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走着走着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上）：誰將壓力逐步升級？

2015年8月2日，女孩，17歲，自荷里活道一座大廈7樓墜下身亡；2016年3月12日，女孩，11歲，自沙田一幢大廈29樓墜下身亡；2017年10月12日，男孩，17歲，自油塘一商場高處墜下身亡……一條寫滿這些白色日期的黑布，由一群赤足的人——學生、家長、老師、社工、議員——牽著，在香港晚秋淺金陽光和蔚藍長空下，緩緩向特首林鄭月娥的辦公室行去。

赤足遊行的人在保衛辦公室的鐵欄杆前整整齊齊地放下了74雙大小不一、色彩斑斕的鞋子，代表「消失的鞋子」——鞋子，孩子，在粵語中是諧音。從2015年8月2日，到2017年10月12日，共有74名學生自殺，其中12歲或以下有6人，13到18歲38人。

那是10月22日，一個星期日的上午，當日林鄭月娥沒有任何公開活動安排。作為新特首，她甫上任就拋出50億「教育新資源」，遊行者希望她接下他們的請願信，從制度上做點什麼。但整整一天，沒有人出來接信。站在鐵欄前的小四女生 Natalie 和中一男生
Leo 便將那大大的褐色信封，隨著一躍扔進內院，欄後的保安員急急伸手也擋不及。

「那塊黑色布讓我覺得，原來已經死了這麼多人。那條布很長。我以為是很短的。我不希望再一直這樣下去。但是我們交信的時候，沒有人出來接信，我覺得不是很開心。如果教育局不叫學校給壓力老師和學生的話，就不會死這麼多人。」12歲的 Leo 說。

學生自殺，教育制度該負責嗎？

政府大概不會認同 Leo 的講法。

赤足遊行第二天，10月23日星期一，教育局長楊潤雄會見關注學生自殺問題的社會團體。

「我們去見（教育局長）楊潤雄，他最想哄我們去跟外界講，教育制度不是導致學生自殺的唯一原因，這說法就跟『阿媽是女人』一樣，大家都知，但教育制度是一個很主要的部分，是一個不可以不去改變的部分，因為它是每個年輕人一定要經歷的，如果安全網做得好，不至於自殺人數一直維持在這樣的高水平，」進步教師同盟成員陳智聰說。

香港大學防治自殺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8日公佈的最新追蹤數字顯示，2016年，香港估計每10萬人中有8.9人自殺，當年發生的24歲或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有69宗，無論是15到24歲青少年自殺率，還是15歲以下少年自殺率，都較2015年上升。

赤足遊行之後，香港再有6名學生自殺，其中2名未成年。對於這個迅速步向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城市來講，每一個數字，都刺目扎心。

陳智聰所指，楊潤雄在會面上堅持的「教育制度不是導致學生自殺的唯一原因」，來自2016年11月「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向港府提交的最終報告。

這個委員會因應2015/16學年學生自殺潮成立，由香港最具權威的自殺問題學者葉兆輝領銜。委員會的報告分析了過去3個學年累積的71宗中小學及大專學生自殺個案，結論中最具爭議的是：沒有證據顯示學生自殺與教育系統有明顯和直接的關係。

在繼續活著的學生身上，這層關係並不那麼模糊和間接。

Hunger Game 一般的港式升學體系

10月12日的「三連跳」之後，社工龔偉森被急召至其中一名自殺學生所屬中學，協助給師生的危機支援工作。

一個與死者並不熟悉的同級女生在他面前哭起來。這個女生對龔偉森說，同學跳樓自殺，無非是因為家庭或者讀書。龔偉森問她，那妳呢？妳是不是也很辛苦？女生便哭得更厲害。

面對快將來臨的升讀大學考試，女生說，自己一直很用心讀書，但一直未達到自己或老師家長的預期，很擔心升不上大學，感覺好像是自己一個人在面對這一切。她星期六日便會去補習，覺得自己付出了許多時間，但其實不知道將來會如何。

