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任何革命最大的錯誤就是變得無聊：1969芝加哥八君子審判

編按：今年是1969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五十週年，而1969是那個為理想、革命、激情、實驗精神所燃燒的六十年代落幕前的絕唱。作家張鐵志新書出版，《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講述那個年代裏對當下俱有啟發性的十五個故事。本文為書中選段，講述六十年代最有名、也是最富想像力的一場審判：1969芝加哥八君子審判。得作者同意，特此轉載。

問：你住在哪兒？
答：我住在「胡士託國」(Woodstock Nation)。
問：你可以告訴法官和陪審團那是哪兒嗎？
答：這是一個屬於所有不被社會接受的青年的國度，但這是一種心理狀態（state of mind）⋯⋯是一個沒有財產或物質的國度，只有理念和價值。
問：你可以告訴法庭你的年紀嗎？
答：我33 歲。我是一個六十年代之子。
問：你可以告訴法庭和陪審團你現在的職業嗎？
答： 我是一個文化革命份子。

——1969年9月芝加哥大審判法庭上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回答。

1.

「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

所有人可能都聽過這句話，但卻不知道這句話出自六十年代的激進青年傑瑞魯賓（Jerry Rubin）。

魯賓在1964年初柏克萊大學讀社會學碩士，開始了他在六十年代無比瘋狂的冒險。

六月，他和一群青年去了古巴拜訪新的革命政權（同行的還有剛和Bob Dylan分手不久的女友Suze Roloto），見到了切格瓦拉。切說：「現在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鬥爭就是在北美。」回到學校後，柏克萊言論自由運動正在爆發，成為美國大學校園反抗運動的先聲。

第二年，魯賓在柏克萊成立了「越南日委員會」（Vietnam Day Committee），是美國反戰運動在西岸的重要組織，1966年黑權運動興起後，他也積極支持加州黑權運動。

那一年，這個西岸抗爭的代表人物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喚作證，這個機構是從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時代留下最惡名昭彰的機構。魯賓穿上了一套喬治華盛頓時代的軍裝，代表他是愛國且是傳承美國革命傳統的，現場議員們瞠目結舌，從來沒有人敢在國會聽證會上穿起如此惡搞的服裝。

把現實當劇場、製造混亂、創造迷思，這是他們之後所有行動的原型。

那兩年也是嬉皮文化在舊金山滿地開花的時期。1967年一月舊金山舉辦了名為「Human Be-in」的盛大嬉皮聚會，魯賓代表柏克萊的反戰運動上台演講，只是台下的花之子們並不喜歡他的激進政治語言。夏天，他接到來自「全國動員反越戰委員會」（簡稱Mobe）領導人戴林傑（David Dellinger）的邀請，希望他協助策劃將在十月舉辦的大型反戰示威活動。魯賓為此搬去紐約，認識了後來和他名字無法分開的重要夥伴：艾比霍夫曼。
他們倆將一起惡搞美國，創造出反抗新文化。

霍夫曼彼時住在紐約的下東區，那是紐約地下文化與反叛政治的中心地帶。他倆相遇後，很快發現彼此的互補性和共通性，霍夫曼說：「我們都意識到融合政治與文化革命的可能性，他的長處是政治判斷，我是讓事件戲劇化。」

身處於嬉皮大本營舊金山的魯賓，早就想結合嬉皮反文化與反戰運動的政治性，但直到遇到霍夫曼，他才能把瘋狂的想像變得真實。魯賓說，「霍夫曼帶來劇場、帶來幽默和火花，我則是提供了運動的目的。」

那個八月，霍夫曼第一次成為公眾焦點。他和朋友們去紐約證券交易所，把三百張一元美金鈔票從二樓往下撒，造成現場的巨大混亂。這事件很快被傳開，但因為沒有媒體在現場拍照，各種說法四處流傳，這行動變成一則傳說，一個迷思，他們成為大家眼中的奇怪人物。而這正是他要的。

把現實當劇場、製造混亂、創造迷思，這是他們之後所有行動的原型。

這讓剛搬來紐約的魯賓十分震撼：「我從這事件中學到很多，因為艾比太懂得迷思(myth)的角色：只要創造一個小事件就能讓所有人討論、被所有人報導。這個利用大眾媒體的方法實在太聰明瞭。」

對霍夫曼來說，這是一場街頭的「遊擊劇場」（guerrilla theater），他的信念是，「任何革命最大的錯誤就是變得無聊」。

2.

