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对谈整理者作）
政治理念、社会运动与美学艺术三者的关系，从来错综复杂。以艺术文化去介入社会议题，概称为“文化行动”。昔日布莱希特要拆舞台，杜尚把小便池放进艺术馆，庞克文化挑战精致、阶级化的社会美学观⋯⋯许多类似的尝试在被收入书本和教材之前，都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行动”。“文化行动”之于香港，概早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后期则有政治立场基进的艺术家、音乐人、剧场人、文化工作者组建“民众剧社”、“黑鸟”等团体，进行文化形式与社会议题的连结与探索；1980年有工人文学奖的创立等等；到2000年初期，香港社运组织“八楼”（后改称为“自治八楼”，亦即“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关于“自治八楼”简史，请见文末附录）开始进行更多的“文化行动”，成为香港进行“文化行动”的基地之一；到2004-2005年，更多艺术工作者参与关注社会事件；2006年的保育天星码头运动，更集结甚或启蒙了一群艺术家，令他们进行更多将艺术与社会议题、社会运动连结的实践。诚然，时间长流中，出现的团体和个人甚多，于此未能尽数。
狭义的“文化行动”，是以思想表达的形式如摄影、录像、音乐、舞蹈、戏剧等为定义。2002年到2007年，不同的社运团体喜欢找自治八楼去在社运现场“唱歌跳舞”，或找八楼的朋友去现场组织一个与“唱歌跳舞”相关的文化活动来吸引群众。虽然不能确定每次来找八楼的人，是带著怎样的意识看待这些“唱歌跳舞”的活动，但凡若八楼参与或组织的相关文化活动，就多会带著广义的“文化行动”的意识而做。
这种意识是说八楼强调“文化行动”的原创性和平等的参与：既鼓励不同志趣和能力的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亦鼓励现场群众不只食花生睇表演，而是欢迎他们主动参与其中，甚至随时跳上舞台来参与也会受到欢迎。有时所谓“舞台”，不过是平地上面向群众手拿麦克风的人而已，并非真的有一个比平地高出来的舞台（其实，曾在多个社运场合出现的“大台”，本就是强调“平等参与”的八楼所不同意的事物）。
八楼由1990年代末开始，就已开启了“文化行动”的传统：一方面透过录像、摄影、音乐、动漫等形式，吸引大专学生参与，让同学在参与学生会建制以外，找到其他关注社会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希望参与者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反思个人生活与社会议题的关联性，进而推进主流政治社运以外的不同战场，如性／别运动、草根平权运动、反迫迁运动、农业和土地等。说起来，一些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社运概念，如十多年前很少人或近乎无人提及的“公共空间”、“人与土地的关系”、“直人撑同志”等等，在香港都是由八楼开始倡导，然后慢慢延伸到更广阔的受众。
然而近期，“自治八楼”作为盛载了香港近廿年社会运动历史的重要地标，被现届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以学联是单位业权人为由，在2017年7月16日决议下令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自治八楼）内之所有人等，于2017年9月30日或以前离开所在单位，及于2017年12月底前清走物资（有关事情请见四则报导，详见文末附注1）。如此，现届学联丢出迫迁时间表，在管理主义意识下对自治八楼清场迫迁。并且学联于公告收楼后，才对处理八楼的方式进行咨询，这种“先收地，后咨询”的做法其实与政府历来的公告收地无异，更有学联代表在网台发出妄顾事实的言论（详请见文末附注2 ）。面对这样的情况，八楼的朋友正在以“占领空间”作为抵抗迫迁和管理主义的方式，同时于11月在四间大专院校（包括非资助院校）举办了有关学运与社运关系的咨询会，收集意见。
