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老清新：从台北翻墙到北京，穿梭于中国梦与小确幸

一 、翻墙是加分的技能

微信朋友圈又有人在呼喊：“谁的VPN还能用，求推荐（抱拳）。”

那是一个前互联网影业CEO。之前在一个十亿电影票房的导演工作室中认识，囫囵吞枣地加了微信，但没怎么互动过。我趁机私信他，推荐了一个“速度很慢但还活著”的VPN，再趁机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大佬回了个“哈哈，谢谢”，又礼貌又冷淡的，毫不意外。大佬的咖位，即使平台被收购后自己开的公司还没有在业界投掷出火花，他的光芒还能再庇荫朋友圈好久好久，像许愿池一样一呼百应。没人期待举手之劳被感激涕零，我不过是刷个存在感，当有朝一日有合作机会或者有事相求，自己能被想起罢了。

北京那么多年轻人被时代潮水冲刷，想快点冒出头，只要能创造自己被需要的价值，或许就能被拉上船——我段位不够，这些年没见过有谁能抵挡大国崛起的诱惑。众生的野心汇聚成暗流，在大势所趋之下流窜，一时上了船下一刻也许就翻船了，但没关系，大家都相信这湍流是往好的地方走。

中国梦是一种合理的寄托，戳破表面，内里是欲望，是从县城到省会到了北京想落下脚跟的可能性；是听著朋友说“06年北京买的1万元一平米的房子，现在一平米要9万”，多么扼腕又怕错过下个时机的赌性；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著细软的台湾腔到来，惴惴不安像噎著秘密地藏著自己的身份认同，又如飞蛾扑火般上岸登陆，找寻机会。

我讨厌北京，却离不开它。因为它够坦率，一切都是欲望，街上那些党国宣言，是种华丽的缓冲，当人人有了喝采的对象，都不会那么把它当一回事。

而我，一个从热带岛屿来的而立之年女子，如数家珍又无情地算著自己身上的标签能带来什么“可被利用的价值”，或是互动中的“谈资”。不知道是个人颜值的流逝、台湾品牌的消退，哪个原因更重一点，这些年，新认识的人，对台妹感兴趣、对台湾社会好奇而善意的询问，越来越少。幸好业务能力和所待的平台岗位也是蒸蒸日上，让人有话可以跟我聊，而我三不五时在朋友圈发些有趣的“墙外信息源”新闻，多少是为了显摆和打差异化。

随著今年传出“经营VPN需要政府批覆”，朋友圈的VPN求助，或私信我求可用VPN的人变多了，不少还是业界大前辈，想想也觉得好笑，翻墙的需求和能力也成为自己被需要的原因。

中国长城世界闻名，我脑袋中一直有个幻象：我就坐在高高的防火墙上，on and off VPN的开关让我一下往右一下往左看，这道墙不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是两种相斥的滤镜看世界。随著越来越多的人在墙的两边叫嚣，我在墙顶摇摇欲坠两边不是人，看著两种颜色而终于失焦晕眩，跌落。

想跟墙外的读者说，最政治不正确的宣言，就是“被墙久了到时候出来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可怜，被墙久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这种傲慢假定了墙内的人都应该向往墙外阳光，但墙的阻隔是双向的，各有各的苦恼，这边的人很难出来，而那边的人，对墙身后的世界，又了解多少？

二、穿墙而过的人们——眼中的失落

台湾主计处公布2015年在大陆工作的人口约近42万人口。想像这些人跨越海峡，穿透防火墙，往返生活，上飞机下飞机各有一套仪式动作：

离开前拼命刷著脸书google，最后在不得不关机的一刻在脸书打卡：“Byebye脸书google自由和干净的空气！”

飞机著陆，叹口气，换上sim卡，叮叮咚咚的微信信息，等待舱门需时，已足够为好几条朋友圈点赞。进到墙里的现实，许多同路人并肩；活进中国梦里，努力工作赚钱生活，隔岸家乡的温暖和小确幸，都像是遥远的梦境。