全國動員反越戰委員會計劃在67年十月的反戰示威遊行，原本目的地是國會山莊前，但是霍夫曼帶著點誇張宣稱，這場殺了這麼多人的越戰是魔鬼所創造的，而這個惡魔當然就是五角大廈，所以他提出要對五角大廈進行驅魔儀式（exorcism），要讓一群嬉皮圍繞著五角大廈，施法讓這棟建築飄起來。

他們原本申請飄起一百呎，但政府單位最後給他們的許可是：不能飄起超過三呎。（那真是一個大家把瘋狂當認真的年代。）

警方也警告，若抗議者開始破壞秩序，他們將會使用辣椒噴霧。霍夫曼則開記者會回應他們發明了一種新葯，一旦噴到身上會進入人體血液，讓人情慾高漲、想瘋狂做愛。所有媒體馬上開始談論這種新葯（當然有人恐慌有人興奮），包括當紅的電視主持人強尼卡森。（是的，那真是一個大家把瘋狂當認真的年代。畢竟那時代經常有新葯物出來，LSD也是幾年前才開始流行。）

十月來了，十萬人來華盛頓參加這場在林肯紀念碑前的示威，其中數萬人接著遊行到五角大廈參加「驅魔儀式」。新左派、反戰派、紐約嬉皮，無數不滿的青年都來了，許多著名知識份子和作家如諾曼梅勒都來參加，幾周前才在玻利維亞死亡的切格瓦拉也在遊行中的照片上現身。

不過，反戰運動中的各種矛盾開始日益明顯。彼時已有鴿派和鷹派的分裂，或者「甘地與游擊隊」的區分：後者不想再只是和平示威，認為必須採取暴力。

在五角大廈前，諾曼梅勒和詩人艾倫金斯堡帶著群眾高喊：「離開吧！魔鬼，離開吧！」。其間，紐約地下樂隊The Fugs提供了吟誦的伴奏。
他們本來計劃用一台小飛機灑下成千上萬的雛菊作為儀式的一部份，不過，當天應徵開飛機的人沒出現——因為是FBI的人去應徵但卻故意不出現，他們只能把雛菊帶去現場發給群眾，也發給士兵。這造就了六零年代最經典的照片之一：帶著刺刀的槍口上的雛菊。

嬉皮vs.軍隊，花的力量vs.戰爭機器。

五角大廈當然最終沒有飄起來，多人被逮捕，但這場運動壯大了整個反戰氣氛，這個讓人難忘的街頭劇場更突顯了越戰的荒謬，讓這場示威成為六十年代最鮮明的一幕。（也因為諾曼梅勒在第二年為這場示威寫下一本經典著作：「夜裏的大軍」。）

不過，反戰運動中的各種矛盾開始日益明顯。彼時已有鴿派和鷹派的分裂，或者「甘地與游擊隊」（Gandhi and Guerrila）的區分：後者不想再只是和平示威，認為必須採取暴力。

帶著嬉皮色彩的魯賓和霍夫曼則清楚意識到自己與主流反戰派的差異，決定走自己的路。

但所有人對於創造一場大運動來阻止戰爭，似乎更有了信心。那會是在隔年1968年八月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大會。

3.

67年的最後一晚，魯賓、霍夫曼和東村地下文化的幾個傢伙在家中喝酒嗑藥，亂聊要不要創立一個新組織，因為接下來的68年是總統大選年，會是很重要的一年。他們想要大搞一番，而這或許需要一個新名字。接近午夜時，他們都已經很high 了。根據魯賓自傳，他們的思考邏輯是：

這是一個青年(youth)運動，所以要有y。

這是一場國際(international)革命，所以要有i。

這是人們要在生活中充滿意義與樂趣，是一個派對(party)，所以要有p。

合起來就是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青年國際黨)，一個看起來十分有意義的黨名，他們的夥伴Paul Krassner大叫，這就簡稱YIP-yip，我們是Yippies!

