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走着走着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上）：谁将压力逐步升级？

2015年8月2日，女孩，17岁，自好莱坞道一座大厦7楼坠下身亡；2016年3月12日，女孩，11岁，自沙田一幢大厦29楼坠下身亡；2017年10月12日，男孩，17岁，自油塘一商场高处坠下身亡……一条写满这些白色日期的黑布，由一群赤足的人——学生、家长、老师、社工、议员——牵著，在香港晚秋浅金阳光和蔚蓝长空下，缓缓向特首林郑月娥的办公室行去。

赤足游行的人在保卫办公室的铁栏杆前整整齐齐地放下了74双大小不一、色彩斑斓的鞋子，代表“消失的鞋子”——鞋子，孩子，在粤语中是谐音。从2015年8月2日，到2017年10月12日，共有74名学生自杀，其中12岁或以下有6人，13到18岁38人。

那是10月22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当日林郑月娥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安排。作为新特首，她甫上任就抛出50亿“教育新资源”，游行者希望她接下他们的请愿信，从制度上做点什么。但整整一天，没有人出来接信。站在铁栏前的小四女生 Natalie 和中一男生 Leo 便将那大大的褐色信封，随著一跃扔进内院，栏后的保安员急急伸手也挡不及。

“那块黑色布让我觉得，原来已经死了这么多人。那条布很长。我以为是很短的。我不希望再一直这样下去。但是我们交信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接信，我觉得不是很开心。如果教育局不叫学校给压力老师和学生的话，就不会死这么多人。”12岁的 Leo 说。

学生自杀，教育制度该负责吗？

政府大概不会认同 Leo 的讲法。

赤足游行第二天，10月23日星期一，教育局长杨润雄会见关注学生自杀问题的社会团体。

“我们去见（教育局长）杨润雄，他最想哄我们去跟外界讲，教育制度不是导致学生自杀的唯一原因，这说法就跟’阿妈是女人’一样，大家都知，但教育制度是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是一个不可以不去改变的部分，因为它是每个年轻人一定要经历的，如果安全网做得好，不至于自杀人数一直维持在这样的高水平，”进步教师同盟成员陈智聪说。

香港大学防治自杀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8日公布的最新追踪数字显示，2016年，香港估计每10万人中有8.9人自杀，当年发生的24岁或以下青少年自杀个案有69宗，无论是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率，还是15岁以下少年自杀率，都较2015年上升。

赤足游行之后，香港再有6名学生自杀，其中2名未成年。对于这个迅速步向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城市来讲，每一个数字，都刺目扎心。

陈智聪所指，杨润雄在会面上坚持的“教育制度不是导致学生自杀的唯一原因”，来自2016年11月“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向港府提交的最终报告。

这个委员会因应2015/16学年学生自杀潮成立，由香港最具权威的自杀问题学者叶兆辉领衔。委员会的报告分析了过去3个学年累积的71宗中小学及大专学生自杀个案，结论中最具争议的是：没有证据显示学生自杀与教育系统有明显和直接的关系。

在继续活著的学生身上，这层关系并不那么模糊和间接。

Hunger Game 一般的港式升学体系

10月12日的“三连跳”之后，社工龚伟森被急召至其中一名自杀学生所属中学，协助给师生的危机支援工作。

一个与死者并不熟悉的同级女生在他面前哭起来。这个女生对龚伟森说，同学跳楼自杀，无非是因为家庭或者读书。龚伟森问她，那妳呢？妳是不是也很辛苦？女生便哭得更厉害。

面对快将来临的升读大学考试，女生说，自己一直很用心读书，但一直未达到自己或老师家长的预期，很担心升不上大学，感觉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她星期六日便会去补习，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时间，但其实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最恐怖的绝望，就是有一点希望，大家都去追，但其实很多人都追不到，追得到的是极少数，”社工黎柏然说。他是“正视青年自杀社工阵线”的发起人，也是一名小学的驻校社工。在他眼中，香港教育体制下，学生、家长、老师、社工，都在如同Hunger Game 的猎场上。

要赢，就要赢在起跑线。

这是一个真实经历：至少从幼稚园三年级开始，周六上午学画画，下午分成两段，一段学另一个兴趣班，一段补习英文，夜晚弹钢琴；周日上午补习数学，下午再学另外一项科目；今年9月上了band 1小学的一年级之后，原有日程维持不变，周日增加一项学游泳，周一到周五三点半放学之后去补习社做功课，到六点半或七点——来自社工龚伟森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龚伟森回忆这个女孩的状态是“木口木面，没什么笑容”。他说：“放学之后，她姑姑接她去补习社，那一段路上她会蹦蹦跳跳，但补习完之后，她就整个人都呆了。我跟她爸爸说过，她的学生手册上只有三四样功课，不需要补习，但她爸爸说，没有办法，父母学历低，教不了她，怕她考试考不好，现在不打好基础，以后读书会有困难，又想她多学点东西，因为有一技傍身很重要。”