这场反迫迁的抗争正在进行中。而一群曾与八楼或自治八楼结缘、受其启发或协助、或因而获得实践理念机会的朋友，组成了“共治八楼”，作为这场抗争的支援组。共治八楼的工作，包括协助整理与八楼相关的社会理念，以及社运行动意识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和实践，就是“文化行动”。共治八楼收集并在网页上载不同人士讲述自己与八楼相遇的故事，许多都反映出八楼对创新意识的推进和对社运经验的传承。而今次的对话，则在三位与“自治八楼”渊源甚深的朋友间展开，他们的年纪由60后到80后，分别在音乐、文学和影像制作的领域摸索和发展“文化行动”的实践，对话讲述了这些过去，也表现出不同经验与理念的人如何看待八楼所缔造的“文化行动”经验。
当晚讨论约三个多小时，此处刊登的是简短版，另可点击阅读完整版一、二、三
十多年前很少人或近乎无人提及的“公共空间”、“人与土地的关系”、“直人撑同志”等等，在香港都是由“自治八楼”开始倡导，然后慢慢延伸到更广阔的受众。
对谈者：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记录、整理：丛衡行（行）
老B，60后。1980年代开始认识“文化行动”，1990年代认识八楼，开始透过这个平台去实践其“文化行动”的理念，包括连结劳工团体与学生的参与，给社运组织者与学生开办吉他班，探索透过音乐推进社会运动的不同方式。后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攻读硕士，以“1990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化行动”作为论文题目。老B过去廿年曾为香港的草根运动写下不少民谣，2000年后与社运友好成立乐队“噪音合作社”，现为乐队“迷你噪音”成员。
李智良，70后，香港作家。曾将其面对／对抗精神科“治疗”的亲身经验写成著作《房间》。自2005年香港反对世贸游行开始与八楼有接触，其后一起经历保卫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的运动。在八楼平台上最重要的实践，是与一些朋友共同催生了《跳制》这本不定期刊，这是一本针对主流精神科批判出发的刊物，想把“病患”们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想寻找主流“生物医药”模式以外，对精神困扰的其他理解与处理方式（《跳制》第一期，第二期）。还建议大家翻译了《减害手册——脱离精神科药物》，为在主流西医的“生物医药模式”（Bio-medical model）中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朋友和他／她们的照顾者，提供不同经验的理解和想像空间。智良对八楼的感觉是，在社运场合见到八楼的朋友会觉得有种安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后面一定会保护好音响器材和物资，以及他们对现场的事有自觉性，不会因为面前有一堆群众，就进入一种亢奋的表演状态，比较令人感到实在。”
林森，80后，香港独立电影导演。十几岁时因家姐是八楼的香港大学委任管理委员，而在八楼开始接触“文化行动”。最初上八楼是想学吉他，最后却在八楼发现自己钟爱影像，可算是“在八楼长大和发现自己终身职志”的一代。曾在八楼参与开拓西洋菜街公共空间的实验、支援由利东街开始的各个重建区街坊抗迫迁、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运动、另类教育的学习与实践、各种录像工作坊、各种社会议题拍摄纪录等。
丛衡行，70后，受八楼启发参与社会运动，并非自治八楼成员，但是支持八楼行动的友好。
对谈
当我们看着一个时代，那不只是个人的。就像八楼作为一个平台，许多人在八楼一起做些不同的事，发出不同的个体声音，这便须被仔细看和听，可能会找到那个新的、原创的东西。
文艺＋社运：共享空间与资源