一個全新的運動就此誕生。

YIP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黨，不是一個正式組織，而只是一個概念、一個讓人搞不清楚的迷思。

魯賓說：「美國的迷思/神話，從喬治華盛頓到超人到泰山到約翰韋恩都死了，因此美國青年必須創造自己的神話/迷思。」他知道，迷思/神話比個人更有力量，例如切格瓦拉、狄倫、黑豹黨，都有超越他們個人的迷思，而「Yippie的迷思將會推翻這個政府」。
他們號召所有長髮嬉皮們離開他們的家、離開他們的工作，丟掉他們的課本，來加入這場政治與文化革命。這些青年對加入SDS的嚴謹組織感到不舒服，可能也不想只是戴著花整天吸大麻，所以這是新左派和新品種嬉皮的結合。

他們試圖創造一種「擾亂的劇場」，想要結合大麻與抗議，「要把孩子們帶離體制、要把工人階級的憤怒帶入政治，要讓嬉皮政治化。」。

Yippie既是所有反抗者的名字，也什麼都不是。

關鍵是，「要有創意，不要只是跟隨既有的模式，要創造自己的行動。」

「民主黨提名了一個總統，而他把人民吃了，我們提名了一個總統，而人民可以把它吃掉！」

1968年確實是天翻地覆的一年。那年夏天，民主黨將在芝加哥舉辦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總統候選人。因為68年初現任總統詹森尚未宣布不連任，大家都以為這個升高越戰的總統會繼續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所以Yippie說那將是一個「死亡的大會」（Convention of Death），而他們想要提出正能量的信息，所以要在民主黨大會的同時舉辦一場「生命之節」(Festival of Life )。每天規劃了豐富的活動：空手道和自衞術訓練、地下刊物工作坊、搖滾音樂會、詩歌朗誦、梵語頌歌、游泳、做愛，8/28下午則參加反戰全國行動委員會舉辦的和平遊行。

Yippie還對媒體放話要採取各種行動來阻撓這次民主黨大會，包括：

假裝成出租車司機去飯店載大會代表，把他們載到城外讓會議開不成；

打扮成越共在路上彷彿美國政客般和民眾握手；

進入飯店在代表們的食物中下毒或放毒品；

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統中加入LSD，讓整個城市一起開始迷幻旅程。

這一切瘋狂主意都被媒體報導，使得他們不需要買任何廣告就能操控媒體，但媒體搞不清楚他們到底要做什麼，例如芝加哥論壇報會出現這樣的標題：「揭露Yippie的秘密計劃」——他們可是很樂於被揭露。

霍夫曼不斷在媒體嚷著「我們要把芝加哥燒燬殆盡！」、「我們要在海灘上瘋狂做愛！」、「我們要求狂歡的政治！」

整個芝加哥都驚慌了，他們不知道到底這些傢伙要幹什麼，芝加哥會被如何破壞。

他們甚至計劃帶一隻豬去現場，並提名牠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他們說：「民主黨提名了一個總統，而他把人民吃了，我們提名了一個總統，而人民可以把它吃掉！」

他們公開宣告：

「這個八月來芝加哥加入我們舉辦的青年音樂和劇場的國際文化祭吧⋯⋯這是八月的最後一週，而『全國死亡黨』會聚在這裏祝賀詹森連任。我們也會在！到時會有五萬人在街上赤裸著跳舞，我們會在公園中做愛，我們會閲讀、唱歌、微笑、印刷報紙，舉行一個模仿他們的大會，慶祝我們這個時代一個自由美國的重生⋯⋯一切都是免費/自由的⋯⋯我們追求歡愉的政治（politics of ecstasy）⋯⋯我們會創造自己的現實⋯⋯」

4.

