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自治八樓」的「文化行動」:迫遷前夕四人談

這裡盛載了香港近廿年的社會運動歷史,而他們摸索和實踐的「文化行動」,原來一直參與形塑著香港的面貌⋯⋯


「文化行動」之於香港,並不新鮮。它曾經低沉地存在過一段時間,過去十多年又因不同因素重受注視。而最近,香港廿年來「文化行動」基地之一——「自治八樓」,正面臨被現屆學聯清場迫遷的挑戰。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文化行動」之於香港,並不新鮮。它曾經低沉地存在過一段時間,過去十多年又因不同因素重受注視。而最近,香港廿年來「文化行動」基地之一——「自治八樓」,正面臨被現屆學聯清場迫遷的挑戰。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前面的話(對談整理者作)

政治理念、社會運動與美學藝術三者的關係,從來錯綜複雜。以藝術文化去介入社會議題,概稱為「文化行動」。昔日布萊希特要拆舞台,杜尚把小便池放進藝術館,龐克文化挑戰精緻、階級化的社會美學觀⋯⋯許多類似的嘗試在被收入書本和教材之前,都是充滿活力的「文化行動」。「文化行動」之於香港,概早於1960年代末;1970年代後期則有政治立場基進的藝術家、音樂人、劇場人、文化工作者組建「民眾劇社」、「黑鳥」等團體,進行文化形式與社會議題的連結與探索;1980年有工人文學獎的創立等等;到2000年初期,香港社運組織「八樓」(後改稱為「自治八樓」,亦即「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關於「自治八樓」簡史,請見文末附錄)開始進行更多的「文化行動」,成為香港進行「文化行動」的基地之一;到2004-2005年,更多藝術工作者參與關注社會事件;2006年的保育天星碼頭運動,更集結甚或啓蒙了一群藝術家,令他們進行更多將藝術與社會議題、社會運動連結的實踐。誠然,時間長流中,出現的團體和個人甚多,於此未能盡數。

狹義的「文化行動」,是以思想表達的形式如攝影、錄像、音樂、舞蹈、戲劇等為定義。2002年到2007年,不同的社運團體喜歡找自治八樓去在社運現場「唱歌跳舞」,或找八樓的朋友去現場組織一個與「唱歌跳舞」相關的文化活動來吸引群眾。雖然不能確定每次來找八樓的人,是帶著怎樣的意識看待這些「唱歌跳舞」的活動,但凡若八樓參與或組織的相關文化活動,就多會帶著廣義的「文化行動」的意識而做。

這種意識是說八樓強調「文化行動」的原創性和平等的參與:既鼓勵不同志趣和能力的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亦鼓勵現場群眾不只食花生睇表演,而是歡迎他們主動參與其中,甚至隨時跳上舞台來參與也會受到歡迎。有時所謂「舞台」,不過是平地上面向群眾手拿麥克風的人而已,並非真的有一個比平地高出來的舞台(其實,曾在多個社運場合出現的「大台」,本就是強調「平等參與」的八樓所不同意的事物)。

八樓由1990年代末開始,就已開啟了「文化行動」的傳統:一方面透過錄像、攝影、音樂、動漫等形式,吸引大專學生參與,讓同學在參與學生會建制以外,找到其他關注社會的途徑;另一方面,也希望參與者在學習創作的過程中,反思個人生活與社會議題的關聯性,進而推進主流政治社運以外的不同戰場,如性/別運動、草根平權運動、反迫遷運動、農業和土地等。說起來,一些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社運概念,如十多年前很少人或近乎無人提及的「公共空間」、「人與土地的關係」、「直人撐同志」等等,在香港都是由八樓開始倡導,然後慢慢延伸到更廣闊的受眾。

然而近期,「自治八樓」作為盛載了香港近廿年社會運動歷史的重要地標,被現屆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以學聯是單位業權人為由,在2017年7月16日決議下令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內之所有人等,於2017年9月30日或以前離開所在單位,及於2017年12月底前清走物資(有關事情請見四則報導,詳見文末附註1)。如此,現屆學聯丟出迫遷時間表,在管理主義意識下對自治八樓清場迫遷。並且學聯於公告收樓後,才對處理八樓的方式進行諮詢,這種「先收地,後諮詢」的做法其實與政府歷來的公告收地無異,更有學聯代表在網台發出妄顧事實的言論(詳請見文末附註2 )。面對這樣的情況,八樓的朋友正在以「佔領空間」作為抵抗迫遷和管理主義的方式,同時於11月在四間大專院校(包括非資助院校)舉辦了有關學運與社運關係的諮詢會,收集意見。

