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 深度

異鄉人—唐南發:身為華人,對「排斥和歧視」知之甚深,我要幫助難民融入社會

在馬來西亞長大,我鮮有異族朋友;在倫敦生活,亦非社會主流⋯⋯那些經歷告訴我,即便遊走在社會邊緣,也有權參與這個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們不是「他者」;他們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們。 圖:Tsengly / 端傳媒
他們不是「他者」;他們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們。 圖:Tsengly / 端傳媒

我出生在一個很傳統的馬來西亞華裔家庭,接受的是完整的華文教育,上政府資助的華文小學,接著到華人社會資助的私立華文中學完成學業。

所謂傳統,即家裡拜的是中國文化裡頭的神明加上南洋本土的拿督公,而我自小出入觀音亭媽祖廟。母親雖然未受過教育,她的教誨卻完全是儒家的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尊師重道那一套。母親不識字,卻看得懂農曆,對每個傳統節日,或觀音誕媽祖誕中元節等皆瞭如指掌,每個閏月她也都知道。於她而言,我的生日永遠以農曆為準,陽曆純粹因官方需要。只是母親逝世多年,當我想問她如何學會這一切,已然太遲。

我們家其實是外來者。祖上來自海南島定安縣,下南洋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定居。我未滿三歲時,父親因為生意失敗,舉家從馬六甲搬到偏遠的柔佛哥打丁宜。我中學又去了新山,因此至今都沒有什麼在地不在地人的感情,好像去哪兒都可以適應,又好像哪兒都不像家,自然也沒有檳城、怡保或詩巫這些主要華人城鎮的原鄉情結或引以為豪的驕傲。

直到19歲到英國讀書以前,我都在純中文的環境下長大。雖然自小馬來話基本上可以應付,但除了幾個鄰居、同學和老師,幾乎沒有異族朋友。所謂異族,在西馬半島主要就是馬來人和印度人,當然整個馬來西亞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族裔。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家就完全與他族隔離。

馬來西亞教科書裏的愛國內容,在我生命中真實發生過

我小時候,母親省吃儉用,存夠錢買一台Singer牌子的針車(又稱縫紉機)。有針車的華人家庭在我們那裡並不少見,但每到馬來人的齋戒月和印度人的屠妖節 (又稱光明節)期間,馬來和印度家庭卻只來我們家縫製新衣。

母親在馬六甲一個叫做Bukit Senggeh的馬來鄉村出生長大,兒時玩伴就是馬來小孩,因此學會一口流利的馬來話。母親去世前,曾住院很長一段時間。有一天她告訴我其中一個護士憑她馬來話的口音問她是不是馬六甲人,她高興了好一陣子。而父親因為在橡膠園工作過,基本泰米爾語也能應付。我想這些都是馬來和印度阿姨選擇來我們家車衣服的原因。

母親一輩子待人一視同仁,禮尚往來。她堅持不收這些馬來或印度阿姨的錢,所以對方在佳節期間一定會邀請我們去坐坐,或送應節食品回報。這樣的場景,很像馬來西亞教科書教或某些刻意強調族群親善(muhibbah)的愛國電視節目內容,但那確實在我生命中發生過。

我自小就不排斥非華人群體,雖然彼此間有些陌生。中學時候,我因為對馬來文有興趣,當時全校唯一的馬來老師就很認真地教我,也鼓勵我參加新山縣中學馬來文作文比賽,結果得了安慰獎。她很欣慰。

不過統觀社會,稍作剖析,其實不難發現華人和馬來人社群彼此間的矛盾心態。面對中港台人士,馬來西亞華人熱衷突出自己的國家「很多元」,甚至不介意秀幾句馬來話來證明自己的「本土性」。但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對非華人的歧視心態往往不自覺表露,至今潮州話,閩南話和海南話仍習慣以「番仔」來指馬來人,人們也未覺不妥。

馬來人也一樣。他們一方面喜歡向外國人強調馬來西亞的多元信仰和文化,「Malaysia Truly Asia」,從而證明這是一個族群融洽的穆斯林國家,伊斯蘭教是個包容與和平的宗教。但隨著社會日漸伊斯蘭化,馬來人心態上視非馬來人為帶有貶義的異教徒(kafir)甚至不潔淨的現象,也愈發普遍。