每一次穿墙而过，都是急遽的热胀冷缩，心中特别难受。

台北可爱和无奈。走进天龙国前几排的文艺摇滚区，成年后所熟悉的公馆、师大、古亭，一路延伸到善导寺徐州路一带，踏在路上，镜头里每一个画面好像都凝结了无限的年份，柏油路永远都黑的发亮的干净得没有纸屑，两旁公寓建筑老旧却日复一日精神挺立，2017年的天龙国特区那么多画面都跟杨德昌电影“一一”依旧一致；师大夜市的落寞在新开通的东门捷运站的永康街得到补偿；台大社科院搬回公馆校区， 而徐州路的原址还在，除了拉起了几条工程的警告黄线，满地的落叶和红砖瓦建筑永恒般的伫立，没有学生的闹腾只有行人走进歇息，这是城市里一个转角就能走进的桃花源。离家的人看台北，好似一个被藏进时空中的城市，结冻。

如果一直没有离开，是否还会每次回家都有种踩进流沙的荒谬感？是一步步伴著岛屿往下沉溺的无奈，也有缓缓而行的岁月静好，这一切，会不会只是离家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和自以为是？

在欧洲念书的时候，宿舍传出的“康~熙~来~了~~~”四个音阶是华人学生打破隔阂的号角，而《康熙来了》在2015年的结束，成为台湾文化在两岸四地话语权流失的转捩点，从此台湾再没有电视节目能被世界华人谈论。

小S徐熙娣登陆后独挑大梁的节目《康姐姐好饿》口碑和播放量勉强及格（第一季4.4亿播放量和豆瓣5.7的评分，第二季3.4亿播放量、豆瓣6.1的评分）；蔡康永首部执导电影《吃吃的爱》在中国大陆惨摔，票房不到三千万人民币。康熙粉还在，只是不构成进电影院买票的动力。从事电影行业多年的朋友，等到电影下档在网路上免费看完后，悠悠地说：“其实我觉得还行，不难看，很台湾，只是这几年，大家真的不买台湾小清新的单了。”

在湖南卫视开会的时候，听领导说著当年他们是先看台湾综艺学习（模仿）一路走来；听过央视出来的导演津津乐道说著被台湾导播大骂的往事；听过拍《环珠格格》的摄像老师，乐此不疲的说台湾导演骂人最凶了，可是他们都是被骂成才的……语气里有怀念过往的美好，也有毫不眷恋的自信和笃定。这些年中国大陆电视节目大跃进，从抄电视模式——买模式——买模式被限制——到抢著当第一个反输出中国模式到世界的人，那么多的争议好似给电视圈一种团结的挺立，真正的优秀是不怕带点污点的，给人泼些脏水又如何。

《中国有嘻哈》火了，让几位评委MC Hot Dog、张震岳、潘玮柏这些有知名度却不带流量的台湾艺人，再次跃入观众眼前，它与韩国《Show Me The Money》的抄袭争议不阻碍它的口碑流量和奖项，热潮很快吹到了台湾，台湾Youtuber WACKYBOYS反骨男孩一系列Kuso的模仿，点击量轻松破百万。

观众对好的娱乐内容的汲取，总能轻松打破政治认同的藩篱。一个十来岁念台北明星高中的妹妹，也是所谓的天然独世代，会正气凛然地说“反正我就是讨厌中国就对了”，但也会在国中毕业旅行时玩《奔跑吧兄弟》的撕名牌游戏。她需要知道TF Boys就如同她需要知道《中国有嘻哈》，这是她跟同学的谈资，她长大过程中社会喂给她的娱乐。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现，她对中国的排斥跟她所爱的那些娱乐内容是相斥的；而当她长大，这些中国娱乐产品会是她跟世界华人朋友们破冰聊天的谈资，如同我这辈80后总能跟人家聊《流星花园》，聊《康熙来了》……