這場反迫遷的抗爭正在進行中。而一群曾與八樓或自治八樓結緣、受其啟發或協助、或因而獲得實踐理念機會的朋友,組成了「共治八樓」,作為這場抗爭的支援組。共治八樓的工作,包括協助整理與八樓相關的社會理念,以及社運行動意識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當中一個重要的理念和實踐,就是「文化行動」。共治八樓收集並在網頁上載不同人士講述自己與八樓相遇的故事,許多都反映出八樓對創新意識的推進和對社運經驗的傳承。而今次的對話,則在三位與「自治八樓」淵源甚深的朋友間展開,他們的年紀由60後到80後,分別在音樂、文學和影像製作的領域摸索和發展「文化行動」的實踐,對話講述了這些過去,也表現出不同經驗與理念的人如何看待八樓所締造的「文化行動」經驗。

當晚討論約三個多小時,此處刊登的是簡短版,另可點擊閱讀完整版

十多年前很少人或近乎無人提及的「公共空間」、「人與土地的關係」、「直人撐同志」等等,在香港都是由「自治八樓」開始倡導,然後慢慢延伸到更廣闊的受眾。

現屆學聯於公告收樓後,才對於其處理八樓的方式進行諮詢,這種「先收地,後諮詢」的做法實與政府公告收地無異,更有學聯代表在網台發出妄顧事實的言論,令人痛心。

現屆學聯於公告收樓後,才對於其處理八樓的方式進行諮詢,這種「先收地,後諮詢」的做法實與政府公告收地無異,更有學聯代表在網台發出妄顧事實的言論,令人痛心。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對談者: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

老B,60後。1980年代開始認識「文化行動」,1990年代認識八樓,開始透過這個平台去實踐其「文化行動」的理念,包括連結勞工團體與學生的參與,給社運組織者與學生開辦吉他班,探索透過音樂推進社會運動的不同方式。後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攻讀碩士,以「1990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化行動」作為論文題目。老B過去廿年曾為香港的草根運動寫下不少民謠,2000年後與社運友好成立樂隊「噪音合作社」,現為樂隊「迷你噪音」成員。

李智良,70後,香港作家。曾將其面對/對抗精神科「治療」的親身經驗寫成著作《房間》。自2005年香港反對世貿遊行開始與八樓有接觸,其後一起經歷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運動。在八樓平台上最重要的實踐,是與一些朋友共同催生了《跳制》這本不定期刊,這是一本針對主流精神科批判出發的刊物,想把「病患」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想尋找主流「生物醫藥」模式以外,對精神困擾的其他理解與處理方式(《跳制》第一期第二期)。還建議大家翻譯了《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為在主流西醫的「生物醫藥模式」(Bio-medical model)中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的朋友和他/她們的照顧者,提供不同經驗的理解和想像空間。智良對八樓的感覺是,在社運場合見到八樓的朋友會覺得有種安心,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他們在後面一定會保護好音響器材和物資,以及他們對現場的事有自覺性,不會因為面前有一堆群眾,就進入一種亢奮的表演狀態,比較令人感到實在。」

林森,80後,香港獨立電影導演。十幾歲時因家姐是八樓的香港大學委任管理委員,而在八樓開始接觸「文化行動」。最初上八樓是想學吉他,最後卻在八樓發現自己鍾愛影像,可算是「在八樓長大和發現自己終身職志」的一代。曾在八樓參與開拓西洋菜街公共空間的實驗、支援由利東街開始的各個重建區街坊抗迫遷、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另類教育的學習與實踐、各種錄像工作坊、各種社會議題拍攝紀錄等。

叢衡行,70後,受八樓啟發參與社會運動,並非自治八樓成員,但是支持八樓行動的友好。

對談

當我們看着一個時代,那不只是個人的。就像八樓作為一個平台,許多人在八樓一起做些不同的事,發出不同的個體聲音,這便須被仔細看和聽,可能會找到那個新的、原創的東西。

老B

文藝+社運:共享空間與資源

B:我是由1987-1988年開始參與「文化行動」的。當年如果講用文化手法,除黑鳥樂隊和民眾劇社外,社工也有用街頭劇的方式。不過以我所知,好多社工都只是叫街坊來演街頭劇讓記者拍照,而不是讓街坊看完劇,了解了問題,再聚合在一起商議行動。社工們都認為他們的做法是合理的,但這其實不是真正的街頭劇,只是一個強調鏡頭前面的舞台。民眾劇社出版過一本《1984/1997(劇.街頭劇.文化實踐)》(民眾劇社、如秀、打傘、郭達年合著),其中講到一個關於斑馬線的故事:當時他們去臨屋區做劇,發現居民面對好多社區問題,其中一個是,區外有條馬路有好多交通意外,社工幫忙爭取好久也未成功爭取到一條斑馬線。於是劇社去做了一個劇叫《斑馬線》,令街坊透過「直接行動」去面對這個問題。劇社的人準備了一兩桶白油,演到一半呼喚居民出去自己刷一條斑馬線!社工事先不知道,後來覺得好不滿,覺得他們亂搞,便再沒有合作。

