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月22日，寒冬。一則新聞迅速成為大陸輿論焦點：紅黃藍新天地幼兒園被曝虐童，十餘名家長向媒體反映，孩子被老師針扎、餵藥，甚至懷疑遭不明身份人士猥褻。大陸社交媒體對相關報導和討論的刪帖，無法阻擋公眾的怒火燃燒。
11月28日晚，北京警方公布調查情況，刑拘一名涉嫌虐待兒童的22歲幼兒園教師，又稱涉事班級的監控視頻因儲存硬盤損壞，只可修復113小時的錄影。同時，警方調查結果稱，「群體威脅兒童」、「餵食兒童藥片」、「脫衣猥褻」，均系家長編造，兩名母親因此被行政拘留、批評教育，另外兩名家長則公開道歉。29日，消息又指北京朝陽區教育委員會3人被立案調查。
輿論沸騰之時，我們將目光投向香港，在防止及處理虐待兒童案件方面，香港比大陸先行多年。假若「紅黃藍」事件發生在香港，將會沿著怎樣的流程和機制去調查？香港怎麼為稚嫩的孩子編織一張安全網？過去數十年，香港在這個領域的探索，又走過怎樣的曲折歷史？
我們帶着北京的問題，與兩位香港專業人士請教預防及處理虐待兒童案件的機制如何建立：雷張慎佳女士，一直致力於防止虐待兒童工作；1978年，女童黎淑美遭嚴重虐待，事件轟動全港，防止虐待兒童會因此成立，雷張慎佳成為當時第一位全職主任。她其後擔任協會總幹事，服務長達28年。退休後，她再上火線，擔任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她還筆耕不輟，在媒體上撰寫多篇時評文章，曾為佔中運動裏因在「連儂墻」畫花而被強制送入兒童院的女童發聲。而另一位陳倩嫻女士，服務防止虐待兒童會14年，現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擔任講師，培育未來社工。
從她們的答案，或可映照反觀：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機制，究竟在什麼環節上，沒有接住墮下的兒童？而香港和北京，在幼兒保護方面，又面臨什麼相似的困局？
陳：陳倩嫻；雷：雷張慎佳
如果紅黃藍幼兒園涉嫌虐童事件（下稱「紅黃藍事件」）發生在香港，處理機制會是怎樣的？
陳：這個情況是困難的，因為它牽涉多名兒童，是一個群體性虐童事件。在香港，當家長懷疑老師施虐時，通常會尋求第三方專業人士介入。首先家長可以尋求民間支援機構幫助，例如防治虐待兒童會、和諧之家；或者去附近的家庭服務中心找社會福利署的社工。社署屬下有好多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這就是熱線電話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社工接收個案後，他們會根據社署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作出處理。這個《指引》，最先由社署在1998年制定，其後經過多次修改。《指引》對虐待兒童的相關法律規定及處理機制作了明確規定。
在紅黃藍事件中，若社工發現涉及多名兒童，可能就要先接觸所有懷疑被虐兒童，以及她們的家長。然後他們會嘗試聯繫校方，如果校方是合作的態度，社工可聯同校方、家長一齊開會，討論處理方案，比如涉被虐兒童繼不繼續上學，需不需要去醫院體檢，需不需要報警，等等。
若社工發現涉事的是多名教師，可能是校方使用某種手法對整體學生造成傷害，那社工可以搜集證供，也可選擇聯絡警方——不是直接打「999」，而是直接聯絡那一區的虐兒案件調查組。在「紅黃藍事件」情況下，社工一定會聯絡警方，因為已經發生實體性的傷害。
香港在這一方面的實際操作都很好，一旦啟動調查機制，社署、民間機構、醫院、警方，都會通力合作。
虐兒案件調查組聯同社工就個案進行研究，如果情況較為嚴重，他們會成立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Child Protection Special Investigation Team），成員包括警方和社署社工，或民間機構的社工，以及臨床心理學家，他們聯合調查嚴重虐待個案，包括兒童性侵犯，或團體性虐待。
