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三浦研一：在中國演了十八年「日本鬼子」的日本人

演員走在路上，都怕被認出來。日本演員三浦研一遇到的問題更棘手一些。走在北京街頭，他常被路人認出，被喊成「那個鬼子」，有時年紀大的男士看到他會直接罵，「你們日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們日本人驕傲什麼啊⋯⋯」

所以，最近幾年，三浦研一出門必備兩樣東西：一頂貝雷帽和一副沒有鏡片的黑框眼鏡。帽子下藏著一顆光光的腦袋，眼鏡的做工精良，不走近了，還真看不出是個「偽裝」。

他已在中國生活了整整20年，其中有18年是在各類電視劇、電影中出演「日本鬼子」，比如《建黨偉業》中代表日本與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日本外交官日置益、《生死線》中的出身貴族并熱愛決鬥的日本軍官伊達雪之丞、《走向共和》中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將軍野村。所以中國觀眾都叫他「鬼子專業戶」。

這份工作，兩面不討好。他不僅被中國人咒罵，也會令日本人不滿。曾有好奇的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發問，為什麼會有日本人願意到中國演「鬼子」？討論的結果大多不過是「經濟原因」、「混口飯吃」、「為了生存」。不過三浦研一說，其他人也許是，尤其是2008年之後大批湧入中國的日本演員，那是奔著錢來的，可他不是。

他出身於東京江戶川區，童年曾跟隨父親在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區生活六年，3歲學習劍道，讀私立高中，擁有青山學院國際政治學碩士學位，更是日本的中國研究大師天兒慧的弟子。來中國的那一年，他帶著30萬人民幣，邊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際關係學博士，邊在五道口開一間「悟空酒吧」，還曾在中國社科院兼職任教一年，一群中國精英學生跟他修習日本文化，其中一些學生後來做了大學教授。可他最後卻選擇做了演員，專演「日本鬼子」。

說到這，三浦研一輕笑一聲，有些無奈地糾正這句話：「我是選擇做演員，不是選擇演鬼子。因為我剛開始做演員的時候，沒想到會一直要演日本軍官。」

後悔嗎？他說不。用了5根煙的時間，三浦研一與端傳媒記者分享了他的異鄉故事。

研究中國，做學者不如做演員

三浦研一是最早進入中國大陸的日本演員之一。20年前，他到中國社科院讀國際關係博士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日本演員還不到五個。那是1997年，日本的GDP總量超過4萬億美元，而中國只有9千億美元。他卻覺得中國有活力。「雖然那時候老百姓穿得破破爛爛的，」他用帶日文腔調的北京話對端傳媒記者說，「但我特別喜歡那個時候，大家沒有裝逼。」

他愛強調自己與普通演員的不同。「我的老師天兒慧曾經說，他培養出了日本的國會議員、外交官、電視主播，唯有一個我，是他學生中唯一的演員。」在青山學院讀碩士的時候，三浦研一跟著天兒慧讀了兩年的中國研究。

他對中國的興趣，一開始與抗日戰爭並沒什麼關聯。三浦的祖父在二戰期間是做保險庫生意的商人，曾在抗日戰爭時期到過上海，但祖父與父母從未和他討論過中國的事。而在小學、中學階段，他只記得課本上總說日本是對美國戰敗的，「我們的假想敵是美國」。至於中國，「有說日本的軍隊『去過』，但有的書說『侵略』，有的書說『侵入』，很模糊」。

直到他上了高中，偶然看到兩本周恩來的傳記，才第一次對中國產生興趣。他至今心醉周恩來，「作為歷史人物，他還是當今世界我最欽佩的人之一。每次有日本朋友來中國找我，我都帶他們去天津的周恩來紀念館，算起來已經去了好幾十次。」他欽佩周恩來什麼？「他一路加入革命的理想，和他親民的態度。」

後來他成為一名佛教徒，隸屬池田大作創立的國際創價學會。在池田大作的書中。他得知周恩來曾在病榻上與池田大作會面，又讀到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的《展望21世紀》。「看到他們的友誼，對我影響非常深。」

在青山學院碩士畢業後，三浦研一仍覺得對中國的了解不夠多。他告訴自己：「一個研究者需要客觀的分析，就要來這裡看看，來這裡生活才行。」大學畢業後7年的工作經歷，讓他攢下一些錢，他於是在1997年下定決心，買下單程機票，飛到中國，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租房子住下，先在語言學校學一年半的中文，再去社科院讀博士。