老B是位60後,八十年代開始認識文化行動,九十年代認識八樓,開始透過八樓這個平台去實踐其文化行動的理念,包括連結了勞工團體與學生的參與,搞結他班給社運組織者與學生,以及推進各種透過音樂推進運動的方式等。

老B是位60後,八十年代開始認識文化行動,九十年代認識八樓,開始透過八樓這個平台去實踐其文化行動的理念,包括連結了勞工團體與學生的參與,搞結他班給社運組織者與學生,以及推進各種透過音樂推進運動的方式等。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而民眾劇社與精英學運也合不來。例如去香港大學做劇時,因他們在現場派的傳單沒有事先給學生會審查過,也發生了爭端。支聯會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支聯會找了詩人吳萱人朗讀詩歌,吳寫好後給支聯會看過,聞說華叔說「首詩太深群眾唔明」,沒用到。民眾劇社知道後覺得他們太保守,便在演出時把吳的詩放了在劇內朗讀,聽說搞到另一位大佬很不高興,從此再不邀請民眾劇社。

1990年代尾,學聯給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即八樓)的任務,就是組織非學生會的學生。學聯應該沒提出做文化工作,不過當時的總幹事認為要做,而學聯代表亦確認了這個路線。而我當時則是被找來商討如何做文化工作的。

然後,八樓就有了各種吉他班、社運錄像班、社運攝影班,還有政治漫畫讀書組。

我來到時,發現八樓裏已有一些年青人在活動。有位朋友自發實踐資源共享,把家中所有的CD和電影影碟都帶來,後來更連漫畫也有共享。後來「噪音合作社」(編按:當時老B組織的一隊社運樂隊)也把器材放上來;「錄影力量」(編注:1989年成立的、以攝錄機記錄社會動態、爭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組織)又貢獻了部分器材協助成立剪接室;另一位搞攝影的朋友就自行籌集物資,在八樓架設了一個黑房。然後,八樓就有了各種吉他班、社運錄像班、社運攝影班(行:還有政治漫畫讀書組)。當時我自己正在搞「工人大笪地」,連合台灣、泰國和香港不同的勞工組織搞一次工人藝術/文化的東西,並有個想法,是讓社運資源中心變成學生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結連點。「工人大笪地」隨即與八樓合作,八樓提供了場地開會、存放物資,也因此存下了與不同團體的連繫。

「工人大笪地」後,似乎就出現了不同的「部落」,包括音樂、錄像、攝影等「部落」。應該是當時在八樓的朋友共同討論出這種組織方法的。

行:補充一下,當時已有許多活動和許多不同年紀的年輕人每日都在八樓。有人較重視形式,有人較重視內容,會發生許多交流和討論。經驗和知識也作為一種寶貴的資源,在不同的人之間流傳。然後還搞了幾年文化節,分別在廟街和啟德家興大笪地,作為每個部落發表自己對社會的意見之一種平台,同時亦分享給會在那裡生活或經過的人。

森:當時是我姐姐在八樓做管理委員成員,叫我上來跟老B學吉他,於是我與兩個同學一起來到八樓。雖然當時老B的班出了點問題,沒有完成跟他學吉他這事,但卻覺得這裏很有趣,且因另一位參與者老菲不斷分享自己的影碟和CD,便留了下來。在八樓,我最後發現,拍片才是我有最大感覺的參與方式。

創作,不只有作品

森:在八樓發生的事,例如每周邀約所有八樓參與者一起看電影、談社會的活動「大𥄫野」,以及「社會運動電影節」(見文末附註3),都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觀影後有討論,十分重要。在社會運動而言,首先要聚到一些人討論。近兩年與朋友搞了一個叫「平地學生電影節」的活動,也一樣是想去凝聚香港一些拍攝影片的學生,不一定要是電影系學生,只要是學生就可以。我想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的獨立作品有與人見面的渠道,除學校放映外還會去不同社區(例如是油麻地碧街),給街坊看,與街坊討論。如果你相信你拍的影像是有力量去延伸出現實世界,那麼認識觀眾和社會就好重要。