警方介入的好處，首先是他們有法定權力。有時社工可能遇上不太合作的受害人或侵害者，他們可能會推搪調查。這時警方的介入，就可以強力搜證。另一方面，警方介入，也可先下令暫停幼稚園的服務，因為懷疑園方有傷害兒童的行為。確保兒童即時的安全，是整個機制的首要原則。
當然報警只是機制的一部分。我們的機制注重跨部門調查和合作。香港在這一方面的實際操作都很好，一旦啟動調查機制，社署、民間機構、醫院、警方，都會通力合作。
這個多專業合作的過程，通常由社工去主理。社工可以召開「多專業會議」，包括警方、家長、醫生、臨床心理學家等，都需要出席這個會議，討論詳細的兒童福利方案，確定個案性質，如何安置兒童，是否繼續上學，等等。
香港沒有法例要求學校或社工遇到懷疑虐兒個案時，進行強制通報的機制，這需要改善嗎？
雷：目前在舉報虐兒方面，沒有法例規定。海外有些國家有比較清晰的規定，幼兒方面的專業人士，（發現懷疑虐兒個案時）必須舉報，否則有刑事後果。而香港暫時沒有這樣，而是用鼓勵的方式，讓教師、專業人士等，主動舉報相關情況。
海外一些討論提到，強制通報未必能夠完全消除虐兒的情況。例如紐西蘭並沒有實行強制舉報措施，其中一個原因是：強制舉報可能令一些人士裹足不前。比如有人想求助，但不想親友受刑事檢控時，她會轉而將情況收起來。所以要反觀我們的機制，是否能夠為當事人提供足夠幫助。如果我們做得好，市民信賴我們，知道我們是為了幫助而不是要拘捕他們時，他們才願意來找我們。那是否非強制性通報，是一個更理想的做法？
當然，如若我們的教育和輔導都無法處理，那我們就要用法律去配合，將相關人士繩之於法。所以我傾向在這個大檢討裏，考慮剛才的可能性，去討論究竟需不需要法定的、強制的舉報制度。
有什麼保護兒童免受調查二次傷害的措施嗎？
陳：首先是錄影會面。當虐兒個案轉介到警方手上時，警方會有一套專為兒童而設的落口供機制，讓受訓的專家，在一間像家居環境的屋裏，和懷疑受虐的孩子玩耍、聊天。在這個輕鬆的環境下，向孩子了解情況。而這房間其實是裝備了錄影監控，將來這些錄影片段可作為證供。
其次，當社工聯絡警方後，他們會做聯合調查，可以避免要兒童重複描述事發經過。
醫院方面，有專門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統籌醫生。在香港，每一間公立醫院的兒童科都有一個負責虐待兒童個案的統籌醫生，為懷疑被虐兒童安排專門的兒童病房，當社工帶孩子上醫院時，醫生護士就會在這個兒童病房裏，為孩子做身體檢查。如果孩子需要留院觀察，那麼在留院的十天之內，必須召開多專業會議，統籌醫生也會參加，盡快討論兒童之後的住所。
有些醫院甚至設置了免費課堂，由紅十字會提供，義工會教小朋友功課，進行一些趣味性的學習。
社工在處理機制當中的角色是怎樣的？有什麼專業資格保障？
陳：在整個處理機制中，社工是非常關鍵的一環。社工通常是第一個被當事人或家長、老師所求助的對象，成為個案的主理人員，了解基本事實，再判斷是否需要聯絡警方、醫生。上述提到的跨部門多專業會議，就通常由社工主理。受過訓練的社工，可平衡到各方面的情況，又可以保護到兒童的利益。
至於專業資格保障，社工通常在學校裏就會了解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基本知識，而工作機構則通常會提供一些在職訓練，讓他們更好理解整個處理程序。社工在讀時，按要求需要完成兩個以上的實習工作，每一個實習工作需要超過400小時。在這些實習工作裏，每個社工在讀學生都會被分配一個老師做supervisor，而我們老師每個星期都會與所負責的學生做一次諮詢。而當真正面對虐兒個案時，通常會需要較為資深的社工，如果是剛實習的社工，在接觸個案時，通常會由資深同事一同處理。（註：香港所有社工均須通過法定機構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註冊，並接受其監督。）
民間社工在處理虐兒個案時，會不會因沒有法定權力而難以保護兒童？
