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基層教師能安心作育英才嗎？

2017年12月17日，軍公教團體再次因為年金改革議題走上街頭遊行。這場堪稱「2017年最後一場反年改抗爭」的行動，並未吸引太多市民注目，畢竟這一年來，為了軍公教年金改革議題，許多一生從未上街抗議的退休公職，在街頭與警察衝突、追著總統蔡英文貼身陳情，甚至不惜阻擋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選手進場，早已引來各式激烈的辯論與批評，到了年底，多數人對此議題早已疲乏，沒有太大的討論興致。

另一方面，作為台灣經濟發展基石的教育體制，在2017年走上了關鍵十字路口，讓人才問題看來難見好轉。牛津經濟研究院在2012年發布的調查中曾預估，到2021年，台灣將面臨全球最嚴峻的人才失衡。產業轉型升級遲滯，難以提供專業人才所需要的薪資水平與競爭平台，讓知識技術與創新能力開始喪失了源頭活水，將會是惡性循環的起點。

在此時上路的年金改革，雖然試圖平衡社會資源分配，卻可能意外地讓人才危機雪上加霜：因為「被年改」的群體中，包含教師。十萬餘小學、中學、大學教師深受衝擊。許多資深老師為了多存老本、補足退休後財務缺口，選擇延後退休；許多等待「轉正」的非正式教師，眼見取得正式資格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有人選擇堅持等待，有人選擇認輸改行。台灣的教育現場，總體士氣低落。而他們正培養的，是目前仍在中、小學的「00後」與「10後」。三十年後的人才危機，會否由此埋下不利的種子？端傳媒今、明兩日推出台灣年度專題，仔細檢視年改問題喧騰的背後，「動搖國本」的台灣人才缺口問題。

代理代課教師「扛屎缺」 打擊教學士氣

早晨七點多，秋陽探頭，台北仍在半夢半醒之際，蔣文衡已走下樓梯，關上租屋處的大門。他走到巷口的超商買了一個三明治，邊撕開包裝，邊走向公車站。他今年29歲，自研究所畢業後，已在台北市某高中做了兩年的代理老師，教的是「公民教育」。

當八點十分的鐘聲響起，蔣文衡已備好上課所需，踏入今天的第一個課堂。每個星期，他要給兩個年級、四個班級上17堂這樣的公民課，還要帶一個導師班，最多的時候一天排滿5堂課。

「對於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有些學生是會花很多時間去理解的，當談到這方面的話題時，他們常常會想要問我提供更深入的觀點，有時候發生一些有爭議的時事或新聞，他們也會要你表達意見」，對蔣文衡來說，「公民課」並不只是拿課本就能上課，而必須成為一個「萬事通」，隨時掌握最新時事動態、培養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作人老師嘛，不能只把它當一份工作」。

然而這就意味著徹底的忙碌。排課最滿的一天裡，蔣文衡下午上滿三堂課，一堂課90分鐘，中堂休息20分鐘，直到下午五點下課。之後，蔣文衡必須再花時間處理課務相關雜事，直到五點半至六點，甚至更晚下班，一天的工作時數，是紮紮實實的十到十二小時。

如此沉重的工作負擔，蔣文衡卻處於長期不穩定就業的狀態中。相較於正式老師可終身續聘，同樣是招考入校的代理老師，最多卻只能續聘三年，三年後必須重新招聘。而在代理老師之外，還有兼任的代課老師，他們領時薪、無年資、無加給，聘期不定，全看當初校方如何約定，無論口頭或書面。在考上代理老師之前，蔣文衡已經做了四年的代課老師、跑了五間學校。

蔣文衡的狀態，並非特例。在台灣的教育現場，因為教育經費短絀，有高達12%的教師員額，是以「一年一聘」的代理教師，甚至是「鐘點計費」的代課教師來擔當教學大任。這些代理、代課教師當中，絕大部分是通過正式師資培訓，懷抱「教師夢」，等待學校開出正式工作崗位的年輕熱血教師。

畢業於某教育大學、三十多歲的教師李妍君，因為喜歡與小孩子互動，畢業後回到家鄉，在宜蘭的國小擔任代理老師。不料，三年還不到，這份工作便已經將她為人師的熱誠消磨殆盡。身為一名代理老師，她說，內心最大的徬徨是「永遠不知道下一年自己還能不能在這間學校」。

除了聘期不穩、收入低以外，李妍君表示，在校園裡頭，無論是代理老師或代課老師，往往是說話最沒有份量、無法投票參與決策，卻也肩負雜事最多，最常被交辦工作的一群人。她回憶，當時每逢學校假日要辦活動、開學時要做教室布置，大多是落在代理、代課老師身上，讓代理老師除了平常工時長，連假日也礙於人情壓力得去學校。