他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意識形態。「我想知道，各個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是怎麼發生的，社會上的心理狀態又是怎麼造成的？」他舉例說，中國人從1949年開始不斷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而日本則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國家。「現在中國人的片子，美國人、日本人看不懂，那有沒有可能通過一些文化的傳播方式，最終達到一種『共同的意識』呢？」

博士三年級，他在中國社科院兼職教日本文化，看著五六十個學生，全是中國精英，他卻覺得很不滿足。「我覺得我接觸不到大眾。」剛好那時，趙寶剛導演帶著《夜幕下的哈爾濱》來找他，片子講述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偽滿統治下，哈爾濱共產黨人的抗日故事。他心一橫，放下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決定入行做演員，出演城府頗深的日本高級軍官小原大佐。劇中，他用比如今吃力得多的中文威脅一個中國人：「在哈爾濱，還有關東軍不能進的門嗎？」

從《夜幕下的哈爾濱》開始，他逐漸獲得主要配角的扮演機會，包括2009年《生死線》中，讓人又愛又恨的伊達雪之丞，同年的《闖關東2》中的藤本警官。

頻繁出演日本軍人，讓他開始閱讀大量關於抗日戰爭的史料，去中國各地拍戲，也總愛和當地的老人家交流。「我想聽他們的真心話，到底那個時候你接觸日本軍隊，是什麼感受？什麼情況？」有的老人告訴他，當年就是「鬼子來啦！特別害怕！」也有一位陝西農村的老人家讓他很意外。那是2006年他拍電影《圍剿》的時候，三浦研一出演日本軍官河野隊長，沒想到村子裡一位近80歲的老人突然對他說出了日語。「好幾十年沒說了，村裡人都不知道他會說日語。他知道我是日本人，就告訴我說這邊有個山，上面原來有砲台，有炮兵。炮兵是只針對天上飛機的，陸地上和村民交情都非常好，一起玩。村子裡有婚禮，日軍都會來參加，還一起喝酒，他就是這麼學的日語。」

三浦研一說，在北京的學院裡做學者，和知識分子交流，當然有意義，可是能有這樣的經歷嗎？「這些事情讓我想到，戰爭是必須每個格子每個格子來看。當然，整個戰爭是最好要避免的。」

到今年，他已經出演了近百部電視劇和電影，演過至少兩次崗村寧次，兩次東條英機。但他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年紀越來越年輕，就連過去在台灣發展的日本演員也跑來大陸「吸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這20年間，影視圈對能出演「日本鬼子」的日本人，需求越來越大。

發生在1937年到1945年間的抗日戰爭，一直都是既被中國官方相中、又被普通觀眾熱愛熱愛的題材。尤其是在臨近二戰結束紀念週年的年份，抗日題材的影視劇經常獨霸熒屏。但雖然劇集產量變多，卻大多是手撕鬼子、石頭打飛機、雪地強姦村婦的「抗日神劇」，三浦研一的選擇變得越來越少了。

不想拍神劇，想拍那些「不能拍的劇」

採訪中，三浦只拒絕回答兩件事，一是具體年齡，二就是他演過哪些「不想演的角色」。這兩項資料在互聯網上都能找到，可他不想證實。

「有些小角色，糟糕的角色，為了生活，有的時候需要演那種。這種我在演員簡歷上就不寫，忘掉。」

他列舉自己的接戲要求，要先看劇本，然後是導演、演員陣容、製片公司……「有的劇本看著實在太糟糕了！」什麼樣的太糟糕？「不現實啊，呵呵。」他笑笑說。「可能中國人估計呢，日本人是一定要欺負中國人的，必須要當一個壞蛋。這種場景，我覺得很幼稚。」

在演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之前，他會先研究史料，看這個人在歷史上對這些事件是什麼想法。「演一個日本軍官，就覺得這個人他肯定要去南京了，他肯定要去大屠殺了。其實軍隊裡面也有人是不想做的、反叛的，這種矛盾也是有的。所有的日本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日本人，就像每個中國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中國人。每個軍人的想法不一定都是一樣的，就好像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多矛盾。」三浦說，演日軍不是想得那麼簡單。