陳：香港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屬下有「社會福利署」，社署在全港設有65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2個綜合服務中心，同時亦設有專門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在全港有11個中心，透過外展、調查、早期介入等，為受虐兒童提供服務。一般人如果懷疑自己孩子被虐待，可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求助，也可向民間團體求助。
社署的社工與一般NGO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她們是法定社工，有法定權力，可向法庭申請保護兒童令。所謂保護兒童令，是指社署社工或警務人員，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 213 章)，為懷疑受虐兒童，向法庭申請照顧或保護令。《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賦權法院權力，為懷疑受虐兒童，委任法定監護人。
當個案中的家長態度合作，未必需要申請保護令時，NGO還是適合跟進的；但如果當父母態度惡劣，甚至有可能施虐者就是家長本人時，就需要法定社工向法庭作出申請，讓兒童搬去其他地方，例如兒童之家、兒童院、寄養家庭等等。
三十年前，當時人們覺得，他們也是愛孩子的，打孩子是很輕微而已。但我們所接到的熱線電話，反映部分孩子受到的，其實是相當苛刻的對待。
香港曾經也經歷過「打孩子無問題」的年代，後來社會觀念是怎樣轉變的？
雷：首先是倡議者的出現。這包括我之前長期服務的防止虐待兒童會，它成立於1979年。觀念的改變，用了很長的時間，以及大量人力，去向社會傳達保護兒童的信息。我們需要用一些虐待兒童的例子，讓公眾明白，究竟我們的孩子正在遭受怎樣的對待。
三十年前，當時人們覺得，他們也是愛孩子的，打孩子是很輕微而已。但我們所接到的熱線電話，反映部分孩子受到的，其實是相當苛刻的對待。有的孩子渾身都是瘀痕，有的可能每天都被虐待。我們當時需要在各種大型講座，或向官員、立法會議員，將了解的虐兒個案呈現出來。
倡議者不只向專業人士反映實況，更要向家長、兒童進行觀念的教育。在這個環節上，傳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沒。傳媒第一時間報道虐兒狀況，報道所能涵蓋的深度和廣度很大，令市民明白，原來打孩子會傷害兒童，甚至在某些國家是違法的。
除了反映兒童受虐情況，我們從90年代開始也進行社區教育，讓大眾明白，這不只是外國存在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同樣存在虐兒。
香港直至今天，都沒有專門的防止虐待兒童的法例，沒有一條虐待兒童罪。
除了無形的觀念，是不是也伴隨著機制和法例的轉變？
雷：除了觀念轉變，過去30年，香港在法例上也出現改變。但這改變來得比較緩慢，過程中出現很多抗拒性因素，最終只出現零碎的修訂，例如以往的《保護婦孺條例》，於1992年被修訂為《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因為他們認為，在成人的條例裏，已經存在同樣的保障。另外，《侵害人身罪》亦獲得一些修訂，包括嚴重體罰引致身體受傷甚至死亡。
但外國情況不同，例如英國。英國因為出現一些嚴重虐待個案，加上機構介入未能成功保護受虐孩子，所以觸發對英國法例的全面檢討，成立《兒童法》，將過往其他法例中已有的關於保護兒童的內容，集中放在專門的兒童法下面。這是更能反映時代需要的做法。
這是香港所未能做到的。香港直至今天，都沒有專門的防止虐待兒童的法例。比如《侵害人身罪》，只有相關條例，比如你傷害幾多歲以下的孩子，就違反法例。但它沒有一條虐待兒童罪。
因此我們倡議者一直致力於呼籲香港法例改革，近年甚至有倡議者認為，香港法例嚴重落後於其他發展國家達百年之多。對於防止虐待兒童的法例，我們需要一場全面的檢討。