而這類指派工作淺規則，看的往往不是個別老師的專長，而是隻要身分是校園裡頭的「過客」，就很容易落入「屎缺」。如李妍君認識一位同業，專長明明是體育，但因為是代理老師，被校長指派負責教小朋友畫壁畫。即使這位老師對美術一竅不通，卻擔心無法續聘，也只能硬著頭皮上陣。她還聽聞有學校只要出現學生特別難搞的「後母班」，當正式老師不願負責，就會請代理老師接手。

李妍君認為，代理代課制度不僅扼殺的年輕老師的熱忱，老師頻頻更換，對學生而言更不是好事。她進一步解釋，通常一名老師接任一個班級，都需要幾個月的適應期，了解個別學生家庭背景與學習狀況。同時學生也得花時間適應不同老師的領導風格與教學方式。如果老師半年就換一次，等於才剛適應沒多久又得重新歸零。

青年教師就業不穩、資深教師養老不穩

青年教師身陷「不穩定就業」困境，無法專心教學。但對於即將退休的資深教師而言，令人煩惱的是「不確定養老」，雖然兩者狀態相異，卻也是受年金改革所累、必須分神思考「後年改時代」該何去何從的的群體。

前金門大學校長李金振，自幼生長在戰地古寧頭。卸下校長職位後，他持續在金門大學任教。年資高達40年的他，直到今年2月才申請退休。

選在年金改革上路前後退休，其實不在李金振的生涯規劃裡頭。他坦承，起初自己並不那麼關心年改，當了一輩子的「軍公教」，走過兩岸關係緊張與早年物資缺乏年代，只要是配合國家政策，李金振一項秉持著「政府說該怎麼樣，那就怎麼樣」的順從心態面對。

直到提出退休申請後，人事室告知他年改可能帶來的影響，李金振這才驚訝發現：一個影響軍公教人員退休保障甚鉅、涉及人數也不少的年金改革方案，程序竟如此粗糙，受影響的當事人，似乎也缺乏反映意見的管道、沒有抵抗的力量。

一個新世代的台灣學生，如果運氣稍差，很有可能從六歲進入小學、乃至二十二歲離開大學，面對的都是無法完全專注教學、擔心生活無著的老師。這對台灣未來的人才養成，無疑是重大的危機。

與中小學教師薪資結構相比，大學教授收入包含本薪與研究費，其中本薪所佔比例較低、研究費比例較高。但因退休金的計算是以本薪作為基數，讓一名任教30年退休的大學教授，退休金可能會從每年領9萬多變成剩下6萬多，退休金「被砍」的幅度，甚至比中小學教師還高。

年資40年的李金振粗估，年改上路後他的每月退休金至少短少約5萬5000元。但他表示，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大學教授，並非真的因為退休金短少而不滿，令他們難以接受的是整個決策過程缺乏溝通與尊重。李金振說，儘管政府宣稱舉辦多場座談會，但在未有共識的情況下，草案就輕率地送入立法院三讀通過，這種任憑政府宰割的感覺，才讓教師抗爭不斷，甚至讓軍公教連想要共體時艱的情操都消失殆盡。

他也補充，受到這幾年經濟不景氣、勞工薪資待遇差影響，台灣公務員看似吃香喝辣高收入，實際上卻長達十幾年未曾調薪，與其它國家公務員薪酬體系相比更是相形見絀。

從台灣的小學、中學到大學，肩負教育大任的老師，許多人處於這樣的「不穩定就業」與「不確定養老」中。年輕教師最大的期盼，就是等到「老老師」退休，空出正式員額，好讓自己端上鐵飯碗，安心備課教學，但這樣的期盼，在年金改革之後，也越來越遙遠：因為「老老師」擔心自己養老無著，不願退休，許多人表示，「以為會有一定的退休金，儲蓄不夠多，現在計畫整個被打亂，我除了不退、做到65歲，沒有別的選擇！」

教育現場士氣低落，從中小學老師到大學教授都出現惶恐不安的聲音，這意味著：一個新世代的台灣學生，如果運氣稍差，很有可能從六歲進入小學、乃至二十二歲離開大學，面對的都是無法完全專注教學、擔心生活無著的老師。這對台灣未來的人才養成，無疑是重大的危機。

年金改革造成世代對立，和政策不區分新舊制有關？

這個讓各級教師都不甚滿意的年金改革方案，究竟長什麼樣子？在原本的制度下，教師的年金是本薪的12%，由老師個人提撥0.35%、政府提撥0.65%。年改上路，年金佔本薪的比例提高到18%，等於一名老師原本每個月薪水會被扣3000到5000元，改完後增加成4000到8000元。若以政府提出的破產年限估算，保守來看，目前40歲以下的老師，有可能發生每個月提撥4000到8000元，退休後卻領不到錢的窘境。