只是台湾早不是那个文化产品的主要输出地了，我们是跟随者。

离开自己熟悉的中国泛娱乐产业，回到生活，是台湾新媒体上各种自嗨又自怜的解读中国：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好方便，台湾什么时候能普及？

台湾连uber都进不了，怎么跟上世界潮流？

中国一路共享，从滴滴吃掉快的再吃掉uber，到共享单车的逐步并吞，再到共享充电宝的泡沫，这一切究竟跟共享两个字有多大关系？

最近，众人惊觉台湾电商多年垄断不思长进，大佬们跳出来要守护PChome抵退有中资背景的虾皮……

到十九大，台湾省十九大党代表卢丽安让台湾一片哗然。她的发言展现了有礼、细软亲切的台湾腔，贤淑而果敢的语调，共产党一向以组织和动员能力见长，而卢的展现，补充了原本缺失的“美学”的样貌；然后再到北大台生王裕庆主动声明希望入共产党的效应……

墙上的我分不清楚是荒谬、魔幻、愤怒或者理解更多一点，所有内心的翻搅落在北京的生活只能是一片哑口无言。我其实知道，这些人有多重要，是他们或许知书达礼或者汲汲营营对祖国的喜爱，让我们一群穿墙而过的人，在默许的范围中，被架构了一个想像中类似的认同，活在一层保鲜膜泡泡，在墙的这头，有限度安稳地活著。

三、墙的一边：在不自由中努力绽放的能量

保鲜膜泡泡不免被戳破，当两岸议题升高，哪些“台独”电影、电影人、名人被盯上，风声鹤唳的时候，墙上的人只能摸摸鼻子，低头过日子，忿忿不平只能写在心里，而每次从港台媒体传出来的“XXX被禁名单”，是如同死亡笔记的存在，诅咒被吹回中国大陆阵地，名单上的人和作品就得了黑死病。影视跟资本高度挂勾，每个动作都是大笔投资，牵扯众多家庭收入，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资格，拿众多人的心血来博弈。

扪心自问，在北京工作泛娱乐圈这么多年，接触过的电视台、网路平台等众多合作伙伴，除了怎么样都会被听出来的台湾口音，很少人对我的台湾身分认同有过较劲的讨论，那种疏离，一开始只解读成是读书人的骄傲，再者是冷漠和无感，直到有次在节目策划会上，一个同级伙伴因为不满意我的批评，踩著我的话咆哮：

“什么中国来中国去的， 你们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吗？你是台独份子吗？”

现场刷红脸的不只是我，还有每位前辈，其中一位讪讪地打了圆场“这种话不要乱说”，把讨论继续下去，而被迫在众人面前赤裸接受审判的我，那一刻了解到，不管在这里做到什么位置风景，心里永远持续进行的对身分认同的思考，是阿基里斯的脚踝和永远的弱点，旁人的冷漠和梳理，是一种善意和自我保护，更是种对黑死病的惧怕：一个台湾人的身分认同不碍事，但讨论了不该讨论的问题而得病，何必。

这么多限制这么多不自由，为什么还留在北京？为了钱吗？不过就是为了钱吧？就像那些被台湾网友唾弃，被中国大陆网友不齿，为了捞金北上挣钱的台港艺人。你说为了追求舞台，这么多不自由，怎么创作出好作品？书店上架的书都是被挑选过的，影视作品都是被审查过的，这种环境能有什么好作品？

第一次发现对北京的生活产生认同和理解，就是来自家乡那头对于“不自由”的抨击，心中本能的反感——无法反驳，可是多么希望多说一些多被理解一些，防火墙真实存在，但现今的中国影视娱乐夹杂了资本和数量的优势，在不断的试错中，也生出了自己的多元性，以及，在各种命题作文中，找缝隙开出一朵朵花的令人尊敬的同行，不应该被墙的另一头无视。