對兒童的虐待，不會在發生一次的時候就獲得關注，而要過一段時間，到很嚴重的情況，兒童或周圍的人才忍無可忍去舉報。
現時香港有什麼關於防止虐童的法例？法例的力度如何？
雷：兩大條。一條是《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但這不是刑事法例，違反的人不需要負刑事責任。另一條就是刑事條例，《侵害人身罪》條例底下涵蓋的。如果個案嚴重，就要去到《侵害人身罪》，或其他刑事條例裡面相關的內容，才能獲得處理。
還有教育則例，規定兒童有權接受教育，或者兩個星期不上學，應該如何處理，諸如此類的行政方面的處理。
陳：法律的執行其實可能沒法在兒童受虐的早期階段介入，而要等到實質性傷害出現了，才派上用場。換言之，虐兒情況未到很嚴重的時期，這個機制就無法生效。比如2013年，五歲男童楊智維誤服冰毒致死，法律要去到這麼後期，孩子已經死了，才有人介入。
總體而言，更多的情況是，對兒童的虐待，不會在發生一次的時候就獲得關注，而要過一段時間，到很嚴重的情況，兒童或周圍的人才忍無可忍去舉報。
再如申請兒童保護令。有些情況下，孩子離不開施虐者，為什麼？兒童之家、宿舍等機構不夠宿位。所以這個法例，規定可以由法庭轉交兒童監管權，可是當根本沒有地方給兒童安排住宿時，又談何保護兒童呢。
民間機構就扮演了一個預防的角色，希望把問題扼殺在未惡化的時候。
在保護兒童方面，民間機構和政府的關係是什麼？
陳：民間機構某程度上填補了政府工作所未能覆蓋的地方。我認為NGO與社會福利署在功能上有不同之處。第一，NGO可以在虐兒個案的情況未曾有清晰判定時，就進行介入。它的介入，起到保護作用，可以阻止可能的虐兒行為繼續發生，將危險扼殺在最初階段。
第二，NGO的角色較為主動。有一些個案，真的不會自己求助的，這時NGO的外展工作就發揮作用了：我們會自己上門，了解情況。有時如果聽街坊聊天，說有孩子渾身傷痕，或有人透過熱線電話報告他們觀察到的可疑情況，我們就會有專人前去，主動了解和接觸。而對社會福利署來說，要有人主動將個案轉介給他們，社署才能受理。
雷：應該說，民間機構和政府是夥伴的關係。保護兒童，是社會不同崗位的人，都有責任去做的工作，而不應只是某些倡議者的責任。
首先，政府在其中，是官方角色，有法定權力，有權申請保護令。所以一些嚴重個案，需要申請保護令的，就會去了政府那邊。以及政府有法定權力和責任去保護兒童，因此有權進行調查，包括社署署長，以及社署同事。而民間機構，嚴格來說，如果家庭、學校不給妳進入，妳就無權進行調查。所以我們需要獲得市民認同，才能為她們提供服務。否則只能等社署或警方介入。
第二就是，很多虐兒個案，未必進入到警方的處理範圍。也就是未必進入官方的網絡中。以往很多人的觀念是：生不入官門。覺得做官是很兇惡的，官是「又拉又鎖」的。直到現在還會有市民這麼覺得。那出現問題，應該找誰？就是民間機構了。於是民間機構就扮演了一個預防的角色，希望把問題扼殺在未惡化的時候。這也是政府支持的。政府有撥款資助民間機構，進行相關工作。
我們在處理實際個案的過程中，就像身處一個大圖畫裏，不斷藉此將改革向前推進。
作為歷史最長的防止虐兒民間機構，防止虐待兒童會是如何進行防範或處理虐童個案工作的？
雷：我們一直有一個理念：香港其實「冇一套」。我們的政策常常是零碎的，沒有一套全面的兒童發展的指標，一套兒童權利的綱領，以及行動計劃。所以香港的防止虐兒工作政策，很多時是零碎、救火式的——有孩子死亡了，或者有孩子被性侵了，才激發討論。可這些討論過後，又如何呢？有了建議，又如何呢？有沒有人跟進呢？有沒有處理根源的問題呢？「冇一套」，沒有機制。
而我們的機構，是一個倡議的角色。我們倡議建立一個全面的政策，對法例進行全面檢討。我們也做社工服務。我們在處理實際個案的過程中，就像身處一個大圖畫裏，不斷藉此將改革向前推進。
而預防的工作，則在社區展開。我們以不同方式，比如早年為預防性侵犯，1986年我們在屯門進行睦鄰計劃，為居民進行驗眼、量血壓的外展工作，或者以嘉年華的方式，將重要的保護兒童訊息，傳播出去。