B：我是由1987-1988年开始参与“文化行动”的。当年如果讲用文化手法，除黑鸟乐队和民众剧社外，社工也有用街头剧的方式。不过以我所知，好多社工都只是叫街坊来演街头剧让记者拍照，而不是让街坊看完剧，了解了问题，再聚合在一起商议行动。社工们都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但这其实不是真正的街头剧，只是一个强调镜头前面的舞台。民众剧社出版过一本《1984/1997(剧.街头剧.文化实践)》（民众剧社、如秀、打伞、郭达年合著），其中讲到一个关于斑马线的故事：当时他们去临屋区做剧，发现居民面对好多社区问题，其中一个是，区外有条马路有好多交通意外，社工帮忙争取好久也未成功争取到一条斑马线。于是剧社去做了一个剧叫《斑马线》，令街坊透过“直接行动”去面对这个问题。剧社的人准备了一两桶白油，演到一半呼唤居民出去自己刷一条斑马线！社工事先不知道，后来觉得好不满，觉得他们乱搞，便再没有合作。
而民众剧社与精英学运也合不来。例如去香港大学做剧时，因他们在现场派的传单没有事先给学生会审查过，也发生了争端。支联会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支联会找了诗人吴萱人朗读诗歌，吴写好后给支联会看过，闻说华叔说“首诗太深群众唔明”，没用到。民众剧社知道后觉得他们太保守，便在演出时把吴的诗放了在剧内朗读，听说搞到另一位大佬很不高兴，从此再不邀请民众剧社。
1990年代尾，学联给社会运动资源中心（即八楼）的任务，就是组织非学生会的学生。学联应该没提出做文化工作，不过当时的总干事认为要做，而学联代表亦确认了这个路线。而我当时则是被找来商讨如何做文化工作的。
然后，八楼就有了各种吉他班、社运录像班、社运摄影班，还有政治漫画读书组。
我来到时，发现八楼里已有一些年青人在活动。有位朋友自发实践资源共享，把家中所有的CD和电影影碟都带来，后来更连漫画也有共享。后来“噪音合作社”（编按：当时老B组织的一队社运乐队）也把器材放上来；“录影力量”（编注：1989年成立的、以摄录机记录社会动态、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组织）又贡献了部分器材协助成立剪接室；另一位搞摄影的朋友就自行筹集物资，在八楼架设了一个黑房。然后，八楼就有了各种吉他班、社运录像班、社运摄影班（行：还有政治漫画读书组）。当时我自己正在搞“工人大笪地”，连合台湾、泰国和香港不同的劳工组织搞一次工人艺术／文化的东西，并有个想法，是让社运资源中心变成学生和其他社会运动的结连点。“工人大笪地”随即与八楼合作，八楼提供了场地开会、存放物资，也因此存下了与不同团体的连系。
“工人大笪地”后，似乎就出现了不同的“部落”，包括音乐、录像、摄影等“部落”。应该是当时在八楼的朋友共同讨论出这种组织方法的。
行：补充一下，当时已有许多活动和许多不同年纪的年轻人每日都在八楼。有人较重视形式，有人较重视内容，会发生许多交流和讨论。经验和知识也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在不同的人之间流传。然后还搞了几年文化节，分别在庙街和启德家兴大笪地，作为每个部落发表自己对社会的意见之一种平台，同时亦分享给会在那里生活或经过的人。
森：当时是我姐姐在八楼做管理委员成员，叫我上来跟老B学吉他，于是我与两个同学一起来到八楼。虽然当时老B的班出了点问题，没有完成跟他学吉他这事，但却觉得这里很有趣，且因另一位参与者老菲不断分享自己的影碟和CD，便留了下来。在八楼，我最后发现，拍片才是我有最大感觉的参与方式。
创作，不只有作品
森：在八楼发生的事，例如每周邀约所有八楼参与者一起看电影、谈社会的活动“大𥄫野”，以及“社会运动电影节”（见文末附注3），都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观影后有讨论，十分重要。在社会运动而言，首先要聚到一些人讨论。近两年与朋友搞了一个叫“平地学生电影节”的活动，也一样是想去凝聚香港一些拍摄影片的学生，不一定要是电影系学生，只要是学生就可以。我想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的独立作品有与人见面的渠道，除学校放映外还会去不同社区（例如是油麻地碧街），给街坊看，与街坊讨论。如果你相信你拍的影像是有力量去延伸出现实世界，那么认识观众和社会就好重要。
