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走着走着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上):谁将压力逐步升级?

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引发社会关注,其中,15岁以下学童自杀率更是一路走高。是什么致孩子于死地?Hunger Game 般的港式升学体系,究竟怎样将学校、家长、学生都变成输家?官员还能说,教育制度与之无关吗?
2017年10月22日,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及家长联盟举行赤脚游行至特首办,以74对鞋子象征由2015年8月至今轻生的“孩子”,要求政府正视学生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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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日,女孩,17岁,自好莱坞道一座大厦7楼坠下身亡;2016年3月12日,女孩,11岁,自沙田一幢大厦29楼坠下身亡;2017年10月12日,男孩,17岁,自油塘一商场高处坠下身亡……一条写满这些白色日期的黑布,由一群赤足的人——学生、家长、老师、社工、议员——牵著,在香港晚秋浅金阳光和蔚蓝长空下,缓缓向特首林郑月娥的办公室行去。

赤足游行的人在保卫办公室的铁栏杆前整整齐齐地放下了74双大小不一、色彩斑斓的鞋子,代表“消失的鞋子”——鞋子,孩子,在粤语中是谐音。从2015年8月2日,到2017年10月12日,共有74名学生自杀,其中12岁或以下有6人,13到18岁38人。

那是10月22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当日林郑月娥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安排。作为新特首,她甫上任就抛出50亿“教育新资源”,游行者希望她接下他们的请愿信,从制度上做点什么。但整整一天,没有人出来接信。站在铁栏前的小四女生 Natalie 和中一男生 Leo 便将那大大的褐色信封,随著一跃扔进内院,栏后的保安员急急伸手也挡不及。

“那块黑色布让我觉得,原来已经死了这么多人。那条布很长。我以为是很短的。我不希望再一直这样下去。但是我们交信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接信,我觉得不是很开心。如果教育局不叫学校给压力老师和学生的话,就不会死这么多人。”12岁的 Leo 说。

2017年10月22日,防杀联及家长联盟,联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叶建源、梁耀忠等一行数十人由立法会示威区赤脚游行至特首办。
2017年10月22日,防杀联及家长联盟,联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叶建源、梁耀忠等一行数十人由立法会示威区赤脚游行至特首办。

学生自杀,教育制度该负责吗?

政府大概不会认同 Leo 的讲法。

赤足游行第二天,10月23日星期一,教育局长杨润雄会见关注学生自杀问题的社会团体。

“我们去见(教育局长)杨润雄,他最想哄我们去跟外界讲,教育制度不是导致学生自杀的唯一原因,这说法就跟’阿妈是女人’一样,大家都知,但教育制度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是一个不可以不去改变的部分,因为它是每个年轻人一定要经历的,如果安全网做得好,不至于自杀人数一直维持在这样的高水平,”进步教师同盟成员陈智聪说。

香港大学防治自杀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8日公布的最新追踪数字显示,2016年,香港估计每10万人中有8.9人自杀,当年发生的24岁或以下青少年自杀个案有69宗,无论是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率,还是15岁以下少年自杀率,都较2015年上升。

赤足游行之后,香港再有6名学生自杀,其中2名未成年。对于这个迅速步向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城市来讲,每一个数字,都刺目扎心。

陈智聪所指,杨润雄在会面上坚持的“教育制度不是导致学生自杀的唯一原因”,来自2016年11月“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向港府提交的最终报告。

这个委员会因应2015/16学年学生自杀潮成立,由香港最具权威的自杀问题学者叶兆辉领衔。委员会的报告分析了过去3个学年累积的71宗中小学及大专学生自杀个案,结论中最具争议的是:没有证据显示学生自杀与教育系统有明显和直接的关系。

在继续活著的学生身上,这层关系并不那么模糊和间接。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猪仔,期中考试的期间,在温习中突然觉得很无助,“我对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还有什么意思。我记忆力很差,现在看完,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能写出来?那我现在做这些又什么用?”。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猪仔,期中考试的期间,在温习中突然觉得很无助,“我对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还有什么意思。我记忆力很差,现在看完,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能写出来?那我现在做这些又什么用?”。

