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得的愛玲，終生思考殖民，及它在香港，在妳我體內的，無間變身。 不是膚淺的本土主義，而是不卑不亢。
曾經作為黃小姐的下屬，而且是在我少不更事的時候，是我的大福氣，也改變了我的一生。三十年前打我傳呼機的那通電話，把我從一些無間式機構救援出來，而且教曉我什麼叫「管治」：只要能夠建立足夠的互信，不用「管」就自然能「治」。讓被「治」的絲毫不感到被「管」，才是最高明的管理。當時我住在離島，每小時只有一班去港島的渡輪。早上黃小姐常常會接到我的電話，我還沒開口，她就知道：我又錯過一班船了！她的反應是：養隻雞嘛！英國白人男 CEO 看到我們部門早上總是人丁單薄，迫黃小姐要我們打卡。於是愛玲放一個小朋友練習薄似的本子在我們房間，請我們自己填上工作時間，還特別叮囑：你們晚上總是通宵達旦又無薪的時數，記得填上去。又不晚上來巡巡看我們多燈火鼎盛，她說。
三十年下來，我練就成為坊間有名惡人，以說「不」為志業。沒有人知道，我的惡，是跟黃小姐學的。當然我學藝不精，徒招駡名。殖民地，英尊中卑，文藝機構尤是。一直以來藝術電影只配英文字幕，司空見慣。常常連討論都是英文，大家坐著若無其事。藝術中心的映後談呢？黃小姐一聲令下，當然要以廣東話為主。那老外觀眾怎麼辦？學廣東話吧。我們去外國生活，都是學當地語言的不是嗎。這是惡。朋友說曾經聽黃小姐的電影硏究課，開宗明義要求學生每部電影必須看完，否則會被肥佬（編註：不及格）。今天誰在香港教書，能夠這樣惡。電影評論在香港，從來無足輕重，黃小姐的影評集後，卻附中外語言對照片目及頁碼，按中文筆畫排。這更是惡。這些，我用了過去三十年慢慢學習慢慢消化。不是膚淺的本土主義，而是不卑不亢，對殖民的反思付諸實踐，對我們的文化生產足夠重視，不計較付出與收獲，以至心力交瘁。
黃小姐也成就了華語世界的第一個同性戀電影節。
黃小姐能惡卻無人不稱善，可見功力之強；很多人說的溫文儒雅，大概就是面對每個人知道怎樣擺放自身，怎樣付出怎樣期待怎樣要求，或不要求。一種失傳的藝術。
黃小姐作為在香港出生的非廣東人、書院女，在冷戰的氛圍之下長成——電影隨筆集《夢餘說夢》中曾提到她母親一過深圳就「心震」, 長期在外國生活後選擇回來香港工作，在不同的文化間游走，她的每一步，都表達著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價值觀。 黃小姐能惡卻無人不稱善，可見功力之強；很多人說的溫文儒雅，大概就是面對每個人知道怎樣擺放自身，怎樣付出怎樣期待怎樣要求，或不要求。一種失傳的藝術。
有時候，也想，世界到底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有惡的資源，有些人沒有。黃小姐對不公平最敏感。在藝術中心的日子，她策劃了華語世界第一個女性電影節，由於我當時是她身邊幾近唯一的啦啦隊成員，她決定把我寫成「共同策劃」，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策展。後來風聲傳到台灣，有人寫信來港問我們片源，黃小姐把信轉到身在紐約的我。 台灣女性影展，結果辦了二十多年，至今不懈。黃小姐也成就了華語世界的第一個同性戀電影節。那時候，（男）同性戀（肛交）在香港還是刑事罪 。我在香港最早認得的女同跨性朋友，是黃小姐介紹的，三十年前的事，那時還不知道甚麽是甚麽。有時候，我想，黃小姐知道我，比我知道我，要早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