「最恐怖的絕望，就是有一點希望，大家都去追，但其實很多人都追不到，追得到的是極少數，」社工黎柏然說。他是「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陣線」的發起人，也是一名小學的駐校社工。在他眼中，香港教育體制下，學生、家長、老師、社工，都在如同Hunger Game 的獵場上。

要贏，就要贏在起跑線。

這是一個真實經歷：至少從幼稚園三年級開始，週六上午學畫畫，下午分成兩段，一段學另一個興趣班，一段補習英文，夜晚彈鋼琴；週日上午補習數學，下午再學另外一項科目；今年9月上了 band 1小學的一年級之後，原有日程維持不變，週日增加一項學游泳，週一到週五三點半放學之後去補習社做功課，到六點半或七點——來自社工龔偉森認識的一個小女孩。

龔偉森回憶這個女孩的狀態是「木口木面，沒什麼笑容」。他說：「放學之後，她姑姑接她去補習社，那一段路上她會蹦蹦跳跳，但補習完之後，她就整個人都呆了。我跟她爸爸說過，她的學生手冊上只有三四樣功課，不需要補習，但她爸爸說，沒有辦法，父母學歷低，教不了她，怕她考試考不好，現在不打好基礎，以後讀書會有困難，又想她多學點東西，因為有一技傍身很重要。」

「我問她會不會不開心，她不回答我，只是不做聲搖搖頭。我問她這是什麼意思，她就開始說別的。我問她有沒有跟爸爸媽媽說覺得很累，她說沒有。我問她為什麼不講，她說，不知道。」龔偉森說。

在所有申請學童中，只有大約17.4%是不靠「世襲」關係進入目標小學的。

「如果你要考直資、私立的小學，K1（幼稚園一年級）就要開始操練，因為那些學校全部都要面試，」有一女一子的張文青說。張文青的女兒就是把請願信扔進特首辦公室前院的小四女生Natalie，小兒子來年就要升小學一年級了。

而如果是官立、資助的小學，這些小學在自行收生階段，大部分的學位都會留給父母或兄姊曾經就讀該校的學生——這在香港被稱為「世襲制」，另外一些比較有力的加分項，可能與學校所屬的宗教、商業、社會團體有關。在最新公佈的小一最新自行收生數據中，42%的學生獲得了心儀學校的錄取，而其中，58.8%是「世襲生」——換言之，在所有申請學童中，只有大約17.4%是不靠「世襲」關係進入目標小學的。

為了這個如社工黎柏然所說的「一點希望」，家長可以說是使勁渾身解數，或者自己買房子、入教會、入社團，製造世襲條件或者加分選項，或者把孩子裝備得萬無一失，應對層層面試。

張文青有個朋友的目標是將孩子送入一所「一條龍」的直資學校。「她跟我說，如果能進去，家裡之後就輕鬆了，不會上小學就忙到發瘋，但這樣戰線就要提前到幼稚園，她的小朋友比較害羞，從 K1開始就讓他多上興趣班，讓他講話、對答的時候比較有自信。他可能上半天幼稚園，下午就要學普通話、英語，星期六日學其他的。」

張文青形容，幼稚園生興趣班是一盤大生意，「十八般武藝」。

2012年，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的問卷調查顯示：接近75%的家長會為正在幼稚園的子女報讀課外興趣班，超過10%的家長報讀超過4個興趣班。2014年，友邦保險一項針對育有8歲或以下子女家長的調查顯示，接近一半人認同「贏在起跑線」重要，88%指出，子女必須參加課外活動。

張文青沒有逼迫子女去學「十八般武藝」。她說：「我一開始是覺得，讀什麼小學不要緊，都差不多。現在覺得，其實真的都差不多——差不多一樣催谷學生。」

從小學開始的TSA魔咒：老師、學生、家長都是輸家

「香港的小孩真的很慘，」教小學的黃老師歎息。1989年從香港教育學院畢業，她在小學執教20多年，教過常識、體育、中文，從2004年開始專注教英語。

黃老師記得，她帶一個小學二年級的班時，有一節常識課是講「公園」。在她描述了香港的公園裡的種種設施之後，班上有個孩子說：「啊？公園有這些設施的嗎？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過公園了。」黃老師後來在一次家長會上提起了這件事，二十多個家長，只有一個說自己每天都讓孩子在公園玩一個小時。