Hunger Game 一般的港式升学体系

10月12日的“三连跳”之后,社工龚伟森被急召至其中一名自杀学生所属中学,协助给师生的危机支援工作。

一个与死者并不熟悉的同级女生在他面前哭起来。这个女生对龚伟森说,同学跳楼自杀,无非是因为家庭或者读书。龚伟森问她,那妳呢?妳是不是也很辛苦?女生便哭得更厉害。

面对快将来临的升读大学考试,女生说,自己一直很用心读书,但一直未达到自己或老师家长的预期,很担心升不上大学,感觉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她星期六日便会去补习,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时间,但其实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最恐怖的绝望,就是有一点希望,大家都去追,但其实很多人都追不到,追得到的是极少数,”社工黎柏然说。他是“正视青年自杀社工阵线”的发起人,也是一名小学的驻校社工。在他眼中,香港教育体制下,学生、家长、老师、社工,都在如同Hunger Game 的猎场上。

要赢,就要赢在起跑线。

这是一个真实经历:至少从幼稚园三年级开始,周六上午学画画,下午分成两段,一段学另一个兴趣班,一段补习英文,夜晚弹钢琴;周日上午补习数学,下午再学另外一项科目;今年9月上了band 1小学的一年级之后,原有日程维持不变,周日增加一项学游泳,周一到周五三点半放学之后去补习社做功课,到六点半或七点——来自社工龚伟森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香港这名小学生,一星期怎么过?
香港这名小学生,一星期怎么过?

龚伟森回忆这个女孩的状态是“木口木面,没什么笑容”。他说:“放学之后,她姑姑接她去补习社,那一段路上她会蹦蹦跳跳,但补习完之后,她就整个人都呆了。我跟她爸爸说过,她的学生手册上只有三四样功课,不需要补习,但她爸爸说,没有办法,父母学历低,教不了她,怕她考试考不好,现在不打好基础,以后读书会有困难,又想她多学点东西,因为有一技傍身很重要。”

“我问她会不会不开心,她不回答我,只是不做声摇摇头。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就开始说别的。我问她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觉得很累,她说没有。我问她为什么不讲,她说,不知道。”龚伟森说。

在所有申请学童中,只有大约17.4%是不靠“世袭”关系进入目标小学的。

“如果你要考直资、私立的小学,K1(幼稚园一年级)就要开始操练,因为那些学校全部都要面试,”有一女一子的张文青说。张文青的女儿就是把请愿信扔进特首办公室前院的小四女生 Natalie,小儿子来年就要升小学一年级了。

而如果是官立、资助的小学,这些小学在自行收生阶段,大部分的学位都会留给父母或兄姊曾经就读该校的学生——这在香港被称为“世袭制”,另外一些比较有力的加分项,可能与学校所属的宗教、商业、社会团体有关。在最新公布的小一最新自行收生数据中,42%的学生获得了心仪学校的录取,而其中,58.8%是“世袭生”——换言之,在所有申请学童中,只有大约17.4%是不靠“世袭”关系进入目标小学的。

不同的小学可能是不同的起点线。
不同的小学可能是不同的起点线。
小孩要打倒多少人才得到名校生的资格。
小孩要打倒多少人才得到名校生的资格。

为了这个如社工黎柏然所说的“一点希望”,家长可以说是使劲浑身解数,或者自己买房子、入教会、入社团,制造世袭条件或者加分选项,或者把孩子装备得万无一失,应对层层面试。

张文青有个朋友的目标是将孩子送入一所“一条龙”的直资学校。“她跟我说,如果能进去,家里之后就轻松了,不会上小学就忙到发疯,但这样战线就要提前到幼稚园,她的小朋友比较害羞,从 K1 开始就让他多上兴趣班,让他讲话、对答的时候比较有自信。他可能上半天幼稚园,下午就要学普通话、英语,星期六日学其他的。”

张文青形容,幼稚园生兴趣班是一盘大生意,“十八般武艺”。

2012年,香港教育学院儿童研究与创新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75%的家长会为正在幼稚园的子女报读课外兴趣班,超过10%的家长报读超过4个兴趣班。2014年,友邦保险一项针对育有8岁或以下子女家长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人认同“赢在起跑线”重要,88%指出,子女必须参加课外活动。

