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老清新：從台北翻牆到北京，穿梭於中國夢與小確幸

一 、翻牆是加分的技能

微信朋友圈又有人在呼喊：「誰的VPN還能用，求推薦（抱拳）。」

那是一個前互聯網影業CEO。之前在一個十億電影票房的導演工作室中認識，囫圇吞棗地加了微信，但沒怎麼互動過。我趁機私信他，推薦了一個「速度很慢但還活著」的VPN，再趁機介紹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大佬回了個「哈哈，謝謝」，又禮貌又冷淡的，毫不意外。大佬的咖位，即使平台被收購後自己開的公司還沒有在業界投擲出火花，他的光芒還能再庇蔭朋友圈好久好久，像許願池一樣一呼百應。沒人期待舉手之勞被感激涕零，我不過是刷個存在感，當有朝一日有合作機會或者有事相求，自己能被想起罷了。

北京那麼多年輕人被時代潮水沖刷，想快點冒出頭，只要能創造自己被需要的價值，或許就能被拉上船——我段位不夠，這些年沒見過有誰能抵擋大國崛起的誘惑。眾生的野心匯聚成暗流，在大勢所趨之下流竄，一時上了船下一刻也許就翻船了，但沒關係，大家都相信這湍流是往好的地方走。

中國夢是一種合理的寄託，戳破表面，內裏是慾望，是從縣城到省會到了北京想落下腳跟的可能性；是聽著朋友說「06年北京買的1萬元一平米的房子，現在一平米要9萬」，多麼扼腕又怕錯過下個時機的賭性；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帶著細軟的台灣腔到來，惴惴不安像噎著秘密地藏著自己的身份認同，又如飛蛾撲火般上岸登陸，找尋機會。

我討厭北京，卻離不開它。因為它夠坦率，一切都是慾望，街上那些黨國宣言，是種華麗的緩衝，當人人有了喝采的對象，都不會那麼把它當一回事。

而我，一個從熱帶島嶼來的而立之年女子，如數家珍又無情地算著自己身上的標籤能帶來什麼「可被利用的價值」，或是互動中的「談資」。不知道是個人顏值的流逝、台灣品牌的消退，哪個原因更重一點，這些年，新認識的人，對台妹感興趣、對台灣社會好奇而善意的詢問，越來越少。幸好業務能力和所待的平台崗位也是蒸蒸日上，讓人有話可以跟我聊，而我三不五時在朋友圈發些有趣的「牆外訊息源」新聞，多少是為了顯擺和打差異化。

隨著今年傳出「經營VPN需要政府批覆」，朋友圈的VPN求助，或私信我求可用VPN的人變多了，不少還是業界大前輩，想想也覺得好笑，翻牆的需求和能力也成為自己被需要的原因。

中國長城世界聞名，我腦袋中一直有個幻象：我就坐在高高的防火牆上，on and off VPN的開關讓我一下往右一下往左看，這道牆不是物理上的距離，而是兩種相斥的濾鏡看世界。随著越來越多的人在牆的兩邊叫囂，我在牆頂搖搖欲墜兩邊不是人，看著兩種顏色而終於失焦暈眩，跌落。

想跟牆外的讀者說，最政治不正確的宣言，就是「被牆久了到時候出來也不知道看什麼」，「好可憐，被牆久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這種傲慢假定了牆內的人都應該嚮往牆外陽光，但牆的阻隔是雙向的，各有各的苦惱，這邊的人很難出來，而那邊的人，對牆身後的世界，又了解多少？

二、穿牆而過的人們——眼中的失落

台灣主計處公布2015年在大陸工作的人口約近42萬人口。想像這些人跨越海峽，穿透防火牆，往返生活，上飛機下飛機各有一套儀式動作：

離開前拼命刷著臉書google，最後在不得不關機的一刻在臉書打卡：「Byebye臉書google自由和乾淨的空氣！」

飛機著陸，嘆口氣，換上sim卡，叮叮咚咚的微信訊息，等待艙門需時，已足夠為好幾條朋友圈點讚。進到牆裏的現實，許多同路人並肩；活進中國夢裏，努力工作賺錢生活，隔岸家鄉的溫暖和小確幸，都像是遙遠的夢境。

