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獨立音樂人潘岱靜:用 BDSM 解讀我的音樂是你們的 fantasy

聲音是潘岱靜的媒介,她以此統治舞池裏的聽眾。在音樂的狀態裏,她又激動,又恐懼。


來自貴陽的潘岱靜。從即興的舞曲表演被人記住,到2017年首發專輯「驚蟄 LACK」的好評,26歲的潘岱靜只用了3年。 攝:Kung Wai/端傳媒
來自貴陽的潘岱靜。從即興的舞曲表演被人記住,到2017年首發專輯「驚蟄 LACK」的好評,26歲的潘岱靜只用了3年。 攝:Kung Wai/端傳媒

「Shut up, C**t!」(「閉嘴,婊子!」)站着的五六十位觀眾裏走出來一位穿皮衣的絡腮鬍男子,上台衝着話筒大喊。昏暗逼仄的空間,乾冰變成煙霧,壓制着唯一的紅色光源,粗糙但沉重的噪音音樂,抑制住人群。這是潘岱靜「自找」的。

2017年末,在比利時根特的一個藝術空間裏,中國獨立電子音樂人潘岱靜(Pan Daijing)做了一場從未嘗試過的表演。她把自己藏在黑色的簾子後面,留給觀眾一隻話筒以及一張紙,上面寫着一些英文字母,「我會在簾子背後表演噪音音樂,你們必須留在這個房間裏,當你覺得特別不舒服、也可能你特別喜歡的時候,就走到話筒前,盯着紙上一個字母,喊出這個字母聯想出的詞。你喊得越大聲,我的音樂和反應也會越大聲。」根特的這場表演很小型,來的人都是電音迷,觀眾面面相覷,他們聽說過的潘岱靜,不會把自己藏在簾子後面。我在台下卻覺得這畫面似曾相識。

在音樂雜誌 RA 最新的全球 Top 1000電子音樂影響力榜單上,只有兩位中國電子音樂人入選,其中便有來自貴陽的潘岱靜。從即興的舞曲表演被人記住,到2017年首發專輯《驚蟄 LACK》獲得好評(著名的獨立樂評網站 Pitchfork 給出了7.6的不錯分數),26歲的潘岱靜只用了3年。

過去幾年,潘岱靜以即興噪音和工業舞曲亮相,出現在包括柏林 Berghain 在內的著名俱樂部和世界各地的電音節舞台上。她曾這樣描述自己早期的表演現場:「舞池裏的每個人都像奴隸似的,我用聲音統治他們。」

潘岱靜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一個演出,名為「In Service of A Song」,潘自己創作的一個裝置作品,表演在盒子裏進行。
潘岱靜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一個演出,名為「In Service of A Song」,潘自己創作的一個裝置作品,表演在盒子裏進行。攝:Kung Wai/端傳媒

帝王、愚公和烏龜

潘岱靜早期的表演有時會把自己拴在鍊子上、有時戴着面具——儘管她的出發點是殖民主義與奴隸制的歷史,但與 BDSM 或是 fetich(戀物癖)的聯繫更符合人們的想像,BDSM指稱「綁縛、調教、支配與臣服、施虐與受虐」,是中文稱作「愉虐」的性文化,「他們期待聽到我說我是做這個的,這是他們的 fantacy。」

在更早的一次訪問中,她用 BDSM 的感覺形容自己的現場:「音樂裏的每一聲 kick,象徵着我的皮鞭,抽打在他們身上。」

那應該也是很真實的情緒,但如今,她想收回這樣的解讀了。她重新審視了自己的處境,以及與觀眾的關係。從「噪音」這個尤其大男子主義的音樂類型(「男的穿着皮衣上台把所有女的都綁起來那樣」)出發,她知道自己「作為年輕的亞洲女性,一定會被 sexualise。」被釘上標籤很容易,摘下來要更難一些。「我是酷兒,但不屬於酷兒社群;我的作品直面女性,但如果我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就會變成音樂圈裏用女權主義的標籤來 market 的人一樣。我不想變成任何潮流中的一部分。」