张文青没有逼迫子女去学“十八般武艺”。她说:“我一开始是觉得,读什么小学不要紧,都差不多。现在觉得,其实真的都差不多——差不多一样催谷学生。”

有一女一子的家长张文青,与即将升选小一的小儿子在游乐场玩耍。张文青自己也没有读大学,也相信要读学位,不一定要通过 DSE,孩子将来想读,总有机会可以再读。
有一女一子的家长张文青,与即将升选小一的小儿子在游乐场玩耍。张文青自己也没有读大学,也相信要读学位,不一定要通过 DSE ,孩子将来想读,总有机会可以再读。

从小学开始的 TSA 魔咒:老师、学生、家长都是输家

“香港的小孩真的很惨,”教小学的黄老师叹息。1989年从香港教育学院毕业,她在小学执教20多年,教过常识、体育、中文,从2004年开始专注教英语。

黄老师记得,她带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班时,有一节常识课是讲“公园”。在她描述了香港的公园里的种种设施之后,班上有个孩子说:“啊?公园有这些设施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公园了。”黄老师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提起了这件事,二十多个家长,只有一个说自己每天都让孩子在公园玩一个小时。

“整体上,学生的功课是多了,而且我们还要教‘补充内容’,这会很深”——这是黄老师对过去25年小学教育变化所得出的一个观察。

小二就要开始忙起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小三那年,香港的小学生要接受人生中的第一场公开考试:全港性系统评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简称 TSA )。

这个考试是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计划的措施之一,从2004年起开始实施,每年6月在全港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中举行,测评中英数三科。多年来,TSA都被家长和老师诟病为小学生学业压力的源头。2015年下半年,一场家长发起的“反对小三 TSA”运动引发关注,并最终使正参选2016年特首的三名候选人均表态,支持搁置和检讨这一制度。

2017年,小三 TSA 由“基本能力评估”(Basic Capability Assessment,简称 BCA )代替,题目难度较过往大减,也允许学生和家长提出不参加考试。但多年种下的深根和惯性,不会连根拔起。

若回看 TSA ,教育局称这样的考试设计只是为“了解全港学生的基本能力”,以及弱项,方便政府和学校调整来年的教学策略。但黄老师直言,题目实际上“很深很刁钻”。为什么走样?

“有了 TSA 之后,教育局很快就用来‘杀校’了!”黄老师说起来的时候一脸不忿:“第一届就已经拿著 TSA 成绩去批评教育团体了,那时候我们学校被批评得很厉害。教育局如果觉得你做得不好,就不给你学生,你就要关闭学校,所以大家都比赛操练啊。”

“我们这些学校,所谓的精英班,其实排全港中间,位置很两难。如果学校收生不好,你要它冒险,不去操练,那真的挺难的,”黄老师形容,这是普通学校都有的“咒”。

咒的魔力传导得极快。

张文青清楚记得,去年 Natalie 升上小学三年级,“学习忽然紧张了很多,知识深了很多,平时每科每天两三样功课, 到了周末前就更多了,星期五一定做不完,星期六要继续,学业压力是比较严重的,同级的家长都有同感”。

今年9月 Natalie 上了四年级,张文青感觉她长大了一些,对自己学业把握更大,也不那么紧张。但在整个小学的排期上,这不过是稍事喘息。

小五、小六的孩子要应付更重要的考试,关乎他们升读什么中学、获得什么样的分班:小六 TSA ,三次呈分试和“中一入学前学科测验”(Pre-Secondary One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简称 Pre-S1 )。

黄老师所在的小学,今年在读五年级的孩子一年要完成两本三科模拟试题集,一本是 TSA,一本是 Pre-S1 ,而这两本试题所测评的要求不尽相同,甚至可以南辕北辙。

“单讲(英文)作文, TSA 要求写得越多越好,但 Pre-S1写超过了80字,就要开始计语法错误,也就是写得越多,错的机会越大。所以训练 Pre-S1 的时候,要学生写到90字就好了,但训练 TSA 的时候,就要写得越多越好,”黄老师说。

结果:学生只能不断做练习。

如果学校为了自身存亡,训练学生在 TSA 中取得好成绩,尚可理解,但进入中学之后才考的 Pre-S1 也成为小六学生悬梁刺股的麻绳铁锥,又是向谁“交功课”?