如果这些在夹缝中努力开花的能量，能更好的被所谓墙外的家乡的人们所理解，两岸会有更好的沟通，不自怜也不自傲的去理解，中国文化产业的模样。说来惭愧，自由不自由的辩论离平凡的大多数太遥远，在有限的货架和版面里面，上架的书本和作品都是被选择的——来自审查的选择或者商业上的判断，都是权力。许知远《十三邀》采访马东关于“世界是不是愈来愈粗鄙化”的讨论，马东面对镜头的一片坦率——那就是我个人向往中国娱乐产业人物里面最好的模样。

马东说：“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累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著，就是在生活。只是这95%的人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了一个自媒体的权利，而且有了技术通道，所以他们的声音就被你看到了。”这清楚界定了：“大众传媒的作用不是追最前沿的，那是学者的工作，思想者的工作，大众传媒的作用是让还没接触这个东西的人接触。”

拥抱这95%的人们而存在的作品，也值得被尊敬和了解。

有蔡康永在《奇葩说》的“我们不是妖怪”出柜片段，有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里农妇上访未果的故事，有《人民的名义》说政府官员腐败贪污的故事，有《无证之罪》和《白夜追凶》两档犯罪侦探剧，都牵扯中国员警系统的无力和凶手的残暴，和寻求法外制裁途径的主角……

这些作品引起的热议，还包括“XXX究竟是如何过审”——踩著审查不通过无法播出，甚至沦为全军覆没的风险，这些在所谓“不自由的创作环境”努力开出的花朵， 能量从何而来？

一名做院线电影的朋友说过，他所接触到的广电总局的领导们，跟原本想的很不一样，是群“有情怀的人，希望中国电影更好的人们”；与一位台湾公视的前辈交流这些“在命题作文中奋发的能力”，他也在思考：“是不是真的要有这些压力，人才会拼命想挤出最好的东西！像我们这种，环境太好，人也就懒散了。”

四 、墙的两边：“回不去”是最大的同理心

85后出生的我，对台北的职场环境很陌生了，我的职场语言和专业都在北京长出来的。刚到北京时，工资一个月一万人民币，虽然十分困窘，但换算成台币已经是台北影视行业小主管的薪资了；一个后辈一路从世新念到北京清华，留在北京工作，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导演。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不算优渥，可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产业规模，花出去一笔20万人民币的预算都不是事儿，200万人民币预算只够做一个30分钟不带大明星的网路节目……

我们也抱怨北京的雾霾，和这里因为基数过大，生活中总能够遇到些素质特差的，不爽的时候我们都说过：“大不了不干了就回家。”

可是对于回家，我们的专业能做什么，能赚多少？我们的人脉不在那。“打掉重练可以”，是另起炉灶后也没有海市蜃楼可以想像的茫然，“回不去了”这么俗滥的标题常常回荡在我们心中，是北京生活快要过不下去时，让你咬牙多撑一秒的咒语。

可是呀，当我如此伤感地把“回不去了”的哀伤和同在北京打拼的中国朋友们分享， 自以为乘载了什么不可言说的浦岛太郎般的沉痛时，他们只是悠悠道来：

吉林的朋友说，他们是没家乡的人，在家里开车要用导航，道路都没有比北京熟悉。小时候的那些胡同街道、有点历史的日本军营、高中时苏联式的教学楼都被拆掉了，同学朋友们都不在家乡。那里除了冬天的大雪还熟悉，剩下的就都没有什么了。

山东的朋友说，在烟台的家早已经被拆掉了，同学朋友们也都奔走他乡了。以后他们的孩子，就会说着四川话、武汉话、北京话或者英语德语。

青海的朋友说，他们不可能回去家乡，生活都不在老家了，跟家乡的朋友也聊不到一块了，只能拼命在北京站稳脚跟，是不是跟你们很像（笑）？

我恍然大悟自己的矫情，以及在北京如此压抑的环境下，归属感是从何而来：没有人那么特别，那么多人不过都只是皇城脚下，没有家乡可回只好拼命往前活下去的人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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