面對年改後的職場新局，不只年輕的代理老師徬徨猶豫，中層教師也同樣不安。在台北市大湖國小任教二十多年的袁筱梅，因為父親擔任老師，亦立志繼承父親春風化雨的職志，在舊制聯考時代，她認真苦讀，以高分錄取師院公費生，自22歲任教至今。袁筱梅的生活，說來與絕大多數教師無異，單純而少問世事，每天忙著教育學生與照顧家庭。年金改革方案推出後，眼見自己生活將受到重大影響，她開始認真查資料、翻法條，試圖釐清年金改革爭議。

袁筱梅如數家珍地解釋，目前現職老師是以民國85年為分界，分成新制、舊制兩大類。所謂的舊制就是俗稱的「18%」，幾乎都老早已經退休。而目前教育現場中，新制教師所佔比例高達九成。另外還有一類老師屬於「跨新舊制」。舉例來說，一名從民國80年開始任教的老師，年資會有5年舊制加上其餘新制，因此前五年的年資就可享18%存款利率優惠。

何謂18%？

袁筱梅分析，當年「18%」制度的產生，可說是一種「恩給制」，也可說是「薪資延遲給付」概念，「講白話一點，就是當年政府無力按月付給老師合理薪水，因此承諾當老師們退休後，可以享有定存18%優惠利率作為補償。」隨著時代更迭，新制教師的薪資現在已符合一般大學生行情，因此才取消18%，將「恩給制」改為「儲金制」，讓新制教師自行繳交部分退休金，存入退撫基金中。

然而，袁筱梅認為，蔡政府在推動年改時，沒有區分新、舊制，混在一起處理，讓年輕老師誤以為老老師領太多錢，以致年輕老師有可能領不到退休金，等於變相抹黑這群跨新、舊制的老老師，造成新、舊世代對立。也正是因為如此，年金改革引發的街頭抗議，一波接著一波，不但讓台北三不五時就必須封街改道，甚至險些讓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式無法順利舉行。

教師年金問題，牽動教育百年基業

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也是國小老師。今年49歲的他，原本打算明年屆滿50歲時退休領月退。他估算，在年金改革前，原本每月薪水7萬元的他，一個月退休金可領7萬4000元。然而年改之後，假若他明年退休，一個月便領6萬5000元，逐年調降到十年後，只剩下月領5萬元。

過去，由於退休之後領得比在職薪水還高，大部份老師都會「時間到了就退」；現在，年金改革後，人人都想繼續教到65歲。這讓年輕代理老師更加絕望，不少人私下議論，「等不到這些老一代的退休，要不乾脆改行算了？」基層教育現場，士氣普遍低落，不少人甚至已經無心教學，準備改行。

這不是退休金第一次牽動中小學的師生教學氣氛。在年改施行的傳聞沸沸湯湯的2015年，國民教育一線老師們就已經興起一波搶退潮。面對少子化浪潮，教育部與校方順著退休潮施行「多退少補」，亦即「鼓勵退休，但不補新進，改以聘用代理或兼課教師」，這是代理教師、兼任教師人數增多的背景。然而這股退休潮在新政府確立了年改方針之後，又被「延退潮」取而代之。這代表著，年改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老師們在意願上的接受與否，而是改革之後，會讓他們為了拿較高的退休金而延遲退休。

「老老師退不去、新老師進不來」，形成了教育現場新陳代謝不良的惡性循環，也讓國、高中教育現場出現難題。青春叛逆期的學生，嗆罵老師、肢體衝突等事件三不五時便發生，而中小學老師一天上課八小時，下課後還要花時間備課，若年紀太大，體力難以負擔。袁筱梅說，老老師雖然有經驗，但體力畢竟不如年輕人，加上和學生間代溝嚴重，並不符合家長期待。

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或自己的前途上？

作為代理教師，到底要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還是花在自己的前途上？反過來說，考上的人難道都是那些很會讀書考試、做備審資料，但真正花時間為學生付出、認真的老師卻被刷掉？

然而，在當前的台灣教育現場，即便應該「有體力」與中學生周旋的年輕老師，恐怕有許多人也已為成為正式老師而筋疲力竭。代理教師每年暑假都會報考教甄，每年平均約花費一到三萬不等的費用報名，這對低薪的青年教師來說，不啻是沉重的經濟壓力。而代理教師每天除了努力備課、批改作業、認真與學生互動外，為了考試，夜晚或週末還要苦讀自修，萬一沒考上，工作就沒著落。

「這實在是分身乏術。作為代理教師，到底要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還是花在自己的前途上？反過來說，考上的人難道都是那些很會讀書考試、做備審資料，但真正花時間為學生付出、認真的老師卻被刷掉？」張穎萱的直白，道出了代理老師的無奈。以今年為例，公立高中開出一個缺，報考人數就湧入130人，其中卻僅一人能成為正式老師。

