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浸大普通話豁免試風波

許寶強:浸會大學普通話教學風波,迴避了根本的學府無思問題

學生示威口號「我唔想讀普通話」,是指不想上校方安排的普通話課程?還是完全不願意學習普通話?是不喜歡強制必修、被迫上課?還是不喜歡教學及評核方法?或是不滿意課程内容?


由浸會大學學生會發起的遊行在逸夫行政大樓結束,學生擠在大樓外等候校方代表接受請願信。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由浸會大學學生會發起的遊行在逸夫行政大樓結束,學生擠在大樓外等候校方代表接受請願信。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浸會大學「佔領」語文中心事件的發展,再一次呈現了香港社會問題或矛盾不斷積累的根本原因。簡單來說,就是各路人馬,包括校內師生和管理階層、大眾傳媒、鍵盤戰士,做出了大量的行動──從設定修讀普通話課程作畢業門檻,到引入三成合格率的豁免試,結果激起了學生的抗爭,先依據正規程序提出訴求,再啟動體制外的示威佔領,繼而觸發了激烈的公共論爭、教師校方的反彈及對學生嚴厲的懲處,然後是新一輪的抗議論爭,其產生的效果,不僅沒有解開困局,更迴避或置換了問題,甚至令根本的問題無法被提出,自然也就不獲處理。當中的關鍵,是一種把焦點置放於行動形式和表面分歧,而非處理根本問題的頭痛醫腳式做事習慣,體現的除了是一種「缺學無思」(thoughtless)的狀態外,還令人對根本的問題失語,最終陷入不斷積累問題的惡性循環。

院校內外的缺學無思

源自語文教學考評安排的爭議,經媒體的選擇性報導後,很快就變成了學生態度行為是否惡劣、教師是否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校方處理有沒有過於嚴苛、港人應否學普通話等爭論。然而,事件背後的根本問題是什麽,卻不甚了了。浸大學生之所以「佔領」校內語文中心,是因為不滿普通話豁免試合格率過低?還是抗議評分機制不合理?學生示威口號「我唔想讀普通話」,是指不想上校方安排的普通話課程?還是完全不願意學習普通話?是不喜歡強制必修、被迫上課?還是不喜歡教學及評核方法?或是不滿意課程内容?為什麼學生有如此的取態?這種取態合理嗎?這些使學生甘冒不韙、作非常之舉的根本問題,如果被掃在一旁,把焦點轉移至有關態度及形式的爭論,「深層次」的矛盾自然不斷積累。

聚焦於態度及形式的爭論,不斷重申既有的立場或觀點,迴避或轉移根本的問題,反映的是一種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阿倫特) 所指的「缺學無思」狀態。缺學無思,就是只懂不斷重複各種陳腔濫調、瑣碎事實,無法聽進跟自己觀點不同的聲音,當重要事物走近時不懂或拒絕回應,自外於公共的溝通,也缺乏與內心的真誠對話,因而難以汲取新的想法、獲得新的知識,也無法解決舊有的困局。

浸大語文教學風波的發展,似曾相識。近一點的有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國歌事件、教育大學「涼薄」大字報與中文大學港獨横額事件,遠一點的則有香港大學、嶺南大學學生包圍校委爭議。這些事件,最後都化約為學生的品德與行為問題,或校方的處理程序是否横蠻霸度;公共輿論的觀點,不外乎「學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必須守法、和平、理性」v.s.「校方壓制言論自由、學生權利,不守程序公義、缺乏民主參與」。有趣的是,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都同樣會指責對方破壞大學的形象或根基,都強調要守護大學。然而,大學的根基,或教育工作的原則,卻往往在討論中缺席。

在資訊氾濫、專注力稀缺、企業斷壟傳媒的年代,大眾媒體愈來愈追求hit rate,容易傾向「每天給我一件謀殺案」式思維,出現缺乏深入調查、淘空前文後理的評論,重複各種「有正有反」的套話,甚或作嘩眾取寵的報導,自然不難理解,儘管確實在強化缺學無思的習慣。另一方面,大學生未能向公眾清晰解釋他們為何抗拒校董的委任方式、支持張貼大字報與横額的自由與自律、爭取表達政見及不順服的權利、提出能更有效地促進學生學習的安排,以至說明為何用「佔領」的行動方式去爭取,並不違背他們所重視的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原則,的確「並不理想」,也「可以改善」,但亦相對情有可原,畢竟他們仍在求學。

然而,倘若掌管大學方向、保證教學質素的管理層和教師,也不能依據教育的原則、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撐其政策規定,只靠不斷重複「普通話、英語、科技對學生十分重要」這類老生常談、陳腔濫調,拒絕提供「設定普通話畢業門檻的確有助學生學好語言」的可靠證據,只會令人更感失望。