“PreS1不是影响应届的考生,而是影响他们下一届师弟师妹的中学派位,”黄老师拆解,“教育局用这个考试来评定学校的 banding ,然后做下一年派位。比如你的学校,只有五成学生拿到 band one 的位置,那是因为你的上一届学生考 PreS1 的成绩所致,所以小学有很强的动机训练学生。”

上课,功课,补充,考试,这还不是一个小学生要应付的全部,他们还被“鼓励”参加课外兴趣班。

专家问,哪个家长是让孩子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的?一个礼堂,二三百个家长,只有不到10个人举起了手。

一方面,政府增拨了不少资源,用代金券的形式,资助学生发展课外兴趣,另一方面,不少家长希望“一技之长”可以帮助孩子在升读中学的时候获得加分。

11月4日的周六,黄老师的学校做了一次覆盖六个年级的家长大会,请来一位教育专家做讲座。会上,专家问,哪个家长是让孩子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的?一个礼堂,二三百个家长,只有不到10个人举起了手。其中一名家长说,我让孩子自己选,是学钢琴,还是乌克丽丽(夏威夷小结它)。专家再问,是孩子自己主动说要学的?那位家长摇摇头,自己也笑了。

今年头三个月,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一项针对14间本地小学的问卷调查发现,21.7%的学童经常感觉有压力,为三年新高,13.2%学童受抑郁情绪困扰,有9.7%更呈严重抑郁征状,须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

香港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香港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学童指出的压力源头前三位都与学业有关,依次是“功课太多”、“升中选择及适应”、“学业成绩未如理想”。

黄老师心疼学生的累:“有的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去补习社,补到十点”,“有的功课也做不好,回家也很累,其实根本不想参加课外活动”,“你只能哄著小朋友向前”。

“这个制度下,老师、学生、家长,都有压力,都是输家。”

中学走入 DSE 的窄门:无力改变,只好硬食

有搏未为输,“总之要往上一级,”社工刘家栋说。

刘家栋才21岁,自称“边青”——边缘青年的简称——在公共屋邨长大,读band 2中学,不是勤奋好学生,不想考、也没考上大学。现在,他和黎柏然一样,是社工复兴运动、防止青年自杀民间联席和正视青年自杀社工连线的成员。

他接著说:“ band one 学生入大学的比率可能是七八成, band two ,就算是排头的学校,200人中可能只有10个人左右,差距大到,根本不是你是否勤奋的问题,而是你的学校级、氛围……逼到家长变怪兽。”

“进了 band three 的学校,最担心孩子学坏。”黄老师说:“家长最紧张的不是成绩,而是操行。这也是一个死结。用成绩来分 banding , banding 又影响学生的行为。”

进步教师同盟的陈智聪看到,越来越早开始的竞争、高度应试化的教育,已经让学生离真正的学习越来越远:“学生可能在小学已经提早竞争,不断操练 TSA,适应题型,他们很多的学业根底都没有打好,上了中学追不上。比如我教中文,他们不是字词句段篇慢慢累积上去,学校讲提高阅读量也只是搞量化,完全是水过鸭背;加上现在都在手机上看新闻和文章,速读,有几何认真地拿著一本文字书去看?这些其实应该是学校给空间,培养真正的阅读习惯,但因为课程,也无法做。”

在过去工作的屋邨中学,面对成绩普通的孩子,陈智聪“很迁就”,从学业到个人成长都要很关顾,但这难以维持入高中——“那条线就在那里,就是那么高,我没办法帮你把它拉下来”。

“那条线”名叫 DSE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2012年之后相当于大学入学基准考试。

与中国高考的“一试定终身”不完全相同,DSE是有“底分”的——学生必须首先完成教育局要求的各科“校本评核”(SBA),占DSE总分数的15%到40%不等。这使得完整的 DSE 考核和争分,几乎贯穿香港学生的整个高中时代。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猪仔,一个月平均每科有两份 SBA,这在他的同学中算是少的,因为他选修的两科历史和经济没有 SBA 功课。

我试过做著做著,忽然什么都想不到。我问自己,我继续写下去,是不是就会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中六学生猪仔