影片不会有票房，不会有钱赚，但透过放映我们互相认识。
举个例，我有个毕业作品《晖仔》（预告片），当中有位南亚裔小朋友是主角之一。影片已拍完五、六年。去年在葵兴的一个主要为南亚裔服务的社区空间放映。事隔六年，南亚裔朋友来观影，发现他们面对的问题竟都差不多。你问我这些放映有没有用，我答不到实质的东西，影片不会有票房，不会有钱赚，但透过放映我们互相认识，而且，有其他人想去讲关于他们（南亚朋友）的事，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肯定作用。对我来说，则明白了香港的所谓变化其实很少。
行：关于创作不只有作品，还有作品以外的延伸这个问题，不知智良有何想法？《跳制》算不算是《房间》的延伸或以外的一种实践？
良：《房间》是 2008 年出版的，是我接受了多年精神科“治疗”的一些记录与反思，但书中也有很多在 2000 年代所谓“后殖民”时期与急剧新自由主义化的香港生活的记痕，也有触及一些社会运动，如反世贸、皇后码头、台湾的保存乐生园运动的场景。出书的时候和一些文学/文化圈朋友办了很多讲座，除了是宣传新书，也觉得要把精神科的人权问题和医药业的利益结构多讲出来。除了在书店，也有在“独立媒体”办过分享会，可能因为我多讲了这个题目，也就有些读者和参加活动的人会主动跟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发现原来身边有很多人或他们的家人都有类似的被判病、吃药覆诊、出入医院，“病患”或“病患家属”与照顾者的经验，普遍都有一种“不知除了精神科药物治疗还可以怎样”的无力感。当时和八楼的彩凤谈得比较多，后来就和几个对这些问题有亲身经验或关心的朋友，开始想有甚么积极一些的事情可以做。先后加入的几位朋友，有从事老人服务的社工、有正在吃药或正在戒药的人，或是已戒断药物的“康复者”，也有要照顾“病患”的“照顾者”和病人自助组织者，由于其中有八楼的朋友，于是我们开会都是借用八楼的会址。（编按：后来，自治八楼也成立了“跳制委员会”，邀请各位跳制朋友加入，参见文末附注4。）
自主成长、立足边缘、反思主流
这种边缘的现身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口讲“公民社会”的那个“公民”，其实是很狭窄的想像，很多人被排拒在外。
行：2002-2004年间，八楼的年轻一代在经历过大磡村和何家园清拆事件后，共生了一个跨文化形式的计划叫“我的家园”。当时反拆迁运动主要都在谈安置或赔偿，但八楼更想讲土地权、住屋权、民主参与规划、反对住屋商品化这些基本意识的改变。这些说法在现在可能被当成土地运动的主流，但“不迁不拆”在当时是连对社运人士都未必能说的事。当时其中一个录像部的计划，便是去葵盛中转屋，与当时大磡村被迫迁过去的小朋友，一起搞拍片工作坊，了解社区。
森：最初有去大磡村，后来何家园支援得多些。当时在八楼接触到录影力量，觉得影像有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做工作坊。最初去葵盛，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做工作坊，未必好有目标交足功课等，而是认识到葵盛的小朋友。搞工作坊是接触到不是所谓电影训练的人，了解普通街坊如何看影像、故事，他们自己的故事。
以前参与社会运动，叫口号，发现自己不擅长这些，那究竟自己可以做什么？最初是拍些口号式的片，政治正确，但观众不明白，自己看又觉得好片面，然后发现要去发生影响和转变，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当时反拆迁运动主要都在谈安置或赔偿，但八楼更想讲土地权、住屋权、民主参与规划、反对住屋商品化这些基本意识的改变。这些说法在现在可能被当成土地运动的主流，但“不迁不拆”在当时是连对社运人士都未必能说的事。