再比如說，他看到很多中國演員演日本人，覺得「做不成」。許多細節方面的事，例如東京人、大阪人有不同的方言，有些思想也不同，中國演員就很難注意到這些事。

「我當然尊敬中國的英雄，但我也尊敬我的角色。」三浦研一說。

可惜，許多劇集並不需要一個有血有肉的日軍角色，只需要他出演兇狠的殺人機器。2005年，他在出演《我的母親趙一曼》時，就曾因為自己給角色演出了殺人前的表情變化，被導演制止，「不用這麼多」。

這種琢磨角色的習慣從他最早出演《走向共和》的時候就養成了。那時有一個簽署《馬關條約》的場景，扮演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演員坐在前面，三浦研一站在後面的一排，演一個日本小軍官。其他小演員都站著不動，只有他演的角色，先是正一正軍服，然後忍不住好奇，微微踮起腳想看前面，結果重心沒控制好，差點摔倒又趕緊站回來。導演張黎誇獎了還是群眾演員的他：「三浦是會演戲的。」

到了2009年的電影《拉貝日記》，他只演一個拿著喇叭、沒有名字的日本士兵，對一群中國人喊：「吃飯了！」然後這些人一過來，就被掃射殺害。但這個士兵事先到底知不知道這麼多人要被殺了？他覺得這很關鍵，因為如果這個士兵知道，拿喇叭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但劇本沒有寫明，他就去問德國導演，兩人討論了很久，最後確定這個士兵是知道的，他的「吃飯了」最後是帶著顫音喊出來的。

說起這些研究角色的細節，三浦研一說著說著就在咖啡店裡演起來，場景重現，興奮非常。他想和國際上的大導演合作，比如李安、吳宇森，但回到現在的現實情況，他就連連歎氣。「現在好作品不多了！」他曾經接過一部戲，本來的拍攝計劃是120天，後來因為製片方要節約成本，減到20天。他被迫放棄和妥協了很多自己原先的設想，心裡很不舒服。現在「流量」小鮮肉崛起，他自認不是「網紅」，「是演員不是藝人」，跟其他中國演員比，收入「不到人家的千分之一」。「前幾天一個製片人告訴我，某演員現在一部戲的價格是一個億，他還接了一個廣告，兩個億。一個演員幾十個廣告，那一年能賺多少啊！」

他放下半根煙，連連搖頭又擺手：「我是沒有，幾千萬都沒有。」

劇集質量下滑、影視資源分配不均，他開始想在中國大陸以外，拍一些「不能拍的抗戰劇」。說到底也是題材問題，他特別想拍的兩個題材，一是二戰結束時，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遺孤。二戰結束的時候，蘇聯軍隊進到中國內蒙和東北一帶，超过200萬日軍和日本僑民要撤離。「那個時候雖然國家之間發生強烈的衝突，但老百姓是無辜的，有些農民撿了日本女人留下的孩子，老百姓幫助老百姓。」他想自己找人寫劇本，做製片人。「這是我覺得中國人很好的地方。可是現在不讓拍啊！雖然說（不讓拍）是為了人民，為了國家，但是怎麼說呢，唉……」

另一個題材是更不可能在中國大陸開拍，劇本已經在創作之中，他希望可以去日本或美國好萊塢拍攝。這故事要講的，是1945年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滯留在中國的日本殘兵分別為國共兩黨軍隊效力的事。戰爭史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統曾在書中詳細提到，共產黨的東北野戰軍怎樣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醫生和護士，並收編日本專家重建東北兵工廠，造出的炮彈用於淮海戰役。而國民黨征用日本殘兵，則曾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文批評，指日軍團長元泉馨被國民黨的閻錫山部隊吸納，「與人民解放軍作戰，繼續屠殺中國人民」。

三浦研一說，這種題材他不會考慮在中國拍，因為審查太厲害了。「但這是歷史非常盲目的一個點。這是真實的、充滿矛盾的歷史。」他不僅想做製片人，還想自己也演上一把。

境遇不好的那幾年，他發現中國人「還未長大」

對中國大陸的媒體，三浦研一從不提那些不能拍的題材。他也不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發任何埋怨「鬼子」角色太幼稚、不現實的評論。