80後的香港獨立電影導演林森。十幾歲時因家姐為八樓的香港大學委任管理委員,而在八樓開始接觸文化行動,可算是「在八樓長大和發現自己終身職志」的一代。

80後的香港獨立電影導演林森。十幾歲時因家姐為八樓的香港大學委任管理委員,而在八樓開始接觸文化行動,可算是「在八樓長大和發現自己終身職志」的一代。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影片不會有票房,不會有錢賺,但透過放映我們互相認識。

舉個例,我有個畢業作品《暉仔》預告片),當中有位南亞裔小朋友是主角之一。影片已拍完五、六年。去年在葵興的一個主要為南亞裔服務的社區空間放映。事隔六年,南亞裔朋友來觀影,發現他們面對的問題竟都差不多。你問我這些放映有沒有用,我答不到實質的東西,影片不會有票房,不會有錢賺,但透過放映我們互相認識,而且,有其他人想去講關於他們(南亞朋友)的事,對他們來說是有一點肯定作用。對我來說,則明白了香港的所謂變化其實很少。

行:關於創作不只有作品,還有作品以外的延伸這個問題,不知智良有何想法?《跳制》算不算是《房間》的延伸或以外的一種實踐?

良:《房間》是 2008 年出版的,是我接受了多年精神科「治療」的一些記錄與反思,但書中也有很多在 2000 年代所謂「後殖民」時期與急劇新自由主義化的香港生活的記痕,也有觸及一些社會運動,如反世貿、皇后碼頭、台灣的保存樂生園運動的場景。出書的時候和一些文學/文化圈朋友辦了很多講座,除了是宣傳新書,也覺得要把精神科的人權問題和醫藥業的利益結構多講出來。除了在書店,也有在「獨立媒體」辦過分享會,可能因為我多講了這個題目,也就有些讀者和參加活動的人會主動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發現原來身邊有很多人或他們的家人都有類似的被判病、吃藥覆診、出入醫院,「病患」或「病患家屬」與照顧者的經驗,普遍都有一種「不知除了精神科藥物治療還可以怎樣」的無力感。當時和八樓的彩鳳談得比較多,後來就和幾個對這些問題有親身經驗或關心的朋友,開始想有甚麼積極一些的事情可以做。先後加入的幾位朋友,有從事老人服務的社工、有正在吃藥或正在戒藥的人,或是已戒斷藥物的「康復者」,也有要照顧「病患」的「照顧者」和病人自助組織者,由於其中有八樓的朋友,於是我們開會都是借用八樓的會址。(編按:後來,自治八樓也成立了「跳制委員會」,邀請各位跳制朋友加入,參見文末附註4。)

自主成長、立足邊緣、反思主流

這種邊緣的現身很重要,因為很多人口講「公民社會」的那個「公民」,其實是很狹窄的想像,很多人被排拒在外。

行:2002-2004年間,八樓的年輕一代在經歷過大磡村和何家園清拆事件後,共生了一個跨文化形式的計劃叫「我的家園」。當時反拆遷運動主要都在談安置或賠償,但八樓更想講土地權、住屋權、民主參與規劃、反對住屋商品化這些基本意識的改變。這些說法在現在可能被當成土地運動的主流,但「不遷不拆」在當時是連對社運人士都未必能說的事。當時其中一個錄像部的計劃,便是去葵盛中轉屋,與當時大磡村被迫遷過去的小朋友,一起搞拍片工作坊,了解社區。

森:最初有去大磡村,後來何家園支援得多些。當時在八樓接觸到錄影力量,覺得影像有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做工作坊。最初去葵盛,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做工作坊,未必好有目標交足功課等,而是認識到葵盛的小朋友。搞工作坊是接觸到不是所謂電影訓練的人,了解普通街坊如何看影像、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

以前參與社會運動,叫口號,發現自己不擅長這些,那究竟自己可以做什麼?最初是拍些口號式的片,政治正確,但觀眾不明白,自己看又覺得好片面,然後發現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當時反拆遷運動主要都在談安置或賠償,但八樓更想講土地權、住屋權、民主參與規劃、反對住屋商品化這些基本意識的改變。這些說法在現在可能被當成土地運動的主流,但「不遷不拆」在當時是連對社運人士都未必能說的事。