在八楼时，有这样的空间去试好多事情，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和兴趣。我好多情况都是，原本想做一件事，但最后却搞了另一些事情出来，也觉得过程中有新发现是好的，也不会有人说我“本来”应该这样或那样，有发展空间，是很好的成长环境。
行：2003-2004那时，社运中很多时候讲到公民权利都是讲“反对警权过大”，当时八楼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也是现在的人耳熟能详的“重夺公共空间”及不算耳熟能详的“反对管理主义，民间互相协调”，而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是第一个开拓的试点，你觉得在西洋菜街的街道电视台“众融频道”中学到什么？
要去发生影响和转变，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森：无论是虚的讨论还是实际的执行，节目如何编排、现场如何处理突发事、如何应对警察和其他管理者等，每个礼拜我们都会重新检讨。大家也会讨论节目、形式和议题，由如何推电视柜落去街头播，或是之前开会的讨论，公共空间、影像媒体，都是实验。世界变化好大。今日的人随意便拍片放上网，但2004年时还不是如此。因此，当有人在街上放映，而又有人停伫观看时，对于从小到大都只是被动接收电视信息的我来说是一大震撼：原来即场播放，是有人会即场回应的！很有趣！
行：后来保卫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你好像也参与不少？我记得在天星钟楼被关闭后，爬入去敲响钟声的行动中有许多八楼的朋友，这行动可说是为后来的抗争吹响了号角。
森：天星运动开始时，是“思网络”先搞了一堆艺术行动。到八楼参与进去，就是连结了一堆Band友在天星被关闭那晚搞音乐会，当时码头好多人，不过是去拍照，不是来参与音乐会（笑）。报纸话有十万人去影相，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还是要由得码头关闭呢？是否可以再做多一点事情？后来便有了上去钟楼敲钟的行动，我们讨论过好多要怎样爬上去呀，怎样才能把钟敲响呀等等。那个钟好重，要好大力敲，又怕破坏到钟。
到了皇后码头时期，那时保卫人士有个俄罗斯小组，轮流留守天台顶，看谁不幸是最后要被警察抬，到最后很多是八楼的人。但那是后期的事了，最初八楼比较多是后援形式，提供音响，协助举办所有在码头的文化活动等等（见附注5）。由参与［众融频道］开始，都有做不同社运场合的支援，音响支援协助运动发展的比较多，我觉得学了许多。
在八楼时，有这样的空间去试好多事情，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和兴趣。
行：由八楼到自治八楼，这班朋友一向都很低调，在运动中时常帮手“执头执尾”（编注：各种帮忙与收尾）、负责音响器材、拍摄纪录等。在关注议题方面，又紧靠边缘和弱势，或本来无人问津的问题，不知道有无朋友想深入分享一下这个体会？
良：《跳制》是针对主流精神科的批判出发的。主流精神科把精神疾病理解为可以用药物矫正的 biomedical disease，我认为这排除了很多社会因素，也就把其他更人性化的介入方式排除了，或变成次要。《跳制》的朋友当时觉得，除了那些“模范病人”例子，被认定为“精神病患”的人的声音，他们对“精神病”与精神科诊疗的看法和自身经验，总是不被听见或被故意忽略，于是小组很早就想到要把“病患”们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另外是想寻找主流“生物医药”模式以外，对精神困扰的其他理解与处理方式。记忆中，跳制的朋友早期的讨论大概都是循这两个方向，这些讨论也是成员自我认识的过程，后来出版的《跳制》也有一定的实践，出版过程中一些成员也很积极寻找可以派发的“发行”点，因而也和一些关注这些问题的人和组织有了连系。当时我正在戒药，写书期间也找到很多英文的信息，我提议小组把Mind Freedom International出版的《减害手册–脱离精神科药物》译成中文，最后小组也找到其他朋友帮忙，把手册翻译后上载上网，供有需要的人免费阅读。后来，我知道《跳制》仝人有在七一游行出现，拎著“基层精神病人要上街”的口号。这种边缘的现身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口讲“公民社会”的那个“公民”，其实是很狭窄的想像，很多人被排拒在外。
