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十四年来，北京声音艺术空间漂流记

但演出可以发生在任何空间。我们也可以在停车位、客厅、真正的下水道里演出⋯⋯

我想，其实，清除低端人口的运动才刚刚开始，最终要清除的，是这些人，和所有人的低端状态：太低，以至于无法换算和编码。

一

我对面坐了一个女的。亚裔。可能是华裔，江浙或者福建广东。也可以是越南人。她穿着牛仔裤，样式老旧，鞋子是新的，也是那种可以在美丽城的市场上买到的杂牌。浅棕色和黑色横条的毛衣。左手戴着一块小小的表，银色的，也许镶了钻石，或者假的钻石。她的头发，简单地扎成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圈，就是那种最常见的，外面缠了一圈黑线的那种。

刚才我低着头看手机，她拖着一个红灰相间的登机箱过来，把黑色的羽绒外套脱下来，放在箱子上，然后掏出手机、充电器，插在我右边墙上的插座里，然后才搬了个椅子，坐下，静静地看着周围。椅子和地面摩擦、磕碰，发出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声音。她的充电器是欧标的。

我跟她说，麻烦照看一下衣服和行李，我去趟洗手间。她有一点慌乱，应该是不懂英语。她并不能和我对视，眼睛躲闪着，笑了笑，摆着手，又指着我的衣服和行李，做出一种含糊的表情。我说谢谢，然后就去了洗手间。

二

现在是7点31分。去杜塞尔多夫的飞机是12点20分。我已经在这间咖啡坐了两个小时。转机大厅的其他店舖也陆续开了门。一个免税店。一个卖牛角面包和意式咖啡的小舖。一个杂志店。一个卖马卡龙的摊位。不知不觉的，到处都坐满了人，拖着呼噜呼噜响的行李的人、双手捏着报纸的人、头发全白而且围着围巾的人、在小本上写字的人、对着IBM电脑敲字的人、电视里的激动的人⋯⋯法语像一种黑色的碎屑，也许是黑围巾上掉下来的线头，在轻微然而持续的冷风里，四处飘舞着。

我可能应该再买点什么。服务生并没有特意盯着我看，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再花一点钱才好。现在桌子上只有半瓶气泡水，一张纸巾，怎么看都太简洁，而简洁是奢侈的。

2002到2003年，后八九时代结束了。禁忌有所松动，甚至变得色情起来，一种资本主义民主的幻觉开始弥漫，人们觉得自由指日可待了，货真价实的压抑和对抗瓦解了，有的人跳上了时代的列车，有的人没有。

2007年，我也策划过在汽车里的演出。当然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次领导潮流的活动，“为了理想而屈辱地活着”的商业合作。

三

吃完一份沙拉的时间，对面的女人已经走了。她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现在，只留下一把空椅子。斜着摆在对面，在桌子角上，斜对着电源插座。向它后面望去，是一道空地，两边各有一排桌椅，因此它显得格外的空。咖啡天花板上的灯是暖色的，地板是实木。我坐在咖啡靠外边的角落，左边的地面是白色的60厘米见方的瓷砖，这是通道。再往左，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成排的黑色座椅。那里要显得更冷一些。

我看着空椅子上的光，椅背投下来的阴影和灯光，把椅子面斜着分成两半。我看见包着椅子面的人造革破了一小块，露出白色，或者浅黄色的内容，和人造革白色的截面。

这椅子是独一无二的。它靠背的弧度，那弧度上反射的光，它背后的空地，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保留了刚才那个女人的安静，它偶尔形成的这个角度，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角度，它让这整个空间，在刚刚离开了的夜幕的告别下，也变得独一无二。电视里传来一段钢琴的旋律，就像是在为它配乐。

四

我刚刚在微信上发了演出消息。12月10号，时差空间，密集音乐会第51回。

这是最后一次在“时差空间”（注：北京联合不同文化创作人的非盈利创意组织Meridian时差所属的空间）安排“密集音乐会”（注：由实验艺术组织Sub Jam策划的一系列声音实验音乐会）了。从2014年7月开始，我们在这里办了33次演出，包括一次“密集音乐节”。

几个月前，“时差空间”一楼咖啡的负责人李波说，其实我们早就不想做你们的活动了。我有一点吃惊。我想，我当时应该是目露凶光了。

每次演出前，李波会把音箱搬上楼，还有电源接线板、音频线。演出后再搬回去。关灯，锁门。但他从没有看过一场演出。也许看过一分钟。我记不清了。以前有位助理，静怡，她在的时候，会帮我们卖票，她离职后就我们自己卖。说卖票也不准确，因为没有许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活动一样，是请观众捐助的。捐助50块，场地拿三成，乐手拿七成。

“时差空间”是几个人合伙开的，包括咖啡、共享办公、展览空间，不时办些文艺活动，或者亲子活动。后来一楼的大空间出租给了一个自行车店，我想是因为创办人之一是做骑行的。另一个创办人是做儿童绘本的。还有一个法国人，叫道旸，是作家。他喜欢我们。