本來沒有人想要暴力抗爭。

休倫港宣言起草人湯姆海頓在此時是活躍的反戰運動者，他希望八月份在芝加哥的大規模抗議可以徹底暴露出「這個國家的政治鬧劇」。他和另一位組織者戴維斯（Rennie Davis）寫了一份說明指出數百萬人反對越戰，但戰爭依然持續，這代表了美國民主體制的失敗，外交政策只被一小撮人的「國家安全複合體」所決定，因此他們要透過這場抗爭來表達人民有知道真相和掌握政府的權利，並要舉行人民的代表大會，實踐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精神，來對比民主黨的層級和威權。他們主張行動必須是和平與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請，但沒有獲得許可。

Yippie們在整個春天很認真準備八月的「生命之節」。他們想像到時大批長髮嬉皮和怪人在公園中享受自由的愛和搖滾樂，這狀態就會迫使政府和警方陷入恐慌，對這個城市採取暴力姿勢。他們並沒有想在街頭搗亂，所以也向芝加哥市政府申請集會許可，但也被拒絕。

不讓抗議團體合法遊行和在公園搭營，註定芝加哥街頭將成為一個血腥戰場。

當時的芝加哥市長是個兇狠粗鄙的傢伙。在四月金恩博士之死造成暴動時，他就下令，手上拿汽油彈者格殺勿論（shoot to kill），搶劫商店者可以開槍打殘。面對這場風雨欲來的抗爭，他更是部署了重兵，包括警察、國民兵和軍隊，甚至散彈槍和坦克都準備好上街了。

就在民主黨大會幾天前的8月20日午夜，蘇聯軍隊開進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人們在電視上看見了布拉格美麗街道上的坦克車和長槍。霍夫曼在記者會上將芝加哥比喻成「捷加哥」，批判這個城市是另一個警察城市。

但他們並不害怕。魯賓說：「美國本來就是個暴力的國家，但其暴力都是對於看不見的人、對有色人種，所以我希望暴力可以在電視的黃金時段被看到！就在你眼前！」

海頓說，「芝加哥將是一個警察國家和人民運動的攤牌。」而「民主就在街頭上」。

在這場暴動中，你站在哪一邊呢？ 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你是屬於哪一邊呢？

8月25日，民主黨代表大會前一天，Yippie在公園舉辦「生命之節」。原本預計邀請的很多樂隊如傑佛遜飛船等都因為擔心警察暴力而不出席，最後只有來自底特律的搖滾樂隊MC5和抗議民謠歌手Phil Ochs參加。當MC5這個龐克搖滾先驅用巨大的能量在演出時，警察開始在台下揮著警棍驅趕群眾。

夜裏十一點，警方實行宵禁，強力毆打路上群眾，人們在街頭奔逃，血流不斷。

這個場景會成為日後每天上演的戲碼，而且警察越來越激烈與暴力。

8月28 日是代表大會的高潮，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將正式誕生。

一萬多名群眾在下午從公園走到街上，聚集在舉行代表大會的希爾頓飯店外示威，等待他們的是兩萬名軍人和警察。憤怒與恐懼同時包圍著抗議者們。

突然間，催淚瓦斯瀰漫了現場，警察瘋狂似地毆打群眾，甚至包括旁觀者和經過的市民，鮮血穿透了灰白的瓦斯迷霧，群眾在哀嚎中嚎叫著：「全世界都在看！」（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這句話成為六十年代最重要的註腳之一。

警察甚至衝進旅館大廳開始打人。「示威者、記者、麥卡錫競選黨工，所有的人都踉蹌跑出到旅館大廳，鮮血從他們的頭上和臉部噴湧而出」，紐約時報在第二天如此報導。
當電視前觀眾看著民主黨剛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發表演說時，卻同時看到不斷插播的場外流血衝突。被稱為美國最受信任的電視主播Walter Cronkite說，「我的天哪，看看他們對這群年輕人做了什麼。」

