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三浦研一：在中国演了十八年“日本鬼子”的日本人

演员走在路上，都怕被认出来。日本演员三浦研一遇到的问题更棘手一些。走在北京街头，他常被路人认出，被喊成“那个鬼子”，有时年纪大的男士看到他会直接骂，“你们日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们日本人骄傲什么啊⋯⋯”

所以，最近几年，三浦研一出门必备两样东西：一顶贝雷帽和一副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帽子下藏著一颗光光的脑袋，眼镜的做工精良，不走近了，还真看不出是个“伪装”。

他已在中国生活了整整20年，其中有18年是在各类电视剧、电影中出演“日本鬼子”，比如《建党伟业》中代表日本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日本外交官日置益、《生死线》中的出身贵族并热爱决斗的日本军官伊达雪之丞、《走向共和》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军野村。所以中国观众都叫他“鬼子专业户”。

这份工作，两面不讨好。他不仅被中国人咒骂，也会令日本人不满。曾有好奇的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问，为什么会有日本人愿意到中国演“鬼子”？讨论的结果大多不过是“经济原因”、“混口饭吃”、“为了生存”。不过三浦研一说，其他人也许是，尤其是2008年之后大批涌入中国的日本演员，那是奔著钱来的，可他不是。

他出身于东京江户川区，童年曾跟随父亲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生活六年，3岁学习剑道，读私立高中，拥有青山学院国际政治学硕士学位，更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大师天儿慧的弟子。来中国的那一年，他带著30万人民币，边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关系学博士，边在五道口开一间“悟空酒吧”，还曾在中国社科院兼职任教一年，一群中国精英学生跟他修习日本文化，其中一些学生后来做了大学教授。可他最后却选择做了演员，专演“日本鬼子”。

说到这，三浦研一轻笑一声，有些无奈地纠正这句话：“我是选择做演员，不是选择演鬼子。因为我刚开始做演员的时候，没想到会一直要演日本军官。”

后悔吗？他说不。用了5根烟的时间，三浦研一与端传媒记者分享了他的异乡故事。

研究中国，做学者不如做演员

三浦研一是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日本演员之一。20年前，他到中国社科院读国际关系博士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日本演员还不到五个。那是1997年，日本的GDP总量超过4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9千亿美元。他却觉得中国有活力。“虽然那时候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的，”他用带日文腔调的北京话对端传媒记者说，“但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装逼。”

他爱强调自己与普通演员的不同。“我的老师天儿慧曾经说，他培养出了日本的国会议员、外交官、电视主播，唯有一个我，是他学生中唯一的演员。”在青山学院读硕士的时候，三浦研一跟著天儿慧读了两年的中国研究。

他对中国的兴趣，一开始与抗日战争并没什么关联。三浦的祖父在二战期间是做保险库生意的商人，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过上海，但祖父与父母从未和他讨论过中国的事。而在小学、中学阶段，他只记得课本上总说日本是对美国战败的，“我们的假想敌是美国”。至于中国，“有说日本的军队‘去过’，但有的书说‘侵略’，有的书说‘侵入’，很模糊”。

直到他上了高中，偶然看到两本周恩来的传记，才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他至今心醉周恩来，“作为历史人物，他还是当今世界我最钦佩的人之一。每次有日本朋友来中国找我，我都带他们去天津的周恩来纪念馆，算起来已经去了好几十次。”他钦佩周恩来什么？“他一路加入革命的理想，和他亲民的态度。”

后来他成为一名佛教徒，隶属池田大作创立的国际创价学会。在池田大作的书中。他得知周恩来曾在病榻上与池田大作会面，又读到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的《展望21世纪》。“看到他们的友谊，对我影响非常深。”

在青山学院硕士毕业后，三浦研一仍觉得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多。他告诉自己：“一个研究者需要客观的分析，就要来这里看看，来这里生活才行。”大学毕业后7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攒下一些钱，他于是在1997年下定决心，买下单程机票，飞到中国，在北京城西北的五道口租房子住下，先在语言学校学一年半的中文，再去社科院读博士。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意识形态。“我想知道，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是怎么发生的，社会上的心理状态又是怎么造成的？”他举例说，中国人从1949年开始不断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而日本则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国家。“现在中国人的片子，美国人、日本人看不懂，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文化的传播方式，最终达到一种‘共同的意识’呢？”

博士三年级，他在中国社科院兼职教日本文化，看著五六十个学生，全是中国精英，他却觉得很不满足。“我觉得我接触不到大众。”刚好那时，赵宝刚导演带著《夜幕下的哈尔滨》来找他，片子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伪满统治下，哈尔滨共产党人的抗日故事。他心一横，放下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决定入行做演员，出演城府颇深的日本高级军官小原大佐。剧中，他用比如今吃力得多的中文威胁一个中国人：“在哈尔滨，还有关东军不能进的门吗？”

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始，他逐渐获得主要配角的扮演机会，包括2009年《生死线》中，让人又爱又恨的伊达雪之丞，同年的《闯关东2》中的藤本警官。