林森:以前參與社會運動,叫口號,發現自己不擅長這些,然後發現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林森:以前參與社會運動,叫口號,發現自己不擅長這些,然後發現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在八樓時,有這樣的空間去試好多事情,去發展自己的想法和興趣。我好多情況都是,原本想做一件事,但最後卻搞了另一些事情出來,也覺得過程中有新發現是好的,也不會有人說我「本來」應該這樣或那樣,有發展空間,是很好的成長環境。

行:2003-2004那時,社運中很多時候講到公民權利都是講「反對警權過大」,當時八樓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也是現在的人耳熟能詳的「重奪公共空間」及不算耳熟能詳的「反對管理主義,民間互相協調」,而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是第一個開拓的試點,你覺得在西洋菜街的街道電視台「眾融頻道」中學到什麼?

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森:無論是虛的討論還是實際的執行,節目如何編排、現場如何處理突發事、如何應對警察和其他管理者等,每個禮拜我們都會重新檢討。大家也會討論節目、形式和議題,由如何推電視櫃落去街頭播,或是之前開會的討論,公共空間、影像媒體,都是實驗。世界變化好大。今日的人隨意便拍片放上網,但2004年時還不是如此。因此,當有人在街上放映,而又有人停佇觀看時,對於從小到大都只是被動接收電視訊息的我來說是一大震撼:原來即場播放,是有人會即場回應的!很有趣!

行:後來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你好像也參與不少?我記得在天星鐘樓被關閉後,爬入去敲響鐘聲的行動中有許多八樓的朋友,這行動可說是為後來的抗爭吹響了號角。

森:天星運動開始時,是「思網絡」先搞了一堆藝術行動。到八樓參與進去,就是連結了一堆Band友在天星被關閉那晚搞音樂會,當時碼頭好多人,不過是去拍照,不是來參與音樂會(笑)。報紙話有十萬人去影相,但為何這麼多人,都還是要由得碼頭關閉呢?是否可以再做多一點事情?後來便有了上去鐘樓敲鐘的行動,我們討論過好多要怎樣爬上去呀,怎樣才能把鐘敲響呀等等。那個鐘好重,要好大力敲,又怕破壞到鐘。 到了皇后碼頭時期,那時保衛人士有個俄羅斯小組,輪流留守天台頂,看誰不幸是最後要被警察抬,到最後很多是八樓的人。但那是後期的事了,最初八樓比較多是後援形式,提供音響,協助舉辦所有在碼頭的文化活動等等(見附註5)。由參與[眾融頻道]開始,都有做不同社運場合的支援,音響支援協助運動發展的比較多,我覺得學了許多。

在八樓時,有這樣的空間去試好多事情,去發展自己的想法和興趣。

行:由八樓到自治八樓,這班朋友一向都很低調,在運動中時常幫手「執頭執尾」(編注:各種幫忙與收尾)、負責音響器材、拍攝紀錄等。在關注議題方面,又緊靠邊緣和弱勢,或本來無人問津的問題,不知道有無朋友想深入分享一下這個體會?

良:《跳制》是針對主流精神科的批判出發的。主流精神科把精神疾病理解為可以用藥物矯正的 biomedical disease,我認為這排除了很多社會因素,也就把其他更人性化的介入方式排除了,或變成次要。《跳制》的朋友當時覺得,除了那些「模範病人」例子,被認定為「精神病患」的人的聲音,他們對「精神病」與精神科診療的看法和自身經驗,總是不被聽見或被故意忽略,於是小組很早就想到要把「病患」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另外是想尋找主流「生物醫藥」模式以外,對精神困擾的其他理解與處理方式。記憶中,跳制的朋友早期的討論大概都是循這兩個方向,這些討論也是成員自我認識的過程,後來出版的《跳制》也有一定的實踐,出版過程中一些成員也很積極尋找可以派發的「發行」點,因而也和一些關注這些問題的人和組織有了連繫。當時我正在戒藥,寫書期間也找到很多英文的資訊,我提議小組把Mind Freedom International出版的《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譯成中文,最後小組也找到其他朋友幫忙,把手冊翻譯後上載上網,供有需要的人免費閱讀。後來,我知道《跳制》仝人有在七一遊行出現,拎著「基層精神病人要上街」的口號。這種邊緣的現身很重要,因為很多人口講「公民社會」的那個「公民」,其實是很狹窄的想像,很多人被排拒在外。

李智良:被認定為「精神病患」的人的聲音,他們對「精神病」與精神科診療的看法和自身經驗,總是不被聽見或被故意忽略,於是小組很早就想到要把「病患」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李智良:被認定為「精神病患」的人的聲音,他們對「精神病」與精神科診療的看法和自身經驗,總是不被聽見或被故意忽略,於是小組很早就想到要把「病患」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藝術創作的生產關係與社運美學問題

行:談了許多「文化行動」,其實美學與政治的分界並不那麼清晰,但也有進步與否的政治之分別,會否可以討論一下這方面作總結? 