每一次穿牆而過，都是急遽的熱脹冷縮，心中特別難受。

台北可愛和無奈。走進天龍國前幾排的文藝搖滾區，成年後所熟悉的公館、師大、古亭，一路延伸到善導寺徐州路一帶，踏在路上，鏡頭裏每一個畫面好像都凝結了無限的年份，柏油路永遠都黑的發亮的乾淨得沒有紙屑，兩旁公寓建築老舊卻日復一日精神挺立，2017年的天龍國特區那麼多畫面都跟楊德昌電影「一一」依舊一致；師大夜市的落寞在新開通的東門捷運站的永康街得到補償；台大社科院搬回公館校區， 而徐州路的原址還在，除了拉起了幾條工程的警告黃線，滿地的落葉和紅磚瓦建築永恆般的佇立，沒有學生的鬧騰只有行人走進歇息，這是城市裏一個轉角就能走進的桃花源。離家的人看台北，好似一個被藏進時空中的城市，結凍。

如果一直沒有離開，是否還會每次回家都有種踩進流沙的荒謬感？是一步步伴著島嶼往下沉溺的無奈，也有緩緩而行的歲月靜好，這一切，會不會只是離家的人自我感覺良好和自以為是？

在歐洲念書的時候，宿舍傳出的「康~熙~來~了~~~」四個音階是華人學生打破隔閡的號角，而《康熙來了》在2015年的結束，成為台灣文化在兩岸四地話語權流失的轉捩點，從此台灣再沒有電視節目能被世界華人談論。

小S徐熙娣登陸後獨挑大樑的節目《康姐姐好餓》口碑和播放量勉強及格（第一季4.4億播放量和豆瓣5.7的評分，第二季3.4億播放量、豆瓣6.1的評分）；蔡康永首部執導電影《吃吃的愛》在中國大陸慘摔，票房不到三千萬人民幣。康熙粉還在，只是不構成進電影院買票的動力。從事電影行業多年的朋友，等到電影下檔在網路上免費看完後，悠悠地說：「其實我覺得還行，不難看，很台灣，只是這幾年，大家真的不買台灣小清新的單了。」

在湖南衛視開會的時候，聽領導說著當年他們是先看台灣綜藝學習（模仿）一路走來；聽過央視出來的導演津津樂道說著被台灣導播大罵的往事；聽過拍《環珠格格》的攝像老師，樂此不疲的說台灣導演罵人最兇了，可是他們都是被罵成才的......語氣裏有懷念過往的美好，也有毫不眷戀的自信和篤定。這些年中國大陸電視節目大躍進，從抄電視模式——買模式——買模式被限制——到搶著當第一個反輸出中國模式到世界的人，那麼多的爭議好似給電視圈一種團結的挺立，真正的優秀是不怕帶點汙點的，給人潑些髒水又如何。

《中國有嘻哈》火了，讓幾位評委MC Hot Dog、張震嶽、潘瑋柏這些有知名度卻不帶流量的台灣藝人，再次躍入觀眾眼前，它與南韓《Show Me The Money》的抄襲爭議不阻礙它的口碑流量和獎項，熱潮很快吹到了台灣，台灣Youtuber WACKYBOYS反骨男孩一系列Kuso的模仿，點擊量輕鬆破百萬。

觀眾對好的娛樂內容的汲取，總能輕鬆打破政治認同的藩籬。一個十來歲念台北明星高中的妹妹，也是所謂的天然獨世代，會正氣凜然地說「反正我就是討厭中國就對了」，但也會在國中畢業旅行時玩《奔跑吧兄弟》的撕名牌遊戲。她需要知道TF Boys就如同她需要知道《中國有嘻哈》，這是她跟同學的談資，她長大過程中社會餵給她的娛樂。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發現，她對中國的排斥跟她所愛的那些娛樂內容是相斥的；而當她長大，這些中國娛樂產品會是她跟世界華人朋友們破冰聊天的談資，如同我這輩80後總能跟人家聊《流星花園》，聊《康熙來了》......