「這些東西還是敏感題材，現在都是上面來管輿論。」

日本人的身份，也讓他對中國觀眾說話特別謹慎。「通過我的研究和觀察吧，美國人、歐洲人，或是我們日本，是自由國家，想知道什麼信息，都可以在網上知道，什麼音樂都可以聽，想看，什麼都能看。可是目前中國大陸不可以。」

他覺得這才是抗戰劇越拍越難看的原因。「老百姓知道的東西就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包括編劇導演，他知道的東西那麼少，他自己的意識形態限制了他的作品，做出來的作品就是那麼回事，很簡單，不能說服其他國家的人，只能中國人愛看，還感動。」

說到愛看和感動，他馬上想起票房破56億的《戰狼2》。他不屑，「我不看，沒意思。」

為什麼沒意思？他語調一轉，口氣沉沉地說，「現在的中國人，還沒有長大，還像孩子一樣。」這個「沒長大」，是他說的「不理性」、「只是仇恨別人」、「把過去不好的事情總記著」，還有對《戰狼2》式超級英雄的崇拜。「你要相信自己，沒有自己，就沒有家庭，那就沒有社會，就沒有國家。這不是從上而下看國家給你什麼，而是要看你自己。你自己幹嘛了？自己幹不了，就喜歡英雄，那你做得了英雄嗎？」他又比喻說：「這就跟我們看奧特曼一樣，是做夢。」

他記得在中日關係落入冰點的2012到2014年，自己有一段时间盡量白天不出門。「因為我住的隔壁有些房地產廣告，或是咖啡廳門口，羊肉串兒店門口，都寫著『日本人和狗不得進入』。」

那幾年，在中國的日本人境遇確實不好。曾有熱門新聞，講幾個日本人怎樣被友人一路護送離開中國，「避避風頭」。2012年是中日釣魚島問題升溫的一年，9月，日本宣布「國有化」釣魚島後，中國各地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北京、西安等多個城市都發生了打、砸、搶。日系車被砸，有人的腦袋也被砸破。在三浦研一長年生活的北京，不少中國民眾到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口扔雞蛋，扔礦泉水瓶，還和武警發生衝突。到2014年初，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中日關係再度陷入冰點。

三浦研一說：「那我很容易被認出來，就不敢出門，也不敢坐出租車。不是說他們一定會做什麼，但就是怕萬一。」

他知道現在尤其是一些年紀大的中國人，對日本人還是有仇恨，或者是有刻板印象。「有的人會覺得壞事都是日本人幹的。比如誰偷東西了，你是哪的？你呢？哦，肯定是你日本人幹的。」

在中國被戴上有色眼鏡看待，很不好受。有的日本朋友勸他少演一點壞角色，不然大家以為日本人都這樣，怎麼辦？

端傳媒記者也問他，就不擔心自己演那麼多日本軍官，會加深中國觀眾對日本的刻板印象，助長仇日嗎？

「沒有。」他辯解道，「因為這只是表演，而且我選擇的角色雖然是軍人，但他內心是非常豐富的。」

記者追問：「你覺得觀眾能理解到這個內心的豐富嗎？」

他長出一口氣。「慢慢兒理解吧。」剛剛才說過老百姓「不理性」、「沒長大」，他又兜回來一點，「現在老百姓不像過去，所有播出來的東西都相信。」

在中國20年，他的中國朋友已經比日本朋友多了。50多歲了，「我沒有後悔來中國。」他自己算一算，又喃喃地說：「20年哦！差不多快一半的人生在中國。」

「我也愛中國。我是大愛的。」

他沒有孩子，離婚後一直獨身，父親去年去世，84歲的母親頗受打擊，讓他萌生了一個月回一次日本的想法。如果有孩子，他還是會讓孩子在日本，「要讓他有自由的空間，獨立思考」。

今年他難得接到一部不是抗戰題材的電影，去越南拍，演一個潛水店的老闆，他很喜歡。如果可能，他當然想多演一些「鬼子」以外的角色，想演好人，演主角，演「只能我來演的角色」。

採訪結束，三浦研一和記者確認，中國大陸的讀者需要翻牆才能看到端傳媒，笑說「那更好」，「這樣有些話他們看不到，比較好」。

天色暗了，他走出咖啡店去，T恤背後寫著兩個大字：「過客」。記者追上去問，他是不是過客？三浦研一笑笑，沒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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