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为什么执迷城中村？

2017年12月16日，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开幕的第一天，美国人类学者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的日程就被各种邀约填满。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上午11点，上一家媒体的访问正在收尾，马立安调皮地对身边的年轻记者说：“如果你是95后，那我住在深圳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

深圳的官方历史叙述往往以1979年（设市）或1980年（设经济特区）作为起点。按照这样的算法，这座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城市还不到40岁。像马立安一样在此居住二十多年的是极少，何况她还是个外国人，她来深圳做文化研究，而不是打工、创业、淘金，更属稀缺中的稀缺。

深圳本地媒体非常喜欢报导这位讲普通话的外国女人，尤其她还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许多报导里称她是“中国媳妇”、“老深圳”。我不赞同这类带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认祖归宗”，但也按捺不住想知道马立安如何辨析自己的身份：“你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吗？”

“我的人生意义离不开深圳，但我的感情不属于深圳。”马立安说，“我是一个新泽西（New Jersey）人，但我回不去，也不愿回去；深圳是我的未来，我不想离开深圳。”

她看到了深圳奇迹背后的历史

1995年，三十岁出头的马立安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来到深圳，研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那时深圳刚刚以罗湖为起点开始城市建设，福田等地区还是一片片工地。她常要应付人们的不解——深圳有什么好研究？要了解中国应该去北京或上海。

她在深圳大学旁边一个叫做粤海门村的城中村住下，月租金约600元人民币。“小孩子在村里和邻居家的孩子玩耍，大人们吃饭时间拿着饭碗坐在家门口边吃边聊。”她周围多是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者，她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学术调研和访问，亦从这里逐渐理解深圳的打工文化。

二十几年过去，深圳以“创业之城”的姿态崛起，跻身一线城市，GDP突破2万亿，房价一度是全国最高。而马立安现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这座城市的咖啡馆里，放一张白纸，画出以罗湖蔡屋围、蛇口工业区为起点的城市化路径，向一旁的人解释深圳的城市化——先有新村，才有城市，被高楼大厦包围的新村继而又被称作“城中村”。记者、学生、年轻学者和官员……若想要在历史纵深之中理解深圳，他们总会找到马立安。

“我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人里唯一一个了解深圳历史的。”马立安说。

她所说的深圳历史，不是神话式的“深圳奇迹”——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渔村一夜崛起为大都会；而是那些在深圳发展过程中起实际作用，却在官方叙述中却被忽略或删去的因素——譬如为几百万移民提供落脚之处和工作机会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碰撞出来的矛盾产物。农民的耕地被收走用作城市建设后，还剩下村庄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按照法规，村民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两层住房。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需要在深圳租房，村民被经济利益驱动，开始翻建、加建、增高自住房，形成了当下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式的城中村景象。

城中村通常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租金低廉，并能够提供多样的就业机会，成为外来者适应残酷都市丛林的一个缓冲区。现在，城中村的面积约占深圳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在深圳2000多万人口里约有900万人居住于此。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新移民，也能够借城中村这一踏板，获得在城市立足的机会。

“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马立安直截了当地说。在今年出版的新书 Learning From Shenzhen 里，她这样写道：“虽然在官方看来深圳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和计划结出的果实, 但我们认为计划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作为模范城市的深圳是在一系列非法的、未经政治批准的试验中形成的。”

住在城中村里的不仅有工人、小商贩，也有公司白领。马立安的工作室也在城中村里，深圳市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12.5平米的房间带洗手间，月租850元，没有朝外的窗户，有时会有老鼠窜踞，一间再寻常不过的出租屋。2013年她和伙伴租下这里作为驻地，每年邀请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居住1-2个月，并请他们以城中村作为舞台和灵感来源进行艺术创作。

大多数创作都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她曾经举行过一个叫做“算术”的游戏活动，请白领上班族来计算他们在城中村一整月的花销和余额。还有一个活动叫做“白鼠笔记”，让对城中村感兴趣的人来白石洲体验一周的生活。

除此之外，2005年开始，她在个人博客 Shenzhen Noted 上用英文记录深圳的城市化变迁，最近几年又在名为“握手302”微信公众号上用中文写城市观察随笔。

这些活动复述了城中村存在的意义——为年轻人、艺术家和所有新移民解决“去哪里”的问题。这不仅仅关乎居住，更重要的是关乎谋生，关乎生活方式。

除了城中村，还能去哪里？

2016年，马立安和“握手302”的伙伴受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委托，在有百年历史的虔贞女校里办起学堂，免费教附近的小朋友（多是移民打工者的小孩）艺术和科学课程，探索新型的社区教育。但政府并不满意这种和风细雨、难见业绩的方案，决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

马立安耸耸肩，“他们不想要我们在这里做事情，那就去别的地方做吧。”