只是台灣早不是那個文化產品的主要輸出地了，我們是跟隨者。

離開自己熟悉的中國泛娛樂產業，回到生活，是台灣新媒體上各種自嗨又自憐的解讀中國：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好方便，台灣什麼時候能普及？

台灣連uber都進不了，怎麼跟上世界潮流？

中國一路共享，從滴滴吃掉快的再吃掉uber，到共享單車的逐步併吞，再到共享充電寶的泡沫，這一切究竟跟共享兩個字有多大關係？

最近，眾人驚覺台灣電商多年壟斷不思長進，大佬們跳出來要守護PChome抵退有中資背景的蝦皮......

到十九大，台灣省十九大黨代表盧麗安讓台灣一片譁然。她的發言展現了有禮、細軟親切的台灣腔，賢淑而果敢的語調，共產黨一向以組織和動員能力見長，而盧的展現，補充了原本缺失的「美學」的樣貌；然後再到北大台生王裕慶主動聲明希望入共產黨的效應......

牆上的我分不清楚是荒謬、魔幻、憤怒或者理解更多一點，所有內心的翻攪落在北京的生活只能是一片啞口無言。我其實知道，這些人有多重要，是他們或許知書達禮或者汲汲營營對祖國的喜愛，讓我們一群穿牆而過的人，在默許的範圍中，被架構了一個想像中類似的認同，活在一層保鮮膜泡泡，在牆的這頭，有限度安穩地活著。

三、牆的一邊：在不自由中努力綻放的能量

保鮮膜泡泡不免被戳破，當兩岸議題升高，哪些「台獨」電影、電影人、名人被盯上，風聲鶴唳的時候，牆上的人只能摸摸鼻子，低頭過日子，忿忿不平只能寫在心裏，而每次從港台媒體傳出來的「XXX被禁名單」，是如同死亡筆記的存在，詛咒被吹回中國大陸陣地，名單上的人和作品就得了黑死病。影視跟資本高度掛勾，每個動作都是大筆投資，牽扯眾多家庭收入，沒有人願意、也沒有人有資格，拿眾多人的心血來博弈。

捫心自問，在北京工作泛娛樂圈這麼多年，接觸過的電視台、網路平台等眾多合作夥伴，除了怎麼樣都會被聽出來的台灣口音，很少人對我的台灣身分認同有過較勁的討論，那種疏離，一開始只解讀成是讀書人的驕傲，再者是冷漠和無感，直到有次在節目策劃會上，一個同級夥伴因為不滿意我的批評，踩著我的話咆哮：

「什麼中國來中國去的， 你們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你是台獨份子嗎？」

現場刷紅臉的不只是我，還有每位前輩，其中一位訕訕地打了圓場「這種話不要亂說」，把討論繼續下去，而被迫在眾人面前赤裸接受審判的我，那一刻了解到，不管在這裏做到什麼位置風景，心裏永遠持續進行的對身分認同的思考，是阿基里斯的腳踝和永遠的弱點，旁人的冷漠和梳理，是一種善意和自我保護，更是種對黑死病的懼怕：一個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不礙事，但討論了不該討論的問題而得病，何必。

這麼多限制這麼多不自由，為什麼還留在北京？為了錢嗎？不過就是為了錢吧？就像那些被台灣網友唾棄，被中國大陸網友不齒，為了撈金北上掙錢的台港藝人。你說為了追求舞台，這麼多不自由，怎麼創作出好作品？書店上架的書都是被挑選過的，影視作品都是被審查過的，這種環境能有什麼好作品？

第一次發現對北京的生活產生認同和理解，就是來自家鄉那頭對於「不自由」的抨擊，心中本能的反感——無法反駁，可是多麼希望多說一些多被理解一些，防火牆真實存在，但現今的中國影視娛樂夾雜了資本和數量的優勢，在不斷的試錯中，也生出了自己的多元性，以及，在各種命題作文中，找縫隙開出一朵朵花的令人尊敬的同行，不應該被牆的另一頭無視。

