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對談周雲蓬:當代中國還能找到什麼「詩意」嗎?

若是現在我再寫個《中國孩子》也不可能出唱片了,因為通過不了。


周雲蓬是中國民謠音樂代表。9歲時失明,15歲彈吉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隨處漂泊。周雲蓬的詩歌《不會說話的愛情》獲得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攝:林振東/端傳媒
周雲蓬是中國民謠音樂代表。9歲時失明,15歲彈吉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隨處漂泊。周雲蓬的詩歌《不會說話的愛情》獲得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覺得最好的詩意是一個人的狀態,但可能這種詩意的生活是沉默的,宇宙中的「暗物質」——不能被檢測出來,但確實存在。

民謠歌手、詩人周雲蓬,上月來香港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7」。他曾以《中國孩子》唱響現實哀歌,而這歌卻在近期的報批中被禁止演唱,而中國的孩子們也正在時下數起虐兒事件中再次成為悲慘的主角。這一次,周雲蓬在尚無需報批歌曲的香港又唱響了這歌。而我們也趁此機會跟他坐下來聊了聊,民謠熱興起十年有多,我們在當下中國的現實可以擁有怎樣的美的「詩意」?他所體驗到的黑暗中的詩意又是什麼?

端=端傳媒 周=周雲蓬

體制外的藝術青年

端:最早和老周認識,是在北京大學附近吧。2000年左右,北大和清華兩所大學周圍,聚集了很多「神人」,寫詩、寫小說的,做音樂的,「民間」哲學家(如今看來多怪異的名字),行為藝術家,開咖啡館的,做設計的⋯⋯記者的許多朋友都那樣認識的。而他們中不少人,曾是中國第一個前衞藝術家聚落「圓明園畫家村」的住客,畫家村於90年代中後期在政府干預下解體,但其實直到2000年前後,海淀西北仍是許多各地藝術青年、文學青年、思想者,居住和尋求思想連結的地方。當時你也是住在圓明園那邊?

周:我是1995年開始住在圓明園畫家村裏,廢墟遺址那一帶。認識一些朋友,比如98、99年,和朋友一起辦詩歌民刊《低岸》。其實那時我也沒寫多少詩,還是後來2003年住在香山時寫得比較多,香山很養氣,有櫻桃溝、梅蘭芳和梁思成的墓,進入寫詩的感覺了。圓明園時期的我,也沒寫詩也沒寫歌,不知道幹嘛了,天天暈的。當時和後來的音樂朋友比如野孩子等,交集也不多,他們的據點在北京東邊三里屯的河酒吧,我偶爾去,但還是離得太遠了。那時我音樂作品也少,跟大家還是有點隔膜。他們的作品很音樂化,而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自己必須要當個歌手,沒有全身心放在音樂上,還想着是不是將來去寫作。音樂只是暫時靠它維持生活的,比如在街上唱歌,謀生,什麼歌給得錢多唱什麼,羅大佑啊齊秦啊,不唱自己的。

端:北京的那種聚集醖釀了2000年以後出現的很多文藝現象,比如後來藝術界一些現象,詩歌的走向,還有民謠和其他音樂的興起⋯⋯可是記憶中到了2003年的時候,這些文化聚落也隨著「非典」爆發發生了很大變化,好像那之後,音樂上不少人比如曾經風雲一時的野孩子樂隊,搖滾樂隊木推瓜的宋雨喆,都離開了北京。北京的文化氛圍和當時的城市氛圍一樣,也好像一下子空了,沉寂了下來。而那之後的北京,開始了準備2008奧運會的城市建設……

周:「非典」確實是個臨界點,到了那一年人們一下子就散了,各奔東西。那一年,我在唱片公司「摩登天空」錄了我的第一張唱片《沉默如謎的呼吸》。就在那時,我對自己寫歌找到了信心,寫了一首《我聽到某人在唱一首憂傷的歌》,然後覺得跟過去自己寫的不一樣,有一定技術含量,這讓我開始覺得想轉向當歌手。非典很多人離開北京,其實1990年代我們去北京,沒想過要離開,覺得無論去哪,既然自己是搞文藝創作的,最後都還要回北京。但2003年,這些人開始動心思,有質疑,覺得自己是不是可以離開北京,問自己我為什麼總在這待着,既然這個地方對這些體制外的人又不是很歡迎。

周雲蓬,1970年-,出生於遼寧瀋陽,中國大陸獨立民謠歌手、詩人。幼年因患眼疾而導致九歲時失明。後入盲人學校學習,個人努力至1994年長春大學中文專業畢業。大學畢業後分配至一家工廠領取保障金,1995年到北京圓明園開始了賣唱生涯,其後四處遊蕩並進行創作。2003年摩登天空買斷發行唱片《沉默如謎的呼吸》,2005年初獲得了《南方都市報》第五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年度最佳民謠藝人獎提名。2007年自費錄製唱片《中國孩子》,音樂風格優美傷感而反映社會現實,並一舉拿下第八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民謠藝人和最佳作詞人兩項大獎。

周雲蓬:「我也不是很熱的那種歌手,我是屬於恆温型的,不冷不熱,潮流過去了也能活,潮流不過去也不見得能掙很多錢。」
周雲蓬:「我也不是很熱的那種歌手,我是屬於恆温型的,不冷不熱,潮流過去了也能活,潮流不過去也不見得能掙很多錢。」攝:林振東/端傳媒

民謠為什麼突然熱了?

端:那時好像很多人去了西部?

周:身邊的人去新疆和西藏的特別多,但基本上也是轉一圈就回北京。跟大家彙報一下,吹吹牛,因為做音樂來講,你的「市場」還是在北京,那裏的人才是你訴說的對象,而那時的演出場所也都在北京。致於去別的城市演出,我記得有一年,和小河、萬曉利去上海做了一次演出,是上海樂隊「頂樓馬戲團」租了個場地,我們每人才得到150元演出費。但還是很高興,覺得可以不在北京演出了,類似於也叫「巡演」了。當時去杭州做一次演出可能也就20個人看。所以大家就呆在北京,後來也不知為什麼好像突然上海、杭州做演出觀眾就很多了,那時覺得搞音樂的人就可以離開北京遷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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