频繁出演日本军人，让他开始阅读大量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去中国各地拍戏，也总爱和当地的老人家交流。“我想听他们的真心话，到底那个时候你接触日本军队，是什么感受？什么情况？”有的老人告诉他，当年就是“鬼子来啦！特别害怕！”也有一位陕西农村的老人家让他很意外。那是2006年他拍电影《围剿》的时候，三浦研一出演日本军官河野队长，没想到村子里一位近80岁的老人突然对他说出了日语。“好几十年没说了，村里人都不知道他会说日语。他知道我是日本人，就告诉我说这边有个山，上面原来有砲台，有炮兵。炮兵是只针对天上飞机的，陆地上和村民交情都非常好，一起玩。村子里有婚礼，日军都会来参加，还一起喝酒，他就是这么学的日语。”

三浦研一说，在北京的学院里做学者，和知识分子交流，当然有意义，可是能有这样的经历吗？“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战争是必须每个格子每个格子来看。当然，整个战争是最好要避免的。”

到今年，他已经出演了近百部电视剧和电影，演过至少两次岗村宁次，两次东条英机。但他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年轻，就连过去在台湾发展的日本演员也跑来大陆“吸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20年间，影视圈对能出演“日本鬼子”的日本人，需求越来越大。

发生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一直都是既被中国官方相中、又被普通观众热爱热爱的题材。尤其是在临近二战结束纪念周年的年份，抗日题材的影视剧经常独霸荧屏。但虽然剧集产量变多，却大多是手撕鬼子、石头打飞机、雪地强奸村妇的“抗日神剧”，三浦研一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了。

不想拍神剧，想拍那些“不能拍的剧”

采访中，三浦只拒绝回答两件事，一是具体年龄，二就是他演过哪些“不想演的角色”。这两项资料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可他不想证实。

“有些小角色，糟糕的角色，为了生活，有的时候需要演那种。这种我在演员简历上就不写，忘掉。”

他列举自己的接戏要求，要先看剧本，然后是导演、演员阵容、制片公司……“有的剧本看著实在太糟糕了！”什么样的太糟糕？“不现实啊，呵呵。”他笑笑说。“可能中国人估计呢，日本人是一定要欺负中国人的，必须要当一个坏蛋。这种场景，我觉得很幼稚。”

在演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前，他会先研究史料，看这个人在历史上对这些事件是什么想法。“演一个日本军官，就觉得这个人他肯定要去南京了，他肯定要去大屠杀了。其实军队里面也有人是不想做的、反叛的，这种矛盾也是有的。所有的日本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日本人，就像每个中国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中国人。每个军人的想法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多矛盾。”三浦说，演日军不是想得那么简单。

再比如说，他看到很多中国演员演日本人，觉得“做不成”。许多细节方面的事，例如东京人、大阪人有不同的方言，有些思想也不同，中国演员就很难注意到这些事。

“我当然尊敬中国的英雄，但我也尊敬我的角色。”三浦研一说。

可惜，许多剧集并不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日军角色，只需要他出演凶狠的杀人机器。2005年，他在出演《我的母亲赵一曼》时，就曾因为自己给角色演出了杀人前的表情变化，被导演制止，“不用这么多”。

这种琢磨角色的习惯从他最早出演《走向共和》的时候就养成了。那时有一个签署《马关条约》的场景，扮演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演员坐在前面，三浦研一站在后面的一排，演一个日本小军官。其他小演员都站著不动，只有他演的角色，先是正一正军服，然后忍不住好奇，微微踮起脚想看前面，结果重心没控制好，差点摔倒又赶紧站回来。导演张黎夸奖了还是群众演员的他：“三浦是会演戏的。”

到了2009年的电影《拉贝日记》，他只演一个拿著喇叭、没有名字的日本士兵，对一群中国人喊：“吃饭了！”然后这些人一过来，就被扫射杀害。但这个士兵事先到底知不知道这么多人要被杀了？他觉得这很关键，因为如果这个士兵知道，拿喇叭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但剧本没有写明，他就去问德国导演，两人讨论了很久，最后确定这个士兵是知道的，他的“吃饭了”最后是带著颤音喊出来的。

说起这些研究角色的细节，三浦研一说著说著就在咖啡店里演起来，场景重现，兴奋非常。他想和国际上的大导演合作，比如李安、吴宇森，但回到现在的现实情况，他就连连叹气。“现在好作品不多了！”他曾经接过一部戏，本来的拍摄计划是120天，后来因为制片方要节约成本，减到20天。他被迫放弃和妥协了很多自己原先的设想，心里很不舒服。现在“流量”小鲜肉崛起，他自认不是“网红”，“是演员不是艺人”，跟其他中国演员比，收入“不到人家的千分之一”。“前几天一个制片人告诉我，某演员现在一部戏的价格是一个亿，他还接了一个广告，两个亿。一个演员几十个广告，那一年能赚多少啊！”

他放下半根烟，连连摇头又摆手：“我是没有，几千万都没有。”