「整體上，學生的功課是多了，而且我們還要教『補充內容』，這會很深」——這是黃老師對過去25年小學教育變化所得出的一個觀察。

小二就要開始忙起來，很大程度是因為小三那年，香港的小學生要接受人生中的第一場公開考試：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 TSA ）。

這個考試是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計劃的措施之一，從2004年起開始實施，每年6月在全港小學三年級和六年級學生中舉行，測評中英數三科。多年來，TSA 都被家長和老師詬病為小學生學業壓力的源頭。2015年下半年，一場家長發起的「反對小三 TSA 」運動引發關注，並最終使正參選2016年特首的三名候選人均表態，支持擱置和檢討這一制度。

2017年，小三 TSA 由「基本能力評估」（Basic Capability Assessment，簡稱 BCA ）代替，題目難度較過往大減，也允許學生和家長提出不參加考試。但多年種下的深根和慣性，不會連根拔起。

若回看 TSA，教育局稱這樣的考試設計只是為「了解全港學生的基本能力」，以及弱項，方便政府和學校調整來年的教學策略。但黃老師直言，題目實際上「很深很刁鑽」。為什麼走樣？

「有了 TSA 之後，教育局很快就用來『殺校』了！」黃老師說起來的時候一臉不忿：「第一屆就已經拿著 TSA 成績去批評教育團體了，那時候我們學校被批評得很厲害。教育局如果覺得你做得不好，就不給你學生，你就要關閉學校，所以大家都比賽操練啊。」

「我們這些學校，所謂的精英班，其實排全港中間，位置很兩難。如果學校收生不好，你要它冒險，不去操練，那真的挺難的，」黃老師形容，這是普通學校都有的「咒」。

咒的魔力傳導得極快。

張文青清楚記得，去年 Natalie 升上小學三年級，「學習忽然緊張了很多，知識深了很多，平時每科每天兩三樣功課， 到了週末前就更多了，星期五一定做不完，星期六要繼續，學業壓力是比較嚴重的，同級的家長都有同感」。

今年9月 Natalie 上了四年級，張文青感覺她長大了一些，對自己學業把握更大，也不那麼緊張。但在整個小學的排期上，這不過是稍事喘息。

小五、小六的孩子要應付更重要的考試，關乎他們升讀什麼中學、獲得什麼樣的分班：小六 TSA ，三次呈分試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Pre-Secondary One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簡稱 Pre-S1）。

黃老師所在的小學，今年在讀五年級的孩子一年要完成兩本三科模擬試題集，一本是 TSA，一本是 Pre-S1，而這兩本試題所測評的要求不盡相同，甚至可以南轅北轍。

「單講（英文）作文， TSA 要求寫得越多越好，但 Pre-S1 寫超過了80字，就要開始計語法錯誤，也就是寫得越多，錯的機會越大。所以訓練 Pre-S1 的時候，要學生寫到90字就好了，但訓練 TSA 的時候，就要寫得越多越好，」黃老師說。

結果：學生只能不斷做練習。

如果學校為了自身存亡，訓練學生在 TSA 中取得好成績，尚可理解，但進入中學之後才考的 Pre-S1 也成為小六學生懸梁刺股的麻繩鐵錐，又是向誰「交功課」？

「PreS1 不是影響應屆的考生，而是影響他們下一屆師弟師妹的中學派位，」黃老師拆解，「教育局用這個考試來評定學校的 banding ，然後做下一年派位。比如你的學校，只有五成學生拿到 band one 的位置，那是因為你的上一屆學生考 PreS1 的成績所致，所以小學有很強的動機訓練學生。」