这是在77文创园里。77文创园，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地方。以前是个印刷厂。和其他的“文创园”相比，这里的商业气息要淡一点。据说“时差空间”还得到了租金上的优惠。园区里还有一个小剧场，几家和文化有关的互联网公司，一家卖茶和书的设计店，也可能是家具店，一家卖牛仔靴或者牛仔帽的店，一个舞蹈排练场。园区外面有一家蒙古菜馆，我们常常带外国乐手去吃羊肉烧麦。还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广西螺蛳粉，据说是北京排名第二，已经在“砌墙”的运动中关门了。现在，那整条街的店铺也都拆了。

也许是2015年，“时差空间”办过一次电影活动，被取消了。停业整顿，据说是因为策划人之一在黑名单上，又据说是因为策划同性恋电影节而上的黑名单。总之，从那以后，每次活动都要去派出所报批一下。确切地说是打招呼，因为派出所并没有这样的职能。我们会替每位乐手准备一段音频，很难想像，一位民警坐在电脑前，听着滋啦作响的电子噪音。他会梦见电子羊吗？

是啊没有那样的俱乐部。没有隐喻。每一件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但并不借用别的东西的名字。甚至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名字。

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衰落，在败坏，在失去。

我想这大概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世界从未变化过，而我稍微清楚了一点自己想要什么，不想再凑和，不同意那些以前也并不同意的。对那些仍然为了寻找停车位而痛苦的人，我也开始感动了，他们本来可以和我一起，听一些滋啦作响的噪音啊。

六

停车位总归是有限的，但演出可以发生在任何空间。我们也可以在停车位上演出。2007年，我也策划过在汽车里的演出。当然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一次领导潮流的活动，“为了理想而屈辱地活着”的商业合作。而且，过后没有多久，参加过的多数乐手都修改了自己的简历，管自己叫“声音艺术家”。

一起办“密集音乐会”的几个朋友中，有朱文博。2015年，“XP俱乐部”（注：北京继D-22后的一个酒吧演出场所，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实验平台）关门了，他曾经在那里办了几年的“星期二实验音乐”演出。很快，他在自己家附近找到一个地下通道，开始在那里办演出。墙上贴着二维码，可以捐助。有时候还用自行车推几瓶啤酒来卖。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一天，陪大友良英（注：日本实验音乐人）去那里演出，他在车上说，效果器的电池应该不用带了吧，可以接电。我说没有电啊，那里是地下通道啊。他突然明白过来：是真的地下通道，不是一家名叫“地下通道”的俱乐部啊。

是啊没有那样的俱乐部。没有隐喻。每一件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但并不借用别的东西的名字。甚至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名字。

那天的演出，也并没有事先宣布表演者的名字。日本乐手会有麻烦。有一个人，花很多时间搜索日本乐手的演出预告，搜集他们的经历、唱片封套，翻译他们的歌词，然后写信给各地文化局，要求查办这些“反政府、暴力、色情、宣扬毒品和邪教的犯罪分子”。在他，或者她的努力下，很多巡演取消了，很多场地被查封和罚款，或者关门一段时间。也许还有另外的告密者，因为重金属演出也常常被取消，有的是因为观众人数可能太多，会有安全隐患，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海报设计。XP俱乐部还在的时候，听说有些外国乐手要把名字改成中文的，不然就是“涉外”，这需要文化局的特别批准。

那些因为兴趣而存在的空间，无照酒吧、俱乐部、郊区飞地、小书店，正处在消亡之中，要么就得到巨额投资，升级为自身的拟像。怪逼和神经病也在消亡之中，他们变得安静，要么就跳楼自杀。

七

2004年，我在东京拜访了 Off Site，那个因为“声响系”即兴音乐而闻名的小空间。二楼是咖啡，大概有三张桌子。一楼是演出空间，大概能坐15个观众。

那时候我刚开始做音乐，北京也不大有人做这样的演出，我们会在摇滚乐俱乐部演出，比如“豪运”、“13”、“无名高地”，甚至“河”酒吧。有时候是和摇滚乐队拼场。要么就是在艺术空间，像是“藏酷小空间”、“闹俱乐部”、各种昙花一现的艺术中心或者艺术餐吧。我想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不用大，就像 Off Site 这样，简洁，专注。

当然简洁是奢侈的。我们都要的太多。

2015年5月，“两个好朋友”（注：位于北京一处汽车电影院里的酒吧，曾是声音艺术阵地之一）开张，我喝醉了。第二天酒醒，就想，那么，不如在这里办活动吧。我跟老板商量了一下，每个星期二给我们免费用，也不卖票。我和FM3、武权、王凡（注：均为声音艺术组合或音乐人）就开始办这个活动，“水陆观音”。后来总共办了167场。