“我问她会不会不开心，她不回答我，只是不做声摇摇头。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就开始说别的。我问她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觉得很累，她说没有。我问她为什么不讲，她说，不知道。”龚伟森说。

在所有申请学童中，只有大约17.4%是不靠“世袭”关系进入目标小学的。

“如果你要考直资、私立的小学，K1（幼稚园一年级）就要开始操练，因为那些学校全部都要面试，”有一女一子的张文青说。张文青的女儿就是把请愿信扔进特首办公室前院的小四女生 Natalie，小儿子来年就要升小学一年级了。

而如果是官立、资助的小学，这些小学在自行收生阶段，大部分的学位都会留给父母或兄姊曾经就读该校的学生——这在香港被称为“世袭制”，另外一些比较有力的加分项，可能与学校所属的宗教、商业、社会团体有关。在最新公布的小一最新自行收生数据中，42%的学生获得了心仪学校的录取，而其中，58.8%是“世袭生”——换言之，在所有申请学童中，只有大约17.4%是不靠“世袭”关系进入目标小学的。

为了这个如社工黎柏然所说的“一点希望”，家长可以说是使劲浑身解数，或者自己买房子、入教会、入社团，制造世袭条件或者加分选项，或者把孩子装备得万无一失，应对层层面试。

张文青有个朋友的目标是将孩子送入一所“一条龙”的直资学校。“她跟我说，如果能进去，家里之后就轻松了，不会上小学就忙到发疯，但这样战线就要提前到幼稚园，她的小朋友比较害羞，从 K1 开始就让他多上兴趣班，让他讲话、对答的时候比较有自信。他可能上半天幼稚园，下午就要学普通话、英语，星期六日学其他的。”

张文青形容，幼稚园生兴趣班是一盘大生意，“十八般武艺”。

2012年，香港教育学院儿童研究与创新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75%的家长会为正在幼稚园的子女报读课外兴趣班，超过10%的家长报读超过4个兴趣班。2014年，友邦保险一项针对育有8岁或以下子女家长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人认同“赢在起跑线”重要，88%指出，子女必须参加课外活动。

张文青没有逼迫子女去学“十八般武艺”。她说：“我一开始是觉得，读什么小学不要紧，都差不多。现在觉得，其实真的都差不多——差不多一样催谷学生。”

从小学开始的 TSA 魔咒：老师、学生、家长都是输家

“香港的小孩真的很惨，”教小学的黄老师叹息。1989年从香港教育学院毕业，她在小学执教20多年，教过常识、体育、中文，从2004年开始专注教英语。

黄老师记得，她带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班时，有一节常识课是讲“公园”。在她描述了香港的公园里的种种设施之后，班上有个孩子说：“啊？公园有这些设施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公园了。”黄老师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提起了这件事，二十多个家长，只有一个说自己每天都让孩子在公园玩一个小时。

“整体上，学生的功课是多了，而且我们还要教‘补充内容’，这会很深”——这是黄老师对过去25年小学教育变化所得出的一个观察。

小二就要开始忙起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小三那年，香港的小学生要接受人生中的第一场公开考试：全港性系统评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简称 TSA ）。

这个考试是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计划的措施之一，从2004年起开始实施，每年6月在全港小学三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中举行，测评中英数三科。多年来，TSA都被家长和老师诟病为小学生学业压力的源头。2015年下半年，一场家长发起的“反对小三 TSA”运动引发关注，并最终使正参选2016年特首的三名候选人均表态，支持搁置和检讨这一制度。

2017年，小三 TSA 由“基本能力评估”（Basic Capability Assessment，简称 BCA ）代替，题目难度较过往大减，也允许学生和家长提出不参加考试。但多年种下的深根和惯性，不会连根拔起。

若回看 TSA ，教育局称这样的考试设计只是为“了解全港学生的基本能力”，以及弱项，方便政府和学校调整来年的教学策略。但黄老师直言，题目实际上“很深很刁钻”。为什么走样？

“有了 TSA 之后，教育局很快就用来‘杀校’了！”黄老师说起来的时候一脸不忿：“第一届就已经拿著 TSA 成绩去批评教育团体了，那时候我们学校被批评得很厉害。教育局如果觉得你做得不好，就不给你学生，你就要关闭学校，所以大家都比赛操练啊。”

