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佔領」語文中心事件的發展，再一次呈現了香港社會問題或矛盾不斷積累的根本原因。簡單來說，就是各路人馬，包括校內師生和管理階層、大眾傳媒、鍵盤戰士，做出了大量的行動──從設定修讀普通話課程作畢業門檻，到引入三成合格率的豁免試，結果激起了學生的抗爭，先依據正規程序提出訴求，再啟動體制外的示威佔領，繼而觸發了激烈的公共論爭、教師校方的反彈及對學生嚴厲的懲處，然後是新一輪的抗議論爭，其產生的效果，不僅沒有解開困局，更迴避或置換了問題，甚至令根本的問題無法被提出，自然也就不獲處理。當中的關鍵，是一種把焦點置放於行動形式和表面分歧，而非處理根本問題的頭痛醫腳式做事習慣，體現的除了是一種「缺學無思」（thoughtless）的狀態外，還令人對根本的問題失語，最終陷入不斷積累問題的惡性循環。
院校內外的缺學無思
源自語文教學考評安排的爭議，經媒體的選擇性報導後，很快就變成了學生態度行為是否惡劣、教師是否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校方處理有沒有過於嚴苛、港人應否學普通話等爭論。然而，事件背後的根本問題是什麽，卻不甚了了。浸大學生之所以「佔領」校內語文中心，是因為不滿普通話豁免試合格率過低？還是抗議評分機制不合理？學生示威口號「我唔想讀普通話」，是指不想上校方安排的普通話課程？還是完全不願意學習普通話？是不喜歡強制必修、被迫上課？還是不喜歡教學及評核方法？或是不滿意課程内容？為什麼學生有如此的取態？這種取態合理嗎？這些使學生甘冒不韙、作非常之舉的根本問題，如果被掃在一旁，把焦點轉移至有關態度及形式的爭論，「深層次」的矛盾自然不斷積累。
聚焦於態度及形式的爭論，不斷重申既有的立場或觀點，迴避或轉移根本的問題，反映的是一種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阿倫特） 所指的「缺學無思」狀態。缺學無思，就是只懂不斷重複各種陳腔濫調、瑣碎事實，無法聽進跟自己觀點不同的聲音，當重要事物走近時不懂或拒絕回應，自外於公共的溝通，也缺乏與內心的真誠對話，因而難以汲取新的想法、獲得新的知識，也無法解決舊有的困局。
浸大語文教學風波的發展，似曾相識。近一點的有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國歌事件、教育大學「涼薄」大字報與中文大學港獨横額事件，遠一點的則有香港大學、嶺南大學學生包圍校委爭議。這些事件，最後都化約為學生的品德與行為問題，或校方的處理程序是否横蠻霸度；公共輿論的觀點，不外乎「學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必須守法、和平、理性」v.s.「校方壓制言論自由、學生權利，不守程序公義、缺乏民主參與」。有趣的是，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都同樣會指責對方破壞大學的形象或根基，都強調要守護大學。然而，大學的根基，或教育工作的原則，卻往往在討論中缺席。
在資訊氾濫、專注力稀缺、企業斷壟傳媒的年代，大眾媒體愈來愈追求hit rate，容易傾向「每天給我一件謀殺案」式思維，出現缺乏深入調查、淘空前文後理的評論，重複各種「有正有反」的套話，甚或作嘩眾取寵的報導，自然不難理解，儘管確實在強化缺學無思的習慣。另一方面，大學生未能向公眾清晰解釋他們為何抗拒校董的委任方式、支持張貼大字報與横額的自由與自律、爭取表達政見及不順服的權利、提出能更有效地促進學生學習的安排，以至說明為何用「佔領」的行動方式去爭取，並不違背他們所重視的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原則，的確「並不理想」，也「可以改善」，但亦相對情有可原，畢竟他們仍在求學。
然而，倘若掌管大學方向、保證教學質素的管理層和教師，也不能依據教育的原則、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撐其政策規定，只靠不斷重複「普通話、英語、科技對學生十分重要」這類老生常談、陳腔濫調，拒絕提供「設定普通話畢業門檻的確有助學生學好語言」的可靠證據，只會令人更感失望。
近年香港的大學在既有的學科要求外，不斷設立各種必修必讀必考必做等統一畢業門檻，例如浸大的普通話必修課，或嶺南大學的各式英語基準試（如IELTS）、服務研習（Service Learning）、要求學生學習十八般武藝的綜合學習計劃（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資訊科技必修課程及考試（Information Technology Fluency，ITF）等等，除了指出語文、科技、參與社區、多元智能對學生十分重要外，我們並沒有看到在這些政策制定過程之中，推動者究竟參考依據了哪些教育理論或紮實的教育研究，以證明這些具體的措施，的確能有助學生學好語文、掌握科技、「全人」發展。