的確，全世界都看到了，而魯賓的期待實現了。

對運動者來說，這場血染的抗爭是場成功，因為它讓美國人看到瘋狂的警察暴力——政府在年底發布對這個衝突的報告都指出這是「警察暴動」(police riot)，讓這場代表大會成為被歷史記住最血跡斑斑的一次大會。更多年輕人被刺激勵投入運動，且願意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他們相信，這會讓政府意識到延長戰爭必須在國內付出代價。

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在電視機上看到的是一群長髮嬉皮、一群暴力群眾，在嚴重破壞這個城市的秩序，讓美國的民主蒙羞。並且，如此相信的人數可能更多一些，所以共和黨尼克森以代表「沉默的多數」為號召，在幾個月後贏得了美國總統（雖然他只獲得43%的普選票）。

這是六十年代青年文化革命的巨大諷刺。

尼克森批評芝加哥這場抗爭時說，「這是文明死亡的開始。」

所以，在這場暴動中，你站在哪一邊呢？

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你是屬於哪一邊呢？

這是彼時不同世代、不同種族的所有美國人都不能迴避的問題。

一場最終的審判就要開始。

5.

尼克森總統於69年一月上台。三月時，湯姆海頓、戴維斯、魯賓、霍夫曼和黑豹黨的席爾（Bobby Seale）、反戰組織領袖戴林傑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動暴動，被稱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8)。（後來席爾的審判被分開，所以改稱為芝加哥七君子。）

這八個人分屬於反戰團體、前SDS成員、Yippie、黑豹黨，和兩位比較不知名的當地學者。政府顯然刻意挑選不同團體的代表，因為黑豹黨領袖席爾根本沒參與組織這幾天的抗議，只不過給了一場演講。後來檔案揭露，尼克森政府就是要透過起訴不同代表性團體來打擊整個反對勢力。

不過，這對他們完全不算打擊。魯賓說：「這個起訴把原本在芝加哥之前沒有團結起來的各種力量全都聚在一起了，因此給予運動新的能量。芝加哥之戰是一場勝利，即使法庭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在法庭上，鬥爭仍然必須繼續，所以我們很高興被起訴。」

他們很清楚這場法庭審判可以是最精彩的荒謬劇場現場，戲碼會是一場卡通化的正邪之戰：法官代表了一切腐化的權威，而他們是正義革命者、是被國家機器壓迫的受害者。霍夫曼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希望影響年輕人，希望顯示他們和起訴者是不同的人，希望呈現對分裂這個國家的各種議題的剖析….. 我們永遠贏不了和有武器的人的權力鬥爭，我們唯一的武器是想像力。」

在審判開始前的68年十月，芝加哥八君子中的五人被眾議院非美委員會傳喚。第二次來到這裏的魯賓，這次打扮成切格瓦拉式的叢林游擊隊員形象（他甚至三週沒洗澡來凸顯真實感），霍夫曼則穿上國旗裝，讓議員們抓狂。這只是接下來這場歷史性審判的小型預演。

「我們永遠贏不了和有武器的人的權力鬥爭，我們唯一的武器是想像力。」

1969年九月這場八君子的審判正式開庭，全國媒體都給予很大的關注，每天新聞不斷。被告們利用法庭陳述機會痛批尼克森和越戰，在法庭上對法官惡作劇，七十多歲的法官也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最老朽保守的「反派」角色。

被告海頓在一開始被介紹起立時，舉起拳頭表示抗議。而當霍夫曼被介紹起立時，他給了法官一個飛吻。

出庭時，魯賓和霍夫曼一度穿上法官的法袍出庭，讓台上法官臉都氣紅了，命令他們馬上脱掉，但他們裏面穿的是警察的藍白制服。這簡直是「週末夜現場」的喜劇秀。

在席爾生日那天，魯賓帶了蛋糕進來，上面寫了「Free Bobby. Free Huey」。 法官說他的庭上不準有食物，讓法警把蛋糕拿走，他們大喊：「這是綁架蛋糕（cake-napping）」，另一人對席爾說：「他們逮捕了你的蛋糕」。席爾回說：「他們逮捕了蛋糕，卻逮補不了革命。」