儘管如此,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在政經文教方面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國家體系之外,自成一格,華語和中國方言在很多大城小鎮仍舊生氣勃勃。華人的確和其他非華人族群難以深交,一般就局限於工作,生意和政府部門的往來,但不表示彼此仇恨,而是一種「live and let live」的狀態。

而其中的細膩和複雜,必須在這裡生活過才能體會。

在英國中餐館打工,因此愛上烹飪,閒來無事喜歡下廚,與家人好友舉杯。中間為唐南發。

在英國中餐館打工,因此愛上烹飪,閒來無事喜歡下廚,與家人好友舉杯。圖:唐南發提供

說著海南話在新加坡小販中心吃飯,後來那成為老外聚集的Boat Quay

英文雖然通行於馬來西亞商界,於年少的我卻是「外星語」。我記得中學時候每次到新加坡,都是搭自己熟悉的巴士路線到市區,買了中文書和卡帶就回新山。對我而言,要轉車到新加坡其他地方都得涉及英語,我寧可不要,除非有英語流利的同學或朋友陪伴。

我對新加坡的記憶始於1970年代中。那時新馬分家不過十年左右,兩國在多方面差距還不算太大,幣值也相等。

當時的新加坡華人普遍說方言。有一天,鄰居開車載著父母和年幼的我去海南人聚居的某個坡底社區找朋友,一群「同鄉」說著海南話,無比親切,是一種超越邊界和國族的「鄉情」聯繫。當地友人還帶我們去新加坡河邊一個雜亂熱鬧的小販中心吃飯。那個地方,就是今天老外聚集、消費奇高的Boat Quay。

因此,新加坡或許對大部份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是個先進發達的國家,對我個人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感情。我曾經如此不屑它明明是華人國家卻鄙視中文,不解新加坡人即使中文明明不怎麼樣,在外國人面前卻能夠以成功的東南亞華人社會自居,儼然中英世界之橋樑,卻又不得不感激它為生活在苦悶的新山,那個年少而求知慾旺盛的我開了一扇通向中文世界的窗。

因常去新加坡,我很早就接觸到中港台的文學和流行文化,而當年「坡底」的百勝樓書城,簡直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化殿堂。我在那買過羅大佑、鄭怡、李宗盛、齊豫和齊秦的專輯,買過金庸和李碧華的小說。後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台灣的侯德健「投奔大陸」,和當時的當紅歌手程琳合作專輯《新鞋子舊鞋子》,我也是在那買到的。

可惜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新加坡開始嚴禁方言(指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海南話等方言),所有香港進口的電視電影必須配上華語(指普通話,或稱國語)才能出街。我記得有一次吳君如上新加坡綜藝節目,勉強配合主持人說了幾句蹩腳的華語之後,忽然爆出一句「你地唔好整蠱我啦!俾我講返廣東話啦!」看著主持人頓時不知所措,我全家都笑了出來。

我是英國人眼中的Chinese,香港老闆口中的「馬拉仔」

後來,我陰差陽錯去了英國。

說陰差陽錯並不為過。一個從小在中文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一般都希望能以中文完成大學教育。那個年代,中國依舊是敏感的共產國家,港澳我又沒興趣,僅存的只有台灣。但那時國民黨政府要求文科生必須數學及格,而我偏偏當掉了數學,台灣就這樣和我說掰掰了。

所幸當年兄嫂在倫敦生活,他們願意幫我。一個曾經分不清against或again,英文的summer(夏天)不是馬來文的sumber(資源/來源)的我就這樣去了倫敦,被逼每天面對英文帶來的快樂與哀愁。

馬來西亞人負笈英國一直很普遍,尤其檳城、怡保和吉隆坡這些英殖民時代精英薈萃之地,保留不少英校的傳統,嚮往英國的人更多。更重要的因素是英聯邦的關係,教育銜接比較容易。有政府資助的,大部份是馬來人;但更多是自費的非馬來人。我當然是自費的。

倫敦開拓了我的視野。這個城市很有趣很多元,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種,就連華人也很多元: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台灣、越南、柬埔寨、泰國、印尼、菲律賓⋯⋯甚至毛里求斯和蘇里南說客家話的華人,我都接觸過。

