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類學家，為什麼執迷城中村？

2017年12月16日，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開幕的第一天，美國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的日程就被各種邀約填滿。我們的採訪安排在上午11點，上一家媒體的訪問正在收尾，馬立安調皮地對身邊的年輕記者說：「如果你是95後，那我住在深圳的時間比你（的年齡）還長。」

深圳的官方歷史敘述往往以1979年（設市）或1980年（設經濟特區）作為起點。按照這樣的算法，這座擁有近2000萬人口的城市還不到40歲。像馬立安一樣在此居住二十多年的是極少，何況她還是個外國人，她來深圳做文化研究，而不是打工、創業、淘金，更屬稀缺中的稀缺。

深圳本地媒體非常喜歡報導這位講普通話的外國女人，尤其她還嫁給了一個中國男人。許多報導里稱她是「中國媳婦」、「老深圳」。我不贊同這類帶有民族主義自豪感的「認祖歸宗」，但也按捺不住想知道馬立安如何辨析自己的身份：「你認為自己是深圳人嗎？」

「我的人生意義離不開深圳，但我的感情不屬於深圳。」馬立安說，「我是一個新澤西（New Jersey）人，但我回不去，也不願回去；深圳是我的未來，我不想離開深圳。」

她看到了深圳奇蹟背後的歷史

1995年，三十歲出頭的馬立安為撰寫博士論文而來到深圳，研究「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過程中的文化變遷」。那時深圳剛剛以羅湖為起點開始城市建設，福田等地區還是一片片工地。她常要應付人們的不解——深圳有什麼好研究？要了解中國應該去北京或上海。

她在深圳大學旁邊一個叫做粵海門村的城中村住下，月租金約600元人民幣。「小孩子在村裏和鄰居家的孩子玩耍，大人們吃飯時間拿着飯碗坐在家門口邊吃邊聊。」她周圍多是沒有深圳戶口的打工者，她在這樣的環境裏開始學術調研和訪問，亦從這裏逐漸理解深圳的打工文化。

二十幾年過去，深圳以「創業之城」的姿態崛起，躋身一線城市，GDP突破2萬億，房價一度是全國最高。而馬立安現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這座城市的咖啡館裏，放一張白紙，畫出以羅湖蔡屋圍、蛇口工業區為起點的城市化路徑，向一旁的人解釋深圳的城市化——先有新村，才有城市，被高樓大廈包圍的新村繼而又被稱作「城中村」。記者、學生、年輕學者和官員……若想要在歷史縱深之中理解深圳，他們總會找到馬立安。

「我可能是他們能找到的人裏唯一一個了解深圳歷史的。」馬立安說。

她所說的深圳歷史，不是神話式的「深圳奇蹟」——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小漁村一夜崛起為大都會；而是那些在深圳發展過程中起實際作用，卻在官方敘述中卻被忽略或刪去的因素——譬如為幾百萬移民提供落腳之處和工作機會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和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碰撞出來的矛盾產物。農民的耕地被收走用作城市建設後，還剩下村莊集體所有的宅基地。按照法規，村民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兩層住房。但隨着市場需求的激增，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需要在深圳租房，村民被經濟利益驅動，開始翻建、加建、增高自住房，形成了當下密密麻麻的「握手樓」式的城中村景象。

城中村通常位於市中心，交通便利，租金低廉，並能夠提供多樣的就業機會，成為外來者適應殘酷都市叢林的一個緩衝區。現在，城中村的面積約佔深圳總面積的六分之一，在深圳2000多萬人口裏約有900萬人居住於此。即便是一無所有的新移民，也能夠借城中村這一踏板，獲得在城市立足的機會。

「沒有城中村就沒有深圳。」馬立安直截了當地說。在今年出版的新書 Learning From Shenzhen 裏，她這樣寫道：「雖然在官方看來深圳是一以貫之的政策和計劃結出的果實, 但我們認為計劃並沒有發生。事實上，作為模範城市的深圳是在一系列非法的、未經政治批准的試驗中形成的。」

住在城中村裏的不僅有工人、小商販，也有公司白領。馬立安的工作室也在城中村裏，深圳市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49棟302號，12.5平米的房間帶洗手間，月租850元，沒有朝外的窗戶，有時會有老鼠竄踞，一間再尋常不過的出租屋。2013年她和夥伴租下這裏作為駐地，每年邀請不同國家的藝術家來居住1-2個月，並請他們以城中村作為舞台和靈感來源進行藝術創作。

大多數創作都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完成。她曾經舉行過一個叫做「算術」的遊戲活動，請白領上班族來計算他們在城中村一整月的花銷和餘額。還有一個活動叫做「白鼠筆記」，讓對城中村感興趣的人來白石洲體驗一週的生活。

除此之外，2005年開始，她在個人博客 Shenzhen Noted 上用英文記錄深圳的城市化變遷，最近幾年又在名為「握手302」微信公眾號上用中文寫城市觀察隨筆。

這些活動複述了城中村存在的意義——為年輕人、藝術家和所有新移民解決「去哪裏」的問題。這不僅僅關乎居住，更重要的是關乎謀生，關乎生活方式。

除了城中村，還能去哪裏？

2016年，馬立安和「握手302」的夥伴受深圳龍華新區大浪街道辦委託，在有百年歷史的虔貞女校裏辦起學堂，免費教附近的小朋友（多是移民打工者的小孩）藝術和科學課程，探索新型的社區教育。但政府並不滿意這種和風細雨、難見業績的方案，決定終止與他們的合作。