“我们这些学校，所谓的精英班，其实排全港中间，位置很两难。如果学校收生不好，你要它冒险，不去操练，那真的挺难的，”黄老师形容，这是普通学校都有的“咒”。

咒的魔力传导得极快。

张文青清楚记得，去年 Natalie 升上小学三年级，“学习忽然紧张了很多，知识深了很多，平时每科每天两三样功课， 到了周末前就更多了，星期五一定做不完，星期六要继续，学业压力是比较严重的，同级的家长都有同感”。

今年9月 Natalie 上了四年级，张文青感觉她长大了一些，对自己学业把握更大，也不那么紧张。但在整个小学的排期上，这不过是稍事喘息。

小五、小六的孩子要应付更重要的考试，关乎他们升读什么中学、获得什么样的分班：小六 TSA ，三次呈分试和“中一入学前学科测验”（Pre-Secondary One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简称 Pre-S1 ）。

黄老师所在的小学，今年在读五年级的孩子一年要完成两本三科模拟试题集，一本是 TSA，一本是 Pre-S1 ，而这两本试题所测评的要求不尽相同，甚至可以南辕北辙。

“单讲（英文）作文， TSA 要求写得越多越好，但 Pre-S1写超过了80字，就要开始计语法错误，也就是写得越多，错的机会越大。所以训练 Pre-S1 的时候，要学生写到90字就好了，但训练 TSA 的时候，就要写得越多越好，”黄老师说。

结果：学生只能不断做练习。

如果学校为了自身存亡，训练学生在 TSA 中取得好成绩，尚可理解，但进入中学之后才考的 Pre-S1 也成为小六学生悬梁刺股的麻绳铁锥，又是向谁“交功课”？

“PreS1不是影响应届的考生，而是影响他们下一届师弟师妹的中学派位，”黄老师拆解，“教育局用这个考试来评定学校的 banding ，然后做下一年派位。比如你的学校，只有五成学生拿到 band one 的位置，那是因为你的上一届学生考 PreS1 的成绩所致，所以小学有很强的动机训练学生。”

上课，功课，补充，考试，这还不是一个小学生要应付的全部，他们还被“鼓励”参加课外兴趣班。

专家问，哪个家长是让孩子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的？一个礼堂，二三百个家长，只有不到10个人举起了手。

一方面，政府增拨了不少资源，用代金券的形式，资助学生发展课外兴趣，另一方面，不少家长希望“一技之长”可以帮助孩子在升读中学的时候获得加分。

11月4日的周六，黄老师的学校做了一次覆盖六个年级的家长大会，请来一位教育专家做讲座。会上，专家问，哪个家长是让孩子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的？一个礼堂，二三百个家长，只有不到10个人举起了手。其中一名家长说，我让孩子自己选，是学钢琴，还是乌克丽丽（夏威夷小结它）。专家再问，是孩子自己主动说要学的？那位家长摇摇头，自己也笑了。

今年头三个月，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一项针对14间本地小学的问卷调查发现，21.7%的学童经常感觉有压力，为三年新高，13.2%学童受抑郁情绪困扰，有9.7%更呈严重抑郁征状，须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

学童指出的压力源头前三位都与学业有关，依次是“功课太多”、“升中选择及适应”、“学业成绩未如理想”。

黄老师心疼学生的累：“有的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去补习社，补到十点”，“有的功课也做不好，回家也很累，其实根本不想参加课外活动”，“你只能哄著小朋友向前”。

“这个制度下，老师、学生、家长，都有压力，都是输家。”

中学走入 DSE 的窄门：无力改变，只好硬食

有搏未为输，“总之要往上一级，”社工刘家栋说。

刘家栋才21岁，自称“边青”——边缘青年的简称——在公共屋邨长大，读band 2中学，不是勤奋好学生，不想考、也没考上大学。现在，他和黎柏然一样，是社工复兴运动、防止青年自杀民间联席和正视青年自杀社工连线的成员。

他接著说：“ band one 学生入大学的比率可能是七八成， band two ，就算是排头的学校，200人中可能只有10个人左右，差距大到，根本不是你是否勤奋的问题，而是你的学校级、氛围……逼到家长变怪兽。”

“进了 band three 的学校，最担心孩子学坏。”黄老师说：“家长最紧张的不是成绩，而是操行。这也是一个死结。用成绩来分 banding ， banding 又影响学生的行为。”