我們還發現前線預防工作很重要，推行「生之喜悅」計劃。我們借用美國和歐洲經驗，對0到5歲兒童的家庭進行探訪，看她們的家庭是否安全。美國甚至會請醫護人員去探訪。但當我們把這套方法帶回香港，我們發現，這裡沒這麼多資源。我們只能夠招募義工，探訪懷孕或有初生嬰兒的家庭。
幼稚園或幼兒園如何保障教師質素？
陳：在香港，學前教育機構分為兩種：幼稚園和託兒所（幼兒園、幼兒中心）。從2003/04學年開始，教育局規定，幼稚園的教師要具備專業幼師資格或同等學歷。而從2012/13學年開始，參加「學劵計劃」的幼稚園，就要按師生比例1：15的要求，來聘用足夠的具幼師教育證書資格的教師。
至於幼兒園，就在法律上較有規管。《幼兒服務條例》15A規定，幼兒託管人不得為曾經觸犯相關罪行的人士，或者被署長根據15B條款決定為不適合擔任幼兒託管人的人士。但學前教育老師在薪酬方面，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制度。
雷：其實我們以及不同倡議者，一直以來都認為，政府在保障學前教育方面的工作，是做得不夠的。小學到中三，政府有資助免費教育；然而學前教育的工作，就落在了家長以及營辦者身上。直到2012年政府才開始討論，是否學前教育也轉為免費教育。
最近北京紅黃藍幼稚園發生懷疑虐童事件，其實在香港的幼稚園，一樣有欺凌問題。院舍也發生過虐童事件，卻沒有獲得足夠的處理。這也是香港需要檢討的議題。
與中學規定的「一校一社工」政策不同，現時香港的小學和幼稚園都沒有社工，如何監察校內虐待兒童情況？
雷：這個問題很重要。如何輔助學校裏的老師去落實政策裏的原則？當他們不落實時，會否有什麼督導或者後果？在過往有倡議，認為老師有教育及照顧兒童的角色，但在如何預防欺凌方面，存在不足，未有獲得足夠技巧訓練。所以其實需要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等人的幫助。
在目前的幼稚園或幼兒園，我們還沒有一校一社工，如果老師發現學生身上有傷，向家長反映無果時，那他就不得要領了：他可以怎樣做？他並不知道。所以若政府能夠在資源調配上，使幼稚園具備一校一社工的條件，令學校具有預防、治療及轉介的角色，這對教育工作者及家長都是極大的幫助，使他們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他們的教育工作。
在防止虐待兒童的工作上，香港未來有什麼發展方向呢？
雷：過往在發生虐兒事件時，我們時常聽到一種論調：認為這是家庭自己的責任。但隨著我們了解這麼多不同的兒童受傷害的情況，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是超越了家庭可以承擔的範圍。社會的政策、社會的資源調配，如何令不同崗位的人都尊重兒童的權利，在發生虐童時如何即時處理，這些環節上，政府必須扮演一個帶頭的角色。
其實我們一直倡議政府成立一個兒童資料庫，將兒童受虐、自殺、上學等問題的數據，收錄其中，讓我們擁有一個中央資料庫，了解關於兒童福祉的狀況，讓社會掌握兒童福祉的趨勢，讓未來的人手、資金等分配上，能夠更有依據。
在新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裏，提到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這是我們倡議了至少二十年的。但究竟會承諾一個怎樣的機制？很多人擔心，這個機制同樣會「冇牙」，無力，成了只供諮詢的「吹水會」：任妳提多少意見，我會聽，但我不會去落實。我們不希望見到這樣一個機制，浪費納稅人的資源，也浪費很多有心人的努力。所以我們期待一個有認受性、有法定地位、獨立的機制。只有如此，所作出的建議才會有持續的力量，令市民對這個機構有認受性。我們更希望這個機制，能夠有兒童和成年市民的參與，聽取他們的聲音。不要只是成年人或者專業人士閉門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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