馬立安聳聳肩，「他們不想要我們在這裏做事情，那就去別的地方做吧。」

這是她常在深圳遭遇的境況。有人把她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外國學者或藝術家在試圖拯救破敗的城市一隅，大發善心地幫助城中村裏的「勞動人民」。「這是一種特別噁心的想像，」馬立安解釋，不是她幫助城中村，而是城中村幫助了她。

外界認為城中村簡陋、擁擠、骯髒，消防設施不完備，甚至常見電線和水管暴露在外，但馬立安卻發現了城中村的獨特之處。這裏「不是一個已經定型的空間，有很多可以做夢的小角落」——若想不怕失敗地做想做的事，除了城中村，還能去哪裏？

「人類是需要一個自發的空間，不然會過得很悶，公司文化是扼殺人的創造性的，那些每天往返龍華和福田、堵在路上擠在地鐵上的滿臉倦容的年輕人，他們能從這個城市看到什麼未來？」在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的演講上，馬立安這麼說。

「拆掉了城中村，大家就要住到更遠的地方，要把所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時間花在地鐵和公交。在這些交通工具上，大家就是整齊劃一地玩手機，我們的整個社會會變得非常無聊，高效而無聊，安全而無聊。這個社會為什麼要變成這樣？說白了，人在其中，難道不就是被愚化了嗎？」

因此，拆除城中村這件事，讓她感到「可惡」。

從1998年開始，深圳的城中村就陸陸續續地被改造。馬立安曾先後見過改造深南大道一側的田面村和蔡屋圍村。她相對更接受田面村的改造，因為「有高大上的住宅區，然後後面有握手樓，中間有中產的房子，可以讓三個經濟上不同階層的人都住在那。」

2004年，《深圳市城中村（舊村）改造暫行規定》出台，彼時城中村被當成市容市貌的污點，被改造成商場和豪華住宅，或是帶有明顯士紳化的高檔社區，租金高企。現在，深圳房價上漲迅猛，土地日趨飽和（深圳僅是北京面積的八分之一），官方提出希望「激活城內剩餘土地資源」，「向內深耕」，因此目前深圳尚存的約320個城中村都「處於比較危急的狀態。」

「如果城中村不再便宜了，又沒有其他的選擇，那些低收入者和年輕人怎麼辦？」馬立安一次一次地這樣問。

在深圳「怎麼做人」的人類學提問

在2017年的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上，馬立安的參展作品是一個名為「闖深圳」的大富翁遊戲。參與者會隨機扮演八、九十年代深圳的個體戶、富二代、打工者等角色，在擲骰子和自己的選擇中過完一生，有可能做外貿，有可能拿香港身份，有可能走私，有可能依人才引進政策獲得安居房，也有可能被「請喝茶」。

她開玩笑地將這遊戲成為「玩命」。「決定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最重要的因素是命運。」這位人類學者這麼說，她將這門學科歸結為對「怎麼做人」的提問。

「很多人來深圳，是憑着自己的勇氣下海，但是你下海的很多條件不是自己組成的，而是碰上的。八十年代來深圳，和今天來深圳的人的命運是不一樣的。」她最不喜歡聽的就是「年輕人啃老」這種話，因為「現在的孩子機會不多」，很難找工作，高考又是「那麼可惡」，是「折磨人的手段」。

回想自己來深圳做博士論文的九十年代，來的時候帶着父親的信用卡和自己的好奇心，沒有任何負擔，那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現代旅行。但她碰上了「一個不想玩的、想掙錢」的社會，儘管和許多「深一代」的年齡一樣大，但是她眼中那些「深一代」卻是和她父母一樣的人，「價值觀的重點在於掙錢、買房，為了下一代在打拼」。對她來說，這是她父母過的日子，不是年輕人的日子。而直到時間推移，「深二代」出現，她「才慢慢找到有同樣價值觀的群體。」

這種體驗，按照列維-斯特勞斯的看法，不僅是空間座標的變換，而且是時間的穿越。馬立安也承認，自己命運最幸福的地方，在於跨過了時間的羈絆，保持年輕。

至今，馬立安沒有在公司或體制內長期任職，而是隨着性子在教書、寫作、翻譯、做藝術項目。她和先生楊阡意氣相投，兩人均是半自由職業，沒有孩子，不願買房、買車，對物質也沒什麼貪戀。戒除這些慾望，獲得的是「沒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歡做的事情」的那種自由。

「如果沒有嫁給楊阡，你會留在深圳嗎？」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我追問馬立安。

「我不會。」馬立安這樣形容命運安排，一部分源於她的「美國經驗」，「我媽媽一輩子是跟着我爸爸走的，我就以為女人是應該這樣生活的。」而另一部分源於她的「中國經驗」，「中國不是一個你沒有家能生活的地方，尤其對於一個女人來說。」

在她眼中，女性才是這個世界永恆的移民。「女性不就是『移』來『移』去的嗎？」馬立安反問，中國有俗話「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你說她們的家鄉，是爸爸的家鄉，還是老公的家鄉？」

身份認同是重要的人類學命題，也是移民城市深圳的命題。支撐馬立安繼續做事情的不是命定論，而是一種馬克思式的樂觀，她相信超越身份的自由創造能為人類提供改變世界的機會。「我覺得在當下我們是有一定選擇的可能性……大的背景不由我們決定，但一些小的選擇可以體現我們的道德觀和想法。」

在熙熙攘攘的展覽上，馬立安帶着我鑽進「闖深圳」的遊戲裏，她撥動掛在展板上的遊戲牌，想告訴每一位玩家：在深圳的歷史中，每個人的移民經驗都是有共同之處的，都充滿坎坷，而最重要的問題是，你在不斷的「選擇」之中，想過什麼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