華人社群內部也存在歧視,例如香港人佔主流,瞧不起當時的大陸人;台灣人則對新加坡以外的東南亞一無所知,我經常被問「你們那裡有高樓大廈嗎?」傻眼。

馬來西亞華人也瞧不起大陸人,覺得大陸人很土很落後。沒想到風水輪流轉,誰料到今天這麼多的馬來西亞華裔企業得靠中資才撐得下去。

不過,在英國讀書與工作的經驗告訴我,當地社會相對重視幾個少數族群的感受和意見,即南亞、非洲和加勒比海社群。我認為這和這些國家的殖民鬥爭經驗很有關係。他們的精英為了擺脫殖民統治,與宗主國交手,不得不學好英語。

後來這些人落腳英國,後代成了律師、作家或新聞從業員等,順理成章進入英國的政界、司法界與媒體界,產生了影響,例如Trevor McDonald, Paul Boateng, Mishal Husain,Keith Vaz,Diane Abbot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S. Naipaul)等等。這些人身為少數族群,特別關注社會排斥或歧視的問題。

對於華裔移民,英國社會卻普遍帶著一種「恩庇」(patronising)的態度,始終認為華人只關心經商賺錢,追求生活穩定,因此華人成了一個「另類的他者」,一個「不麻煩的他者」(an untroublesome other),不像南亞人或非洲人,遭受白人一點點的差別待遇就鬧上報章和法庭。

有一段時期,我在一個馬來西亞詩巫人開的律師行工讀,處理一些申請難民的案子。老闆請了個名叫Philip的白人律師,把他的位子擺在辦公室大門邊,為的是吸引更多白人客戶。

有一天,我和Philip下班後去酒吧喝酒。幾杯下肚,他笑著說:「你們華人好像不怎麼關心政治嘛!那些喊著要民主的香港人,來到我們這裡就開雜貨店、外賣店,也沒見他們發表什麼政見,很規矩(pretty well behaved)。在這裡總好過被共產黨統治吧!」

我笑笑不答話。我不是香港人,無法代表香港人說些什麼。但這樣的觀點在當年的英國社會是主流,媒體幾乎一致認定全世界的華人都怕共產黨,都想到資本主義的老家英國定居做生意。

所以,對於這種「他者中之他者」遭忽視或邊緣化的感受,我知之甚深。我在英國生活那11年,就是一種遊走於主流和邊緣的狀態。在英國人眼中,我被歸類為和其他人一樣的Chinese;而在華人群體中,我又是香港外賣店老闆伙計口中的「馬拉仔」。

但我始終相信,就算處在邊緣,也有權利參與這個社會。本著這個信念,我曾經不時到西敏寺國會附近的酒吧碰運氣,找一些記者或議員聊聊,因為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也和新派得近乎cult的Jesus Army成員到滑鐵盧車站一帶派送食物給街友,只為更了解社會上的貧窮。

年輕真好,做什麼都不會考慮太多,也不怕丟臉。

我徹底愛上了倫敦這座城市,以為自己會繼續那裡的日常。

2017年10月,到印尼蘇門答臘北千巴魯(Pekanbaru)與當地移民局了解阿富汗難民的狀況。

2017年10月,到印尼蘇門答臘北千巴魯(Pekanbaru)與當地移民局了解阿富汗難民的狀況。圖:唐南發提供

做難民工作,就算處在邊緣,也有權利參與這個社會

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風起雲湧的烈火莫熄運動,讓我再次意識到自己和馬來西亞有切割不了的聯繫。(編注:烈火莫熄,或馬來文的reformasi,因時任首相的馬哈迪在1998年9月開除副手安華,再控以雞姦和瀆職等罪名而引發的。審訊期間,所謂沾染了精液的床褥成了呈堂供證,在法庭搬進搬出;「案發地點」的公寓,完工日期一再修改以符合案情發展等等荒謬情節重複上演,示威民眾被毒打和拘捕成了常態。)遠在倫敦的我幾乎每天都在跟進,也被同學朋友追問「What’s wrong with your country and judiciary? 」 。