其實潘岱靜有試過去說服別人,尤其是自己作品與 BDSM 的關係。她很熟悉「愉虐」,「BDSM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愛好。」她有時會設計 BDSM 設備和性玩具,「而且我對它的理解帶有哲思,像是劇場裏的導演,像是一場權利遊戲——但它與我的作品沒有直接聯繫。」

「但是,作品一定是和性相關,和作為女性在中國社會的成長相關的。」

關於說服,她有了別的看法:「我想做一個包容、中庸的人,追求那種輕的、飄來飄去的東西;但我生下來就像是『一坨』、很重,沒辦法背叛自己。作品幫助我站在這個悖論裏面,也不用去說服別人。」愚公移山,十年後才看到動靜。

「二三十年後,我的作品會走到一起,比任何對我的評價都要更響亮。」她說自己在天生的、沉重「龜殼」裏,很慢地移動着。在柏林的公寓裏,潘岱靜收養着一隻烏龜。

她發信息問母親:「覺不覺得烏龜跟我特別像?」

在柏林的公寓裏,潘岱靜收養着一隻烏龜。
在柏林的公寓裏,潘岱靜收養着一隻烏龜。攝:Kung Wai/端傳媒

潘岱靜出生成長在貴州省貴陽市,那是她可以憑聲音就想像出的城市,「我對聲音很敏感。」但直到在北京和舊金山求學,潘岱靜才開始理解實驗音樂的語言。在美國聆聽了大量黑膠唱片,她打開了自己的音樂世界觀,也一手握住了這門語言:「聲音是我的媒介。」

潘岱靜很快就在用創作者的姿態審視它們,越抽象、越有空間,越吸引她。「就像一幅畫在你面前,」她解釋自己在實驗和先鋒文獻裏獲得的、方法論上的啓發,「有的人看到白、有的人看到黑。只看到黑色可能會覺得它亂七八糟,但看到白色才能體會到有一種具象的東西。」

「我的作品有比較強的主導性,可能是我小時候把王朝劇當動畫片來看。」在一個更熱衷於討論歷史與政治的家庭裏,幼年的潘岱靜帶入的是帝王的角色,常幻想馳騁沙場,「帝王那種憂傷聚集在眉頭,然後有一個宏大的氣度。」

專輯《驚蟄》在2017年夏天發行,專輯封面上的潘岱靜,揚起臉、下頜和頸部示人。這不像是一張靜止的照片:她的頭慢慢低下,你看到一張神色厲害的臉,嚴肅,幾乎讓人有些害怕。

咖啡和烘培好的蛋糕讓她離開了那些定格,在這些事物面前,你才意識到她開朗健談,語速極快,喜歡哲學性、詩性這樣的字眼,有時會來不及說完,咽下一些話。聽潘岱靜對自己的講述,像是隔着一層透明的冰塊去窺探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清晰又有些距離感。

潘岱静的表演「In Service of A Song」在盒子裏进行,觀眾坐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地上觀看。
潘岱静表演「In Service of A Song」在盒子裏进行,觀眾坐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地上觀看。攝:Kung Wai/端傳媒

創作即解碼

潘岱靜最為冷靜的特質,大概正是坦然自若地處在矛盾之中,明明恐高卻要去練習攀岩——做的是噪音音樂,卻倚賴「silence」(沉默)這個意境作為創作原點;不容分說、強勢的音樂,卻讓評論者寫出「陷入冥想」的體驗;信手拈來都是衝突與悖論,還能清晰地看到它們在創作中的作用。用她的話說,最愛荔枝,粗粒表皮下,晶瑩剔透。

情緒、字母、單詞、對話⋯⋯這是潘岱靜在根特表演中嘗試去鋪墊的路徑,這讓站在角落裏的我覺得似曾相識。《驚蟄》中有一首曲子名為「潔淨之用」(Practice of Hygiene),打開先是清晰的字眼,幾十秒後變成了某種嘆息、或是喉嚨裏下意識發出的聲音。一份樂評問:「這個幽閉恐懼的呻吟,不清楚是狂喜還是折磨?」這其實是潘岱靜自己最不喜歡的曲子,「它太強力了,我自己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地很滿,我希望退一點。」