进步教师同盟的陈智聪看到，越来越早开始的竞争、高度应试化的教育，已经让学生离真正的学习越来越远：“学生可能在小学已经提早竞争，不断操练 TSA，适应题型，他们很多的学业根底都没有打好，上了中学追不上。比如我教中文，他们不是字词句段篇慢慢累积上去，学校讲提高阅读量也只是搞量化，完全是水过鸭背；加上现在都在手机上看新闻和文章，速读，有几何认真地拿著一本文字书去看？这些其实应该是学校给空间，培养真正的阅读习惯，但因为课程，也无法做。”

在过去工作的屋邨中学，面对成绩普通的孩子，陈智聪“很迁就”，从学业到个人成长都要很关顾，但这难以维持入高中——“那条线就在那里，就是那么高，我没办法帮你把它拉下来”。

“那条线”名叫 DSE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2012年之后相当于大学入学基准考试。

与中国高考的“一试定终身”不完全相同，DSE是有“底分”的——学生必须首先完成教育局要求的各科“校本评核”（SBA），占DSE总分数的15%到40%不等。这使得完整的 DSE 考核和争分，几乎贯穿香港学生的整个高中时代。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猪仔，一个月平均每科有两份 SBA，这在他的同学中算是少的，因为他选修的两科历史和经济没有 SBA 功课。

我试过做著做著，忽然什么都想不到。我问自己，我继续写下去，是不是就会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中文要做读书报告，或者深度测验，考唐诗、文章赏析，或者做小组报告解读文章；英文要做小组讨论，个人 present，也有读书报告；通识是全年做一份专题报告，自己一个人做；物理要写报告；艺术要画很多画。这些题目都是老师定的，他们跟著教育局的准则做。”

猪仔说，自己做 SBA 最疯狂的时候“ 一做完 A 就要立即做 B，当然还有考试，还要做 IES（约4500字的独立专题研究），精神很紧张，根本不能休息，星期六日都不能”。

“这些你是要认真做的，如果 SBA 分数高，公开试你就有了垫底的分。”猪仔有时会感到崩溃：“我试过做著做著，忽然什么都想不到。我问自己，我继续写下去，是不是就会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今年10月，期中考试的时期，猪仔在温习中突然觉得很无助，“我对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还有什么意思。我记忆力很差，现在看完，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能写出来？那我现在做这些又什么用？”

假期只是奢侈。社工龚伟森说：“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已经要补课了，到了中五升中六的暑假，一个暑假下来，学生可能只有五六天是不用回学校补课的。这在香港的中学，无论哪个 banding ，都很普遍。”

而临近考试的几个月，陈智聪形容，有些学校都会跟学生比喻为“打仗”：“有些地区名校，真的会在那几个月，停止所有课外活动，下午三点半放学之后先补习一轮，晚饭之后，老师轮流留下，和学生一齐温习，到晚上8点再走，师生的身心压力、同学之间的比较、竞争的气氛，在校园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是需要调剂的，但老师们应该是没有空间了。”

社工刘家栋还记得自己几年前在一间“二等中学”读中六时，那些他看得到，却无法准确形容的压力：“中六的时候，老师请过一个考试全级前几名的同学上台分享他如何读书。这位同学当时在台上说，‘我读书压力是大的，有时温习会温习到想吐’，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方法就是吃一点酸的东西’。他看起来很正常。大家坐在台下听也很淡然。没有人觉得整件事很有问题。他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秘笈。”

长路尽头， DSE 却是一道窄门。

自香港高中新学制落实以来，香港每年平均有超过7.2万名中六学生应试，但政府资助的全日制本科学位只有1.7万到1.8万个，这也意味著，大约每四个跋涉过六年中学的学生中，只有一个能获此学位。余下的人只能根据他们的成绩和志向，决定是自资读大学、读副学士学位、职业训练学院或者其他课程。

追，机会不大；不追，毕竟关系前途的机会是在那里的——对于大部分处于夹心层的学生而言，课业负担和不确定性像一双把他们来回拍打的乒乓球拍。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条，你只不过是让他开心一点去面对，还是惨淡一点去面对。

听到学生自杀的新闻，猪仔说：“你看，又死了一个，大家会说，‘很大压力啊’，‘这么想不开啊’……第二天又来了，根本就是一个循环。”

“其实在制度上很无助，很吃力，”龚伟森说，“你知道少考一两次试会好很多，但怎样才能做到？校长或者老师会说，不行，出来的成绩不好，学校压力很大。那就要学生去调整心态啊。但作为社工，最痛苦的是，调整完，学生要继续‘硬食’这个制度的问题。”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条，你只不过是让他开心一点去面对，还是惨淡一点去面对。”