席爾曾一度大罵法官是種族主義豬玀、法西斯主義騙子，結果法官下令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巴，且把他綁在椅子上。一個黑人在法庭上被如此對待彷彿是整個美國種族壓迫的譬喻，讓許多人震驚，連伍迪艾倫都難以忘記。

這場歷史性的審判歷經數月，許多六零年代的重要人物一一出庭作證，包括歌手Phil Ochs、Judy Collins（他們甚至在法庭上唱歌）、作家諾曼梅勒、艾倫金斯堡、黑人運動領袖傑西傑克森、LSD宗師提摩西賴瑞等。整個法庭成為一座真正的歷史劇場，六零年代不同領域的主角們輪番上台獨白、唱歌、搞笑、演講，討論何謂真理、正義與和平的問題。

於是，法庭上被審判的不只是芝加哥八君子，而是整個六十年代的激情與反叛，是對美國靈魂的不同想像，並且是如此具象徵意義地在六零年代的最後幾個月進行。

這場六十年代最終的審判在1970年二月結束，他們一度被定罪，但後來上訴法庭推翻他們的罪刑，只有席爾因另外的罪坐了比較多年的牢。

在審判最後，魯賓對法官說：「你比我們讓更多年輕人激進化。你才是最YIPPIE的！」

6.

進入1970年，這場鬧劇式的審判結束了，整個狂騷的六十年代也落幕了，曾經的抗議與反文化似乎將逐漸煙消雲散，只剩下零星的激烈火花在七十年代初不認命的更猛烈燃燒。

在審判之後，魯賓和霍夫曼成為超級文化明星，甚至和剛搬到紐約的藍儂與洋子成為好友，也刺激了後者的激進化。但兩三年後，霍夫曼潛入地下——不是因為他成為放炸彈的政治激進份子，而是他變成一名海洛因毒販，在被捕後逃獄。在地下逃亡期間，他陷入憂鬱，幾度想要自殺。在七十年代後期，他一度以化名公開出來參與環境運動，直到1980年才公開自首。接下來的幾年，他依然是媒體名人、依然參與政治抗議，也依然有嚴重憂鬱症。最後不幸在1989年自殺。

是他們太瘋狂，還是那個時代讓每個人都如此瘋狂？

魯賓的人生一樣出現激烈的轉變，只是對他來說那是喜劇，而非悲劇。他看到六零年代反文化對於主流文化（尤其是廣告和媒體）的影響，決定去華爾街工作，從六十年代激進顛覆的Yippie轉變為八十年代中產階級Yuppie（雅痞）的代表。他在七零年代中期出版一本書叫《長大》(Grow Up)，並在八十年代初和霍夫曼進行名為「Yipppie vs. Yuppie」的公開巡迴辯論（這當然也是一種媒體和商業操作），霍夫曼指控他出賣了理想，但他確實成為人生勝利組。

戴維斯在七零年代初繼續參加反戰運動後，一度投入印度宗教大師門下，後來成為創投企業家。

席爾在69年五月因為被控殺人而與其他幾名黑豹人一起入獄，在芝加哥案審判後，這個謀殺案也開始審判，成為全國焦點。他在72年被釋放，成為黑豹黨的icon。

海頓持續參與反戰運動，娶了電影明星珍芳達，在九十年代擔任加州地方議員，連任數屆。他一生都堅持青春時的理想，積極參與美國左翼運動，直到2016年過世。他是一名永遠的異議者。

六十年代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不同印記，悲傷的，諷刺的，憤怒的，或始終昂揚的。

Yippies尤其是六十年代最具想像力的一群青年，他們把現實化為劇場，用幽默和荒誕挑釁了政治，重新定義了抗議文化。

是他們太瘋狂，還是那個時代讓每個人都如此瘋狂？

作家諾曼梅勒在芝加哥大審判時出庭作證說的好：「我可能有點瘋狂，但我是一名作家。這些人也有點瘋狂，但是是這些瘋子告訴你什麼是清醒。去傾聽他們吧，因為真理就在他們的瘋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