良:我認識的文化圈,其中所謂的生產者和受眾的關係都很單向。可能是因為資助機制定下了許多限制。很多藝術團體要寫計劃書向私人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申請錢,然後要交一堆工作「成果」出來說服金主批錢。這某程度上也會有一種「項目化」的傾向。當然這些計劃也可能有積累社群的面向,但始終不是很全面的參與。但更全面的參與到底是怎樣的呢?譬如我理解自己是「作者」,同時我又好孤僻,你叫我對著好多人演講或要和很多人一起合作,我又會覺得好辛苦。

B:我想,是政治的分歧令「文化行動」的作用、意義和受重視的程度都起起跌跌。政治美學上我暫時思考的方向,是認為若只以藝術家為中心的美學,就算對藝術或社會建制有激進的批判,主體都只是那個藝術家。但民眾劇場的美學又未儲存到足夠的經驗和理論發展:為何我們要從事藝術活動?哪方面應再發展?觀眾可以欣賞哪方面的東西?參與的人在過程中可如何自我培育?在什麼脈絡下甚麼是好或不好等等這些問題,都還需講得更仔細。反過來呢,功能性工具性是否全部丟棄?我想不是的,我也幫職工盟做過口號歌,好快餐的,但真的趕時間時,快餐是否絕對不吃呢?

就像各種當代藝術展、雙年展,雖有部份激進內容,但始終離不開畫廊制度與藝術市場的資本循環。

良:提到美學,我理解平民都一樣會追求美,不然也不會買衫,就算多窮家裡都會佈置一下——門口掛塊花布既是實用(在無私隱情況下的間隔)也是一種審美追求,又或者他們喜歡聽或唱的歌、遊戲,都有美感在其中。只是大家時常覺得平民性和美學很對立,可能是因為美感被文藝機構或機制壟斷了,多年來都有好強的建制不停鞏固差不多的價值判斷,令很多生活事物無法被看見/聽到。無論作為創作者或受眾,其實都可以再思:到底有什麼被這麼壟斷性的建制排除了呢?誰的生活和美感經驗是被排除於我們理解的「文化藝術圈」以外的?

我教寫作班都希望同學別像我這樣,現在會和他們一起讀班雅明的《作為生產者的作者》。裡面有個重點,老B剛才都有講到,就是即使藝術家本身政治立場激進,但他的藝術實踐卻未有同樣的政治化/激進化,因為他們還未有改變藝術實踐的生產條件。班雅明提到,即使藝術家思想很激進,但若其實踐方法沒變,仍像傳統藝術家般依附建制的生產關係的話,其實甚麼也沒改變。就像各種當代藝術展、雙年展,雖有部份激進內容,但始終離不開畫廊制度與藝術市場的資本循環。現在思考多了,就覺得自己很落後。

B:我以前創作時也會用很多社運追求的價值去想:我可以再加點什麼內容?現時會較多想到,若我看待我的工作是藝術,那我追求的是美感,起碼可能是思考美感,認知到有美感及找到樂趣。放在草根組織裡來思考,特定的生活環境,會令人追求什麼樣的美感或快感,或來自媒體的滿足感和衝擊?這些都值得觀察思考,若我們追求某種非主流的美感的滿足,可能也可以變成社運的追求。而智良剛才講的範圍再大一些,不只是創作和接收的人,而是美學本身是一個建制,是權力建構出來的。

李智良:平民都一樣會追求美,只是大家時常覺得平民性和美學好對立,令好多生活事物無法被看見。

李智良:平民都一樣會追求美,只是大家時常覺得平民性和美學好對立,令好多生活事物無法被看見。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良:也包括我們的時間觀、身體感覺、身體和空間的感覺,這些都很大程度被建制教化、制約了。所以,如果我對社會有不同的想像,這個象徵秩序便須要有不同的分配。所以我好糾結,如果推論下去,我是否不應該做「作家」,因為作家是依附在文學建制裡的一個位置。

B:其實這不是與工人一樣嗎?工人都是建制建立出來的位置!