这是她常在深圳遭遇的境况。有人把她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外国学者或艺术家在试图拯救破败的城市一隅，大发善心地帮助城中村里的“劳动人民”。“这是一种特别恶心的想像，”马立安解释，不是她帮助城中村，而是城中村帮助了她。

外界认为城中村简陋、拥挤、肮脏，消防设施不完备，甚至常见电线和水管暴露在外，但马立安却发现了城中村的独特之处。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空间，有很多可以做梦的小角落”——若想不怕失败地做想做的事，除了城中村，还能去哪里？

“人类是需要一个自发的空间，不然会过得很闷，公司文化是扼杀人的创造性的，那些每天往返龙华和福田、堵在路上挤在地铁上的满脸倦容的年轻人，他们能从这个城市看到什么未来？”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演讲上，马立安这么说。

“拆掉了城中村，大家就要住到更远的地方，要把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花在地铁和公交。在这些交通工具上，大家就是整齐划一地玩手机，我们的整个社会会变得非常无聊，高效而无聊，安全而无聊。这个社会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说白了，人在其中，难道不就是被愚化了吗？”

因此，拆除城中村这件事，让她感到“可恶”。

从1998年开始，深圳的城中村就陆陆续续地被改造。马立安曾先后见过改造深南大道一侧的田面村和蔡屋围村。她相对更接受田面村的改造，因为“有高大上的住宅区，然后后面有握手楼，中间有中产的房子，可以让三个经济上不同阶层的人都住在那。”

2004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出台，彼时城中村被当成市容市貌的污点，被改造成商场和豪华住宅，或是带有明显士绅化的高档社区，租金高企。现在，深圳房价上涨迅猛，土地日趋饱和（深圳仅是北京面积的八分之一），官方提出希望“激活城内剩余土地资源”，“向内深耕”，因此目前深圳尚存的约320个城中村都“处于比较危急的状态。”

“如果城中村不再便宜了，又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些低收入者和年轻人怎么办？”马立安一次一次地这样问。

在深圳“怎么做人”的人类学提问

在2017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上，马立安的参展作品是一个名为“闯深圳”的大富翁游戏。参与者会随机扮演八、九十年代深圳的个体户、富二代、打工者等角色，在掷骰子和自己的选择中过完一生，有可能做外贸，有可能拿香港身份，有可能走私，有可能依人才引进政策获得安居房，也有可能被“请喝茶”。

她开玩笑地将这游戏成为“玩命”。“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因素是命运。”这位人类学者这么说，她将这门学科归结为对“怎么做人”的提问。

“很多人来深圳，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下海，但是你下海的很多条件不是自己组成的，而是碰上的。八十年代来深圳，和今天来深圳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她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年轻人啃老”这种话，因为“现在的孩子机会不多”，很难找工作，高考又是“那么可恶”，是“折磨人的手段”。

回想自己来深圳做博士论文的九十年代，来的时候带着父亲的信用卡和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任何负担，那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现代旅行。但她碰上了“一个不想玩的、想挣钱”的社会，尽管和许多“深一代”的年龄一样大，但是她眼中那些“深一代”却是和她父母一样的人，“价值观的重点在于挣钱、买房，为了下一代在打拼”。对她来说，这是她父母过的日子，不是年轻人的日子。而直到时间推移，“深二代”出现，她“才慢慢找到有同样价值观的群体。”

这种体验，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不仅是空间座标的变换，而且是时间的穿越。马立安也承认，自己命运最幸福的地方，在于跨过了时间的羁绊，保持年轻。

至今，马立安没有在公司或体制内长期任职，而是随着性子在教书、写作、翻译、做艺术项目。她和先生杨阡意气相投，两人均是半自由职业，没有孩子，不愿买房、买车，对物质也没什么贪恋。戒除这些欲望，获得的是“没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的那种自由。

“如果没有嫁给杨阡，你会留在深圳吗？”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我追问马立安。

“我不会。”马立安这样形容命运安排，一部分源于她的“美国经验”，“我妈妈一辈子是跟着我爸爸走的，我就以为女人是应该这样生活的。”而另一部分源于她的“中国经验”，“中国不是一个你没有家能生活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在她眼中，女性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移民。“女性不就是‘移’来‘移’去的吗？”马立安反问，中国有俗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说她们的家乡，是爸爸的家乡，还是老公的家乡？”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人类学命题，也是移民城市深圳的命题。支撑马立安继续做事情的不是命定论，而是一种马克思式的乐观，她相信超越身份的自由创造能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机会。“我觉得在当下我们是有一定选择的可能性……大的背景不由我们决定，但一些小的选择可以体现我们的道德观和想法。”

在熙熙攘攘的展览上，马立安带着我钻进“闯深圳”的游戏里，她拨动挂在展板上的游戏牌，想告诉每一位玩家：在深圳的历史中，每个人的移民经验都是有共同之处的，都充满坎坷，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在不断的“选择”之中，想过什么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