如果這些在夾縫中努力開花的能量，能更好的被所謂牆外的家鄉的人們所理解，兩岸會有更好的溝通，不自憐也不自傲的去理解，中國文化產業的模樣。說來慚愧，自由不自由的辯論離平凡的大多數太遙遠，在有限的貨架和版面裏面，上架的書本和作品都是被選擇的——來自審查的選擇或者商業上的判斷，都是權力。許知遠《十三邀》採訪馬東關於「世界是不是愈來愈粗鄙化」的討論，馬東面對鏡頭的一片坦率——那就是我個人嚮往中國娛樂產業人物裏面最好的模樣。

馬東說：「這個世界上大約只有5%的人有願望累積知識，了解過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著，就是在生活。只是這95%的人每一個人今天都有了一個自媒體的權利，而且有了技術通道，所以他們的聲音就被你看到了。」這清楚界定了：「大眾傳媒的作用不是追最前沿的，那是學者的工作，思想者的工作，大眾傳媒的作用是讓還沒接觸這個東西的人接觸。」

擁抱這95%的人們而存在的作品，也值得被尊敬和了解。

有蔡康永在《奇葩說》的「我們不是妖怪」出櫃片段，有馮小剛《我不是潘金蓮》裏農婦上訪未果的故事，有《人民的名義》說政府官員腐敗貪污的故事，有《無證之罪》和《白夜追兇》兩檔犯罪偵探劇，都牽扯中國員警系統的無力和兇手的殘暴，和尋求法外制裁途徑的主角......

這些作品引起的熱議，還包括「XXX究竟是如何過審」——踩著審查不通過無法播出，甚至淪為全軍覆沒的風險，這些在所謂「不自由的創作環境」努力開出的花朵， 能量從何而來？

一名做院線電影的朋友說過，他所接觸到的廣電總局的領導們，跟原本想的很不一樣，是群「有情懷的人，希望中國電影更好的人們」；與一位台灣公視的前輩交流這些「在命題作文中奮發的能力」，他也在思考：「是不是真的要有這些壓力，人才會拼命想擠出最好的東西！像我們這種，環境太好，人也就懶散了。」

四 、牆的兩邊：「回不去」是最大的同理心

85後出生的我，對台北的職場環境很陌生了，我的職場語言和專業都在北京長出來的。剛到北京時，工資一個月一萬人民幣，雖然十分困窘，但換算成台幣已經是台北影視行業小主管的薪資了；一個後輩一路從世新念到北京清華，留在北京工作，現在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導演。我們在北京的生活都不算優渥，可是我們都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產業規模，花出去一筆20萬人民幣的預算都不是事兒，200萬人民幣預算只夠做一個30分鐘不帶大明星的網路節目......

我們也抱怨北京的霧霾，和這裏因為基數過大，生活中總能夠遇到些素質特差的，不爽的時候我們都說過：「大不了不幹了就回家。」

可是對於回家，我們的專業能做什麼，能賺多少？我們的人脈不在那。「打掉重練可以」，是另起爐灶後也沒有海市蜃樓可以想像的茫然，「回不去了」這麼俗濫的標題常常迴盪在我們心中，是北京生活快要過不下去時，讓你咬牙多撐一秒的咒語。

可是呀，當我如此傷感地把「回不去了」的哀傷和同在北京打拼的中國朋友們分享， 自以為乘載了什麼不可言說的浦島太郎般的沉痛時，他們只是悠悠道來：

吉林的朋友說，他們是沒家鄉的人，在家裏開車要用導航，道路都沒有比北京熟悉。小時候的那些胡同街道、有點歷史的日本軍營、高中時蘇聯式的教學樓都被拆掉了，同學朋友們都不在家鄉。那裏除了冬天的大雪還熟悉，剩下的就都沒有什麼了。

山東的朋友說，在煙台的家早已經被拆掉了，同學朋友們也都奔走他鄉了。以後他們的孩子，就會說着四川話、武漢話、北京話或者英語德語。

青海的朋友說，他們不可能回去家鄉，生活都不在老家了，跟家鄉的朋友也聊不到一塊了，只能拼命在北京站穩腳跟，是不是跟你們很像（笑）？

我恍然大悟自己的矯情，以及在北京如此壓抑的環境下，歸屬感是從何而來：沒有人那麼特別，那麼多人不過都只是皇城腳下，沒有家鄉可回只好拼命往前活下去的人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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