近年香港的大學在既有的學科要求外,不斷設立各種必修必讀必考必做等統一畢業門檻,例如浸大的普通話必修課,或嶺南大學的各式英語基準試(如IELTS)、服務研習(Service Learning)、要求學生學習十八般武藝的綜合學習計劃(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資訊科技必修課程及考試(Information Technology Fluency,ITF)等等,除了指出語文、科技、參與社區、多元智能對學生十分重要外,我們並沒有看到在這些政策制定過程之中,推動者究竟參考依據了哪些教育理論或紮實的教育研究,以證明這些具體的措施,的確能有助學生學好語文、掌握科技、「全人」發展。

而當面對學生的反感和質疑時,學校當局或相關教師如果僅以「入學時就應知道畢業門檻」或「必修課程都是為你好,失敗只因你不夠努力,不應怪罪他人」作回應,又或推說大學已依足既有決策程序制定課程,以確保質素,反映的是他們已無法聽進挑戰既有觀點或做法的聲音,不懂或拒絕回應根本的提問,結果只會錯失守護大學形象和根基的機會。

學生入學時「知道」畢業門檻,甚或「知道」必修課程的原意都是為他們好,並不代表他們理解和認同有關安排。不理解不認同這些畢業門檻,加上本科的學習要求、需要兼職賺取學費、與朋友家人的正常社交,在吾生也有涯的狀況下,被迫參與各種他們不一定感興趣、或不適合老師的教學模式及考評安排的額外必修課,自然感覺浪費時間,亦無心向學,又如何產生這些課程聲稱的教育效果?倘若校方無法提供教育理據,說服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卻不斷施加各種強制的規定,逼令學生做其不想做的事或不能做其想做之事(也就是「暴力」) ,同時又要求學生需「和平」、「理性」,這不僅是偽善,同時也是缺學無思的明證。

教育的失語:無人回應為何學生想學唔想讀

經常以行為形式和表達態度置換一些根本的問題,一個很可能出現的後果,是令到我們無法發展出一套語言,用以分析和理解這些根本的問題。在經濟實用價值主導下的當代香港社會,我們很難相信大學生完全沒有動機學好普通話(和英語) 。就算帶強烈本土派政治傾向的同學,大概也很願意習得流利的普通話/國語 ,跟台灣朋友交流。學生示威標語中強調的是「唔想讀普通話」(不想修讀普讀話),針對的應是語文中心的強制課程,而非「唔想學普通話」。正如不少積極準備往歐美澳紐當交換生、英語水平良好的學生,又或長期浸淫社交媒體,手機程式、電腦技術超卓的同學,也曾向我表示:「唔想讀大學安排的英文或IT」課程,難道他們真的抗拒全球都重視的英語和科技?僅提出普通話對學生未來工作的重要性,遠未能支撐像語文教學與教評門檻這類具體的安排,正如公眾大概都會認同健康對學生未來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表示所有香港大學生都必須修讀特定的健康課程,或參與特定形式的健康考試。

問題因此是要找出「想學」但「唔想讀」的原因,而非苦口婆心或威迫利誘告誡學生都已知道的「語文或IT的重要性」這類老生常談。以促進師生共同學習為己任的大學,於決定是否引入所有學生都必須修讀的課程時,需要提供充分的教育理據,以說明這些強制的正規課程內容和教學考評方法,在現有的社會脈絡、大學環境和學習條件下,確實能有助不同興趣、不同能力的學生的身心發展,而非產生負面的後果,例如令一些學生討厭語文、抗拒學習。

學生「想學」但「唔想讀」所指向的,恐怕正是學校教育的根本問題:課程的內容是否過深或過淺?是否與學生的興趣和生活相關?語文中心的課程内容、教學與教評方法,建基的是哪一種教育理論和實證研究?教學法是否鼓勵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而非以教師為中心的「灌輸」?考試評核是為了促進學習?還是篩選分類、威嚇懲罰?應強迫還是讓學生自願選擇課程?很可惜,浸大語文教學考評安排引起的風波,從一開始到最近的發展,這些根本的教育問題都沒有成為討論和決策的焦點,只重複強調「語文」的「中心」位置,又或針對學生的態度、老師的委屈、校方決策的程序公義,久而久之,只會造成各方對根本教育問題的漠視,以至失語。

大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麽?是為了促進師生共學?還是提升世界排名?怎樣才是有效的教育方法?以教師為中心的教?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現代學校教育的根源是什麼?與政治、暴力、經濟利益無關嗎?教育歸根究底是什麽?教育最重要的原則和價值又是什麼?這些根本的問題,不僅與教育學系相關,更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倘若我們不斷做大量的事,產生的效果卻是置換焦點,令這些根本的問題無法提出、缺乏討論,最終將引領這個社會走向何方?

當一所大學在處理管理層、教師和學生的分歧時,並非依據教育的理念和原則,而僅以市場需求、政治現實和簡單的道德價值作判斷衡量的準則,反映的大概也就是大學衰敗之兆。放棄對教育的執著、失卻言說教育的意欲和能力,恐怕才是對大學的形象和根基的最大破壞。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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