良:我不以寫作維生,只以教書維生。但我之所以可以教書,是因為其他人認定我是作家,好矛盾。又或者,我必須以中文寫作都已經是難題,離不開一個強大的華文/漢文化傳統⋯⋯

B:許多長期做創作的人都會講,我們無法在一個真空地上創作,都是有前人的,也可能有建制或非建制的影響,所有人都無法脫離這世界,無論如何你都讀過一堆前人的創作⋯⋯

良:但我那些只是我個人的反應。

B:作品是個人的反應,但當我們看着一個時代,那不只是個人的。就像八樓作為一個平台,許多人在八樓一起做些不同的事,發出不同的個體聲音,這便須被仔細看和聽,可能會找到那個新的、原創的東西。

這幾年與工友搞工作坊,慢慢發現,美感追求每天都在發生,他/她們都在探索、尋找新東西,這些其實也結合着對整個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個人反應。我想,這便是我可以貢獻的東西:一般草根民眾,嘗試去協助他們理解清楚自己追求什麼,慢慢令他/她重視每個選擇,去建立到一些內在的信心和力量:「我的音樂不算好好,但我好認真咁做,想用呢個聲音表達心裡面一啲嘢,亦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我的音樂不算很好,但我很認真這樣做,想用這個聲音表達心裡面一些東西,也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

[ 附註1 ] 自治八樓被現屆學聯清場迫遷事件,詳見四篇報導:1. 香港獨立媒體【學聯八九樓之爭 1】《從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到自治八樓》;2. 眾新聞《學聯未完諮詢先收回社運基地 團體批手段「粗暴」》;3. 台灣「焦點事件」 《體制內的他者 香港「八樓」的二十四年》;4 草根.行動.媒體《九唔搭八: 學聯關閉自治八樓系列 (一) 學聯路線之爭變迫遷》

[ 附註2 ] 轉載 圖文系列|自治八樓回應網台節目[誰主香江](2017年8月8日) 之不實言論

[ 附註3 ]社運電影節,香港安那其樂隊「黑鳥」成員郭達年成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總幹事起在八樓開始搞的活動。本設定為院校巡迴,後擴充到院校巡迴以外,也會到公共空間和社運團體放映。其宗旨是:「影像.感動.思索.行動 就在你與我身邊」

[ 附註4 ]跳制委員會:自治八樓憲章中,有「委員會」的部份。自治八樓接納成員就特定議題,與非成員的朋友合作,如果那些非成員的朋友願意,就可成立特定的工作委員會,而該項工作成為自治八樓的一部份,會獲得自治八樓其他成員的支援。自治八樓其他委員會還有「移工共行委員會」、「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溝通平台」(一個與學聯九樓學生進行溝通的小組)等。

[ 附註5 ]對談整理者按,林森和他的同學,同為八樓成員,在天星及皇后事件後,分別剪輯了《天星鐘聲》和《人在皇后》兩齣紀錄片。後來影行者用同一批素材,也剪輯了《碼頭與彼岸》一片。

附:自治八樓小史

作者/影(共治八樓成員)

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學聯與旗下的「學聯旅遊」發生了業務上的尷尬:到底,還辦不辦面向中國大陸的旅遊呢?1993年,學聯與學聯旅遊「分手」,以2300萬港元出售「學聯旅遊」及其相關業務,並用這筆錢購買了學聯現時會址(旺角威特大廈九樓)。學聯旅遊的服務對象不只學生,故這筆公款,其實是來自於市民的。故,1994年,學聯將在旺角金輪大廈八樓的舊址撥作「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作為回饋社會之方式,讓一般同學參與和接觸社會運動的平台,推動同學接觸不同議題,及讓落任之同學有機會在八樓承傳經驗,推動社會運動。可能因為地理的關係,在學聯內部,通稱社運資源中心為「八樓」,而每年換屆但掌握學聯內部實權的群體為「九樓」

開放共治的民主參與實踐

1995年,八、九樓在學聯代表會上一場大辯論後,終對八樓角色有了共識,就是開放八樓的資源給「活躍而不願上學生會莊的同學」參與。

2001-2002年,八樓因不同的活動吸引到不同的人士參與,當時學聯派過去「負責管理」中心的管理委員會(管委會)同學,認為自己可以從管理者的身份走下大台,與在中心參與的人們,平等商討中心的空間使用、社運願景和發展。於是,進行了開放治權,即邀請非學生會的同學及社會人士共同參與管理和發展這個空間。根據學聯的文件,直至2005-2006年度之前,這種開放治權的社會實踐,一直都寫在工作計劃和工作報告裡,交到學聯代表會和周年大會,並獲得學聯確認。在2001-2006年這段期間,八樓培養了不少對城市規劃民主化和不遷不拆土地運動的土壤,開拓公共空間及反管理主義的運動面向,撐性小眾平權的討論和實踐,而及在反世貿運動中創新地成立了行動救傷隊和攝錄隊等等,亦吸引了不少非學生會同學及社會人士的參與。