就像在根特的表演一樣,潘岱靜設計了一場遊戲來攫取這些聲音。最先是在一片墓地裏,她拿着朋友準備的一份陌生文本,邊看邊唸出一些讓她有衝動發聲的字眼、並錄下來;然後再聽自己的錄音,下意識對那些字眼做出反應——「譬如聽到 Cake,就說 Fork」,詞與詞的關聯,「就像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完全是下意識的」。這之後,她再反復地聽當時錄下的這些字眼,去想像並錄下自己身處的狀態:「像在一個密閉空間裏,把自己放到接近瘋癲的狀態;還無意識地將手放到了嘴裏。就像是一個演員,在黑屋子裏演戲。」

她說這個靈感來自導演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影片《Code Unknown》(港譯《巴黎怨曲》),電影中有句台詞是講給一位女演員聽的:「讓我看到你真實的臉面⋯⋯本能的,對發生的事情做出反應。」

本能是潘岱靜想要抓住的關鍵詞,以「局外人」自稱的她,在音樂與表演上已經可以看到明顯的進化路徑,2015年推出的第一張盒帶《Sex & Disease》雖是噪音但相對溫和,2017年初的細碟《A Satin Sight》安全地處在Techno工業舞曲類型裏,但同期在柏林廠牌《Power Vacuum》裏貢獻一首《Very Uncomfortable, Please》,於熟悉的舞曲節奏中,已有明顯的情緒起伏。

到第一張專輯《驚蟄》,潘岱靜的創作已經明顯要比她嘗試過音樂類型觸角更寬,Pitchfork 說《驚蟄》的強大之處不是讓人焦慮,而是「強烈的存在感」。的確,《驚蟄》的大部分曲目,都不允許聽者再去顧旁的事情:要麼沉浸,要麼按下停止鍵。十首曲子,一曲曲疊加,有如情緒的起承轉合。尖銳、顫動,重復的極速的調子,聲音亦是樂器。

驚蟄,萬物初開

英文單詞「Lack」意為「缺乏」,潘岱靜用來翻譯「驚蟄」,說這是萬物初開的節氣,雖已起始,但還沒有展現出這之後的所有。《驚蟄》是她對過去幾年創作的一個凝結,「我寫在紙上的一句話,腦子裏的一副畫面,被一模一樣地呈現出來。」她說,「現在,我又回到那種狀態了,重新開始,又激動、又恐懼。」

潘岱靜的表演開始與當代藝術結合更多,利用實驗性的空間甚至自己搭建裝置;最近的影像作品《Fist Piece》,則點出了她接下來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一個近兩小時的實驗性現代歌劇。

潘岱静從2016年開始留在柏林,說這是唯一可稱之為家的城市,她說自己「在歐洲很沉澱,人們有在尊重藝術,藝術家可以全情投入。」
潘岱静從2016年開始留在柏林,說這是唯一可稱之為家的城市,她說自己「在歐洲很沉澱,人們有在尊重藝術,藝術家可以全情投入。」攝:Kung Wai/端傳媒

這時,離潘岱靜剛回上海,或是滿心不喜地做商業音樂、或是在私立高中用電影《都靈之馬》給高中生講哲學,已經過去好些日子。她從2016年開始留在柏林,說這是唯一可稱之為家的城市;這座城市也在善待她,無論是藝術環境還是各種基金會的支持,或是來自各方的認可,她說自己「在歐洲很沉澱,人們有在尊重藝術,藝術家可以全情投入。」

2015年,她代表中國參加了巴黎的紅牛音樂學院。那是她離開上海的船票,「我的領域,在國內不能完全專業地去做,必須另外有工作或是不差錢;而且,我在上海特別深地體會到白人特權。」

中國地下音樂的場景,常常一些白人或是ABC在呈現。潘岱靜不願再成為其他表演者的附屬。「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就會做得比白人差。」偶爾當外國策展人讓她去支持誰的開場,她的回答是:「我不會去support,在歐洲是他們來支持我的主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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