我深覺無法徹底置身事外,加上父母年事已高,一番掙扎之後,忍痛告別倫敦。回到馬來西亞後後,我發現吉隆坡原來住著那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移工,有證無證皆有,當中包括向吉隆坡難民署尋求庇護的難民。

這些群體實實在在生活在我們當中。工地,工廠,餐館和小販中心,都因為他們的勞力付出才能持續運作;但社會對他們往往充滿誤解,偏見,漠視和歧視,連他們搭「我們」的公共交通也會被視為佔用了「我們」的資源,他們總是在「我們」的公共假期,入侵「我們」的雙峰塔公園。

他們明明是我們的一份子,卻因為彼此遭遇不同,在媒體的呈現上,往往都是負面的。

我在倫敦生活多年,常常因為經濟拮据而必須停學打工,也算是「外勞」的一份子,特別能夠體會移工遭忽視和邊緣化的感受;倫敦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難民群體,發現他們的故事很豐富,而他們看待社會與人生的角度又自成一格,我覺得很有趣很特別,因此一直很想多接觸他們。後來有機會在2004年9月進入吉隆坡的聯合國難民署,從難民地位甄別(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RSD)開始做起。

當時鄰國印度尼西亞的亞齊省獨立戰爭打得正酣,因此我處理過好幾個亞齊人的庇護申請。

為了做足準備,我和同期加入的同事們經常在辦公室待到午夜,討論彼此的個案,也讀任何關於亞齊省的資料。印尼話和馬來話同源,而亞齊在地理,宗教和文化上又都接近馬來半島,亞齊人只要住上一段時間,很快就學得一口半島口音的馬來話,所以我和亞齊難民的溝通很方便。

有個叫Mustamam的年輕人,當時才20出頭。面談前半段他還很活潑生動地形容印尼軍方來村子掃蕩的緊張過程,但一說到哥哥因為被懷疑是亞齊獨立運動(Gerakan Aceh Merdeka,簡稱GAM)的成員而被打死,馬上歇斯底里,蹲在地上泣不成聲。戰爭與災難最終或許僅是歷史課本裡的一段話,卻是加載在個體身上無法移除的痛苦。

不久後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南亞大海嘯,亞齊省災情最慘重,死亡人數達十幾萬,摧毀多個城鎮村莊,也重創GAM的作戰能力。雅加達趁勢發動救援,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展開重建工作。家園被毀,亞齊人已無心尋求獨立,加上體會到有雅加達當靠山的好處,和平進程接著開始,一場將近三十年的內戰就在無情的天災介入以後落幕,亞齊省取得高度自治,成為印尼唯一落實伊斯蘭教法的省份。

出於勞力所需,馬來西亞政府同意發給滯留的亞齊難民所謂的IMM13居留證,為期兩年,難民署也因此不再更新他們的難民證。

2006年的某一天,我到吉隆坡以外的雙溪毛糯(Sungai Buloh)監獄去處理案子,忽然有個人從後面喊:「Abang Josh!」(譯為「Josh大哥」,Josh是我的英文名)。我回頭看,正是當年的Mustamam。他因為無法再更新難民證,沒有按時辦理手續而被警方拘留進了監獄。

「Alhamdulillah (感謝真主)!我聯絡上了母親,她在印尼政府安排的收容所裡,過得很好。這裡太辛苦,獄卒們對我很差,我受不了了,馬上就要回去。謝謝你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了我。」他緊握我的手不放,我也祝福他不要被苦難奪走夢想,在亞齊有個全新的人生。

2015年上半年,緬甸又開始爆發羅興亞難民大逃亡 ,我連續幾個月和泰國辦事處的同事南下北上緊急處理安置事宜。同年八月,我到泰北清萊省鄉下的一個收容所,發現那裡像個世外桃源,省政府撥了一大片原本廢置的農地,讓羅興亞年輕人可以種些蔬果,幹點農活打發時間。幾個月下來已經頗有所成,完全看不出這個地方在年初還是一片荒蕪。

收容所住著大約三十個人,其中幾個難民極度不信任任何人。他們打算偷渡去馬來西亞,投靠親戚朋友再打工賺錢養家。我把馬來西亞的現實情況告訴他們,都不聽勸,也不願被安置到美國,我們也沒辦法。