“中文要做读书报告,或者深度测验,考唐诗、文章赏析,或者做小组报告解读文章;英文要做小组讨论,个人 present,也有读书报告;通识是全年做一份专题报告,自己一个人做;物理要写报告;艺术要画很多画。这些题目都是老师定的,他们跟著教育局的准则做。”

猪仔说,自己做 SBA 最疯狂的时候“ 一做完 A 就要立即做 B,当然还有考试,还要做 IES(约4500字的独立专题研究),精神很紧张,根本不能休息,星期六日都不能”。

“这些你是要认真做的,如果 SBA 分数高,公开试你就有了垫底的分。”猪仔有时会感到崩溃:“我试过做著做著,忽然什么都想不到。我问自己,我继续写下去,是不是就会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今年10月,期中考试的时期,猪仔在温习中突然觉得很无助,“我对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还有什么意思。我记忆力很差,现在看完,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能写出来?那我现在做这些又什么用?”

假期只是奢侈。社工龚伟森说:“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已经要补课了,到了中五升中六的暑假,一个暑假下来,学生可能只有五六天是不用回学校补课的。这在香港的中学,无论哪个 banding ,都很普遍。”

而临近考试的几个月,陈智聪形容,有些学校都会跟学生比喻为“打仗”:“有些地区名校,真的会在那几个月,停止所有课外活动,下午三点半放学之后先补习一轮,晚饭之后,老师轮流留下,和学生一齐温习,到晚上8点再走,师生的身心压力、同学之间的比较、竞争的气氛,在校园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是需要调剂的,但老师们应该是没有空间了。”

社工刘家栋还记得自己几年前在一间“二等中学”读中六时,那些他看得到,却无法准确形容的压力:“中六的时候,老师请过一个考试全级前几名的同学上台分享他如何读书。这位同学当时在台上说,‘我读书压力是大的,有时温习会温习到想吐’,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方法就是吃一点酸的东西’。他看起来很正常。大家坐在台下听也很淡然。没有人觉得整件事很有问题。他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秘笈。”

长路尽头, DSE 却是一道窄门。

香港学生考上资助大学有多难?
香港学生考上资助大学有多难?

自香港高中新学制落实以来,香港每年平均有超过7.2万名中六学生应试,但政府资助的全日制本科学位只有1.7万到1.8万个,这也意味著,大约每四个跋涉过六年中学的学生中,只有一个能获此学位。余下的人只能根据他们的成绩和志向,决定是自资读大学、读副学士学位、职业训练学院或者其他课程。

追,机会不大;不追,毕竟关系前途的机会是在那里的——对于大部分处于夹心层的学生而言,课业负担和不确定性像一双把他们来回拍打的乒乓球拍。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条,你只不过是让他开心一点去面对,还是惨淡一点去面对。

社工龚伟森

听到学生自杀的新闻,猪仔说:“你看,又死了一个,大家会说,‘很大压力啊’,‘这么想不开啊’……第二天又来了,根本就是一个循环。”

“其实在制度上很无助,很吃力,”龚伟森说,“你知道少考一两次试会好很多,但怎样才能做到?校长或者老师会说,不行,出来的成绩不好,学校压力很大。那就要学生去调整心态啊。但作为社工,最痛苦的是,调整完,学生要继续‘硬食’这个制度的问题。”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条,你只不过是让他开心一点去面对,还是惨淡一点去面对。”

社工刘家栋就是一个升学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败,留级中三那年,他也曾经想过自杀。现在是社工复兴运动、防止青年自杀民间联席和正视青年自杀社工连线的成员。
社工刘家栋就是一个升学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败,留级中三那年,他也曾经想过自杀。现在是社工复兴运动、防止青年自杀民间联席和正视青年自杀社工连线的成员。

忐忑的叛逆者:谁能自外于主流?