上課，功課，補充，考試，這還不是一個小學生要應付的全部，他們還被「鼓勵」參加課外興趣班。

專家問，哪個家長是讓孩子自己選擇課外活動的？一個禮堂，二三百個家長，只有不到10個人舉起了手。

一方面，政府增撥了不少資源，用代金券的形式，資助學生發展課外興趣，另一方面，不少家長希望「一技之長」可以幫助孩子在升讀中學的時候獲得加分。

11月4日的週六，黃老師的學校做了一次覆蓋六個年級的家長大會，請來一位教育專家做講座。會上，專家問，哪個家長是讓孩子自己選擇課外活動的？一個禮堂，二三百個家長，只有不到10個人舉起了手。其中一名家長說，我讓孩子自己選，是學鋼琴，還是烏克麗麗（夏威夷小結它）。專家再問，是孩子自己主動說要學的？那位家長搖搖頭，自己也笑了。

今年頭三個月，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一項針對14間本地小學的問卷調查發現，21.7%的學童經常感覺有壓力，為三年新高，13.2%學童受抑鬱情緒困擾，有9.7%更呈嚴重抑鬱徵狀，須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

學童指出的壓力源頭前三位都與學業有關，依次是「功課太多」、「升中選擇及適應」、「學業成績未如理想」。

黃老師心疼學生的累：「有的放學回家，吃完飯就去補習社，補到十點」，「有的功課也做不好，回家也很累，其實根本不想參加課外活動」，「你只能哄著小朋友向前」。

「這個制度下，老師、學生、家長，都有壓力，都是輸家。」

中學走入 DSE 的窄門：無力改變，只好硬食

有搏未為輸，「總之要往上一級，」社工劉家棟說。

劉家棟才21歲，自稱「邊青」——邊緣青年的簡稱——在公共屋邨長大，讀 band 2 中學，不是勤奮好學生，不想考、也沒考上大學。現在，他和黎柏然一樣，是社工復興運動、防止青年自殺民間聯席和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連線的成員。

他接著說：「band one 學生入大學的比率可能是七八成，band two，就算是排頭的學校，200人中可能只有10個人左右，差距大到，根本不是你是否勤奮的問題，而是你的學校級、氛圍……逼到家長變怪獸。」

「進了 band three 的學校，最擔心孩子學壞。」黃老師說：「家長最緊張的不是成績，而是操行。這也是一個死結。用成績來分 banding，banding 又影響學生的行為。」

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智聰看到，越來越早開始的競爭、高度應試化的教育，已經讓學生離真正的學習越來越遠：「學生可能在小學已經提早競爭，不斷操練 TSA，適應題型，他們很多的學業根底都沒有打好，上了中學追不上。比如我教中文，他們不是字詞句段篇慢慢累積上去，學校講提高閱讀量也只是搞量化，完全是水過鴨背；加上現在都在手機上看新聞和文章，速讀，有幾何認真地拿著一本文字書去看？這些其實應該是學校給空間，培養真正的閱讀習慣，但因為課程，也無法做。」

在過去工作的屋邨中學，面對成績普通的孩子，陳智聰「很遷就」，從學業到個人成長都要很關顧，但這難以維持入高中——「那條線就在那裡，就是那麼高，我沒辦法幫你把它拉下來」。

「那條線」名叫 DSE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2012年之後相當於大學入學基準考試。

與中國高考的「一試定終身」不完全相同，DSE是有「底分」的——學生必須首先完成教育局要求的各科「校本評核」（SBA），佔DSE總分數的15%到40%不等。這使得完整的 DSE 考核和爭分，幾乎貫穿香港學生的整個高中時代。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豬仔，一個月平均每科有兩份 SBA ，這在他的同學中算是少的，因為他選修的兩科歷史和經濟沒有 SBA 功課。

我試過做著做著，忽然什麼都想不到。我問自己，我繼續寫下去，是不是就會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中文要做讀書報告，或者深度測驗，考唐詩、文章賞析，或者做小組報告解讀文章；英文要做小組討論，個人 present ，也有讀書報告；通識是全年做一份專題報告，自己一個人做；物理要寫報告；藝術要畫很多畫。這些題目都是老師定的，他們跟著教育局的準則做。」

