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人潘岱静:用 BDSM 解读我的音乐是你们的 fantasy

声音是潘岱静的媒介,她以此统治舞池里的听众。在音乐的状态里,她又激动,又恐惧。
来自贵阳的潘岱静。从即兴的舞曲表演被人记住,到2017年首发专辑“惊蛰 LACK”的好评,26岁的潘岱静只用了3年。
风物

“Shut up, C**t!”(“闭嘴,婊子!”)站着的五六十位观众里走出来一位穿皮衣的络腮胡男子,上台冲着话筒大喊。昏暗逼仄的空间,干冰变成烟雾,压制着唯一的红色光源,粗糙但沉重的噪音音乐,抑制住人群。这是潘岱静“自找”的。

2017年末,在比利时根特的一个艺术空间里,中国独立电子音乐人潘岱静(Pan Daijing)做了一场从未尝试过的表演。她把自己藏在黑色的帘子后面,留给观众一只话筒以及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英文字母,“我会在帘子背后表演噪音音乐,你们必须留在这个房间里,当你觉得特别不舒服、也可能你特别喜欢的时候,就走到话筒前,盯着纸上一个字母,喊出这个字母联想出的词。你喊得越大声,我的音乐和反应也会越大声。”根特的这场表演很小型,来的人都是电音迷,观众面面相觑,他们听说过的潘岱静,不会把自己藏在帘子后面。我在台下却觉得这画面似曾相识。

在音乐杂志 RA 最新的全球 Top 1000电子音乐影响力榜单上,只有两位中国电子音乐人入选,其中便有来自贵阳的潘岱静。从即兴的舞曲表演被人记住,到2017年首发专辑《惊蛰 LACK》获得好评(著名的独立乐评网站 Pitchfork 给出了7.6的不错分数),26岁的潘岱静只用了3年。

过去几年,潘岱静以即兴噪音和工业舞曲亮相,出现在包括柏林 Berghain 在内的著名具乐部和世界各地的电音节舞台上。她曾这样描述自己早期的表演现场:“舞池里的每个人都像奴隶似的,我用声音统治他们。”

潘岱静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一个演出,名为“In Service of A Song”,潘自己创作的一个装置作品,表演在盒子里进行。
潘岱静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一个演出,名为“In Service of A Song”,潘自己创作的一个装置作品,表演在盒子里进行。

帝王、愚公和乌龟

潘岱静早期的表演有时会把自己拴在链子上、有时戴着面具——尽管她的出发点是殖民主义与奴隶制的历史,但与 BDSM 或是 fetich(恋物癖)的联系更符合人们的想像,BDSM指称“绑缚、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是中文称作“愉虐”的性文化,“他们期待听到我说我是做这个的,这是他们的 fantacy。”

在更早的一次访问中,她用 BDSM 的感觉形容自己的现场:“音乐里的每一声 kick,象征着我的皮鞭,抽打在他们身上。”

那应该也是很真实的情绪,但如今,她想收回这样的解读了。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处境,以及与观众的关系。从“噪音”这个尤其大男子主义的音乐类型(“男的穿着皮衣上台把所有女的都绑起来那样”)出发,她知道自己“作为年轻的亚洲女性,一定会被 sexualise。”被钉上标签很容易,摘下来要更难一些。“我是酷儿,但不属于酷儿社群;我的作品直面女性,但如果我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会变成音乐圈里用女权主义的标签来 market 的人一样。我不想变成任何潮流中的一部分。”

其实潘岱静有试过去说服别人,尤其是自己作品与 BDSM 的关系。她很熟悉“愉虐”,“BDSM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爱好。”她有时会设计 BDSM 设备和性玩具,“而且我对它的理解带有哲思,像是剧场里的导演,像是一场权利游戏——但它与我的作品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作品一定是和性相关,和作为女性在中国社会的成长相关的。”

关于说服,她有了别的看法:“我想做一个包容、中庸的人,追求那种轻的、飘来飘去的东西;但我生下来就像是『一坨』、很重,没办法背叛自己。作品帮助我站在这个悖论里面,也不用去说服别人。”愚公移山,十年后才看到动静。

“二三十年后,我的作品会走到一起,比任何对我的评价都要更响亮。”她说自己在天生的、沉重“龟壳”里,很慢地移动着。在柏林的公寓里,潘岱静收养着一只乌龟。

她发信息问母亲:“觉不觉得乌龟跟我特别像?”

在柏林的公寓里,潘岱静收养着一只乌龟。
在柏林的公寓里,潘岱静收养着一只乌龟。

潘岱静出生成长在贵州省贵阳市,那是她可以凭声音就想像出的城市,“我对声音很敏感。”但直到在北京和旧金山求学,潘岱静才开始理解实验音乐的语言。在美国聆听了大量黑胶唱片,她打开了自己的音乐世界观,也一手握住了这门语言:“声音是我的媒介。”

潘岱静很快就在用创作者的姿态审视它们,越抽象、越有空间,越吸引她。“就像一幅画在你面前,”她解释自己在实验和先锋文献里获得的、方法论上的启发,“有的人看到白、有的人看到黑。只看到黑色可能会觉得它乱七八糟,但看到白色才能体会到有一种具象的东西。”

“我的作品有比较强的主导性,可能是我小时候把王朝剧当动画片来看。”在一个更热衷于讨论历史与政治的家庭里,幼年的潘岱静带入的是帝王的角色,常幻想驰骋沙场,“帝王那种忧伤聚集在眉头,然后有一个宏大的气度。”