叛逆很难。

社工刘家栋就是一个升学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败,留级中三那年,他也曾经想过自杀。“很多人跟我说,你真的很不行,以后是社会的失败者,中三你也留级?中三的东西很浅啊!听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没有人支援和支持。”

挽住他的是他常去的屋邨社区中心里的一名社工。“他说,路是自己走的,能处理的就处理,处理不了就不要处理,学校社工一定不敢说你可以不读书,”现在也做了社工的刘家栋说。

高中时代的刘家栋是典型的“问题学生”,不认真读书,“放学和猪朋狗友去抽烟”,“老师排斥得挺厉害的,反而不是同学”。他连本地大学联合招生计划都没有报名——“你说读副学士不行,我就偏不读大学”。

但进入社工的副学士学位课程之后,刘家栋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为再次进入大学而努力。“同学问我会不会升大学,我说不会,他们的反应是,‘哈?不读大学?’因为在社工的范畴里面,大学和非大学毕业生的注册是不同的,前景也差挺远的。同学会问钱的问题,‘你不想自己多赚一些吗?你不想升高级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很多会说这些。”

刘家栋说,不必了,决定成为叛逆者,他就要跳出这个框框。

9月刚刚进入中学一年级的 Leo 有胆量往特首办公室扔请愿信,但还没有挣脱考试制度的气概:“不考 DSE ?那应该没有资格读大学了,不读大学,将来出来找工作,老板当然会选有大学文凭的啊,难道挑个渣来自己公司吗?”

Leo 的妈妈陈静仪坦言,一方面她努力告诉儿子,未来不是只有一条路,不能通过 DSE 考上大学,不是什么大事,但另一方面,她很清楚,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想法。

“钱是很重要,家长的计算首先是有没有钱,”这位41岁的妈妈对独生子的将来当然早有筹划,“我跟他爸爸讲过,如果他受不了这里的教育制度,就送他去英国读书,但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负担,不然哪有那么多港府高官送子女出国?”

你跳出主流?有什么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将来出来社会可以做什么?

有一女一子的母亲张文青

如果不走呢?孩子还在读幼稚园和小学的妈妈张文青说:“现在香港的出路真的很窄。大家都觉得,要读大学,要买房子,才能生存。全部都要入中六,全部都要看著 DSE,不考就好像连基本学历都没有了,其他的在社会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认受性,很大压力。”

张文青自己也没有读大学,也相信可以让孩子顺其自然。“我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这个心态,因为已经看到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她说。

尽管愿意放手,妈妈们还是忐忑的。“你跳出主流?有什么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将来出来社会可以做什么?”张文青问,“主流,就是从这个考试制度衍生的。”

进步教师同盟的陈智聪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 DSE ,而是香港做不到教育和出路的多元化。“无论读大学、大专、副学士,成绩还是跟 DSE 挂钩,所谓资历架构,能不能真的加强?或者提供多元出路给学生尝试?”

社工刘家栋有同感:“整个制度,什么都要去等同于 DSE 的多少。所谓多元出路,全部回归 DSE。资历架构,就是一条线将人分成成功和失败。”

陈智聪在沙田的公共屋邨里的津贴中学教了20多年之后决定离开校园、投身社会运动。现在时进步教师同盟成员。
陈智聪在沙田的公共屋邨里的津贴中学教了20多年之后决定离开校园、投身社会运动。现在时进步教师同盟成员。

港府订定的资历架构从2008年开始推行,21个行业被纳入,每行资历分7级,其中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历,依次属于第4至第7级。截至2015年底,在这84级资历中,有8422人次登记,另外有26887人次通过“过往资历认可”获得登记,而这21个行业的就业人数超过193万,占当时全港劳动人口53%。在政府的公务员招聘中,资历架构少被纳为认受的学历要求。

陈智聪认为,作为香港最大的雇主,聘用近17万人的政府应该先走一步,带头增加多元资历架构的社会认受性,否则商界或其他人永远不能在这方面进步。“如果政府总是靠拢商界利益,说担心万一认受了一些东西,工资会上涨,商家会很难请到精英,我们会很担心。我们已经看到学生的生涯规划乃至大学教育,都好像是变成了职业训练场所。”

陈智聪的忧虑并非空中楼阁。社工龚伟森曾与一名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会面。“他很直接地说,如果大学开放学位,香港大学收了很多学生,影响了毕业生的质素,我们还怎么请这些学生?现在的精英,我们可以出比较高的人工请。”

事实是,政府资助的学士学位数目维持稳定,但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在1996到2016年的20间,下跌了5.5%,收入最高的10%“精英大学生”收入中位数跌幅更大,达到13.6%。