艺术创作的生产关系与社运美学问题
行：谈了许多“文化行动”，其实美学与政治的分界并不那么清晰，但也有进步与否的政治之分别，会否可以讨论一下这方面作总结？
良：我认识的文化圈，其中所谓的生产者和受众的关系都很单向。可能是因为资助机制定下了许多限制。很多艺术团体要写计划书向私人基金会或政府机构申请钱，然后要交一堆工作“成果”出来说服金主批钱。这某程度上也会有一种“项目化”的倾向。当然这些计划也可能有积累社群的面向，但始终不是很全面的参与。但更全面的参与到底是怎样的呢？譬如我理解自己是“作者”，同时我又好孤僻，你叫我对著好多人演讲或要和很多人一起合作，我又会觉得好辛苦。
B：我想，是政治的分歧令“文化行动”的作用、意义和受重视的程度都起起跌跌。政治美学上我暂时思考的方向，是认为若只以艺术家为中心的美学，就算对艺术或社会建制有激进的批判，主体都只是那个艺术家。但民众剧场的美学又未储存到足够的经验和理论发展：为何我们要从事艺术活动？哪方面应再发展？观众可以欣赏哪方面的东西？参与的人在过程中可如何自我培育？在什么脉络下甚么是好或不好等等这些问题，都还需讲得更仔细。反过来呢，功能性工具性是否全部丢弃？我想不是的，我也帮职工盟做过口号歌，好快餐的，但真的赶时间时，快餐是否绝对不吃呢？
就像各种当代艺术展、双年展，虽有部份激进内容，但始终离不开画廊制度与艺术市场的资本循环。
良：提到美学，我理解平民都一样会追求美，不然也不会买衫，就算多穷家里都会布置一下——门口挂块花布既是实用（在无私隐情况下的间隔）也是一种审美追求，又或者他们喜欢听或唱的歌、游戏，都有美感在其中。只是大家时常觉得平民性和美学很对立，可能是因为美感被文艺机构或机制垄断了，多年来都有好强的建制不停巩固差不多的价值判断，令很多生活事物无法被看见／听到。无论作为创作者或受众，其实都可以再思：到底有什么被这么垄断性的建制排除了呢？谁的生活和美感经验是被排除于我们理解的“文化艺术圈”以外的？
我教写作班都希望同学别像我这样，现在会和他们一起读班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里面有个重点，老B刚才都有讲到，就是即使艺术家本身政治立场激进，但他的艺术实践却未有同样的政治化/激进化，因为他们还未有改变艺术实践的生产条件。班雅明提到，即使艺术家思想很激进，但若其实践方法没变，仍像传统艺术家般依附建制的生产关系的话，其实甚么也没改变。就像各种当代艺术展、双年展，虽有部份激进内容，但始终离不开画廊制度与艺术市场的资本循环。现在思考多了，就觉得自己很落后。
B：我以前创作时也会用很多社运追求的价值去想：我可以再加点什么内容？现时会较多想到，若我看待我的工作是艺术，那我追求的是美感，起码可能是思考美感，认知到有美感及找到乐趣。放在草根组织里来思考，特定的生活环境，会令人追求什么样的美感或快感，或来自媒体的满足感和冲击？这些都值得观察思考，若我们追求某种非主流的美感的满足，可能也可以变成社运的追求。而智良刚才讲的范围再大一些，不只是创作和接收的人，而是美学本身是一个建制，是权力建构出来的。
良：也包括我们的时间观、身体感觉、身体和空间的感觉，这些都很大程度被建制教化、制约了。所以，如果我对社会有不同的想像，这个象征秩序便须要有不同的分配。所以我好纠结，如果推论下去，我是否不应该做“作家”，因为作家是依附在文学建制里的一个位置。
B：其实这不是与工人一样吗？工人都是建制建立出来的位置！
良：我不以写作维生，只以教书维生。但我之所以可以教书，是因为其他人认定我是作家，好矛盾。又或者，我必须以中文写作都已经是难题，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华文／汉文化传统⋯⋯
B：许多长期做创作的人都会讲，我们无法在一个真空地上创作，都是有前人的，也可能有建制或非建制的影响，所有人都无法脱离这世界，无论如何你都读过一堆前人的创作⋯⋯
良：但我那些只是我个人的反应。