专辑《惊蛰》在2017年夏天发行,专辑封面上的潘岱静,扬起脸、下颌和颈部示人。这不像是一张静止的照片:她的头慢慢低下,你看到一张神色厉害的脸,严肃,几乎让人有些害怕。

咖啡和烘培好的蛋糕让她离开了那些定格,在这些事物面前,你才意识到她开朗健谈,语速极快,喜欢哲学性、诗性这样的字眼,有时会来不及说完,咽下一些话。听潘岱静对自己的讲述,像是隔着一层透明的冰块去窥探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清晰又有些距离感。

潘岱静的表演“In Service of A Song”在盒子里进行,观众坐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地上观看。
潘岱静的表演“In Service of A Song”在盒子里进行,观众坐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地上观看。

创作即解码

潘岱静最为冷静的特质,大概正是坦然自若地处在矛盾之中,明明恐高却要去练习攀岩——做的是噪音音乐,却倚赖“silence”(沉默)这个意境作为创作原点;不容分说、强势的音乐,却让评论者写出“陷入冥想”的体验;信手拈来都是冲突与悖论,还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创作中的作用。用她的话说,最爱荔枝,粗粒表皮下,晶莹剔透。

情绪、字母、单词、对话……这是潘岱静在根特表演中尝试去铺垫的路径,这让站在角落里的我觉得似曾相识。《惊蛰》中有一首曲子名为“洁净之用”(Practice of Hygiene),打开先是清晰的字眼,几十秒后变成了某种叹息、或是喉咙里下意识发出的声音。一份乐评问:“这个幽闭恐惧的呻吟,不清楚是狂喜还是折磨?”这其实是潘岱静自己最不喜欢的曲子,“它太强力了,我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地很满,我希望退一点。”

就像在根特的表演一样,潘岱静设计了一场游戏来攫取这些声音。最先是在一片墓地里,她拿着朋友准备的一份陌生文本,边看边念出一些让她有冲动发声的字眼、并录下来;然后再听自己的录音,下意识对那些字眼做出反应——“譬如听到 Cake,就说 Fork”,词与词的关联,“就像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完全是下意识的”。这之后,她再反复地听当时录下的这些字眼,去想像并录下自己身处的状态:“像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把自己放到接近疯癫的状态;还无意识地将手放到了嘴里。就像是一个演员,在黑屋子里演戏。”

她说这个灵感来自导演汉尼卡(Michael Haneke)的影片《Code Unknown》(港译《巴黎怨曲》),电影中有句台词是讲给一位女演员听的:“让我看到你真实的脸面……本能的,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

本能是潘岱静想要抓住的关键词,以“局外人”自称的她,在音乐与表演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进化路径,2015年推出的第一张盒带《Sex & Disease》虽是噪音但相对温和,2017年初的细碟《A Satin Sight》安全地处在Techno工业舞曲类型里,但同期在柏林厂牌《Power Vacuum》里贡献一首《Very Uncomfortable, Please》,于熟悉的舞曲节奏中,已有明显的情绪起伏。

到第一张专辑《惊蛰》,潘岱静的创作已经明显要比她尝试过音乐类型触角更宽,Pitchfork 说《惊蛰》的强大之处不是让人焦虑,而是“强烈的存在感”。的确,《惊蛰》的大部分曲目,都不允许听者再去顾旁的事情:要么沉浸,要么按下停止键。十首曲子,一曲曲叠加,有如情绪的起承转合。尖锐、颤动,重复的极速的调子,声音亦是乐器。

惊蛰,万物初开

英文单词“Lack”意为“缺乏”,潘岱静用来翻译“惊蛰”,说这是万物初开的节气,虽已起始,但还没有展现出这之后的所有。《惊蛰》是她对过去几年创作的一个凝结,“我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脑子里的一副画面,被一模一样地呈现出来。”她说,“现在,我又回到那种状态了,重新开始,又激动、又恐惧。”

潘岱静的表演开始与当代艺术结合更多,利用实验性的空间甚至自己搭建装置;最近的影像作品《Fist Piece》,则点出了她接下来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一个近两小时的实验性现代歌剧。

潘岱静从2016年开始留在柏林,说这是唯一可称之为家的城市,她说自己“在欧洲很沉淀,人们有在尊重艺术,艺术家可以全情投入。”
潘岱静从2016年开始留在柏林,说这是唯一可称之为家的城市,她说自己“在欧洲很沉淀,人们有在尊重艺术,艺术家可以全情投入。”

这时,离潘岱静刚回上海,或是满心不喜地做商业音乐、或是在私立高中用电影《都灵之马》给高中生讲哲学,已经过去好些日子。她从2016年开始留在柏林,说这是唯一可称之为家的城市;这座城市也在善待她,无论是艺术环境还是各种基金会的支持,或是来自各方的认可,她说自己“在欧洲很沉淀,人们有在尊重艺术,艺术家可以全情投入。”

2015年,她代表中国参加了巴黎的红牛音乐学院。那是她离开上海的船票,“我的领域,在国内不能完全专业地去做,必须另外有工作或是不差钱;而且,我在上海特别深地体会到白人特权。”

中国地下音乐的场景,常常一些白人或是ABC在呈现。潘岱静不愿再成为其他表演者的附属。“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会做得比白人差。”偶尔当外国策展人让她去支持谁的开场,她的回答是:“我不会去support,在欧洲是他们来支持我的主场好吗?”

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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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端傳媒的記者好厲害。

  2. 形容得真是精准,确实,整专存在感极强,要么沉浸,要么停止。

  3. 謝謝報導!開心知道中國有這樣的音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