叛逆者忐忑,“主流”同样朝不保夕。

(聚焦香港学童困境的深度报导《那条走著走著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分上下两篇,下篇明日发布,敬请关注。)

读者评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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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由Iris,
    深有同感。現在華語地區的所謂教改根本就是只學西方教育的形式,而缺乏西方教育多元評價的社會傳統。結果就是“沒有指向的所謂自我發展”+應試教育”組合出的恐怖巨獸,把老師、家長和學生都吞噬掉。

  2. 一方面說要教改,讓學生們丟掉考綱,不做只會背「冷知識」的機器;一方面又要不斷強化考試。最後就成了「考試,且沒有考試範圍」。這種制度下,老師沒法教,學生沒法學,只逼得滿腦子中產夢的家長們一個個變成「怪獸」,報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班,逼孩子削尖腦袋鑽進向上流動的渠道。當下要求孩子們學習的什麼溝通能力、創意能力…學校能教嗎,不能,只有家庭能交。什麼家庭能教?中產家庭。於是,社會又回到了只能拼出生封建制度,而這種封建制度因生長在後現代社會下,故美其名曰:后封建制度。😓

  3. 这就是在制造阶层壁垒啊!公立的学位太少,所以家长们幻想自己和孩子的努力能够填补这个差距。虽然我从小在本地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但我不是说话不腰疼,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亲戚身上——我不是比同龄人更优秀,我只是出生得比他们好罢了。拼爹,从娃娃抓起。

  4. 这根本就是亚洲拼命努力价值观的体现,从大人到小孩

  5. 大陸也差不多,因為升學壓力導致的憂鬱症和自殺很多。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全班的同學和家長那種盲目的幹勁使我恐慌,但我也只能被逼著學習。

  6. 或者教育局目的根本不是教育,制造社會階級才是真正目的.

  7. 中學時,看到跳樓新聞我真的笑出來:看!又少一個競爭對手了。現在看來我們當時都是變態的。
    人都是有盡力避免不確定性的傾向。所以都會父母盡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用最好的資曆。但這正正把一大堆訓練成了考試機器。入到大學後都找不到自已的方向,如廢人一個。再加上向社會上流的機會很少,機會必需要有充分的準備和把握,而一直只懂被動考試的他們根本在大學的幾年浪費時間機會。父母拼盡心思為子女帶來的優勢,最終多是找苗助長,反倒扼殺了孩子的將來。
    這錯誤的價值觀鼓勵了欺詐,注重表面回答能力、但卻對社會需要年輕人擁有的知識和創意卻完全忽視。考試更重應試技巧,不重實際應用。我今年大學四年級,又重考中學文憑試中文科卻考得比中六時更差。原因是我寫的文章「不合規範」、口試回答「向度不足」卻不重深度討論;功利的教育道路把人的存在意義壓至只剰下商業價值時,社會發展已經走到了盡頭。

  8. 簡單來說就是資源不足。而且沒人願意撥資源給相對(相對!相對!)較爲基層的人。
    比如那種父母或者兄姐讀某學校就可以世襲入學的制度,或者是信了某種宗教就可以有較高可能被錄取的,根本就是搞笑,這社會又不是公開腆着臉說自己是門閥政治或政教合一,用這標準卡入學,簡直令人懷疑到底是不是21世紀。
    至於補習班……
    反正香港的很多成年人都是OT沒補水,從小孩子就開始過勞,到了長大返工時才能接受那種工作強度不是。
    嘖嘖~

  9. 这不是教育体系能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去一流大学。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所有父母都会抱定同样的价值观,都不得不逼子女挤唯一的独木桥,或者更深入地想,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得不努力挤进金字塔顶,选择平凡的职业为什么就大概率地没办法过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10. 在我初三(应该等于香港的中三)的时候,每天6点20起床7点到学校,五点多放学,可能有半小时用来体训(为了体育中考),回到家吃完饭去晚自习,快十点回家,洗完澡写作业写到十二点睡觉,周末也要补习。真是人生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不是亚洲国家都是这样,压力从大人传到小孩,从社会传到学校,每个人都不幸福,却没有办法变好。

  11. 在中国大陆的升学压力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孩子也是在幼稚园就开始竞争了。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