B：作品是个人的反应，但当我们看着一个时代，那不只是个人的。就像八楼作为一个平台，许多人在八楼一起做些不同的事，发出不同的个体声音，这便须被仔细看和听，可能会找到那个新的、原创的东西。
这几年与工友搞工作坊，慢慢发现，美感追求每天都在发生，他／她们都在探索、寻找新东西，这些其实也结合着对整个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个人反应。我想，这便是我可以贡献的东西：一般草根民众，尝试去协助他们理解清楚自己追求什么，慢慢令他／她重视每个选择，去建立到一些内在的信心和力量：“我的音乐不算好好，但我好认真咁做，想用呢个声音表达心里面一啲嘢，亦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我的音乐不算很好，但我很认真这样做，想用这个声音表达心里面一些东西，也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
[ 附注1 ] 自治八楼被现届学联清场迫迁事件，详见四篇报导：1. 香港独立媒体【学联八九楼之争 1】《从社会运动资源中心到自治八楼》；2. 众新闻《学联未完咨询先收回社运基地 团体批手段“粗暴”》；3. 台湾“焦点事件” 《体制内的他者 香港“八楼”的二十四年》；4 草根.行动.媒体《九唔搭八: 学联关闭自治八楼系列 (一) 学联路线之争变迫迁》
[ 附注2 ] 转载 图文系列｜自治八楼回应网台节目［谁主香江］（2017年8月8日) 之不实言论
[ 附注3 ]社运电影节，香港安那其乐队“黑鸟”成员郭达年成为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总干事起在八楼开始搞的活动。本设定为院校巡回，后扩充到院校巡回以外，也会到公共空间和社运团体放映。其宗旨是：“影像．感动．思索．行动 就在你与我身边”
[ 附注4 ]跳制委员会：自治八楼宪章中，有“委员会”的部份。自治八楼接纳成员就特定议题，与非成员的朋友合作，如果那些非成员的朋友愿意，就可成立特定的工作委员会，而该项工作成为自治八楼的一部份，会获得自治八楼其他成员的支援。自治八楼其他委员会还有“移工共行委员会”、“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沟通平台”（一个与学联九楼学生进行沟通的小组）等。
[ 附注5 ]对谈整理者按，林森和他的同学，同为八楼成员，在天星及皇后事件后，分别剪辑了《天星钟声》和《人在皇后》两出纪录片。后来影行者用同一批素材，也剪辑了《码头与彼岸》一片。
附：自治八楼小史
作者／影（共治八楼成员）
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学联与旗下的“学联旅游”发生了业务上的尴尬：到底，还办不办面向中国大陆的旅游呢？1993年，学联与学联旅游“分手”，以2300万港元出售“学联旅游”及其相关业务，并用这笔钱购买了学联现时会址（旺角威特大厦九楼）。学联旅游的服务对象不只学生，故这笔公款，其实是来自于市民的。故，1994年，学联将在旺角金轮大厦八楼的旧址拨作“社会运动资源中心”，作为回馈社会之方式，让一般同学参与和接触社会运动的平台，推动同学接触不同议题，及让落任之同学有机会在八楼承传经验，推动社会运动。可能因为地理的关系，在学联内部，通称社运资源中心为“八楼”，而每年换届但掌握学联内部实权的群体为“九楼”
开放共治的民主参与实践
1995年，八、九楼在学联代表会上一场大辩论后，终对八楼角色有了共识，就是开放八楼的资源给“活跃而不愿上学生会庄的同学”参与。
2001-2002年，八楼因不同的活动吸引到不同的人士参与，当时学联派过去“负责管理”中心的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同学，认为自己可以从管理者的身份走下大台，与在中心参与的人们，平等商讨中心的空间使用、社运愿景和发展。于是，进行了开放治权，即邀请非学生会的同学及社会人士共同参与管理和发展这个空间。根据学联的文件，直至2005-2006年度之前，这种开放治权的社会实践，一直都写在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里，交到学联代表会和周年大会，并获得学联确认。在2001-2006年这段期间，八楼培养了不少对城市规划民主化和不迁不拆土地运动的土壤，开拓公共空间及反管理主义的运动面向，撑性小众平权的讨论和实践，而及在反世贸运动中创新地成立了行动救伤队和摄录队等等，亦吸引了不少非学生会同学及社会人士的参与。
