空間。不用大，就像 Off Site 這樣，簡潔，專注。

當然簡潔是奢侈的。我們都要的太多。

2015年5月，「兩個好朋友」（註：位於北京一處汽車電影院裏的酒吧，曾是聲音藝術陣地之一）開張，我喝醉了。第二天酒醒，就想，那麼，不如在這裏辦活動吧。我跟老闆商量了一下，每個星期二給我們免費用，也不賣票。我和FM3、武權、王凡（註：均為聲音藝術組合或音樂人）就開始辦這個活動，「水陸觀音」。後來總共辦了167場。

「兩個好朋友」一點也不簡潔。很簡陋倒是真的。門口有片草地，附近有個小池塘，房子是臨時建築，音箱是酒吧自己攢的，老闆們有一幫哥們，主要是搞搖滾和民謠的寧夏人，開着挎鬥摩托車，常常在門口燒烤。我們的活動很快熱鬧起來，印着「燕京啤酒」的破塑料桌旁，坐滿了各種國際巨星、藝術家、雙年展策展人、無名朋克、即將退學的學生、神經病、沒有拍過電影的導演、最後的嬉皮士、世界各大媒體的記者⋯⋯巨量的噪音，然後我們團聚了像家人一樣的一群人。

我想，這大概是烏托邦陰魂不散。2002到2003年，後八九時代結束了。禁忌有所鬆動，甚至變得色情起來，一種資本主義民主的幻覺開始瀰漫，人們覺得自由指日可待了，貨真價實的壓抑和對抗瓦解了，有的人跳上了時代的列車，有的人沒有。這個活動像是在巨大的虛擬的社會空間裏，建立一個反向的，同樣也是虛擬的空間：在抵抗外部的冷漠和不真實（鮑德里亞的話，就是超真實）的同時，一個根本上是懷舊，然而同時也激進地實驗着的例外的空間。

雖說這場實驗以失敗告終，但我覺得嘗試一種集體還挺有價值的。就像是去實驗社會主義，畢竟，人類還是需要生活在一起。

因為藝術機構處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加持之下，將沒有名字的能量引向可以控制的系統，是一個趨勢。那些真心不喜歡噪音，也不喜歡寂靜的副館長們，可能不得不接納我的音樂，因為他們要承擔起責任，為帝國消化掉文化中所有的噪音。

八

在做「水陸觀音」活動這段時間（2005-2010），我和朋友們也在很多藝術空間和藝術活動中策劃演出。常常是雙方互不了解，一拍即合，然後倉促地搞起來，觀眾看個熱鬧，一片狼藉，再也沒有下一次。

2010年我們和尤倫斯中心（註：中國有影響力的核心藝術機構之一）合作了一年，12場演出。當時負責公共教育的是崔嶠，她帶着三個人，一年做1000多個項目。做到一半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上了超市貨架，她說我假清高。後來當然是不歡而散，我想，我大概也目露兇光了。

最近幾年，不大有北京的藝術機構找我了。這也是好事，因為那些空間通常都有很大的混響，什麼都聽不清，如果是開幕表演就更糟，因為每個人都情不自禁，不大聲說話似乎是不禮貌的。後來他們都去請世界音樂組合了，要麼就是聲光電表演。而且居然開始付錢了。我可能會有一點失落吧。

那些因為興趣而存在的空間，無照酒吧、俱樂部、郊區飛地、小書店，正處在消亡之中，要麼就得到鉅額投資，升級為自身的擬像。怪逼和神經病也在消亡之中，他們變得安靜，要麼就跳樓自殺。

我想，未來還是會有更多的機會，包括錢，出現在藝術空間。因為藝術機構處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加持之下，將沒有名字的能量引向可以控制的系統，是一個趨勢。那些真心不喜歡噪音，也不喜歡寂靜的副館長們，可能不得不接納我的音樂，因為他們要承擔起責任，為帝國消化掉文化中所有的噪音。

當然簡潔是奢侈的。我們都要的太多。

九

那麼就說說「客廳巡演」吧。2011年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我主要是對演出空間的條件不滿：音箱都是山寨的，每個人都在說話，老闆覺得我是傻逼。其次，我對別人的家，有種變態的好奇，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所以就去觀眾家演出了。北京的同行們，也大都加入過。這下沒人刷手機了。也不好摔門而去。至於音箱，乾脆不要了。不需要把家轉化成音樂廳。也不需要把噪音轉化為音樂。最好是找到什麼就用什麼，聽見什麼就是什麼。對於「音樂事件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這件事，必須有一定的信心，也就是說，砍掉專業性、品質、音箱、品位這些多餘的東西，剩下最基本的，它越貧乏就越崇高。

瑞典藝術家 Leif Elggren 曾經做過這樣的作品：向朋友借了所住的公寓，請大家來看展覽，展覽的內容就是這住着人的公寓，沒有改造，沒有昇華，一分不增，也不減。這個作品的重點在於，它的簡潔和強度。簡潔是需要強度的。

我想，其實，清除低端人口的運動才剛剛開始，最終要清除的，是這些人，和所有人的低端狀態：太低，以至於無法換算和編碼。把音箱帶進客廳，就像把人從客廳帶到國家大劇院，給他們穿上禮服，教會他們什麼時候鼓掌。我想，這不道德。客廳還是最好保持它的低，無名，不等價。何況，對於那位苦惱的民警來說，客廳有點像點對點傳輸技術，用流行的理論詞彙來說就是「根莖」，去轄域化，非歐幾里得空間，簡單的說就是他不用操心了。

十

在怎樣的條件下，今天上午，那個安靜的，被社會擠壓着的女人，會來看我的演出？或者讓我去她家裏表演？

在什麼樣的強度下，機場咖啡廳也是一個音樂廳，所有人都同時是演奏者和觀眾？

幾乎是不可能的對吧。不過又是有必要的。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去過更好的生活，去想像不可能，以及聽一些滋啦作響的噪音。我們並不缺少空間，只是需要一點信心。

注：文中提到的活動，可以在這裏看到資料
撒把芥末／SUB JAM
客廳巡演 living room tour

顏峻：詩人，樂手。音樂廠牌「撒把芥末」創辦人。詳見yanjun.org、subjam.org

本文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機場。客廳。地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