張旭政預言，年改實施後，未來幾年中小學幾乎不再可能出現缺額，進而造成有志於投身教育的青年打退堂鼓，不僅相關師培機構招生難，未來師資品質更讓人擔心，「可以想見，中小學教育會有一段師培空窗期，台灣師資會出現斷層，情況至少會延續十年左右」。

他表示，對於代課老師而言，工作處於不安定狀態，今年教完明年不知道有沒有工作。假如有幸被聘為正式教師，接下來幾年又可能面臨超額資遣問題。建議未來在教師任務調整上，可以利用政策引導，讓資深老師授課節數減少，轉型成為輔導新進教師工作，藉此增加缺額與節數，給年輕老師留口飯吃。

對此，教育部師培司司長鄭淵全表示，培育一名教師，平均需要至少五年時間，目前台灣的教師儲備量是足夠的，但考量許多儲備教師畢業後幾年，受限於大環境或個人因素決定轉行不當老師，再加上各大學相關科技招生問題，教育部不可能中斷師資培育腳步。

然而他也坦承，目前教育部核定一年幼教招生員額約1000名、小學約2000名，中學則有4000名。以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約5成多估算，中學部分確實培育過多師資，後續教育部也會與各師培大學好好討論，縮減中學階段師培名額，但不會讓台灣師資出現斷層。

一位不願具名的教育部資深官員表示，《師資培育法》自從1994年修正後，師資培育開始以「自費為主、公費為輔」，主要集中在偏遠地區、原住民鄉鎮與離島，一年約有300多名左右。由於公費生的運作方式是「先有需求才開缺」，因此假若地方縣市政府與國教署高中職沒有缺額，未來三五年內很有可能不會出現公費生。張旭政對此表示憂心，他認為，每個行業都需要優秀人才作為骨幹，公費培育制度必須保持，才能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教師職業，也許可以促進新進教師進入校園。

但是，資深官員對此深具信心，認為這個問題不會發生。因為公費有就業保障，錄用學生通常成績必須非常優秀，按未來政策方向而言，公費生制度不僅不會就此消失。該名官員更樂觀預言，隨著台灣交通便捷、偏鄉生活機能提升，當偏鄉越來越不偏，老師們願意落地生根的機會也會越來越高。然而，這樣的想法是否過度樂觀，誰也說不準。

鄭淵全則認為，偏鄉地區的師資穩定必須與都市有不同思考方式。偏鄉之所以缺老師，主要關鍵在於縣市政府因為擔心超額併校而不敢開出正式缺。《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除了考慮延長公費生服務年限外，也考慮讓偏鄉代課老師不必每年重新招考，應改以「三年一聘」的制度，穩定偏鄉師資，防止頻繁流動。

「還是希望能當一個好老師」

年金什麼的，只要符合分配正義，我其實不太在乎未來被砍掉一些。就算（年金）被砍吧，當老師仍是我覺得最適合、最想做，也最符合我的信仰的工作。

處理完課堂以外的雜務，窗外已是黃昏，盞盞街燈疲倦地綴著臨暗的台北。蔣文衡背著包包，站在川流馬路邊等公車。為了省房租，蔣文衡居住在離學校約45分鐘車程的新北市。今晚，他將如常外食打發掉晚餐，再回到住所。「現在的薪資勉強還可以在台北縣市生活啦。而且，節省一點的話，扣掉房租和其他生活花費，我每個月還能存個五千到一萬，還不錯吧！」蔣文衡苦中作樂，不忘說笑話給自己打氣。

「就算年改砍了我們未來的退休金吧，我為了老師這個志業，已經投入好多年的努力，若要放棄，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了。總還是希望能當一個好老師吧。」當張穎萱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時，懷有15週身孕的她也是這麼回答：「年金什麼的，只要符合分配正義，我其實不太在乎未來被砍掉一些。就算（年金）被砍吧，當老師仍是我覺得最適合、最想做，也最符合我的信仰的工作。」

在日漸惡劣的環境中，仍滿懷「作育英才」的熱忱與拼勁，如蔣文衡、張潁萱這樣的基層教師，曾是台灣社會的基石，也是戰後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條件。教師年金改革固然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卻未仔細關照改革衍生的各種連鎖效應，讓年輕的教育工作者沒有安全感、難以完全專注於日常教學工作，或將大規模影響「00後」乃至「10後」學生的教育品質。雖然「受教品質」難以量化，但老師們對生計、養老問題的憂慮，或許將為二、三十年後的台灣人才問題，帶來全面性不利的影響，無疑將是台灣政府解決棘手的年金改革之後，下一個必須面對的艱鉅考驗。

（蔣文衡、張潁萱、李妍君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