而當面對學生的反感和質疑時，學校當局或相關教師如果僅以「入學時就應知道畢業門檻」或「必修課程都是為你好，失敗只因你不夠努力，不應怪罪他人」作回應，又或推說大學已依足既有決策程序制定課程，以確保質素，反映的是他們已無法聽進挑戰既有觀點或做法的聲音，不懂或拒絕回應根本的提問，結果只會錯失守護大學形象和根基的機會。
學生入學時「知道」畢業門檻，甚或「知道」必修課程的原意都是為他們好，並不代表他們理解和認同有關安排。不理解不認同這些畢業門檻，加上本科的學習要求、需要兼職賺取學費、與朋友家人的正常社交，在吾生也有涯的狀況下，被迫參與各種他們不一定感興趣、或不適合老師的教學模式及考評安排的額外必修課，自然感覺浪費時間，亦無心向學，又如何產生這些課程聲稱的教育效果？倘若校方無法提供教育理據，說服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卻不斷施加各種強制的規定，逼令學生做其不想做的事或不能做其想做之事（也就是「暴力」） ，同時又要求學生需「和平」、「理性」，這不僅是偽善，同時也是缺學無思的明證。
教育的失語：無人回應為何學生想學唔想讀
經常以行為形式和表達態度置換一些根本的問題，一個很可能出現的後果，是令到我們無法發展出一套語言，用以分析和理解這些根本的問題。在經濟實用價值主導下的當代香港社會，我們很難相信大學生完全沒有動機學好普通話（和英語） 。就算帶強烈本土派政治傾向的同學，大概也很願意習得流利的普通話／國語 ，跟台灣朋友交流。學生示威標語中強調的是「唔想讀普通話」（不想修讀普讀話），針對的應是語文中心的強制課程，而非「唔想學普通話」。正如不少積極準備往歐美澳紐當交換生、英語水平良好的學生，又或長期浸淫社交媒體，手機程式、電腦技術超卓的同學，也曾向我表示：「唔想讀大學安排的英文或IT」課程，難道他們真的抗拒全球都重視的英語和科技？僅提出普通話對學生未來工作的重要性，遠未能支撐像語文教學與教評門檻這類具體的安排，正如公眾大概都會認同健康對學生未來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表示所有香港大學生都必須修讀特定的健康課程，或參與特定形式的健康考試。
問題因此是要找出「想學」但「唔想讀」的原因，而非苦口婆心或威迫利誘告誡學生都已知道的「語文或IT的重要性」這類老生常談。以促進師生共同學習為己任的大學，於決定是否引入所有學生都必須修讀的課程時，需要提供充分的教育理據，以說明這些強制的正規課程內容和教學考評方法，在現有的社會脈絡、大學環境和學習條件下，確實能有助不同興趣、不同能力的學生的身心發展，而非產生負面的後果，例如令一些學生討厭語文、抗拒學習。
學生「想學」但「唔想讀」所指向的，恐怕正是學校教育的根本問題：課程的內容是否過深或過淺？是否與學生的興趣和生活相關？語文中心的課程内容、教學與教評方法，建基的是哪一種教育理論和實證研究？教學法是否鼓勵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而非以教師為中心的「灌輸」？考試評核是為了促進學習？還是篩選分類、威嚇懲罰？應強迫還是讓學生自願選擇課程？很可惜，浸大語文教學考評安排引起的風波，從一開始到最近的發展，這些根本的教育問題都沒有成為討論和決策的焦點，只重複強調「語文」的「中心」位置，又或針對學生的態度、老師的委屈、校方決策的程序公義，久而久之，只會造成各方對根本教育問題的漠視，以至失語。
大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麽？是為了促進師生共學？還是提升世界排名？怎樣才是有效的教育方法？以教師為中心的教？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現代學校教育的根源是什麼？與政治、暴力、經濟利益無關嗎？教育歸根究底是什麽？教育最重要的原則和價值又是什麼？這些根本的問題，不僅與教育學系相關，更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倘若我們不斷做大量的事，產生的效果卻是置換焦點，令這些根本的問題無法提出、缺乏討論，最終將引領這個社會走向何方？
當一所大學在處理管理層、教師和學生的分歧時，並非依據教育的理念和原則，而僅以市場需求、政治現實和簡單的道德價值作判斷衡量的準則，反映的大概也就是大學衰敗之兆。放棄對教育的執著、失卻言說教育的意欲和能力，恐怕才是對大學的形象和根基的最大破壞。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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