但那次的工作經驗總體很愉快,因為其餘人都很配合;或許因居住條件相對好,他們從頭到尾都笑聲不斷,說自己從出生到現在,沒感覺這麼快樂過,還很自豪地帶我們參觀他們的農作物,誰負責種什麼瓜果都分派得清清楚楚。只是談到仍然留在緬甸若開邦的親人,臉上不免泛著淚光。

離開前,他們送給我們一些蔬果帶回曼谷,包括茄子,番茄,香蕉,還有我最愛吃的朝天椒。這和英國生活帶給我的感受很相似:這些羅興亞難民就算處在邊緣,也有權利參與這個社會。

這批活潑樂觀的羅興亞年輕人最終順利在川普當選總統前抵達美國,免去了後來其他難民面對的夢魘。其中幾個被安置到芝加哥,後來還給我們寫信,說他們一起上學,讀英文,還到工廠實習,一切安好。

沒有比這樣的結局更讓我欣慰。

三位在泰北清萊省收容所的羅興亞青年帶我參觀菜園的照片,他們後來都順利被安置去了美國。

三位在泰北清萊省收容所的羅興亞青年帶我參觀菜園的照片,他們後來都順利被安置去了美國。圖:唐南發提供

他們不是「他者」,他們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們

至今,在難民署的工作已經有13年。我還記得,人生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難民卻是在倫敦,即1990年代中在律師行工讀的時候,申請者是個索馬里青年。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Sharmaki,據他說是「避開邪惡」的意思。

索馬里發生內戰時,Sharmaki還不到18歲,在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邊打工邊學英語和義大利文(索馬里是義大利前殖民地)。內戰爆發之後幾年,他偷渡到南歐,再輾轉到了倫敦申請庇護。

陪Sharmaki到倫敦Croydon的內政部做了RSD面談之後,我們成了一段時間的朋友。我從他那裡學會如何以黑胡椒煮奶茶,在寒冷的冬天驅寒,他也因為我而知道「海外華人」是個很複雜的觀念,而不只是包含會說中文的人。

最後一次和Sharmaki見面,是在冬天,特別寒冷,我把一個台灣朋友回老家前留給我的超保暖毛衣轉送給他。他告訴我他不要等RSD結果了,準備離開英國到暫時收留索馬里難民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尋找被聯合國安置的機會。

當時在英國,申請庇護者可以合法打工生活。但因為等的人太多,三五年沒有RSD結果是很正常的事;一天不被確認為難民,身份就不確定,有些人等不及就自己找門路先跑了,所以我也不會對Sharmaki的決定感到意外。

那一年,我26歲,他23歲,都對各自的前途茫然。我至今仍清晰記得他憂慮的臉龐。

多年以後,我碰到一位在厄立特里亞工作過的聯合國同事,問他可曾安置過一個叫Sharmaki的年輕人。得到的答覆是「這個名字在索馬里人當中太普遍了,你到難民營去喊,至少十個八個人應你。」

我只能禱告無論Sharmaki身在何處,都能避開邪惡,平安快樂。

現在回頭看,因為成長的背景和倫敦的生活經驗,我對排斥和歧視有著深刻的體會。我還記得自己在難民署接受培訓的第一個星期,向培訓我的顧問提問:「如何在協助難民的同時,可以保持一個對方與自己平等的心態?」

顧問的回答是:「記得,我們任何人,或許有一天也會坐在對方的位子上,為了申請庇護而忍受他人的刁難。」

「They don't need your sympathy, but respect. They are one of us.」顧問說。

他們不是「他者」;他們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做人就是要同理心。更重要的是,這些年接觸到世界各地難民的故事,既開拓了我的視野,也讓我的人生更為豐富;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各種喜怒哀樂的經驗,已然在我的生命留下了不能磨滅的痕跡。「人道就是我的國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 也因此成為我人生的座右銘。

儘管這個世界大而複雜,人類求存的意志力到底是一樣的。我不敢奢求一個不再有難民的世界,但希望凡有難民之處,也同樣有著多雙理解和包容的手。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不是他者。

唐南發(Josh Hong)是自由撰稿與評論人,同時也是獨立顧問,參與難民甄別與安置工作長達十三年,長期關注移工和難民議題。目前參與聯合國難民署於印度尼西亞的人道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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