拒蛇齋餅化 宣告自治

本來,八、九樓關係不算親密,時有爭抝,但大家也能以事論事,互相欣賞。可是,到了2005年,九樓疑似有親中份子滲透,九樓一時遍佈蛇齋餅式福利想像,其結果便是想強硬把八樓變成賣福利品的地方。期間八樓管委會及參與者,提出學聯應討論學運與社運如何連結這條社會運動的命脈,但不獲理睬。最後,為抵擋蛇齋餅化,八樓當時的管委會只能宣告自治。

自治後八、九樓重建關係

自治的意思並非獨立,即自治八樓承認自己是學聯的一部份,並接受自己工作的成果都歸於學聯名下。其原因,就是八樓一眾朋友,都認為,維持學聯內部與社會運動、社會弱勢的關係,對香港社會而言,是重要的。同時,在自治八樓參與並貢獻多年的朋友,認為中心應維持自我管治和平等參與這些重要的民主實驗。在自治八樓今次反抗第60屆學聯代表會欲關閉社運資源中心而發出聲明時,就有這樣一段:「由英殖到中共,一直以來我們嘗試反抗不同強權的統治,然則,反抗之餘,我們又有否探索民主自我管理的實質內涵?代議的選舉又是否足夠?九樓雖是一個代議民選的架構,但運作高度集權,即使有心的同學也難以參與,遑論影響九樓的決定。學生會選舉過後,同學幾乎無法影響所選出的代表。自治和開放治權就是一種嘗試,補足了上述學聯的弱點,讓同學進一步參與,連結學界內外不同的社群,共同抵禦強權。」

因此,自治後,八樓成員亦努力與九樓同學重建關係。事實上,事情也慢慢有所進展,到了第58(2015-16)和59(2016-17)屆的九樓同學,都與八樓溝通良好,並已建立了一個[八九樓溝通平台],準備在學聯憲制上重新確認八樓的位置。可是,根據第59屆常委主席憶述,在這關鍵一年,常委會經常因某些代表不出席而開不成或者流會,令八樓這個議程無法被討論。事情拖到第60屆換上來後,忽然變成九樓單方面以業主身份宣告要關閉八樓。

在這段期間,自治八樓在許多被認為重要或不重要的社會運動中仍是有所參與。就如保衛天星皇后、對各重建區和菜園村、新界東北反迫遷運動的支援、對兩場佔領中環運動的紀錄和參與、與移工群體加深了的連結、支援院校內非學生會系統的學生組織⋯⋯同時亦包括在人手和技術上支援九樓同學等等。

反對[先收樓 後諮詢],自治八樓自辦諮詢會

自治八樓就九樓單方面公佈發出聲明,拒絕粗暴「回歸」,之後一天,九樓在面書上公告會就學聯使用八樓空間的方法進行諮詢。自治八樓再發聲明反對九樓[先收地 後諮詢],並且認為,九樓的諮詢會,全於周末學校無人時在校園課室內舉行,根本不利於邀請同學。之後,自治八樓在11月連續四個周二下午,分別於中文大學、嶺南大學、理工大學、理工大學專上學院,找到校內公共空間,舉辦了四場諮詢會,就學聯路向邀請不同區域和學校的學生與社會人士進行討論。在今年年底與明年年頭,自治八樓成員將邀約不同的非學生會系統學生組織,去就學聯未來的走向進行討論和交流意見。

同期間,自治八樓在支援不同的社會運動、院校內的自發學生組織的工作上,也未有鬆懈。在這不穩定的十數年裡,自治八樓更每年持續地與影行者合辦到第十五屆的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以及將要在2月5日截止報名的第九屆草根媒體實習計劃。

現時學聯九樓向自治八樓下的第二個清場令,已經過去。換言之,自治八樓已進入新界東北現在面對恆基的處境,就是隨時可能面對被執達吏和警察清場。雖然,在現屆學聯先收地,後諮詢的過程中,仍有許多自治八樓以外的大專同學及社會人士,都去信要求學聯保存自治八樓,以致諮詢結果一面倒傾向保存自治八樓。可是,據悉現屆學聯秘書長李軒朗仍在積極推動正式通過法律途徑收回單位。到底學聯九樓將有何行動,至今仍無消息,故關注者也在持續了解和關注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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