豬仔說，自己做 SBA 最瘋狂的時候「 一做完 A 就要立即做 B，當然還有考試，還要做 IES（約4500字的獨立專題研究），精神很緊張，根本不能休息，星期六日都不能」。

「這些你是要認真做的，如果 SBA 分數高，公開試你就有了墊底的分。」豬仔有時會感到崩潰：「我試過做著做著，忽然什麼都想不到。我問自己，我繼續寫下去，是不是就會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今年10月，期中考試的時期，豬仔在溫習中突然覺得很無助，「我對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這些事，還有什麼意思。我記憶力很差，現在看完，考試的時候是不是能寫出來？那我現在做這些又什麼用？」

假期只是奢侈。社工龔偉森說：「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已經要補課了，到了中五升中六的暑假，一個暑假下來，學生可能只有五六天是不用回學校補課的。這在香港的中學，無論哪個 banding，都很普遍。」

而臨近考試的幾個月，陳智聰形容，有些學校都會跟學生比喻為「打仗」：「有些地區名校，真的會在那幾個月，停止所有課外活動，下午三點半放學之後先補習一輪，晚飯之後，老師輪流留下，和學生一齊溫習，到晚上8點再走，師生的身心壓力、同學之間的比較、競爭的氣氛，在校園是很明顯的。我覺得是需要調劑的，但老師們應該是沒有空間了。」

社工劉家棟還記得自己幾年前在一間「二等中學」讀中六時，那些他看得到，卻無法準確形容的壓力：「中六的時候，老師請過一個考試全級前幾名的同學上台分享他如何讀書。這位同學當時在台上說，『我讀書壓力是大的，有時溫習會溫習到想吐』，那解決方法是什麼呢？他說，『我的方法就是吃一點酸的東西』。他看起來很正常。大家坐在台下聽也很淡然。沒有人覺得整件事很有問題。他是在告訴大家一個秘笈。」

長路盡頭，DSE 卻是一道窄門。

自香港高中新學制落實以來，香港每年平均有超過7.2萬名中六學生應試，但政府資助的全日制本科學位只有1.7萬到1.8萬個，這也意味著，大約每四個跋涉過六年中學的學生中，只有一個能獲此學位。餘下的人只能根據他們的成績和志向，決定是自資讀大學、讀副學士學位、職業訓練學院或者其他課程。

追，機會不大；不追，畢竟關係前途的機會是在那裡的——對於大部分處於夾心層的學生而言，課業負擔和不確定性像一雙把他們來回拍打的乒乓球拍。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條，你只不過是讓他開心一點去面對，還是慘淡一點去面對。

聽到學生自殺的新聞，豬仔說：「你看，又死了一個，大家會說，『很大壓力啊』，『這麼想不開啊』……第二天又來了，根本就是一個循環。」

「其實在制度上很無助，很吃力，」龔偉森說，「你知道少考一兩次試會好很多，但怎樣才能做到？校長或者老師會說，不行，出來的成績不好，學校壓力很大。那就要學生去調整心態啊。但作為社工，最痛苦的是，調整完，學生要繼續『硬食』這個制度的問題。」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條，你只不過是讓他開心一點去面對，還是慘淡一點去面對。」

忐忑的叛逆者：誰能自外於主流？

叛逆很難。

社工劉家棟就是一個升學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敗，留級中三那年，他也曾經想過自殺。「很多人跟我說，你真的很不行，以後是社會的失敗者，中三你也留級？中三的東西很淺啊！聽了之後，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屬於這個世界，沒有人支援和支持。」

挽住他的是他常去的屋邨社區中心里的一名社工。「他說，路是自己走的，能處理的就處理，處理不了就不要處理，學校社工一定不敢說你可以不讀書，」現在也做了社工的劉家棟說。

高中時代的劉家棟是典型的「問題學生」，不認真讀書，「放學和豬朋狗友去抽煙」，「老師排斥得挺厲害的，反而不是同學」。他連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計劃都沒有報名——「你說讀副學士不行，我就偏不讀大學」。