剧集质量下滑、影视资源分配不均，他开始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拍一些“不能拍的抗战剧”。说到底也是题材问题，他特别想拍的两个题材，一是二战结束时，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遗孤。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到中国内蒙和东北一带，超过200万日军和日本侨民要撤离。“那个时候虽然国家之间发生强烈的冲突，但老百姓是无辜的，有些农民捡了日本女人留下的孩子，老百姓帮助老百姓。”他想自己找人写剧本，做制片人。“这是我觉得中国人很好的地方。可是现在不让拍啊！虽然说（不让拍）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但是怎么说呢，唉……”

另一个题材是更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开拍，剧本已经在创作之中，他希望可以去日本或美国好莱坞拍摄。这故事要讲的，是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滞留在中国的日本残兵分别为国共两党军队效力的事。战争史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曾在书中详细提到，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怎样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医生和护士，并收编日本专家重建东北兵工厂，造出的炮弹用于淮海战役。而国民党征用日本残兵，则曾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文批评，指日军团长元泉馨被国民党的阎锡山部队吸纳，“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继续屠杀中国人民”。

三浦研一说，这种题材他不会考虑在中国拍，因为审查太厉害了。“但这是历史非常盲目的一个点。这是真实的、充满矛盾的历史。”他不仅想做制片人，还想自己也演上一把。

境遇不好的那几年，他发现中国人“还未长大”

对中国大陆的媒体，三浦研一从不提那些不能拍的题材。他也不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发任何埋怨“鬼子”角色太幼稚、不现实的评论。

“这些东西还是敏感题材，现在都是上面来管舆论。”

日本人的身份，也让他对中国观众说话特别谨慎。“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吧，美国人、欧洲人，或是我们日本，是自由国家，想知道什么信息，都可以在网上知道，什么音乐都可以听，想看，什么都能看。可是目前中国大陆不可以。”

他觉得这才是抗战剧越拍越难看的原因。“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就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包括编剧导演，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少，他自己的意识形态限制了他的作品，做出来的作品就是那么回事，很简单，不能说服其他国家的人，只能中国人爱看，还感动。”

说到爱看和感动，他马上想起票房破56亿的《战狼2》。他不屑，“我不看，没意思。”

为什么没意思？他语调一转，口气沉沉地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没有长大，还像孩子一样。”这个“没长大”，是他说的“不理性”、“只是仇恨别人”、“把过去不好的事情总记著”，还有对《战狼2》式超级英雄的崇拜。“你要相信自己，没有自己，就没有家庭，那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这不是从上而下看国家给你什么，而是要看你自己。你自己干嘛了？自己干不了，就喜欢英雄，那你做得了英雄吗？”他又比喻说：“这就跟我们看奥特曼一样，是做梦。”

他记得在中日关系落入冰点的2012到2014年，自己有一段时间尽量白天不出门。“因为我住的隔壁有些房地产广告，或是咖啡厅门口，羊肉串儿店门口，都写著‘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

那几年，在中国的日本人境遇确实不好。曾有热门新闻，讲几个日本人怎样被友人一路护送离开中国，“避避风头”。2012年是中日钓鱼岛问题升温的一年，9月，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后，中国各地出现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北京、西安等多个城市都发生了打、砸、抢。日系车被砸，有人的脑袋也被砸破。在三浦研一长年生活的北京，不少中国民众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口扔鸡蛋，扔矿泉水瓶，还和武警发生冲突。到2014年初，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冰点。

三浦研一说：“那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就不敢出门，也不敢坐出租车。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做什么，但就是怕万一。”

他知道现在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中国人，对日本人还是有仇恨，或者是有刻板印象。“有的人会觉得坏事都是日本人干的。比如谁偷东西了，你是哪的？你呢？哦，肯定是你日本人干的。”

在中国被戴上有色眼镜看待，很不好受。有的日本朋友劝他少演一点坏角色，不然大家以为日本人都这样，怎么办？

端传媒记者也问他，就不担心自己演那么多日本军官，会加深中国观众对日本的刻板印象，助长仇日吗？

“没有。”他辩解道，“因为这只是表演，而且我选择的角色虽然是军人，但他内心是非常丰富的。”

记者追问：“你觉得观众能理解到这个内心的丰富吗？”

他长出一口气。“慢慢儿理解吧。”刚刚才说过老百姓“不理性”、“没长大”，他又兜回来一点，“现在老百姓不像过去，所有播出来的东西都相信。”

在中国20年，他的中国朋友已经比日本朋友多了。50多岁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他自己算一算，又喃喃地说：“20年哦！差不多快一半的人生在中国。”

“我也爱中国。我是大爱的。”

他没有孩子，离婚后一直独身，父亲去年去世，84岁的母亲颇受打击，让他萌生了一个月回一次日本的想法。如果有孩子，他还是会让孩子在日本，“要让他有自由的空间，独立思考”。

今年他难得接到一部不是抗战题材的电影，去越南拍，演一个潜水店的老板，他很喜欢。如果可能，他当然想多演一些“鬼子”以外的角色，想演好人，演主角，演“只能我来演的角色”。

采访结束，三浦研一和记者确认，中国大陆的读者需要翻墙才能看到端传媒，说“那更好”，“这样有些话他们看不到，比较好”。

天色暗了，他走出咖啡店去，T恤背后写著两个大字：“过客”。记者追上去问，他是不是过客？三浦研一笑笑，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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