忐忑的叛逆者：谁能自外于主流？

叛逆很难。

社工刘家栋就是一个升学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败，留级中三那年，他也曾经想过自杀。“很多人跟我说，你真的很不行，以后是社会的失败者，中三你也留级？中三的东西很浅啊！听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没有人支援和支持。”

挽住他的是他常去的屋邨社区中心里的一名社工。“他说，路是自己走的，能处理的就处理，处理不了就不要处理，学校社工一定不敢说你可以不读书，”现在也做了社工的刘家栋说。

高中时代的刘家栋是典型的“问题学生”，不认真读书，“放学和猪朋狗友去抽烟”，“老师排斥得挺厉害的，反而不是同学”。他连本地大学联合招生计划都没有报名——“你说读副学士不行，我就偏不读大学”。

但进入社工的副学士学位课程之后，刘家栋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为再次进入大学而努力。“同学问我会不会升大学，我说不会，他们的反应是，‘哈？不读大学？’因为在社工的范畴里面，大学和非大学毕业生的注册是不同的，前景也差挺远的。同学会问钱的问题，‘你不想自己多赚一些吗？你不想升高级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很多会说这些。”

刘家栋说，不必了，决定成为叛逆者，他就要跳出这个框框。

9月刚刚进入中学一年级的 Leo 有胆量往特首办公室扔请愿信，但还没有挣脱考试制度的气概：“不考 DSE ？那应该没有资格读大学了，不读大学，将来出来找工作，老板当然会选有大学文凭的啊，难道挑个渣来自己公司吗？”

Leo 的妈妈陈静仪坦言，一方面她努力告诉儿子，未来不是只有一条路，不能通过 DSE 考上大学，不是什么大事，但另一方面，她很清楚，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想法。

“钱是很重要，家长的计算首先是有没有钱，”这位41岁的妈妈对独生子的将来当然早有筹划，“我跟他爸爸讲过，如果他受不了这里的教育制度，就送他去英国读书，但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负担，不然哪有那么多港府高官送子女出国？”

你跳出主流？有什么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将来出来社会可以做什么？

如果不走呢？孩子还在读幼稚园和小学的妈妈张文青说：“现在香港的出路真的很窄。大家都觉得，要读大学，要买房子，才能生存。全部都要入中六，全部都要看著 DSE，不考就好像连基本学历都没有了，其他的在社会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认受性，很大压力。”

张文青自己也没有读大学，也相信可以让孩子顺其自然。“我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这个心态，因为已经看到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她说。

尽管愿意放手，妈妈们还是忐忑的。“你跳出主流？有什么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将来出来社会可以做什么？”张文青问，“主流，就是从这个考试制度衍生的。”

进步教师同盟的陈智聪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 DSE ，而是香港做不到教育和出路的多元化。“无论读大学、大专、副学士，成绩还是跟 DSE 挂钩，所谓资历架构，能不能真的加强？或者提供多元出路给学生尝试？”

社工刘家栋有同感：“整个制度，什么都要去等同于 DSE 的多少。所谓多元出路，全部回归 DSE。资历架构，就是一条线将人分成成功和失败。”

港府订定的资历架构从2008年开始推行，21个行业被纳入，每行资历分7级，其中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历，依次属于第4至第7级。截至2015年底，在这84级资历中，有8422人次登记，另外有26887人次通过“过往资历认可”获得登记，而这21个行业的就业人数超过193万，占当时全港劳动人口53%。在政府的公务员招聘中，资历架构少被纳为认受的学历要求。

陈智聪认为，作为香港最大的雇主，聘用近17万人的政府应该先走一步，带头增加多元资历架构的社会认受性，否则商界或其他人永远不能在这方面进步。“如果政府总是靠拢商界利益，说担心万一认受了一些东西，工资会上涨，商家会很难请到精英，我们会很担心。我们已经看到学生的生涯规划乃至大学教育，都好像是变成了职业训练场所。”

陈智聪的忧虑并非空中楼阁。社工龚伟森曾与一名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会面。“他很直接地说，如果大学开放学位，香港大学收了很多学生，影响了毕业生的质素，我们还怎么请这些学生？现在的精英，我们可以出比较高的人工请。”

事实是，政府资助的学士学位数目维持稳定，但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在1996到2016年的20间，下跌了5.5%，收入最高的10%“精英大学生”收入中位数跌幅更大，达到13.6%。

叛逆者忐忑，“主流”同样朝不保夕。

（聚焦香港学童困境的深度报导《那条走著走著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分上下两篇，下篇明日发布，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