但進入社工的副學士學位課程之後，劉家棟發現，身邊的同學都在為再次進入大學而努力。「同學問我會不會升大學，我說不會，他們的反應是，『哈？不讀大學？』因為在社工的範疇裡面，大學和非大學畢業生的註冊是不同的，前景也差挺遠的。同學會問錢的問題，『你不想自己多賺一些嗎？你不想升高級一點做自己想做的事嗎？』很多會說這些。」

劉家棟說，不必了，決定成為叛逆者，他就要跳出這個框框。

9月剛剛進入中學一年級的 Leo 有膽量往特首辦公室扔請願信，但還沒有掙脫考試制度的氣概：「不考 DSE？那應該沒有資格讀大學了，不讀大學，將來出來找工作，老闆當然會選有大學文憑的啊，難道挑個渣來自己公司嗎？」

Leo 的媽媽陳靜儀坦言，一方面她努力告訴兒子，未來不是只有一條路，不能通過 DSE 考上大學，不是什麼大事，但另一方面，她很清楚，這是一個有風險的想法。

「錢是很重要，家長的計算首先是有沒有錢，」這位41歲的媽媽對獨生子的將來當然早有籌劃，「我跟他爸爸講過，如果他受不了這裡的教育制度，就送他去英國讀書，但首先我們要有能力負擔，不然哪有那麼多港府高官送子女出國？」

你跳出主流？有什麼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將來出來社會可以做什麼？

如果不走呢？孩子還在讀幼稚園和小學的媽媽張文青說：「現在香港的出路真的很窄。大家都覺得，要讀大學，要買房子，才能生存。全部都要入中六，全部都要看著 DSE，不考就好像連基本學歷都沒有了，其他的在社會上好像也沒有什麼認受性，很大壓力。」

張文青自己也沒有讀大學，也相信可以讓孩子順其自然。「我希望自己可以保持這個心態，因為已經看到太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她說。

儘管願意放手，媽媽們還是忐忑的。「你跳出主流？有什麼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將來出來社會可以做什麼？」張文青問，「主流，就是從這個考試制度衍生的。」

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智聰認為，問題的根本不在於 DSE，而是香港做不到教育和出路的多元化。「無論讀大學、大專、副學士，成績還是跟 DSE 掛鉤，所謂資歷架構，能不能真的加強？或者提供多元出路給學生嘗試？」

社工劉家棟有同感：「整個制度，什麼都要去等同於 DSE 的多少。所謂多元出路，全部回歸 DSE。資歷架構，就是一條線將人分成成功和失敗。」

港府訂定的資歷架構從2008年開始推行，21個行業被納入，每行資歷分7級，其中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學歷，依次屬於第4至第7級。截至2015年底，在這84級資歷中，有8422人次登記，另外有26887人次通過「過往資歷認可」獲得登記，而這21個行業的就業人數超過193萬，佔當時全港勞動人口53%。在政府的公務員招聘中，資歷架構少被納為認受的學歷要求。

陳智聰認為，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聘用近17萬人的政府應該先走一步，帶頭增加多元資歷架構的社會認受性，否則商界或其他人永遠不能在這方面進步。「如果政府總是靠攏商界利益，說擔心萬一認受了一些東西，工資會上漲，商家會很難請到精英，我們會很擔心。我們已經看到學生的生涯規劃乃至大學教育，都好像是變成了職業訓練場所。」

陳智聰的憂慮並非空中樓閣。社工龔偉森曾與一名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會面。「他很直接地說，如果大學開放學位，香港大學收了很多學生，影響了畢業生的質素，我們還怎麼請這些學生？現在的精英，我們可以出比較高的人工請。」

事實是，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數目維持穩定，但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在1996到2016年的20間，下跌了5.5%，收入最高的10%「精英大學生」收入中位數跌幅更大，達到13.6%。

叛逆者忐忑，「主流」同樣朝不保夕。

（聚焦香港學童困境的深度報導《那條走著走著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分上下兩篇，下篇明日發佈，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