拒蛇斋饼化 宣告自治
本来，八、九楼关系不算亲密，时有争抝，但大家也能以事论事，互相欣赏。可是，到了2005年，九楼疑似有亲中份子渗透，九楼一时遍布蛇斋饼式福利想像，其结果便是想强硬把八楼变成卖福利品的地方。期间八楼管委会及参与者，提出学联应讨论学运与社运如何连结这条社会运动的命脉，但不获理睬。最后，为抵挡蛇斋饼化，八楼当时的管委会只能宣告自治。
自治后八、九楼重建关系
自治的意思并非独立，即自治八楼承认自己是学联的一部份，并接受自己工作的成果都归于学联名下。其原因，就是八楼一众朋友，都认为，维持学联内部与社会运动、社会弱势的关系，对香港社会而言，是重要的。同时，在自治八楼参与并贡献多年的朋友，认为中心应维持自我管治和平等参与这些重要的民主实验。在自治八楼今次反抗第60届学联代表会欲关闭社运资源中心而发出声明时，就有这样一段：“由英殖到中共，一直以来我们尝试反抗不同强权的统治，然则，反抗之余，我们又有否探索民主自我管理的实质内涵？代议的选举又是否足够？九楼虽是一个代议民选的架构，但运作高度集权，即使有心的同学也难以参与，遑论影响九楼的决定。学生会选举过后，同学几乎无法影响所选出的代表。自治和开放治权就是一种尝试，补足了上述学联的弱点，让同学进一步参与，连结学界内外不同的社群，共同抵御强权。”
因此，自治后，八楼成员亦努力与九楼同学重建关系。事实上，事情也慢慢有所进展，到了第58(2015-16)和59(2016-17)届的九楼同学，都与八楼沟通良好，并已建立了一个［八九楼沟通平台］，准备在学联宪制上重新确认八楼的位置。可是，根据第59届常委主席忆述，在这关键一年，常委会经常因某些代表不出席而开不成或者流会，令八楼这个议程无法被讨论。事情拖到第60届换上来后，忽然变成九楼单方面以业主身份宣告要关闭八楼。
在这段期间，自治八楼在许多被认为重要或不重要的社会运动中仍是有所参与。就如保卫天星皇后、对各重建区和菜园村、新界东北反迫迁运动的支援、对两场占领中环运动的纪录和参与、与移工群体加深了的连结、支援院校内非学生会系统的学生组织⋯⋯同时亦包括在人手和技术上支援九楼同学等等。
反对［先收楼 后咨询］，自治八楼自办咨询会
自治八楼就九楼单方面公布发出声明，拒绝粗暴“回归”，之后一天，九楼在面书上公告会就学联使用八楼空间的方法进行咨询。自治八楼再发声明反对九楼［先收地 后咨询］，并且认为，九楼的咨询会，全于周末学校无人时在校园课室内举行，根本不利于邀请同学。之后，自治八楼在11月连续四个周二下午，分别于中文大学、岭南大学、理工大学、理工大学专上学院，找到校内公共空间，举办了四场咨询会，就学联路向邀请不同区域和学校的学生与社会人士进行讨论。在今年年底与明年年头，自治八楼成员将邀约不同的非学生会系统学生组织，去就学联未来的走向进行讨论和交流意见。
同期间，自治八楼在支援不同的社会运动、院校内的自发学生组织的工作上，也未有松懈。在这不稳定的十数年里，自治八楼更每年持续地与影行者合办到第十五届的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以及将要在2月5日截止报名的第九届草根媒体实习计划。
现时学联九楼向自治八楼下的第二个清场令，已经过去。换言之，自治八楼已进入新界东北现在面对恒基的处境，就是随时可能面对被执达吏和警察清场。虽然，在现届学联先收地，后咨询的过程中，仍有许多自治八楼以外的大专同学及社会人士，都去信要求学联保存自治八楼，以致咨询结果一面倒倾向保存自治八楼。可是，据悉现届学联秘书长李轩朗仍在积极推动正式通过法律途径收回单位。到底学联九楼将有何行动，至今仍无消息，故关注者也在持续了解和关注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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