“两个好朋友”一点也不简洁。很简陋倒是真的。门口有片草地，附近有个小池塘，房子是临时建筑，音箱是酒吧自己攒的，老板们有一帮哥们，主要是搞摇滚和民谣的宁夏人，开着挎斗摩托车，常常在门口烧烤。我们的活动很快热闹起来，印着“燕京啤酒”的破塑料桌旁，坐满了各种国际巨星、艺术家、双年展策展人、无名朋克、即将退学的学生、神经病、没有拍过电影的导演、最后的嬉皮士、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巨量的噪音，然后我们团聚了像家人一样的一群人。

我想，这大概是乌托邦阴魂不散。2002到2003年，后八九时代结束了。禁忌有所松动，甚至变得色情起来，一种资本主义民主的幻觉开始弥漫，人们觉得自由指日可待了，货真价实的压抑和对抗瓦解了，有的人跳上了时代的列车，有的人没有。这个活动像是在巨大的虚拟的社会空间里，建立一个反向的，同样也是虚拟的空间：在抵抗外部的冷漠和不真实（鲍德里亚的话，就是超真实）的同时，一个根本上是怀旧，然而同时也激进地实验着的例外的空间。

虽说这场实验以失败告终，但我觉得尝试一种集体还挺有价值的。就像是去实验社会主义，毕竟，人类还是需要生活在一起。

因为艺术机构处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加持之下，将没有名字的能量引向可以控制的系统，是一个趋势。那些真心不喜欢噪音，也不喜欢寂静的副馆长们，可能不得不接纳我的音乐，因为他们要承担起责任，为帝国消化掉文化中所有的噪音。

八

在做“水陆观音”活动这段时间（2005-2010），我和朋友们也在很多艺术空间和艺术活动中策划演出。常常是双方互不了解，一拍即合，然后仓促地搞起来，观众看个热闹，一片狼藉，再也没有下一次。

2010年我们和尤伦斯中心（注：中国有影响力的核心艺术机构之一）合作了一年，12场演出。当时负责公共教育的是崔峤，她带着三个人，一年做1000多个项目。做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上了超市货架，她说我假清高。后来当然是不欢而散，我想，我大概也目露凶光了。

最近几年，不大有北京的艺术机构找我了。这也是好事，因为那些空间通常都有很大的混响，什么都听不清，如果是开幕表演就更糟，因为每个人都情不自禁，不大声说话似乎是不礼貌的。后来他们都去请世界音乐组合了，要么就是声光电表演。而且居然开始付钱了。我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吧。

那些因为兴趣而存在的空间，无照酒吧、俱乐部、郊区飞地、小书店，正处在消亡之中，要么就得到巨额投资，升级为自身的拟像。怪逼和神经病也在消亡之中，他们变得安静，要么就跳楼自杀。

我想，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钱，出现在艺术空间。因为艺术机构处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加持之下，将没有名字的能量引向可以控制的系统，是一个趋势。那些真心不喜欢噪音，也不喜欢寂静的副馆长们，可能不得不接纳我的音乐，因为他们要承担起责任，为帝国消化掉文化中所有的噪音。

当然简洁是奢侈的。我们都要的太多。

九

那么就说说“客厅巡演”吧。2011年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主要是对演出空间的条件不满：音箱都是山寨的，每个人都在说话，老板觉得我是傻逼。其次，我对别人的家，有种变态的好奇，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就去观众家演出了。北京的同行们，也大都加入过。这下没人刷手机了。也不好摔门而去。至于音箱，干脆不要了。不需要把家转化成音乐厅。也不需要把噪音转化为音乐。最好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对于“音乐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这件事，必须有一定的信心，也就是说，砍掉专业性、品质、音箱、品位这些多余的东西，剩下最基本的，它越贫乏就越崇高。

瑞典艺术家 Leif Elggren 曾经做过这样的作品：向朋友借了所住的公寓，请大家来看展览，展览的内容就是这住着人的公寓，没有改造，没有升华，一分不增，也不减。这个作品的重点在于，它的简洁和强度。简洁是需要强度的。

我想，其实，清除低端人口的运动才刚刚开始，最终要清除的，是这些人，和所有人的低端状态：太低，以至于无法换算和编码。把音箱带进客厅，就像把人从客厅带到国家大剧院，给他们穿上礼服，教会他们什么时候鼓掌。我想，这不道德。客厅还是最好保持它的低，无名，不等价。何况，对于那位苦恼的民警来说，客厅有点像点对点传输技术，用流行的理论词汇来说就是“根茎”，去辖域化，非欧几里得空间，简单的说就是他不用操心了。

十

在怎样的条件下，今天上午，那个安静的，被社会挤压着的女人，会来看我的演出？或者让我去她家里表演？

在什么样的强度下，机场咖啡厅也是一个音乐厅，所有人都同时是演奏者和观众？

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不过又是有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去过更好的生活，去想像不可能，以及听一些滋啦作响的噪音。我们并不缺少空间，只是需要一点信心。

注：文中提到的活动，可以在这里看到资料
撒把芥末／SUB JAM
客厅巡演 living room tour

颜峻：诗人，乐手。音乐厂牌“撒把芥末”创办人。详见yanjun.org、subjam.org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机场。客厅。地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